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長期執政的邁向現代化的大黨，其領導實踐就是為政治過程中的權力主體立法，為多元訴求主體提供價值導向和政治理想，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和民族複興創造條件，提供有力的技術與製度支持。本書闡述的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要立足價值建構與製度安排的有效性，從實現、維護和發展人們現實的利益出發，探求新的曆史條件下政黨執政能力建設的基本規律，尋求黨的功能發揮及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科學路徑。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的意義
現代政治中，執政黨作為社會演進和秩序維護的核心組織，無疑是社會發展最為重要的領導力量。政黨如何有效動員社會，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發展，反映了政黨能力。而政黨建設的科學化水平，以及在不確定性極高的現代社會中的治理能力，則直接體現了政黨的先進性和現代化程度。
孟德斯鳩1748年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小國經常被滅於外敵，大國則常亡於內亂。一個大國的繁榮富強有賴於其國民的精神和風氣；一個強大社會的良序和科學發展有賴於強大的好的政府；而一個好的政府，在現代社會有賴於一個先進的政黨的領導，並且直接表現為政黨能否實現社會發展，保障人民權利，維護人民福祉，提供人民良好的發展環境。
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指出，中國“麵臨的發展機遇和風險挑戰前所未有”。中國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直接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成效。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發展麵臨的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多元社會主體日益凸顯的矛盾和衝突，對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純潔性建設提出新的要求。黨需要增強應對各種風險考驗的能力和保障民生的能力，形成保障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領導體製和工作機製，實現利益協調和價值引導，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平正義，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滿足人民對於幸福生活的新期待。這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的重大課題。本書從“政黨——政府——社會”互動角度對和諧社會建設中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純潔性建設進行研究，建構黨的社會治理理論和運行機製，形成黨領導下政府與社會的互動模式，提供黨的建設科學化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思路。
要考察社會和諧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邏輯起點在於對社會主義的科學界定和對中國國情的正確把握。毛澤東曾經說過：“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識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而在中國共產黨執政60餘年、改革開放30多年之後，我們仍然可以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識一切中國發展問題的根據，也是政黨執政能力建設的基本命題。今天我們所講的基本國情，最大的國情就是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生產力不發達、社會製度不完善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的政策過程和社會過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製定過程，都必然要在這個基本國情的邏輯內運行，這是我們研究中國問題和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的現實基礎。
當前我國正在處在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和改革的攻堅階段，社會發展麵臨以下基本情況：（1）社會從變革的框架轉向建設的框架，發展的重點將實現從經濟建設為中心向全麵協調綜合的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轉變。（2）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逐步實現從政策推動轉向日趨完善的製度推進階段。（3）社會從分化的發展轉向整合的發展，從利益的失衡發展狀態走向平衡發展狀態，即實現從先富到共同富裕的過程。（4）中國社會傳統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在保持動態穩定的同時，其利益關係、發展訴求和參與政治過程的能力和目標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傳統的階級結構、階層發展模式以及意識形態亦隨之變化，特別是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對執政黨的政策過程和製度安排都提出更高的要求。（5）黨對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的領導逐漸從一元化的領導過程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與社會互動的治理模式轉變。（6）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速度加快，執政模式從運動式的社會動員向依法執政、民主執政、科學執政轉變，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發展的局麵加速形成，適合轉型社會發展實踐和中國政治體製改革需要的新的現代政黨理念迅速成長。這意味著中國的發展將在新的邏輯下展開。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很好地解決了物質資源貧乏的問題，並逐步開始解決製度匱乏的問題。從十五大以來到十八大後的這段時間，中國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這一深刻變革，對政黨執政能力建設、政黨製度完善和社會和諧穩定的路徑、方法、外部條件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轉型期社會和諧發展的內外壓力，要求政黨、社會以及市場在變化了的物質平台和政策目標下運行。此後的中國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一個製度權威有效建構的時代，在法治漸趨完善的體係中運行。正確把握我國發展的國情和麵臨的發展環境，有助於我們更好剖析執政黨能力建設的內在理路和實踐邏輯。
亨廷頓指出，一個現代化中政治體係的安定，取決於其政黨的力量。一個強大的政黨能使群眾的支持製度化。政黨的力量反映了大眾支持的範圍和製度化的水平。凡達到目前和預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發展中國家，莫不是擁有一個強大的政黨。同時也要看到，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社會成長的過程，改變著黨的決策過程和執政過程的外部環境和體製機製，並形成了多元的政策績效評價標準，這些問題正在深刻改變著政黨的執政模式和權力運行框架，對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構成了現實挑戰。
黨的十八大指出，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是黨和人民九十多年奮鬥、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同時，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與公平正義緊密聯係的，或者說，我們對於公平正義和效率的理解，是解讀社會主義的價值前提。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實踐表明，中國共產黨從建立新中國的那一刻開始，就已經在積極探索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發展動力，同時積極探索黨的建設科學化的內在理路。這樣一個互為因果的發展過程表明了一個常識性命題：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與之相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麵臨的所有問題，人們一樣期望通過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予以解決。當中國共產黨把民族複興的曆史責任和建成小康社會的現實要求扛在肩上，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視為天職，本身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需要承擔遠比西方國家政黨大得多的政治風險和社會責任。這恰恰是今天我們分析中國共產黨的邏輯起點，也是中國共產黨自身現代化的實踐問題。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追求的美好社會，是共產黨推動生產力發展要實現的基本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對社會不和諧因素的把握和克服。也就是說，和諧社會作為一種價值、一種科學的製度體係以及完善的社會生態，是與執政黨、政府、市場和社會化解矛盾和社會衝突的能力相關的，也是與危機治理過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危機治理是現代社會建設的基本命題，也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麵對的基礎性問題。筆者從2002年開始研究社會危機治理以及如何推進社會和諧等問題，筆者在《社會危機治理：價值變遷與治理成長》（2006年）、《危機治理與社會和諧》（2007年）書中對社會危機的概念、成因等問題作了梳理，對社會和諧的目標要求也作了闡述。作為一項持續性的研究，筆者將不再重複已經為學界和政府職能部門熟悉的研究成果，筆者將重點研究政黨與社會的協調，闡述和諧社會目標下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基本內容和路徑選擇。同時，限於篇幅和研究重點，本書研究的社會和諧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不是簡單地對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五種能力一一做闡析，而是從社會和諧與科學發展的內在理路出發，構建黨的建設與社會和諧的互動模式。著重探討黨領導國家和社會建設方麵的能力要求，闡釋政黨理念、政黨價值觀轉化為現實的製度安排與發展政策的內在機理。探討中國邁向現代化進程中黨的權力運行如何有效實現和維護人民當家做主權利，保障公平正義與民主法治，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利益問題。
