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辦洋務，救國救難
曾國藩原是一個正統的封建理學家，以後演變為最早的洋務派大官僚，在當時位高權重，由傳統的封建政治思想轉變為一種新的思想體係，對內維持三綱五常，對外講究“忠信篤敬”，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不平等條約從各方麵保證了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中國成為他們傾銷商品和鴉片的市場，大量農民和手工業因此破產；清政府為了支付賠款和滿足更加奢侈糜爛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封建剝削，階級矛盾鬥爭日益尖銳。早已此起彼伏、連續不斷的農民起義，終於彙成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麵對日漸嚴重的內憂外患，一向抱有“救世”之誌的曾國藩，為挽救清王朝的滅頂之災而開始探索救國之路。
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曾國藩重視並引進了西方的武器，他承認“逆夷所長著，船也、炮也”。在清政府與資本主義列強相抗衡的過程中，他承認資本主義列強的力量強大，他說：“當此積弱之際，斷難與爭刀之末”。
洋務運動是在農民革命的大風暴中產生的，有絞殺農民革命的一麵，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是中國由封閉走向開放，由傳統走向近代的裏程碑，從這點上說，它是具有相當革命性的曆史變革。洋務運動把“師夷長技以製夷”從紙上、口頭上變成行動，使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社會結構及社會麵貌發生了變化，中國社會曆史前進了一大步。隨著人們對洋務運動的重新認識，從而對其首領曾國藩也必須重新認識。洋務運動被論證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運動，因此曾國藩就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倡導者和開創者。
曾國藩作為一個封疆大臣，他倡導和創辦洋務，其流風餘韻對晚清影響很大，他開創了洋務運動的先河，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曾氏早年潛心於程朱理學的研究，但他並不局限於理學的空談，而倡導經世致用，也不同於一般的封建官僚，隻知安享富貴尊榮，他麵對國家民族深重的危機，承襲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觀點，主張向西方學習以求富國強兵。
他曾倡言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求時第一要務”。早在1856年，他就向鹹豐帝奏稱“製造輪船為救時之要策”。當然，曾國藩從來都不是一個隻將行動停留在口頭上的“言論家”，很快，他一旦征得清政府的首肯，就立刻積極地投入創辦洋務的實踐活動中。
曾國藩注意到了西方國家的情況，他提出“購買外洋船炮，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曾國藩把購買外國的堅船利炮當作具有全局意義的政策。同治二年，曾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用徐壽等製造輪船，接著又派容閎“前往西洋購辦製器之器。”同治四年，他與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廠，附設譯書局。同時，曾國藩注意收羅各種了解西方技術和情況的人才。同治十一年，他和李鴻章聯銜會奏，派遣學生出洋留學。
由買船而主張造船，由造船進而主張仿製工作母機，由仿製工作母機進而認識到“洋人製器出於算學”，主張了解西方在技術領域中的某些專門理論；同時主張設立譯書局，“專擇有研製造之書，詳細漏出”；由注意收羅各種了解西方技術和情況的人才，進而主張有意識地培養和造就。
曾國藩在辦洋務活動中對資金籌集有一貫的思想，就是重視農業，堅決反對向農戶攤派。
他興辦軍事工業的費用，主要以軍費開支，這些軍費中有一部分直接來自厘金，但從未向農民攤派過團練費用。曾國藩對於洋務資金的使用很是珍惜，他堅持銖金寸累的方式辦工業，並諄諄告誡下級要愛惜各色物料，並具體提出了各色物料的管理辦法。
曾國藩晚年在辦洋務運動的生涯中，主要精力是放在了西學東漸、培養科技人才方麵，隨著洋務運動的不斷深入，他的認識也不斷提高。
