第八章 端正良好的從政心態
從政要做有為的官
對於每一個國家幹部來說，如何使自己政治上進步得更快，思想上更加成熟，是踏上從政之路始終密切關注的一件事情。各級幹部在其任上，大都希望通過自己的一番作為，幹出樣子，幹出成績，得到群眾的擁護愛戴。絕大多數的官員都知道，這既是自己履行領導職責的需要，也是自己升遷的重要砝碼。
領導職務的提升，等不來，要不到，要靠本事，有為才有位。一切美好願望都是靠自己艱苦奮鬥一步一步地實現的。韓非子說：“宰相必起於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意思是，行政長官要從基層地方官中提升，軍事長官要從當兵的人中挑選。現在很多年輕幹部，都是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進機關門的“三門”幹部。他們有文化、有知識、有較高的理論水平，但缺少艱苦環境和複雜局麵的磨煉，更要通過實幹取得的成績證明自己的能力。
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說過，立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工作隨著誌向走，成功隨著工作來。立誌、工作、成功是人生的三個重要環節。立誌是事業的大門，工作是走向成功的旅程，這旅程的盡頭就有成功在等待著，以慶祝你努力的結果。對於很多事業有成的幹部來說，自己年輕時從政的理想是他奮鬥成功的重要動力。特別是很多政治家，心中都有遠大的政治抱負，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們選擇了從政，並為之不懈的奮鬥。
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就是這樣一個人。周總理從小就樹立了自己的遠大理想：為中華之崛起而奮鬥。為此，他一直都是努力地朝著自己的理想而奮鬥，時刻心係中華民族、人民大眾。19歲時，他給同學留下的臨別贈言是：“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之時”，並寫下了氣吞山河的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麵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正是因為周總理從小就樹立了遠大的理想，並始終不渝地堅持著自己的信念，把自己畢生的精力都奉獻給了祖國與人民。
有些幹部在一開始雖然沒有明確想過要怎麼樣從政，但為了理想，實現自我的價值，他們選擇了從政。詩人李白，豪放不羈，最不喜歡受約束，年輕時遊曆各地名勝古跡，骨子裏有很深的浪漫氣質。但為了實現自己救蒼生、濟黎民的宏偉大誌，當應召入宮時，他是很為激動的，以為自此可以步入政壇，一展宏圖。雖然他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在仕途上並不順暢，但這是因理想，為實現自我價值而從政的典型例子。
社會發展到今天，追求實現人生價值的最大化的全新生活理念更是得以張揚，昭示著人在生活、工作中新思維、新理念的變化。相當多的有理想、有事業心的幹部為了發展自我，彰顯個性，對體現個人價值的政治事業，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在政治舞台上盡情表演，因為他們在個人職業上尋找到了自我價值實現和事業的最佳契合點。革命先行者方誌敏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位居黨和軍隊的領導崗位。但他從事革命鬥爭十餘年來，經手的錢財數以百萬計，卻是一點一滴都用之於革命事業，在他被捕時，身上僅有的值錢之物隻是一塊懷表。在他被囚期間，朋友出於仰慕送來錢物，他馬上轉送獄中病餓的難友。在獄中忍受饑寒，寫下了著名的《清貧》。他更是超越了一般人的理想，把其從政之路視為實現全人類幸福的崇高事業，也正因為此，雖然他過得清貧，但他過得幸福。
做官就要為民造福
對幹部來說，心裏沒有群眾就是忘本；對群眾的疾苦漠不關心就是變質；濫用手中權力，欺壓群眾，就是對權力來源的背叛。所以，真正稱職的幹部都不會擺官架子，而是時刻注意聯係群眾，跟群眾打成一片，把群眾的疾苦裝在心上。因為他知道，傾聽群眾的呼聲，解決群眾的困難，是幹部“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最基本的職責。