二、研究的現狀與視角
1984年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提出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的觀點。此後西方關於政府危機治理的研究逐漸展開，胡德、吉登斯、納什、斯科特等從各自領域研究了危機與政治過程、政府管理，以及與現代性、不確定性的關係。2001年美國9.11事件及近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背景下西方各國的騷亂，學術界和各國政府日益關注和諧發展及政府如何引導公民預防風險與危機。在國內，針對西方學者20世紀90年代以來鼓吹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陷入危機之中”、“處在崩潰邊緣”的言論，許多專家從多學科角度對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進行研究。2003年非典危機和近年頻發的群體性事件，使得越來越多學者開始從黨的領導的有效性出發研究社會和諧及科學發展問題。許多專家學者對社會穩定和危機管理進行深入研究，中央黨校、清華大學、複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國防大學、中國社科院、中國政法大學、國家行政學院等單位都有相關專題的研究機構，並在近年來形成一大批研究成果。隨著研究從哲學、政治學、社會學領域拓展到管理學、傳播學、社會心理學等領域並與政府應用需求對接，這方麵的研究逐步形成係統。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後，專家們對如何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改善黨群關係，夯實黨的執政基礎做了深入研究。如有學者著力研究政黨的組織結構與製度建設、執政黨的社會功能、黨的執政能力與社會整合等問題，還有學者對執政過程麵臨的挑戰與危機進行研究，取得了一批創新性的理論與實踐成果。此外不少西方學者開始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過程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成長的作用。
當前研究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成果已相當豐碩，但是將執政能力建設與社會和諧聯係在一起進行綜合研究還不多，有關執政黨建設與實現科學發展，以及執政黨促進社會和諧的內在機理與因應措施的研究成果更少。本書立足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純潔性建設，從組織、製度創新和治理完善角度研究如何防範與化解矛盾與衝突、改善民生、促進和諧。
筆者十幾年來研究危機治理及社會問題的過程中，研究路徑和理論框架都是基於對價值、組織、製度的內在邏輯的認知與判定展開的。本書繼續秉承這一基本邏輯，原因就在於社會本身就是人的聚合體，其過程必然內蘊著價值的衝突與危機的發生；製度安排受組織的價值目標控製；社會治理的過程，通常會先提出治理目標，而後依循該目標來設計製度和程序。因此，必然需要在社會運行的動態體係中，預設組織與製度的結構空間，它包括了要素的匹配與兼容。由此，本書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依循“價值——組織——製度”的分析框架，通過跨學科比較研究的方法對社會和諧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進行研究。在宏觀上綜合運用執政黨建設理論、社會衝突理論、風險社會理論和複雜性理論對社會和諧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加以梳理；在中觀上考察新形勢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心理對政黨認同的影響，進而對意識形態引導與政策選擇進行分析，提供社會建設中執政黨與政府、社會契合的基本思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動力機製；在微觀上通過樣本采集、案例研究，描述和諧社會科學發展框架內黨的功能發揮的基礎與條件，探討黨領導下責任政府應然與實然的社會治理範式，彰顯執政黨對社會治理生成的具體作用。
本書的研究是立足社會建設與政治發展的有效性展開的。我們知道，社會管理創新，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都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領導力量，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現階段就是為了更好地推進科學發展，保障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因此，立足於和諧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直接體現為政黨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過程。
同時，為了增強分析的深刻性，本書立足於轉型社會製度建設的基本條件，對執政黨克服和消除不和諧因素，增加和諧因素的政策過程進行分析。筆者試圖通過這樣的研究，提供人們有效解讀政黨能力和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的脈絡，為實現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提供文本。
我們在解釋社會和諧目標的時候，幾乎都必須求助於這樣一些詞彙：正義、責任、權利、寬容。這說明任何關於友愛與和諧的行為，以及黨和政府，還有社會在危機中負有的責任，實際上形成了社會治理中基本的交流模式。也就是說，危機在本質意義上是由自己的話語係統建構的，而社會正是通過危機強化著基本的價值理念和行為取向。因而我們指出的危機治理，應該是社會價值轉型中治理生成的過程。不確定性框架內的治理過程，需要界定不同組織的責任和權利，其中包括社會對個體行為的價值定位。社會治理的績效通常被理解為對政府政策與製度的遵循和執行程度。囿於我國平鋪化社會公民意識成長滯後的實際，治理成長在今天有時會被單向度地表述為社會管理創新。但是從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理念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政黨推動社會發展，維護人民當家做主願望的價值內核。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加強對社會的教育和對人們思想的改造，並藉此培養起一個能夠擔負國家和社會建設重任的人民群體。當然，實踐中的意識形態改造對中國人的價值觀產生的影響值得商榷。但是教育本身作為社會參與的積極途徑，無疑反映著中國共產黨推動一個民族實踐自己價值的自覺。在這個過程中，黨的教育體係，一方麵培養了社會參與的技能，另一方麵改造著人們的價值觀。
本書之所以使用價值引導製度一說，就是基於對90多年中國共產黨建設和60多年執政以及30多年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和路線方針政策的把握提出的。筆者以為是對中國共產黨在保障人民福祉維護社會發展有效性過程中實現自身現代化的真實描述，也是對政黨長期以來努力奮鬥所成就的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目標內在規律的探索。任何客觀的研究者，都能夠看出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價值主軸，這個價值觀在過去的建設和執政過程中沒有發生偏移。我們通過對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內在的價值邏輯與實踐邏輯的分析，通過對中國社會矛盾凸顯的探究，試圖解釋今天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和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的基本方向和運行規則。而對這一邏輯的探求，本質上也是為著確證這樣的核心理念：中國共產黨用以動員老百姓，獲取老百姓長期支持的根本動力，在於其始終不改變的基本宗旨和不放棄的階級基礎與社會基礎。換言之，黨在執政的過程中，努力謀求和須臾不敢放鬆的，就是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就是黨不斷滿足人民對於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將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純潔性建設作為執政黨的建設的主線，抓住了新時期黨的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基於對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領導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科學把握提出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的提出，涉及發展的以下現實問題：一是新時期，國際局勢發生新的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進一步發展，各種矛盾錯綜複雜。二是中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社會利益關係更為複雜，社會矛盾逐漸凸顯，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三是黨的自身建設存在著本領上不適應作風上不符合的問題。在機遇和挑戰並存的國內外條件下，黨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曆史任務，必須大力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此外，長期執政、發展經濟社會、主體多元化、利益配給方式變遷都給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帶來新的問題和挑戰。同時，基於中央對中國正處在改革的攻堅階段，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和矛盾的凸顯期的科學判斷，筆者試圖結合不斷凸顯的社會矛盾和多發頻發的危機事件，以及黨在推進科學發展中的基本經驗和理論創新，探討如何推進治理成長，促進社會和諧，並由此梳理和揭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理論架構和實踐邏輯。
