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在版編目（ＣＩＰ）數據
明代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研究 \/ 晁瑞著.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9
ISBN9787305209178
Ⅰ. ①明… Ⅱ. ①晁… Ⅲ. ①漢語－語言政策－研究
－中國－明代②漢語－語言規劃－研究－中國－明代
Ⅳ. ①H1-0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206417號
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漢口路22號郵編210093
出版人金鑫榮
書名明代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研究
著者晁瑞
責任編輯盧湘怡尤佳編輯熱線02583592123
照排南京南琳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虎彩印藝股份有限公司
開本787×9601／16印張 135字數 235 千
版次2018年9月第1版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209178
定價4500元
網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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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研究
序
序
淮陰師範學院的晁瑞老師跟我原本不相識，去年在呼和浩特出席一個學術會議，我們都饒有興趣地討論了“古代中國語言政策規劃史”這個話題。當時晁老師主持的“明代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研究”項目即將結項，拙文《中國語言文化傳統與古代語言政策流變》即將發表，我當時還建議，在其大作中增加明朝四夷館及語言翻譯等相關內容，晁老師欣然采納了。
從全球視角看，語言規劃的興起跟社會民族問題的呼喚密切相關，跟20世紀上半葉新興國家的獨立緊密相連。語言規劃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大概是20世紀60年代發展起來的，但是語言規劃的曆史卻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印度出台《巴尼尼語法》，表明印度語法學家已經有意識介入語言規劃的各項活動之中。古希臘古羅馬的語法學家曾是語言立法者，他們長期從事語言規範化工作，使得規範化了的語言形式經受住長期時間的考驗。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采取了一係列鞏固政權、維護統一的措施，實施“書同文字”的政策，結束了漢字書寫混亂的局麵。經過2000多年的實踐，漢字的超方言性或統一性已經成為漢字的一大重要特性，中國不同方言群體之間，甚至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即使不能通話，也能讀懂漢字，認同漢字及漢字文化。漢字在中華民族建立統一國家的發展和延續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古中國、古印度、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語言規劃已經載入世界語言規劃史冊。然而迄今學界還沒有有關中國語言政策規劃史的專著，相關史料散見於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曆史文獻之中。總體說來，中國從先秦到晚清2000多年語言政策的流變也具有主體性和多樣性的特征。
漢字統一、文字音韻規範、佛經翻譯和漢字傳播政策，是中國古代語言政策規劃長河中的主流，這些政策規劃跟中國語言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跟中華文華的先進性、包容性緊密相連，跟中國封建社會的統一性、長期性和穩定性相適應。
少數民族文字創製和推行、少數民族政權的“國語”“國字”和少數民族多語並用政策，是中國古代語言政策規劃長河中的支流，這些政策規劃跟少數民族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息息相關，跟語言民族認同、語言民族主義思想相聯。用少數民族文字記載的少數民族優秀文化，在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也為中華民族語言文化寶庫增添了寶貴的品種。
焚書坑儒和文字獄則是中國古代語言政策規劃長河中延綿不斷的一股暗流，該政策規劃跟中國封建王朝奉行的政治文化專製主義一脈相承。
構建編寫中國古代語言政策規劃史，既需要通史方麵的研究，也需要斷代史方麵的研究。不論哪種研究，都要求研究者既能熟練掌握語言政策規劃理論，又有熟練駕馭古代曆史典籍的功底；能以今尋古，而不能以今證古，或以古證今；所提命題、判斷和結論似應言之成理，持之有據，實事求是，恰如其分；而不能論言過其實，主觀臆測或亂貼標簽。
晁瑞老師的《明代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研究》，從明史、明實錄、大明會典、禮部誌稿、昭代典則、國朝典彙、皇明詔令、皇明詔製、皇明大政紀、皇明通紀法傳全錄、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皇明通紀集要等史書中，尋找明代官方語言的規定、學習、使用和規範，揭示了明代語言生活和語言政策規劃狀況，譬如，推廣《洪武正韻》南係官話音，建立從鄉村至於中央國子監學校體係，頒發統一教材，規定文公格式，規定外語翻譯規範，以《字彙》規範漢字部首，以《正字通》規定漢字書寫俗、正、通用字體。
該書在闡釋和論證過程中，多有發現和閃光論點，其中某些陳述或觀點，在學界可能尚未達成共識，該書的框架可能還可以做出不同的設計，學界可能會做出不同的探索、爭鳴或結論，但是，無論如何，該書中的不完善、不美滿之處在所難免，該書畢竟是我國古代語言政策規劃史研究中的第一部斷代史論著，它填補了我國明代語言政策規劃史研究中的空白。
是為序。
周慶生
2018年7月21日
於北京靈通觀寓所
