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在書中宣揚了君權神授思想。在《武帝紀》中記曹操破袁紹後，交待50年前就有黃星出現，預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權的興起。記曹丕稱帝時，又講有黃龍出現的曹操的故鄉，對於蜀吳的稱帝，陳壽也點明是天意所在。從這種天命論出發，他讚成前朝舊臣變為當今新貴，卻指責失敗的政治家不識時務，按陳壽的看法，朝代的興替由天意決定，誰建立了政權，誰就是天命攸歸，服從新朝也就是順從天意，這是符合當時世族的政治利益的。當朝代變化頻頻的時候，隻有這樣，世族才可進退自如，盡量免遭損失。
書中很重視傑出人才的曆史、作用，對於諸葛亮、曹操、劉備、孫權諸人的能力與曆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寫與敘述。對於人事、人謀對曆史事件、曆史進程的影響，書中也作了大量記述，給人們提供了豐富的曆史經驗。：重人事與重大命思想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三國誌》的矛盾特性。
陳壽還通過曆史人物宣揚了忠貞節義的封建，倫理觀念。書中記述臧洪率東郡軍民抵抗袁紹，最後全城戰死的事跡很有代表性。當城中內無糧草、外禾救兵時，臧洪讓手下吏士各自帶領家小逃走，手下主人都堅決要求戰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後，主簿從內廚中取出珍藏的-三鬥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曠分給全體將士，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感動得“將士鹹流涕，無仰視者”。最後“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三國誌·呂布臧洪傳》陳壽在這裏表示了他對節義的向往，也寫出了書中較為生動的片斷。他宣揚忠貞節義與宣揚順天達命，勉為新朝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實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統一起來。順天達命，袍笏登場。世族中的頭麵人物要隨波逐流，以保其榮祿富貴；忠貞節義，死而無悔，世族的部屬們卻要全忠仗義，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們維護了封建倫理，也維護了世族的根本利益。 [14]
據事直書
首先《三國誌》的據事直書表現在正視三國分立的事實上。我們知道，西晉政權是繼承曹魏而來的，因此，西晉時期的中原人士在談論三國時期的曆史時，往往都以曹魏為正統，而視蜀、吳為偽國。也就是說，他們隻承認有魏，而不承認三國分立這樣一個客觀事實。陳壽雖然是西晉的大臣，卻與人們的普遍看法不同，他視魏與蜀、吳為對等的國家，肯定三國分立的客觀事實，所以他要把自己撰述的反映三國時期曆史的著作取名為《三國誌》。可以說，《三國誌》的問世，不僅打破了傳統紀傳體史書以一國為史的做法，是紀傳體撰述方法的一大突破，而且若結合陳壽所處的特定的曆史背景，無疑也體現了作史者的大無畏精神和據事直書的作史態度。對此，清代史家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三國誌辨疑序》中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認為“當時中原士人，知有魏而不知有蜀、吳也。自承祚書出，始正三國之名。”認為陳壽這種“引魏以匹二國(指蜀、吳)”的做法，“其秉筆之公，視南、董(指春秋時敢於直書的史官南史和董狐)何多讓焉。”
其次《三國誌》的據事直書表現在評論人物上。陳壽作為史家，又曾長期擔任本郡中正官，因而評論人物是他的長處。正因此，《三國誌》一書不但重視對於曆史人物的評論，而且其評論大多都比較中肯。而這種對曆史人物進行恰如其分的評價，無疑也是《三國誌》據事直書精神的一種體現。如《三國誌》評論曹操，肯定其“明略最優”，是一個“非常之人，超世之傑”；評論劉備，認為其“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但是，“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評論孫權，肯定其“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評論諸葛亮，肯定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是“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然而“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評論關羽、張飛，認為他們“皆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然而關羽“剛而自矜”、張飛則“暴而無恩”，他們最終“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如此等等。以上這些評論，即使我們從今天的眼光來看，也可以稱得上是公允、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