三、本書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觀點
政治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是中國社會這把碩大無朋的大提琴上最重要的一根弦，它是保障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前提條件。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社會穩定就從簡單的政治訴求演變成社會變革和發展本身的內在要求。今天我們探討社會和諧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在某種意義上，直接與轉型時期中國的政權體係建設、權力結構調整、利益關係協調、政府與市場及社會關係梳理、社會調控體係的完善相聯係。
馬克斯·韋伯認為，一個社會科學家在分析一個行動時，必須要了解行動背後隱藏的意義，也就是要探討這個行動所表現的價值。當我們談論信仰的時候，有人說現在是信仰危機；當我們談論價值的時候，有人說現在是價值淪喪；當我們談論製度和機製的時候，有人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製度和機製。實際上，90多年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邏輯中，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宗旨沒有變，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沒有改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貧富分化的基本目標也沒有變。當然，社會發展麵臨的外部環境、內部壓力，政黨自身的現代化等挑戰更加複雜嚴峻。麵對各種風險挑戰，現在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製度來維護既有的價值。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表明，人類社會在演進中支付的巨大代價恰恰不是製度的代價、經濟危機的代價，而是價值危機的代價。因為物質化的危機修複過程是相對容易的，而精神重構和科學價值觀建設不但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製度完善程度相聯係，還與人們生產生活最深層的從根本上影響政治過程和製度安排的文化相聯係。
今天我們研究社會和諧，是著眼於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和諧因素和多發、頻發的群體性事件的有效治理展開的，如果上述社會發展中的不和諧因素難以化解和克服，則可能引發社會危機並對社會秩序和政治過程造成衝擊。危機治理是現代社會的常性概念，也是政府的基本職能，在我國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風險、危機與工業社會的不確定性、複雜性和利益主體的多元性相關聯。實現危機的化解與規避是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也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應有之義。由此需要探討黨在社會治理特別是危機治理中的功能發揮問題，探究黨的社會協調機製形成與運行的範式與結構，為社會和諧發展目標下黨的建設科學化提供思路。
分析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基本形態，我們可以看到，首先，現代社會是一個政黨政治的社會，因而政治過程必然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組織來實現。工業社會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越來依賴一個強大的組織來濟護他們的利益與價值。這個過程進一步凸顯了政黨的功能。其次，作為中國最具戰鬥力和凝聚力的執政黨，在現有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需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並曆史地承擔起社會發展和政治演進的幾乎全部責任。第三，黨在執政過程中，擁有著權威配給社會資源的能力。這種能力與執政黨製定的一係列路線方針政策相匹配。這種唯一擁有且不受其他政治力量威脅的能力，在製度不完善、教育不到位的情況下容易導致執政過程缺失內在的改革創新能力，所以中央在多次全會上明確提出要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黨的建設。這個命題是基於對當前國際、國內複雜局勢和黨麵臨的重大任務的科學判斷提出的。它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要敢於和善於在複雜環境的不確定性中，與時俱進地推進自身現代化。同時作為承擔主要社會責任的政黨，社會整合能力是其基本能力，但是現代社會運行中民主本身具有的對於權力的解構同樣需要引起人們的注意。
鑒於中國黨和政府在治理結構中的獨特性，本書論及政府時，除了專指狹義的公共權力運行機構，都涵蓋包括黨和政府在內的綜合權力主體。
（一）主要內容
本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1）從理論上論證實現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與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的內在聯係。提出黨的建設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邏輯框架。（2）結合我國政治結構和科學發展的實踐，對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現狀和社會和諧麵臨的問題與挑戰進行分析。重點探討黨的執政理念、領導體製工作機製；組織運行和製度建設的有效路徑改善黨的群眾工作，完善社會管理，推動社會和諧的要素體係；闡述共產黨領導下政府與社會良性互動模式；構建製度推動、運轉協調的社會常態治理機製。（3）具體措施上強調以下內容：黨如何發揮領導與保障資源整合與利益協調功能；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把黨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意誌，並以法的形式運行；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黨組織，發揮基層組織教育、管理、服務和引導功能；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和社會公平；強化公民教育，降低人民民主發育中的非製度化參與。
（二）研究的重點難點
1.重點：本書重點探究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的製度基因及其運行模式，明晰黨在推進科學發展，實現社會和諧中的領導、協調、保障作用。
2.難點：（1）本書需要解決發展壓力中的利益協調、價值引導機製以及基層組織創新的有效性問題。實現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涉及利益分化背景下多元主體利益實現與維護的製度安排，需要厘清意識形態演變和組織、製度運行對社會治理機製生成的影響，這點很難做到科學量化。（2）現有生產力條件下如何落實黨的理念和政策，維護公平正義；如何實現對意識形態的引導，培育認同；推動社會建設，建構社會責任和信用體係，避免因社會失位而將黨變成社會衝突的焦點，這方麵的研究難度很大，但是又特別重要。（3）基層黨組織發揮作用的動力機製問題，黨員權利如何以法的形式加以落實的問題。
（三）基本觀點
1.黨的曆史方位的變化，社會變遷的複雜性、不確定性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組織化改變了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黨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需要從人與製度的兩極出發，確保黨的價值觀轉變為具體的製度，增進公共利益，實現利益和諧，有效配置執政資源，構建新時期社會和諧發展的框架。
2.社會管理和矛盾化解機製應實現由應急戰役式管理向常態的製度化網格化治理轉型。避免黨和政府成為解決社會矛盾的唯一主體，實現黨領導下“政府——社會”和諧共治。
3.科學發展和治理成長有賴於堅持和改善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信息社會中，黨要善於運用技術手段和傳播規律，暢通信息溝通渠道，提供對稱信息，引導輿情；同時形成涵蓋社會認同和政策評價的社會預警機製。這個機製必須契合黨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基本理念。
4.黨的社會協調機製是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重要的製度安排。該機製包括利益協調、道德協調、政策法律協調、價值引導及溝通保障的機製。其運行有以下要求：一是需要有完備的協調理論和價值框架，黨的基本理論和核心價值要能夠被社會認同。二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管理體製要與我國的政治體係相契合。三是協調的績效體現為主體多元訴求與共同行為指向的有機統一，體現為社會良序和科學發展。這就要求建構有效協商的組織和製度平台，特別要通過組織化調控確保機製運行績效。筆者認為，黨要通過製度性和非製度性整合機製，將價值引導和利益協調、製度強製和社會信用培育相結合，形成適應中國現階段發展需要的社會協調與管理機製，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製。增強黨的領導幹部和各級組織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和推進發展的能力；培育社會自我發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能力，形成製度化管理和柔性管理的新模式，改善黨的領導，促進和諧發展。
（四）本書的創新之處