由於翻譯西書，使曾國藩認識到培養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於是他又在江南製造局內附設了兵工學校，並推行留學教育。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國藩接受容閎的建議，奏請選拔幼童出國肆業。
在他的努力下，1870年中國派遣120名幼童分批赴美國留學。為了長久之計，曾國藩在美國修築了堅固壯麗的樓房，設立了留學生事務所，此舉被容閎譽為“將與中國兩千年曆史中，特開新紀元矣”。曾國藩開風氣之先，洋務派繼續於後，繼派幼童赴美留學後，又陸續向歐洲和日本派遣留學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
在學習外國方麵，曾國藩反對全盤照抄，認為“善學者自須用其所長，去其所短”。他學習外國的方針是根據中國的特點和需要，有針對性地學，“學其所長”的過程中一定要“去其所短”，他能開眼看世界，更能洞察外夷的長短。曾國藩辦洋務運動的具體方針政策是立足於自己的動手試製，逐步提高製造能力，培養自己的技術力量，創辦自己的工業基礎。
曾國藩開創了辦洋務的先例，所辦洋務雖然項門少、時間短，但意在影響他人。曾圍藩在十年間不講收獲，隻講耕耘，以百折不撓的艱苦創業精神從事洋務事業，他所從事的事業不僅初見成效，而且影響深遠。曾國藩所創辦的安慶軍械所後來發展成為規模宏大的造槍、造炮、造船的江南製造總局、該局的創辦和發展為中國的軍工製造業起了開拓作用和示範作用，在它的支援和推動下興起了一批軍、民用企業，構成了中國近代工業最初的基礎。
曾國藩在培養人才方麵開創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留學教育之先河，他選送幼童進入美國中小學學習，衝破了封建傳統舊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項突出的改革，推動了新式教育的發展。這批留學生在美國接受了資產階級新教育的熏陶，學習了近代的科學基礎知識，多數人都成了我國最早的造船、鐵路、礦務、電報、製造、海防工程等方麵的科學技術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隨著留學生和國內新式學堂學生的增多，逐漸形成了我國新式知識分子群體，這個群體促進了我國近代社會的不斷進步。
應該說，曾國藩所舉辦的洋務運動，其主導動機乃是為了抵抗外來侵略。他在客觀上一定程度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刺激了中國近代軍事、民用工業的發展和壯大，對以後向西方學習經濟、科技、軍事等，也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另外，洋務運動在抵抗外來軍事、經濟侵略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洋務運動中創辦的軍工、民用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用來裝備軍隊和投向國內市場，在一定程度上遏製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強化了抵抗外來侵略的軍事手段。例如1874年日本人侵台灣時，沈葆楨奉命加強台灣防務，當時“護送兵勇，轉運軍糧，接濟糧食，均由輪船自達重洋，克期而集”，而這些輪船都是由福州船政局製造的。1876年至l878年清廷收複新疆時，甘肅製造總局又發揮了重要作用。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天津機械局各廠“添做夜工”，槍彈日產增加一倍。金陵製造局在此期間，“蓐展興，篝火夜作”，除供應北洋軍需外，還接受廣東、雲南、台灣等省定製的大炮l75尊。
可見，洋務運動的展開使中國的武器裝備能力乃至國防力量大為加強，這對於中國避免全盤殖民化和被肢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這其中，曾國藩是功不可沒的。
曾國藩居官為政絕學
曾國藩原是一個正統的封建理學家，以後演變為最早的洋務派大官僚，在當時位高權重，由傳統的封建政治思想轉變為一種新的思想體係，對內維持三綱五常，對外講究“忠信篤敬”，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
為國為家，心懷天下
成大事比拚的不是一兩個夢想的實現，而是眼界和誌向。獲得一次成功不難，難的是運用長遠的發展眼光一直把自己置於優勢位置上，在以宏偉的誌向為導向審時度勢的過程中，尋找成大事的契機。對於心懷天地的人來說，每天的每一步都是一種發展。