唐太宗很清醒地認識到了老百姓和自己統治的關係，他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因此，在其在位的幾十年，力行休養生息政策，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偉業，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礎。在古代，有很多官員都能認識到人民的力量，他們說“老百姓可憐、可欺，但老百姓也可敬、可畏”。這句話多多少少反映了人民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力量。因此，有些人還是能實實在在地為老百姓做點實事的。清朝鄭板橋有一句很有名的話，“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就是這個道理。
如何為百姓謀福利？在不同的年代，為百姓謀福利的內涵和意義是不同的。但不管什麼年代，都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在戰爭年代，人民的利益是保家衛國，打倒反動統治，相對來說更需要的是會打仗、能打勝仗的幹部。那麼，在當時會打仗、打勝仗也是造福百姓。例如，當中央在確定抗美援朝大軍統帥人選時，一開始考慮讓林彪出任，但林彪考慮風險太大，因此稱病拒絕出任。這個時候，當黨中央找到彭德懷時，他不計個人得失，以“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的勇氣和魄力，毅然決然地挑起了中國人民誌願軍總司令的重擔，並曆經艱辛，精心指揮，最終凱旋。這就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為人民做的巨大貢獻。當時代需要的時候，當人民需要幹部挺身而出的時候，如果幹部不能勇敢地站出來挑起重擔，那麼這個幹部就不能說是一個政治上成熟、富有責任心的幹部。
在和平年代，幹部的主要職責和工作內容發生了變化。這個時候，給一方百姓帶來平安、祥和、富裕、文明，讓老百姓過上更幸福的生活是其最基本的職責要求。因此，時代要求興一方經濟、富一方百姓就是造福百姓。鄧小平深深懂得這一點，因此力主破除“兩個凡是”錯誤思想，領導和支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為使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打下了思想基礎，並以此贏得了民心。後來，麵對姓“社”、姓“資”等問題的爭論，又提出了“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形象地表明了他擱置爭論、集中精力抓好經濟工作的重要觀點。正是因為始終堅持了“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才贏來了中國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的大好局麵。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領導了這項惠及十幾億人民的偉大社會主義事業，實踐了他的為國家和為人民奮鬥終生的政治諾言，體現了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偉大風範。
反觀現在，有些幹部稍稍有點職位，就自以為了不起，看不起別人，特別是看不起群眾，喜歡以領導者自居，站在群眾之上發號施令。在基層，有些幹部為了“完成任務”，或者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不許農民發表不同意見，否則就扣上“幹擾工作”或“妨礙公務”的大帽子。有的還利用手中權力，隨意處罰群眾。有些鄉鎮在群眾工作中遇到棘手的問題時，隨意動用警力抓人，以給群眾“下馬威”，給“顏色看”，結果是老百姓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脫離群眾的危險傾向。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同誌在解放之初就對廣大幹部說過，“我們進了城，執了政，還要以普通勞動者的麵貌出現，要平等待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但是，看看這些幹部，表明已經沾染了不少“官氣”。