1.梳理了黨的執政能力與先進性、純潔性建設和實現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內在邏輯與基本理論，並對社會管理與黨的社會協調機製進行研究。
2.分析了完善執政黨協調各方、加強對意識形態領導、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基本做法，探討如何防範社會風險，化解社會不和諧因素，並避免衝突與危機破壞執政基礎和執政過程。
3.對黨領導下的社會建設進行理論分析，廓清治理結構中政府、社會的責任和角色。實現科學發展是黨領導下政府和社會角色清晰，職責明確、協同參與的過程，蘊含著對法治的遵循，對社會不和諧因素的克服和對風險與危機的有效規避與轉化。
4.完善基層組織建設，建構社會協調機製，避免黨的基層組織空轉和失靈。尤其需要解決好利益實現與分配過程中的公平正義問題。黨要通過自身建設，運用組織優勢和製度優勢實現對社會自組織的協調與引導，實現聯動互動，保障和發展好人民群眾根本利益。
作為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危機的發展規律表明，任何危機的存在並非以毀滅社會既有秩序為目的，文明所具有的堅韌性和社會強大的自組織能力，以及共有的習慣積澱的製度和風俗規範，可以避免危機摧毀既有的核心價值。危機的發生與發展從來都是基於對和諧與穩定的期待展開的，它要求政黨和社會遵循發展的內在邏輯調整政策和製度，確保我們推崇的價值觀能夠在有效的框架內運行。千百年來，危機猶如疫苗一般，維護了社會有機體發展的動態平衡，避免社會出現不可逆轉的大衰敗。今天我們研究社會和諧穩定，一方麵是正向研究社會發展諸要素的均衡問題和人民福祉的保障問題；另一方麵是從可能導致社會失序的問題入手，最大限度地化解和消除不和諧因素，為通過製度解決問題創造有利環境。
執政能力建設是與製度建構和思想解放相聯係的。在發展邏輯下探討的社會和諧穩定，本身包含著執政黨對舊有政治秩序的權威改造完成之後，黨從執政的現實需要出發，將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價值和理念轉化為推進國家建設和社會和諧發展的現實製度、政策乃至於具體的措施和程序。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群體性事件和其他公共危機考驗著黨的執政能力與治理績效。完善和發揮黨的功能，提高黨領導人民推動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建設的能力；建立健全利益協調和價值引導機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強中國共產黨應對各種風險考驗的能力，對於推動社會治理的製度創新和理念轉型、加強民主建設、引導社會參與、推動科學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一個現代社會中具備極強社會協調能力，能夠有效化解社會矛盾和衝突的政黨，將從根本上避免、預防明天或者後天可能的問題和危機。因此，本書從危機治理入手，從理論與實踐上研究黨領導社會和諧的能力與要求。
第一章 社會和諧：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基本命題
政黨價值觀的建構與實踐過程體現著政黨發展的本質，反映了社會的核心價值需求，並實現對製度和政策的引導。中國共產黨通過構建科學的價值觀，推進理論創新、組織創新、製度完善，以此凝聚黨員和服務群眾。政黨在執政實踐中形成科學完備的指導思想、價值體係，能夠為多元社會主體提供一維價值導向，確保權力運行的公正性和科學性，並以此建構政治良序，改善民生，推進社會平安繁榮。
第一節 危機治理：走向社會和諧的必由之路
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基礎在於政黨能夠創造條件凝聚各方力量實現其政治目標和發展要求。在落實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過程中，保證權力運行符合政黨價值，化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和諧，是新時期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
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曆史沿革與主要內容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它對社會的價值體係、政治結構、治理生態等提出了具體要求。我們所講的社會和諧，絕不意味著社會沒有矛盾和衝突，也並不表明所有社會問題都有了解決方案和具體做法。我們知道，社會和諧首先是指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的關係的有效處理，也就是和諧首先是基於社會群體與組織之間的不同而言的。因此，強調政黨執政能力，主要指黨和政府能夠為衝突各方找到協調的途徑，為條件不充分的社會尋求兼容與共贏的發展可能。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轉型社會時發的各類危機事件，對黨的領導和社會和諧發展構成嚴峻挑戰。這些衝突與危機，實質上是轉型社會結構調整、利益分化和治理成長難以避免的。它從另一層麵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實踐邏輯，提出了執政黨能力建設新的要求。因此，我們關於和諧社會的目標建構，其邏輯起點可以從社會頻發多發的危機事件入手。
“和諧”概念在中國被認為是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重要邏輯，是萬物兼容共生、協調發展的基本規律，同時也是一種彰顯著美好價值期待與秩序要求的社會狀態。中國古典文明中的和諧文化集中體現在“和”上。早在西周時期，中華文化中就有了關於和的思想。《周易·乾·彖》中指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鹹寧”。在先秦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中，就已經形成了和諧社會最初的價值內涵。《左傳·襄》寫道“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其間孔子的學生有子提出的“和為貴”的思想，在後世幾乎成為協調衝突的圭臬。此後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諧思想逐步豐富完善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狀態和國家的政治目標，並與富裕、平等、自由等價值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基本要素。
在西方文化中，自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提出“和諧”概念以來，和諧即與公正（柏拉圖）、理想的社會狀態聯係在一起。1803年，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發表《全世界和諧》一文，提出了“法郎吉”和諧社會目標，描述了和諧社會的製度與組織狀況，指出不合理的資本主義製度必將為“和諧製度”所代替。1824年，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進行“新和諧村（新和諧公社）”的共產主義試驗。1842年，德國空想社會主義者魏特林在《和諧與自由的保證》中，把資本主義稱為“病態社會”，把社會主義直接稱為“和諧與自由”的社會，並且指出，新社會的“和諧”不是“個人和諧”，而是“全體和諧”。馬克思曾經稱讚這本書是工人階級“史無前例光輝燦爛的處女作”。但是囿於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運動尚缺乏科學的指導思想，和諧社會與和諧製度都隻是建構在子虛烏有的小島上的理想。後來，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進一步徹底地主張，未來社會不僅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而且在人與自然之間，都應該形成和諧的關係。
治理中的和諧，既指國家、組織、個人彼此之間的親善關係，也指社會過程和政治交往中差異各方能夠彼此尊重，共融互進的製度與政策安排。這意味著社會結構變遷、功能轉型和治理主體的漸趨多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重多元的協商機製、社會寬容體係，法治基礎上的利益保障機製等一係列促進社會和諧的製度安排。其中尤其還包含著與之相適應的民主協商機製。
在中國共產黨執政過程中，謀求社會和諧發展被視為黨領導國家和社會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為促進社會和諧進行了艱辛探索，積累了正反兩方麵經驗，取得了重要進展。很多學者認為，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共產黨，其指導思想傾向於鬥爭哲學，改革開放後才逐步轉向和諧哲學。筆者以為，作為在中華文化土壤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根本目標就在於繼續發揮政黨協調功能，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黨製定的一係列路線方針政策，並與破壞和顛覆社會主義事業的敵對力量作鬥爭。其間，黨通過一元化領導和輿論一律來實現意識形態整合與一致。當然這一強意識形態過程，在本質上是以排他性方式展開的，與和諧的本意有著較大的出入，但就社會管理而言，黨從中央蘇區和延安的局部執政開始，就致力於改善群眾生活，這一過程又凸顯了政黨通過革命實現社會和諧的行為自覺。但是直到黨的十六大報告裏，黨的文獻中才第一次出現了社會和諧的提法。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六個目標之一，即“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中央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麵，這是對黨的執政能力認識的突破與發展，也標誌著黨的執政理念、治國理念和社會治理理念有了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它將黨的價值目標與社會主義製度完善和現階段黨的中心任務有機統一在一起。