明代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研究
目錄
目錄
緒論1
一、國內外語言規劃研究現狀1
二、選題緣由7
三、研究對象11
四、研究意義11
第一章明代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概論14
第一節官話問題14
一、明代漢語書麵語15
二、明代漢語口語18
第二節少數民族語言問題22
一、明長城以北地區語言22
二、雲南邊地語言28
第三節外語問題30
一、為了國家安全30
二、為了國際貿易33
第四節翻譯問題35
一、記錄外語有穩定規範35
二、音譯、意譯各有使用範圍36
三、譯文使用有穩定規範的文言文37
第二章朱元璋時期40
第一節《洪武正韻》與地位規劃40
一、明代語言地位規劃的動機41
二、製定《洪武正韻》的曲折曆程45
第二節明代初年公文格式與漢語規範化49
一、國家文書文辭典雅49
二、規定公文格式49
三、定書信往來禮儀及避諱同音字51
四、與朝鮮因表箋格式而起的外交風波51
第三節國家教育體係與漢語習得規劃53
一、重視祭祀孔子禮儀53
二、重視學校教育54
三、重視培養天下士子德行59
第三章朱棣時期61
第一節外語學習與漢語傳播61
一、四夷館各翻譯語言述略61
二、漢語國際傳播渠道63
第二節文化典籍整理與語言傳播67
一、佛教典籍整理68
二、儒家典籍整理69
三、民間歌曲整理72
四、典籍語言傳播72
第三節明初書籍刊刻與漢語習得規劃73
一、明初文化事業恢複舉措73
二、明代圖書出版管理體製75
三、明初書籍內容與語言特點76
四、明代百姓習得的典範漢語80
第四章明代四夷館與外語習得規劃81
第一節關鍵語言設置與外語習得規劃81
一、域內翻譯與域外翻譯81
二、關鍵語言82
三、外語習得規劃83
第二節四夷館管理措施87
一、譯字生管理措施87
二、教育管理措施90
第五章明代政府機構、文化與語言規劃93
第一節明代國家機構與語言規劃93
一、翰林院學士及皇帝近臣與語言規劃93
二、國子監與國家語言文化101
三、禮部與國家語言文化102
四、司禮監與國家語言文化105
第二節明代圖書出版與語言規劃106
一、國家出版機構由盛而衰106
二、萬曆年間國家語言文化轉變107
三、明代出版與語言傳播109
第三節宋濂的貢獻與聲望規劃112
一、宋濂的主要貢獻112
二、宋濂地位與明代理學118
三、宋濂建立的明初典範漢語120
第四節王陽明學派與聲望規劃120
一、王陽明學術思想核心內容120
二、王陽明學術思想傳播123
三、王陽明心學與語言傳播125
第五節國際學術交流與聲望規劃126
一、明末清初西洋傳教士入華曆史126
二、明末傳教士著述使用語言127
三、明末傳教士入華漢語口語130
四、清代前期傳教士著述使用語言131
五、第一次中西國際學術交流成果138
第六章明代語言學成果與本體規劃141
第一節《字彙》141
一、《字彙》凡例141
二、漢字部首的新探索142
三、漢字規範三原則147
第二節《正字通》149
一、正字與錯別字150
二、俗字與正字152
三、通用字153
四、《正字通》釋義特點154
五、字形規範與變異155
第三節《通雅》157
一、《通雅》內容157
二、《通雅》語言研究成就157
三、《通雅》反映明末求實、尚疑精神171
第七章明末清初中西接觸與翻譯規劃172
第一節中國古代如何翻譯外來語172
一、佛經翻譯172
二、明代翻譯繼承中國優秀傳統174
第二節明末清初西學翻譯規劃178
一、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179
二、其他明末清初著名西學翻譯家185
第三節翻譯書籍傳播與漢語習得規劃186
一、除宗教之外西學翻譯著作總彙186
二、各學科部分厘定術語193
三、西學翻譯東亞傳播195
第四節明末現代化進程中斷的社會原因考察196
一、東西方知識精英的局限197
二、中國政治精英的局限199
結語201
後記205
明代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研究
緒論
緒論
一、國內外語言規劃研究現狀
（一） 國外語言規劃研究本節撰寫參閱周慶生《國外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進程》，語文出版社，2001年。
“語言規劃”這一術語首先由威因裏希（Uriel Weinrich）於1957年提出，由豪根（Einar Haugen）、費什曼（Joshua A. Fishman）、伊斯曼（Carol. M. Eastman）、蘭伯特（Wallace Lambert）發展。豪根的代表作為論文集《語言生態學》（The Ecology of Language），他將語言規劃定義為：“一種準備規範的正字法、語法和詞典的活動，旨在指導非同質言語社區中的書麵和口頭語言應用。”費什曼主要關注語言政策研究，他的代表作為《社會文化演變中的語言》（Language in Sociocultural Change），他首次將語言規劃放在社會語境中進行科學考察，為美國語言規劃作出了突出貢獻。伊斯曼寫作了首部《語言規劃導論》（Language Planning:An Introduction）將學科推向前進。蘭伯特代表作為《語言、心理和文化》（Language, Psychology and Culture），他發明了一種測試語言態度的方法，稱作“變語配對法”，具體過程如下：先根據定向調查的目的，請一些雙語熟練者用兩種語言朗讀同一篇語料，然後讓被調查的人聽這些錄音，使其相信錄音為不同人所錄，並進而判斷錄音朗讀人的特征，以發現一些社團中，對某些社團成員因語言產生的偏見或帶有傾向性的看法。這一方法對測試社會語言態度很有幫助。這些成果使語言規劃越來越具有嚴密體係，逐步成為社會語言學的分支方向。
國外語言規劃研究關注的主要問題演進過程大致如下：
20世紀60年代，主要關注語言文字的規範化和標準化。其中重要的問題是：語言地位規劃，如官方語言問題；語言態度，即俗與雅的判定；第二語言學習動機，即為商業經濟還是為社會地位而學習；語言標準化概念，即為文字、語音、詞彙、語法確定哪些標準；語言保留與語言轉移，即少數民族如何傳承母語語言，如何與國家的主體民族交流。60年代末期，克洛斯（H.Kloss）提出了語言地位規劃和本體規劃的概念，很快被學術界接受。
70年代，主要關注語言標準化問題，規劃的動機是在多語言環境中選擇共同語。弗格森（Ferguson）認為，標準化的語言是規範化了的，應該可以寫出來，能吸收不同方言特點並具有超方言的特點。另一個關注重點是語言保留和語言轉移，即語言在接觸環境下有何使用習慣，以及促使語言保留和語言轉移變化的意識行為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