毛澤東深知為人民服務的重要性，把密切聯係群眾確立為我們黨“三大優良作風”之一。毛澤東在紅都瑞金時，就非常注意人民疾苦，時常想辦法解決老百姓的困難。當看到當地老百姓喝水很困難，特意組織紅軍挖了一口井，留下了“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美談，說明毛澤東時時都想著為人民辦實事。
在西柏坡，盛傳毛澤東“吃了農民種的糧就該為農民治病”的動人故事。1948年東渡黃河後，毛澤東乘吉普車由城南莊去西柏坡。路上，毛澤東看到一個八九歲的女孩躺在路邊茅草上，身邊坐著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村婦女。車從她們身邊駛過，那女孩子雙眼緊閉，臉色蠟黃，坐在她身邊的女人正在流淚。毛澤東要求停車看看怎麼回事。車停下來後，一問，才知道孩子病了，病得很重。毛澤東回頭將醫生叫過來，讓醫生為孩子看病。由於藥品緊缺，醫生猶豫著要不要用僅有的一支盤尼西林給小女孩治病。可毛澤東說人命關天，命令醫生立即給孩子注射。因搶救及時，小女孩被救活了。後來，每當談到那個孩子和流淚的母親，毛澤東感慨地說道：“農民缺醫少藥，生個病跑幾十裏看不上醫生，要想個法子讓醫生到農村去。吃了農民種的糧就該為農民治病！”
經濟不能發展，百姓不能富裕，是領導者的最大失職和無能。而一個能力較強又幹出實績的領導者，就會得到人們的信賴和高度評價，就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力，人氣就旺，就會贏得廣大幹部群眾的尊重和敬佩。蘇東坡修築水堤，使當地老百姓免受水災之苦，因此在他離開杭州時，人們做出了一道名菜“東坡肉”紀念他。又如周恩來總理，每天日理萬機，處理國家事務，解決民眾疾苦，深受全國人民的愛戴，以致在他去世的時候出現了十裏長街送總理的感人場麵。一個幹部又有什麼能比這更有成就感呢？
為政清廉才能受人稱讚
英國思想家羅素認為：“人與動物之間存在著許多區別，有些是智力上的，有些是情感上的。情感上的主要區別之一，在於人類的某些欲望與動物不同，是漫無邊際的，而且不能獲得完全的滿足。”
顯然，盡管“凡人皆有私欲”，但私欲的性質、指向、“等級”及其作用方式、產生的結果則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康德曾經指出的那樣：人的自我意識是道德和道德義務的必要前提。對幹部來說，有的能盡職盡責，忠誠於黨和人民交給自己的事業，掌好權，用好權，用手中的權力替老百姓多辦實事。但也有些幹部將貪欲作為人生要務、對金錢頂禮膜拜、昧著良心斂財、寧可損人也要利己，整天想著的就是滿足自己的私欲，這明顯是一種低劣的人格（個性）狀況表現，也充分反映了這類人必然要損人利己的低劣品德層次、道德觀念及道德水準，這必然為時代所唾棄，為社會所不容。
權力是一種資源，但這是人民賦予幹部管理政府、造福人民用的，所以有些幹部很能珍惜自己手中的權力，處處從嚴要求自己。“公則民不敢怠，廉則吏不敢欺”。他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有些人在盯著你的權力，要以他的錢買你的權，稍不注意，你就會成為金錢的俘虜。為政不廉，不是合格的領導者。要做到清正廉明，首先就是要心無私心雜念。
提起廉潔，人們很自然會想到包公、海瑞、於成龍這些古代清官，以及現代的那些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好幹部，比如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他們在群眾心目中都享有崇高的威信。自古以來，公正無私、不貪不占的官員，由於品行端正，高風亮節，最能使人產生崇敬之感。
作為一個幹部，在變化萬千的商品社會中，隻有守得住根本，抗得住誘惑，耐得住寂寞，管得住小節，才能站穩腳跟，立於不敗之地，才能堂堂正正地挺起腰杆來做人、做事、做官，也才能說起話來擲地有聲，辦起事來一呼百應。不論官位大小，職務高低，切不可拿權力作交易、以權謀私、貪圖享受、玩忽職守。
吳奇修，一個農民的孩子，1987年北京大學經濟係畢業後，主動申請回到家鄉漣源縣工作。1995年出任茅塘鎮石門村黨支部書記，將一個貧困村建設成為遠近聞名的億元村。