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同誌在中央黨校召開的省部級主要領導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指出，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根據新世紀新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中國共產黨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在此過程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有機統一，成為新時期黨領導人民進行“四大建設”的重要舉措。在政策部署上，提出要通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來不斷增強和諧社會建設的物質基礎，通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來不斷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的政治保障，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來不斷鞏固和諧社會建設的精神支撐，同時又通過和諧社會建設來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到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十六屆六中全會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擁有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各種有利條件。“2007年召開的黨的十七大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和任務做了進一步梳理：（1）現代國民教育體係更加完善，終身教育體係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創新人才培養水平明顯提高；（2）社會就業更加充分；（3）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係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4）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5）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6）社會管理體係更加健全。十七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著力解決社會建設與管理中的突出問題，不斷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全力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十七屆六中全會強調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發展思路。2012年黨的十八大著眼於中國未來科學發展的有效性，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加以強調。在新的基礎上強調了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提出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係，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十八大報告提出要開創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麵。由此，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目標與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製度完善、民主法治建設有機融合，共同構建了現代政黨的運行邏輯。
應該說，和諧社會的提出與實踐過程，是與較高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建設水平相聯係的，也是與黨的執政能力相聯係的。在此之前，人類社會並沒有關於和諧社會任何成功的實踐。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發達、社會製度不完善，公民的權利保障機製和責任履行機製都還處在成長的時候，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這一戰略首先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始終不變的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宗旨和不斷改善群眾生活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價值主軸，體現了一個政黨在價值理念上對社會和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與感情；其次，也表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國家和社會建設的過程中，緊緊依靠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積累了用以保障民生的社會財富。第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目標的提出，要求中國共產黨在服務人民群眾的過程中，通過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使黨始終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共同理想並最終實現最高理想。因此，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本質上是黨謀求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更有效地推進富強、文明、民主、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
綜上，和諧社會的內涵，首先是指一種社會形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方麵的良性互動和彼此協調，體現為社會的秩序良好，生活寬裕，人民親善，環境優美等。其次是指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有關的社會關係、社會環境、社會管理等方麵的要素組合及有效運行模式，以及自動解決衝突的有效機製與穩定係統；還包括基於“五位一體”發展戰略而形成的製度安排和參與要求。第三是指和諧社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促進人的自由全麵發展，造就社會關係中更多自由基礎上的和諧與公正是其基本目標。包括了社會責任、社會信任和社會寬容等內涵。和諧社會具有以下基本特點：一是社會結構完善；二是社會整合到位；三是資源配置合理；人們可以共享增長的利益；四是社會資本網絡完備；五是社會行為規範。
二、危機治理：理論一般與現實指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黨的執政能力明顯增強。但是也出現了社會轉型期矛盾凸顯，公共危機多發、頻發的態勢。作為工業社會發展的常性概念，把握危機成因與特點，規避和化解危機，既是社會和諧的要求，也是執政能力的體現。
（一）危機與危機治理的基本概念
現代社會危機治理概念是與工業社會的風險相聯係的。在風險社會的語境中，風險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它從根本上改變了工業社會的運作邏輯、社會動力和基本結構。“係統而言，從社會演化的曆史角度來看，或早或晚，在現代化的連續進程中，‘財富——分配’社會的社會問題和衝突會開始和‘風險——分配’社會的相應因素結合起來。”在烏爾裏希·貝克看來，階級社會的夢想是每個人都需要和應該分享蛋糕；風險社會的烏托邦則是每個人都應該免受毒害。階級社會的驅動力可以概括為：我餓！風險社會的驅動力可以概括為：我害怕！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現代風險已經徹底改變了現在、過去和未來的關係，不再是過去決定現在，而是未來的風險決定我們今天的選擇。甚至有官員和學者直接認為，未來的管理隻有一種，那就是危機管理。作為不確定性特點鮮明的概念，危機使得社會處於非均衡的危急狀態，並對社會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模式產生衝擊與威脅，造成經濟損失或秩序動蕩。
所謂危機治理，最早用於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此後逐漸應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是指組織為應付風險與危機所進行的信息收集與分析，問題決策、計劃執行、政策調整、經驗總結和製度修複的過程，也是黨和政府權威配給社會資源，引導社會參與，維護社會秩序，並努力實現危機轉換，變危險為機遇，促進社會發展的過程。在實踐中也表現為對市場和社會過程進行幹預的過程，是通過法治原則規定政府、經濟主體和各種社會組織及社群和個人的權、責、利關係，由此形成的克服危機的目標、戰略、組織管理體係、政策和製度規範及行為模式的有機整體。危機治理具有應急性、長期性、權變性、心理約束性和博弈互動性等五大特征。社會危機治理是指為了有效維護社會秩序，推進社會和諧發展，實現危機消解和規避的目標，政府與社會組織運用權力和手段對社會資源實行計劃、協調、控製、管轄，同時積極動員社會群體的有效參與，並提高其應對各種危機和獲得濟護與安全保障的能力的過程。社會危機治理包括了危機狀態下的社會強製、公民參與、利益協調和創傷撫平，還包括了日常治理中為了規避危機而製定的各種規範和采取的一係列措施。
在政府管理的過程中，國務院將突發公共事件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等四大類。眾所周知，中國是個災難多發的國家，每年因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和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公共事件造成的人員傷亡逾百萬，經濟損失高達6500億元。例如，1990-2008年19年間，平均每年因各類自然災害造成約3億人次受災，倒塌房屋300多萬間，緊急轉移安置人口900多萬人次，直接經濟損失2000多億元人民幣。僅在2012年7月份，我國因災造成的損失就多達數百億元。此外，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發生的事故災難造成的損失也是極其慘重，如，2003年以來，我國每年因生產事故損失2500億元、交通事故損失2000億元、衛生和傳染病突發事件的損失數百億元。由此引發的治理風險和可能存在的各種危機對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出了嚴峻挑戰。