據說，有一天晚上約11點鍾，曾圍藩親自審訊李秀成後，中軍向曾國藩報告：“請見大帥，湘軍的高級將領約有30餘人忽然雲集大廳。”曾國藩似乎明白了他們的來意，於是便問九帥有沒有來(九帥即其弟曾國荃)，中軍回答未見九帥，曾國藩即令立即召見曾圍荃。曾國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將，這天剛好生病，可是主帥召喚他，他也隻好抱病來見。
曾國藩聽說曾國荃已到，這才整裝步入大廳，眾將肅立，曾國藩態度很嚴肅，令大家就座後，也不問眾將來意，眾將見主帥表情如此則不敢再聲。如此相對片刻，曾國藩乃命隨員去拿紙筆，隨員進以簿書紙，曾國藩命換最好的大紅紙，就案揮筆寫了一副對聯，寫後擲筆起身，一語不發，從容退入後室。眾將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國荃乃趨至書案前，見曾國藩寫了l4個大字，分兩行上下聯：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國荃讀完此聯有些惶然，眾將觀讀聯語，有點頭的，有搖頭的，有歎氣的，有熱淚盈眶的，各式各樣表情不一，最後曾國荃用黯然的聲調向大家宣布說：“大家不要再講什麼了，這件事今後萬萬不可再提，有任何枝節，我曾九一人擔當好了。”
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在南京城破後，湘軍一心擁護曾國藩為帝的一幕，可是這種非常之舉是成則為王、敗則誅殺九族的危險舉動，所以誰也不敢明言說出口。曾國藩明知眾將來意，隻用十四字聯語作答，大家相互之間都不點破。
曾圍藩熟讀儒家經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學家，在關鍵時刻是進是退?何去何從?他看得十分清楚。他堅拒縱橫家王闓運勸其稱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國藩的品格特征和處世風格。
王闓運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幾歲扡始研究經學，對《春秋公羊傳》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經在於致用，他的致用是將經與術結合起來。術是權術，是治理國家的一種方法、手段，即所謂縱橫之術。王闓運想用縱橫之術來輔助識時務之人成帝王之業。
王闓運的這種抱負隨著太平軍起義的爆發愈演愈烈。起義軍進入湖南後，曾國藩奉清政府之命幫辦湖南團練，組織湘軍與起義軍為敵，王闓運曾多次上書言事，得到了曾國藩的重視。後因為王闓運是獨子而未能從軍，但是他從此與湘軍將帥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在太平天國存在期間，他曾三次到曾國藩駐地探視，並參與謀劃。
鹹豐五年(1855)，王闓運勸曾國藩自立不成。鹹豐十年(1860)，他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謨，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國藩卻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幾上點點劃劃。不多時，曾起立更衣，王闓運便站起竊視幾上，隻見上麵依稀有個“妄”字。一晃又是幾年過去了，此時的曾國藩正準備北上“剿撚”，一見王闓運到來極為高興，但因有了前兩次的“勸進”，曾國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闓運這次卻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隻是與曾國藩討論學問。但到後來，曾國藩還是聽出了王闓運的弦外之音，還是讓他做曹操!曾國藩這次倒也平靜，故作不知。王闓運自知他的帝王之術再無實現的機會，頗為沮喪，隻得悻悻而歸。
三次縱橫計不就，王闓運對曾國藩的看法大為改變，說曾國藩再次出山已“變節為巽順”，雖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擔當。直到晚年，王闓運已經曆了清亡、袁世凱複辟敗亡等重大的曆史事變，才對曾國藩當初不自立為帝的看法有了改變。自慚形穢，並書一聯日：“花鳥總知春浩蕩，江山為助意縱橫。”書畢，他對身邊的人說：“吾不敢著墨文正聯上，以重汙文正。另書此，紀文正之大，且以誌吾過。”王闓運對曾國藩的霸才悔過，對曾國藩恪守名分的行為讚歎不已，這說明曾國藩的頭腦始終是清醒的，為人之道的確是精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