我們不僅要問，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一名北京大學的高材生放棄了大城市優厚體麵的工作，放棄了考研究生，考博士，當經濟學家的理想，回到他那個偏遠貧困的家鄉呢？他是這樣說的：“我們來到家鄉一些特困鄉村進行一些調查，那裏位置偏僻，老百姓的生活也非常貧困，從他們的眼神裏我看不到希望，他們生活沒有什麼希望，是處於掙紮狀態，這種眼神這種感覺對我的刺激太大了，對我的震撼也很大。這時候我就在想，我們是農家的孩子，又是通過恢複高考，通過黨的好政策使我們能夠考一個好大學，並且學經濟學這麼一個好專業，那麼我學了這些東西，能不能運用於實踐，為這些急需得到幫助的人做點什麼。”正是懷揣著這樣一種樸素的理想，吳奇修是當時湖南省惟一一個北京大學畢業之後回到家鄉的人。但是，實現理想的道路並非一條坦途：待遇低，生活艱苦，嘲諷、挖苦、非議也接踵而來。吳奇修坦然地麵對了這一切，實實在在地從小事做起，取得了周圍同誌們的信任和理解。1995年，吳奇修出任地處漣源南部山區的茅塘鎮石門村黨支部書記。這是一個當地有名的貧困村，吳奇修卻毫不猶豫地挑起了這副重擔，他通過改善投資環境和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吸引資金，走上了一條工業興村的道路。當石門村摘掉了貧困的帽子，成為遠近聞名的富裕村之後，麵對競爭日漸激烈的市場壓力，吳奇修又一次提出走一條科技型、外向型、多元化、集團化發展之路的新思路。
應該說，正是這種“為老百姓做點事，將自己所學的知識運用於實踐”的理想構成了吳奇修的職業動機，也正是這種理想的支撐才使得他能夠甘於清貧，這樣一路走來。當然，在他麵對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學時，也曾有過些許的失落。但是，理想的力量又使他很快調整好了心態，再一次坦然麵對這一切。當理想實現的那一天到來時，吳奇修感受到了一種深深的幸福感、滿足感和成就感，一種真正有所作為、為民服務的感覺。
懂得知足更要懂得不足
大多數幹部把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看成是與社會脫離，是“失敗”的象征，是人生晚年的不幸事件。由於每個人的經曆、受教育程度乃至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許多人在被免職以後，各種議論和猜測接踵而來，說什麼的都有。也有少數人冷眼以待，認為他已經派不上什麼大用處了，結果有的老熟人突然變得陌生起來，以前的“高朋”也不再滿座，更有甚者，還會“再踏上一隻腳”。
有時候，失位也未必是壞事，關鍵是如何看待這件事。從職務上退下來把崗位讓給年輕人是工作的需要。麵對職務的調整，切勿心灰意冷或怨天尤人，因為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遭遇挫折需要理智、全麵、深入地尋找原因，以便在今後的工作中有的放矢。麵對失位，應調整心態，要以一顆平常心對待，否則，失去的會更多。尤其是作為黨教育了幾十年的老同誌，更要正確對待權力、地位和自身利益，以人格力量展示真實的自我。
“知足長樂”是人們通常說服別人或說服自己，求得心理平衡的道理。道理歸道理，但做起來卻較難。倘若你采取一種理智的、能使自己知足的比較方法，你就會真的知足了。這個比較法很簡單，即和自己過去比、和收獲不如自己的人比，而不要一味和高於自己、強於自己的人比。比如你總覺得你的收獲的不如付出的多，那你就應該和付出比你更多、獲得比你更少的人比，這樣你就知足了。所謂知足，是指物質上的知足，在物質上，如果能像一休那樣說的“就到這裏”，多少煩惱與禍難將因此而免去！
僅僅是知足，人類就不會進步發展了，所以，要在物質上知足，而在知識上、人生境界上感到不知足。有了這種不知足，則會使人類和個體不僅能夠生生不息，更能夠為了進步與繁榮而拚搏進取。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史上最為博學之人，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惟一知道的是自己的無知。您可別以為他這是過謙之辭，其實他深知自己比許多自以為博學的人博學得多，才敢到處去傳播真理，教育他人。但他又是真誠的，他所謂“無知”並不是指對書本知識的一知半解，而是針對浩渺宇宙知識的無限性而言的。這是一種偉大而深沉的不知足，有了這種不知足，人還有可能自滿、驕傲、傲慢、墮落或需要未滿足就產生挫折感嗎？
看來知足與否無非涉及物質與精神境界兩方麵。倘能在物欲上知足常樂，又能在精神境界上不知足以常自更新，到了這種知足與不知足的大境界，想有一次心理失衡都很不容易。由此便得出一種人生感悟：物質上知足加精神境界上不知足等於常樂。
保持自覺性，避免盲從性