在實踐中，目前我們更多地使用群體性事件（themassevents）這一概念來描述矛盾和衝突激化造成的聚眾行為。群體性事件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是一個國家各種社會矛盾的綜合反映。國外一些社會學者將“群體性事件”稱之為“集群行為”或“集合行為”。美國社會學家帕克1921年《社會學導論》一書中，最早從社會學角度定義“集合行為”，認為它是“在集體共同的推動和影響下發生的個人行為，是一種情緒衝動”。斯坦萊·米爾格拉姆認為，集群行為“是自發產生的，相對來說是沒有組織的，甚至是不可預測的，它依賴於參與者的相互刺激”。戴維·波普諾也指出，集群行為“是指那些在相對自發的、無組織的和不穩定的情況下，因為某種普遍的影響和鼓舞而發生的行為”。我國學者對群體性事件的界定比較統一，如有學者認為：（1）群體性事件是指非法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公共安全與公共財產的事件；（2）群體性事件是指為了滿足某種共同利益或表達某種共同關心而臨時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實施的集體違反法律法規和社會規範的行為；（3）群體性事件是指在一定誘因引發下，聚合起來的社會群眾，采取非常規手段，在一定時間內實施的違反社會秩序和治安管理的行為。還有學者則直接描述了群體性事件的表現形式，認為是因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由一定數量人參與並形成一定組織和目的的集體上訪、集會、阻塞交通、圍堵黨政機關、靜坐請願、聚眾鬧事等，並對政府管理和社會造成影響的群體行為。公安部2000年4月5日下發的《公安機關處理群體性治安事件的規定》中首次使用了“群體性治安事件”一語。該《規定》第二條指出：“本規定所稱的群體性治安事件，是指聚眾共同實施的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章，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的行為”。
綜上所述，群體性事件是指部分社會成員在相對自發的、無組織的和不穩定的情況下，為解決同一要求和實現各自利益，受某種普遍的影響和鼓舞而發生的聚眾性行為。這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特殊表現形式。
隨著改革的深化、利益關係的調整以及民眾主體意識、權益意識的增強，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群體性事件已經從突發、個別、局部現象逐步轉變成多發、頻發的態勢，成為了影響社會穩定、影響黨的執政地位的突出問題。此外，盡管近年來黨和政府采取各種措施來化解信訪矛盾，全國的信訪量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但是近年來全國每年縣市省和國家信訪部門的信訪量依舊高達1000萬件左右。其中國家信訪局每年受理60萬件群眾來信來訪，實際反映訴求的信件有40萬件左右。全國各級法院近年來每年審結各類案件800萬——1000萬件，其中到最高法院的來訪量是5萬多件。這些事件一方麵表明中國社會矛盾凸顯期麵臨的維護穩定的壓力，另一方麵也反映出中國社會製度化建設的內在必然性。
當前社會危機事件有以下基本特點：（1）複雜性。由於國際國內多種因素影響，中國危機管理呈現出中國與國際社會深度相互依賴性、網絡時代信息傳播具有不可控性、現代社會支撐體係具有不確定性、群體性事件日益指向政府合法性、各類危機呈現一定的聯動性等主要特點。在此大背景下，不斷發生的危機事件具有較為複雜的成因，諸如曆史原因與現實因素交雜，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糅合，自然因素和社會政治原因並存，表現出問題交織、矛盾疊加、訴求多元和參與人員成分日趨複雜的現象。事件表現形式日趨多樣，並且呈現出有借助文化、宗教形式展開的趨勢。（2）遷延性。一些地方爆發的群體性事件規模趨大，參加人員增多，動輒數千數萬人；一些地方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及其處理過程，能夠同時引發其他地方甚至多個地方發生類似事件，事件過程有明顯的反複性特點。之所以有此特點，主要是社會利益再分配的公平程度在製度安排和實施調控過程中存在滯後性、難以預見性、心理傾向性和地域差異性，多元利益主體利益訴求的複雜性交織著利益分配不公已經成為當前群體性事件多發的重要原因。加之法治不健全，導致各種危機事件呈現反複發生態勢。（3）組織性。筆者在早期對群體性事件進行調研時，發現群體性事件多具有即意發生、非組織化的特點。但是近年來危機事件逐步由零散的、非組織化的行為向組織化參與轉化。突出的表現就是常常有事件的組織者和骨幹分子。應該說，在工業化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今天，政治參與、社會活動包括群體性事件日益從非組織形態向組織化過程轉變。事實上，就整體而言，組織化程度越高，群體性事件越能夠經由政黨協調或者在法治框架內解決，社會也會越穩定。（4）非法性。群體性事件所謂的非法性，一是聚眾性行為包括遊行示威等隻有經過完整的審批程序才能夠獲得通過。但是很多時候，中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因不履行這一手續，不具有程序上的合法性。二是群體性事件一旦形成，往往成為社會群體之間或者群體與政府之間博弈的過程，事態如果不能夠及時平息，極易出現圍堵、衝擊機關、企業，拉標語、掛橫幅、堵塞交通，甚至毀壞公物、打傷機關工作人員等過激行為，釀成惡性事件。尤其是在燃點很低，觸點很多的矛盾凸顯期，群體性事件存在暴力對抗性增強的趨勢，社會群體的合法性目的與非法性行為極易撕裂社會價值觀，並造成社會失範甚至政府管理失效。因此，從依法治理的常識出發，群體性事件更需要在法治框架內予以柔化和解決。（5）利益、價值交織性。一般群體性事件的目標是尋求溝通渠道，表達利益訴求、爭取自身權益，具有利益指向的確定性和單一性。但由於中國多元主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性，加之溝通渠道不暢、處置不當或者利益訴求者達不到預期效果，人們追求的目的往往隨著事態的升級而發生改變，其利益指向也會由確定的轉變為不確定的、單一的轉變為複雜的，呈現出利益指向確定性與非確定性的交織狀況。
上述特點中，一方麵，聚眾性和非法性是其主要特點。聚眾性決定了行為過程的影響巨大，可控性會隨著人數劇增而迅速降低。非法性恰恰表明了推進法治進程的極端重要性，表明了依法行政應該成為避免事件發生的重要邏輯起點。另一方麵，群體性事件的解決是與行為主體利益滿足的程度相聯係的。利益主體借助聚眾行為來激發社會情緒，凝聚共識，進而實現利益。這是任何國家群體性事件的共同邏輯。但是由於我國法治建設和社會建設還不完善，群體性事件在一個時期內帶有鮮明的非理性、情緒化色彩，並在實踐中直接指向行政權力行使不當，利益維護機製缺失等問題，因而通常呈現出單個事件容易解決，類似事件層出不窮的現象。從我們對近年來我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及其應對過程的分析發現，對群體性事件的性質判斷和成因分析的不同決定了處置方法和手段的不同，其後果和影響也各不相同。具體而言，對以下問題的判斷決定了事件的處置績效：一是群體性事件的誘因和本因的判斷問題，二是群體性事件與行政權力運行之間有沒有必然聯係，三是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是否有共同的利益訴求，四是群體性事件是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事件所處環境和人們的訴求影響決策者對這些問題的判斷和解讀，從而也影響對事件采取的方法。
群體性事件等社會危機作為我國社會發展中時發頻發的矛盾和危機，提出了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協調社會的新的要求。各級黨組織能否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危機事件，對於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更顯重要而緊迫。
（二）當前我國社會危機多發頻發的成因分析
前文述及，我國是個自然災害頻發，生態破壞較為嚴重的國家，這些自然危機很容易造成社會治理的困難。同時，全球範圍的經濟社會問題比如經濟危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過大）等問題，以及我國生產力不發達，社會製度不完善情況下出現的社會分配不公，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公共權力濫用，中央政府效率和權威削弱問題，法治不完備和製度運行低效問題等都可引發危機事件。我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頻發的各種小事未必能夠引發危機，公共危機特別是群體性事件發生有其必然的誘因和主因。縱觀當前我國社會時發的各種危機，其成因各不相同，但是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1.法治不健全，製度不完善造成的管理缺陷。具體而言，是公民法治意識不強，社會補償機製不健全，立法普法執法力度有待加強。市場經濟條件下，法治秩序難以確立是導致矛盾積累，事件多發的重要原因。如，2008年甕安事件後，貴州省“省長信箱”針對網友反映問題指出：“經調查，甕安縣2004年共立刑事案件677起，破案350起，破案率為51.7%；盜竊案立396起，破案137起；搶劫案立194起，破案率為39.15%；盜搶案件立案占刑事案件的72.52%，破案率55.42%。”此外，法律體係完善、法製宣傳等方麵我們也存在許多不到位的地方。特別是在培育社會法治觀念上，盡管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訓練，人們的守法、用法的意識依舊比較淡薄，社會力量的角色意識、權利意識和責任意識都還比較模糊。當人們合理的利益訴求得不到有效滿足，特別是一些人的利益在法製框架內得不到解決的時候，許多人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心態，參與到各種群體性事件中。
近年來，中國社會中的勞資矛盾漸趨突出，相關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僅在2010年，先有富士康公司員工自殺凸顯工資待遇偏低問題，再有豐田天津整車工廠、重慶啤酒廠職工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的罷工事件，此外還有6月份廣州本田公司工人為改善待遇發生的“停工”事件等等。罷工事件在不受法律保護的情況下，開始從珠江三角洲蔓延到全國其他地方。2010年7月21日，118名湖北農民工在西安市臨潼區連續討薪數天後，不僅沒拿到工錢，還反遭300餘名手持木棒的男子圍攻毆打，致使30餘名農民工被打傷，其中9名襄樊南漳縣農民重傷。事後，湖北省總工會立即啟動農民工異地維權聯動機製，同時聯係協調陝西省總工會、西安市總工會，請求對方為這次湖北維權行動提供必要支持保障，以期取得較為滿意的維權結果。湖北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也積極配合相關部門為湖北老鄉維權。