自覺性是一個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行動的目的和意義，並依此主動調節、支配自己行動的意誌品質。那麼，這種自覺的意誌品質來自何處呢？它來自人們堅定的理想和信念，具有堅定信念的人的精神狀態和行為狀態就具有穩定性和執著性。鄧小平說得好：“為什麼我們過去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鬥出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想，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江澤民指出：“有了遠大的理想、堅強的毅力，我們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沒有奪取不了的勝利。隻有那些有遠大理想抱負的人，有美好心靈的人，才能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確實，當一個人抱有堅定的信念時，他就會在態度上對自己的事業充滿高度的熱情，在行為上堅定不移、矢誌不渝。具有自覺性的人在意誌行動中，能夠獨立地發現問題，不用別人太多暗示，就能主動提出解決辦法，找到實現目的的手段，並積極采取他所需要和能采取的正確行動。
2003年，中國有13名省部級領導幹部因腐敗問題被公開披露，分別被判處死刑、死緩、有期徒刑或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在中紀委公布的程維高違紀案件中，特別提到其利用職權，對如實舉報其問題的郭光允進行打擊報複的事實。一時間，郭光允成為人人稱道的反腐英雄。從1988年舉報石家莊市建委主任李山林開始，到1995年向中紀委舉報程維高等人違法違紀行為，郭光允曆經坎坷。因為舉報程維高，他被開除黨籍，蒙受了兩年勞教之災，其家人親朋近20人先後受到牽連。但他仍然堅持不懈，終於引起中央有關部門對程維高違紀問題的注意和調查。時任河北省“三講”巡視組負責人陰法唐高度評價郭光允“敢於向上反映程維高這樣的人物的問題是不簡單的，是要有很大勇氣的，更何況他反映的問題是對的。在遭受了打擊報複以後，還一直不停，可以說確實是反腐敗的一個典型人物”。郭光允反思自己8年反腐經曆，百感交集：“有人說我是河北的反腐英雄，我不是。我隻是在河北的反腐進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8年的人生代價也許太大了，但我要麼同流合汙，要麼站在他們的對立麵，我別無選擇！”。“別無選擇”道出了郭光允將反腐敗進行到底的意誌自覺性。
日本著名管理大師富山芳雄在《這樣的幹部辭職吧》一書中談到幹部具備的目標指向力問題時，認為從幹部所處的狀態來看，可以將幹部分為三種：
第一種幹部，為每天工作所迫，對工作感到力不從心。在自己負責的部門，完全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或者由於自己總是糊裏糊塗的，上司要求解決的問題層出不窮，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就忙得不可開交。
第二種幹部，雖能勝任工作，但沒有一個要盡自己全力達成的主動目標。從別人的角度來看，屬於這一類的人，看起來非常安穩，這類幹部本人也想通了，認為“這就是工薪階層的生活”，既不緊張也不激動地打發著每天的日子。
第三種幹部，自己能夠抓住所在部門的實質性問題，決心“到什麼時候”要達到“什麼樣的狀態”，並為達到目標而不懈地追求。這種人不是被動地工作，而是積極地駕馭工作。
從幹部意誌品質的角度看，第一種幹部的意誌品質具有盲從性的特點，他對所有事情都持一種防禦態度，工作總是要上級牽著鼻子走。而第三種幹部明確目標，知道自已該做的事情，意誌品質具有自覺性，所以他主動工作並快樂生活著。
具有盲從性意誌品質的人極易在別人的慫恿或煽動下從事有違社會要求和個人初衷的行動。牽涉到廈門特大走私案中的原廈門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長趙克明開始根本不把賴昌星放在眼裏。趙克明說：“第一次我進紅樓，好多人在那兒吃飯，吃完飯他就單獨跟我在一塊兒坐，一下子拿出一袋子錢給我，我覺得這種人格調很低，手段那麼……實在是令人不能接受。”為了“擺平”趙克明，賴昌星對症下藥。當他得知趙克明十分“好色”之後，賴昌星把趙克明約到了紅樓。紅樓的小姐讓趙克明樂不思蜀，從此，他頻繁出入紅樓，成了紅樓的常客。趙克明事後大言不慚地說：“他隻是沒有辦法，用女人來跟我做一種溝通，我是因為盛情難卻。”賴昌星利用紅樓小姐套牢了趙克明之後，趙克明對於賴昌星送上的10萬港幣也就不再推辭。女色的引誘，終使趙克明意亂情迷，在犯罪的泥潭裏越陷越深，最終受到法律的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