應該看到，無論是工人的自發性罷工，還是工會向企業施壓，都是基於工人權利的保障需要。中華全國總工會2010年公布的數據顯示，過去五年，近四分之一的中國工人未曾加薪。而自1983年以來，工資和薪酬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持續減少，從1983年的65.5%下降到2005年的36.7%。同期，資本回報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卻上漲了20%。這是典型的不可持續發展模式。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形成工人工資正常增長機製。這是基於對保障工人權益，落實發展為了誰，發展依靠誰，發展成果為誰共享的科學發展觀提出的重要政策。
許多學者在分析中國勞資矛盾的時候指出，罷工潮的出現，表明中國已經處於一個經濟和社會的轉折點。有學者指出，應將工人的利益訴求納入製度化框架，尋求有效的解決路徑，以此維護社會穩定和增強黨的領導能力。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從土地中釋放出來的新一代產業工人的自組織能力逐步增強，並開始在社會過程中尋求其利益與價值實現與保障的有效空間。黨和政府需要積極考慮如何實現與這些新生社會力量的形成和諧的良性互動關係。在深化社會改革、推進科學發展、協調各方利益的過程中，規避和克服暴力傾向，尋求經濟增長、社會穩定與公平正義的有機契合。在統籌城鄉發展的過程中，當前亟須通過製度變革尋求保障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徑。實際上2010年以來，中國各省市都在努力探索工人工資的增長機製，如江蘇省在2010年2月1日率先上調最低工資，上海在2010年4月1日起調整工人工資標準，該市月最低工資標準從960元調整為11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從8元調整為9元。此外河南、深圳、陝西、安徽、海南等省市2010年7月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從總體看，20個省份漲幅超過20%其中海南一類地區工資增幅31.7%。止於2010年8月，全國共有27個省區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這為黨和政府加快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提供了物質儲備和有益實踐。
2.政府服務中的失位、錯位、越位問題特別是個別地方存在的與民爭利問題，導致政府信用遭受耗蝕。哈貝馬斯曾經指出，（在傳統社會形態中）隨著官僚統治機器的出現，從親緣係統中分化出一個控製中心。這就使得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從家庭組織形式轉化為生產資料所有製形式。親緣係統不再是整個係統的製度核心。它把權力和控製的主要功能轉讓給國家。這是功能專門化和分化的開端。在這個分化過程中，家庭喪失其全部的經濟功能和某些社會化功能。……在階級社會裏，和生產資料私有製一起製度化的還有一種權力關係，長此下去，這種權力關係會對社會整合構成威脅。中國共產黨在推翻剝削階級後，就不再允許存在私有製下的權力關係對社會群體利益的侵害過程。但是囿於社會製度的不夠完善和發展資源的相對匱乏，一些社會強勢主體往往利用社會轉型體製機製的不完善，從政府手裏取得更多資源和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在履行職能實現黨的政治目標的過程中，在一些領域也存在著侵害人民權益的現象。因此，如何維護社會公義，實現、維護和發展好社會群體的根本利益成為黨和政府以及領導幹部需要把握的基礎性問題。我們以甕安為例，甕安“6.28”事件直接導火索是女中學生的死因爭議；但背後深層次原因是甕安縣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築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事情屢有發生，而在處置這些矛盾糾紛、群體事件過程中，幹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工作不作為、不到位等等也是導致事態惡化的重要原因。對此，甕安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和有關部門的領導幹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時任省委書記石宗源指出，“他們工作不作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機關推上第一線，群眾意見很大，不但導致幹群關係緊張，而且促使警民關係緊張。”關於甕安事件的外部原因，當時貴州省主要領導認為這是一起起因簡單，但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員煽動利用，甚至是黑惡勢力直接插手參與，公然向黨委、政府挑釁的群體性事件。甕安事件和近年來連續發生的多起侵害老百姓利益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凸顯了權力濫用和權力監督不到位的弊端。加強黨內監督、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等顯得尤為迫切。
3.危機治理機製不完善，沒有成為常態治理的一部分。盡管從2003年非典危機以來，我國危機預警機製得以全麵建設，社會的危機意識也得到進一步提升。但是總體而言，政府、市場、社會的危機治理理念沒有確立，很長時間以來依舊停留在控製理論和滯後的應對思維狀態。我們知道，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實現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協調，推進政策製定過程的協商民主，將有利於化解衝突，維護基本利益。無論是甕安事件還是石首事件，以及後來的烏坎事件、什邡事件，我們都可以看到，地方職能部門建構的危機預警機製並沒有發揮有效作用。具體說來，一是預警體係不健全，物質儲備和製度儲備缺乏，或者有所謂的預警機製，但是並不能夠有效監測輿情和社會危機情境。二是組織結構虛設，中國目前的應急管理機構除了國務院應急辦，地方應急管理機構成員多是兼任的，缺乏常態管理活動。三是社會參與能力不強，人員的教育和訓練從數量到質量都欠缺，總體上缺乏專業訓練。誠然，任何危機事件的解決都需要通過行政強製和社會安撫來展開，但是有效的危機治理過程，首先是要在社會治理的每個環節都楔入危機預應的因子，即危機治理是一個社會常態治理過程，一方麵需要在任何時候都確保情為民所係，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另一方麵，危機治理是常態治理在緊急狀態下的非常態應急，職能部門和領導幹部要具備信息不匹配、機製難運行狀況下的非製度化、非程序化應急能力，要能夠調集資源實現事件的解決。此外，危機治理是一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基層組織，政府與市場主體、政府與社會、社會與市場之間既分工明確又有機協調的過程。既不能把黨和政府作為危機應對的唯一主體，也不能在應急中無視利益分歧，簡單采取行政手段解決問題。
4.信息溝通不暢，包括黨和政府發布信息和群眾利益訴求渠道都需要進一步暢通，社會協商機製有待健全。1948年，美國數學家申農（C.E.Shannon）將信息定義為“是人們對事物了解不確定性的減少或消除，是兩次不確定性之差”。即指人們獲取了新知識之後，改變了原有的不確定性，增加了確定性，但是就總體來說，對對象仍是不完全了解，所以是又一次的不確定。我們知道，傳統意義上管理的前提是信息的不對稱。但在實踐中，信息是社會互動的基礎，消除不確定性的過程能夠確保社會良序。建構一個完善的全覆蓋的信息網絡，並且能夠實現社會不同層級和組織之間信息的良性互動，可以有效降低彼此的不信任和可能存在的權力謀私等問題。長期以來，黨和政府在保有傳統的黨群溝通的優勢的同時，也在努力構建信息溝通機製，改變傳統管理模式下的信息控製過程。這些信息溝通機製除了技術支撐的信息管理體係外，還包括了人民來信來訪製度、政府部門接訪製度和幹部深入基層的一係列製度安排；包括了基層黨組織的三會一課製度，甚至包括了傳統意義上服務農村的“七站八所”服務網絡。當前存在的問題是，信息技術快速發展背景下，很多時候信息的不確定性和社會不滿情緒持續積累並不能促發預警。從近年來我國時發的自然災害和群體性事件中，我們一方麵看到了黨和政府強大的社會整合與社會動員能力，看到了行政過程的有效性和中央權威在配給社會資源過程中的高速有效。但在另一方麵也要看到，我們的危機預警機製本身還存在較多問題，難以實現信息溝通與應急反應的協調。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指標體係科學完備的綜合預警機製尚未建立。
5.社會責任意識和基本秩序觀念有待確立。中國共產黨在深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不斷提高生產力水平，完善教育和社會保障製度，努力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權利。但是同時也要看到，從傳統計劃經濟模式向市場經濟模式轉變的過程中，社會管理方式和黨對社會的領導過程也處在深刻的變革和調整中。尤其是社會建設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國社會群體自身的角色意識、責任意識和權利意識都處在成長初期，沒有完全確立，人們在社會事件中存在嚴重的非理性非製度化參與現象。構建有效的協商平台和製度化參與機製，是今後一個時期需要著力解決的基礎性問題。
在實踐中，社會危機化解和群體性事件的處置難以避開兩個基本點。一是各種類型的危機事件往往都會指向黨的執政能力和政府管理的合法性、有效性。在中國社會成長還處在初級階段的今天，作為權威配給資源的主體，顯然各種社會力量都傾向於通過政府來解決問題。那些原本應該承擔相應責任的市場主體、社會力量都將問題交由政府和政黨來解決，將黨和政府作為矛盾化解、問題解決的唯一主體。二是所有指向黨和政府的矛盾與衝突並不能夠獲得多元主體一致的認同。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實際，決定了市場經濟體製建設還存在不足，社會發育也相對遲緩。從傳統的一元化領導體製向共產黨領導下政府與社會協同治理轉變，要求黨和政府在推動科學發展的過程中承擔遠比其他西方國家和政府大得多的政治責任。同時，黨在執政過程中，必須著眼於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發展的協調性。而這種協調性的前提首先是市場和社會能夠有清晰的責任界定和角色定位。但是今天的市場主體和社會力量顯然還難以在法治框架內或者在黨所倡導的價值框架內有效履行權利，承擔責任。這在實踐中增加了政黨協調不同利益群體價值訴求和政治訴求的難度，給政策施行造成阻滯。這個過程反過來又會引發社會對事件處理久拖不決背後是否存在利益共謀的猜度，進而降低社會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基於此，當社會主體不能夠有效履行社會責任，承擔權利義務的時候，黨和政府作為社會矛盾化解的唯一主體，既要承擔協調責任，還要承擔各個主體具體的物資利益和精神訴求的給付責任。這在另一方麵增加了政府社會強製的必然性。
6.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缺失，難以實現對人們利益需求和社會價值觀的有效引導。思想政治工作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個曆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極大地保障了黨在各個曆史時期中心任務的實現。但是在改革開放後很長的一段時期，由於許多地方在實踐中忽視了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傳統優勢，傾向於依靠簡單的行政手段和經濟刺激來動員群眾、解決問題，導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降低，尤其是我們長期鼓勵並努力堅守的社會主義新風尚中的奉獻精神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等價交換原則的衝突，導致人們的價值觀發生分歧，思想政治工作理論、方法上的缺陷使其難以解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關於這一點，筆者在後麵的論述中會進一步解讀。
正如烏爾裏希·貝克所言，後工業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風險。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和治理的變遷加劇了各種危機的發生頻率。危機的發生及其處置過程，容易成為映射黨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具有極強價值意蘊的政治過程。而在實踐中，社會結構的調整，人們利益的分化和價值的多元取向進一步增強了社會演進中的不確定性，這一切凸顯了危機治理中的中國共產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要求。中國共產黨將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就是要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提供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平、實現社會有效參與的條件。
（三）危機治理的本質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
我們研究的社會和諧，既是社會發展的目標，也是社會運行要追求的常態。即社會總是在矛盾衝突不斷發生與化解的動態平衡中演進的。社會既不可能在沒有衝突的框架內運行，也不可能在嚴重的危機狀態下發展。所以，要理解危機狀態，首先得理解社會常態，社會常態可以直接界定為社會秩序處於動態平衡的狀態，同時也是政府和社會協調發展的狀態。更進一步，是社會治理成本低廉，社會資源配置合理，人民安居樂業的持續發展狀態。一般而言，發展的問題包括三個方麵的問題：一是生產問題，二是社會關係問題，三是組織問題。我們知道，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基本框架裏，有三個壓倒一切的任務：改革、發展、穩定。這是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麵對的三個基本命題。由此社會發展本身提供的社會穩定——當然首先是政治穩定，實際上構成了對黨和政府的直接威壓。基於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現實需要，穩定幾乎成為這個社會治理係統最堅實的基礎和最敏感的神經。然而，麵對如此複雜的社會局勢和巨大的發展壓力，單純依靠黨和政府應對危機無疑是不切實際的。當黨和政府成為社會失序唯一的責任人的時候，疲於應付各地層出不窮的突發事故的各級黨組織和政府，不可避免地要被放在社會衝突的核心。作為公共權力的執掌者，能否確保權力運行的公正性、有效性，往往成為社會理解危機的邏輯起點。在社會自身難以承載危機化解的責任的時候，社會不可避免要對一個強大的執政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產生強烈的依賴感，提出大量要求。領導幹部的行為也因此要被放在價值的火山口加以考量。我們強調危機治理中黨的社會協調能力，就是要在常態治理框架內，完善政府的基本職能和社會的基本責任，將危機轉化為化解矛盾、鏟除病根、改善民生、實現科學發展的良機。
社會和諧凸顯的是常態治理的有效性。而危機則是常態管理的異常釋放，通常被認為是日常管理缺陷的折射。列寧曾經指出：“革命不是製造出來的，革命是從客觀上（即不以政黨和階級的意誌為轉移）已經成熟了的危機和曆史轉折中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當社會秩序和民生改善的基本製度難以有效運行，並導致嚴重的危機的時候，就有可能發生暴烈的革命。當然，筆者並不認為社會存在發生嚴重危機或者革命的可能，而是要研究如何實現中國的持續有效發展。
作為最為強大的組織，黨和政府擁有對社會實行幹預的強大力量。工業社會將危機治理視為政府的重要職能。市場和社會力量通過政府的凝聚和指引，實現危機的克服與規避。這樣一種良性互動的前提是政府具有公信力，以及政府對社會發展和秩序維護負有責任。因此，強化服務意識，完善信息溝通，努力避免職能部門和公務人員的責任缺失，就成為維護和諧穩定的第一要義。在矛盾交織、衝突漸多的情況下，政府部門要敢於承擔責任；在日常管理中要敢於碰難碰硬，善於化解矛盾和糾紛；在危機事件發生後，要把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平息事態，維護社會秩序放在重要位置。在強調服務意識的同時，還需要增強公務人員的危機意識和應對風險的能力。正如卡斯托裏亞迪斯（Castoriadis）所言，“沒有什麼問題可以預先得到解決。我們必須在無完全了解和不確定的條件創造良善。”綜上，政府進行危機治理，首先，在宏觀層麵上，應能實現對社會基本環境和矛盾運行狀況的準確判斷，製定發展與維護和諧的政策，並采取必要手段避免可能存在的危機，即政府對社會危機的幹預，實質上是一個法治建設和公共政策的製訂和執行過程。其次，在微觀上，要能夠在危機的醞釀期、發作期、平複期和善後期都有具體的應對組織、措施和人力物力支撐。包括公務人員如何做好群眾工作，穩定群眾的情緒；也包括實踐過程中如何廓清利益相關者，在確保不激化情緒和事態尚未發展到不可控的情況下，化解危機，解決衝突。三是在中觀上，政府過程應能夠提供危機化解和風險規避的物質條件，並能夠在既有體製內發揮組織優勢，維護黨群關係的核心價值，形成製度運行的良好環境。
危機事件體現著社會治理的績效，同時也反映了發展中的社會角色和運行結構。僅就群體性事件本身而言，單個的群體性事件具有偶發性，頻發的群體性事件則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反思社會治理過程可能的弊端和缺憾。在如何防止無數小事件演化成大危機上，有學者提出體製性遲鈍問題，認為是體製本身的應急反應遲鈍導致了小事件演化成危機。還有學者提出了非利益關係問題。實際上二者都涉及到公共行政的績效評價問題，即政策過程能否取得成效，在於社會對政策過程的認同問題。小事件演化成危機，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於利益配給過程中的公義維護的製度安排。一個自信的政黨和自信的政府，應該能夠實現社會群體對於政策的有效認同，這個認同的前提就是利益的一致性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普世意義上核心價值的存在。
社會和諧是人類追求的美好目標，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執政黨實現社會和諧目標繞不開的內容。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積累了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各種有利條件。但是，由於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存在諸多具體問題需要進一步加以解決：生產力不發達、社會治理的結構與製度不完善，社會發育遲緩、社會保障不健全、社會責任意識有待強化，經濟結構調整的動力不足、勞動者的技能訓練和素質提升壓力巨大，以及就業問題、土地問題等，對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
由此，政策層麵解讀社會和諧關鍵在黨這一基本命題，體現著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的實踐邏輯，即黨的能力建設要求我們從曆史的視角來分析黨的功能發揮。我們知道，黨的協調功能和衝突功能的發揮，直接與黨的中心任務和發展麵臨的環境相關。當中國共產黨走出革命黨的曆史邏輯後，如何在執政條件下通過完善的製度體係協調社會關係，體現並維護黨的價值，是新時期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同時，危機治理理念的成長過程，是黨領導下政府市場社會共同發揮作用的過程。黨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導者和推動者，培育社會主體，強化社會能力，化解社會矛盾，是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
危機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我們探討危機治理與黨的執政能力，其前提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直接領導者，對社會穩定和政治發展發揮核心作用和根本影響。基於此，黨的建設科學化，其內容必須包括科學的指導思想和理論體係，結構完善運轉科學的組織體係，科學有效的製度框架以及完備的憲法與法律體係等等。其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是黨的建設科學化的重要目標。執政能力即執政黨掌握和運用國家機器，綜合運用經濟、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種手段，領導、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本領和水平。在工業社會框架裏強調黨的建設的科學化、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建設，黨的先進性建設，必然需要探尋政黨自身現代化和國家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人民對於幸福生活的新期待的有機統一。
三、危機治理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內在邏輯
當前我國正處在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黨在矛盾凸顯期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必然與社會矛盾的協調、社會危機的化解與規避聯係在一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提升黨和政府危機治理能力，以更好地推動發展、促進和諧、建成小康。
（一）工業社會的不確定性凸顯了執政過程中的危機情境
人類進入20世紀以來，財富階層的貪婪和貧困階層的暴力，構成了威脅國家的兩把利劍。當發達國家進入奢侈消費的時候，許多國家還處在嚴峻的貧困之中。發展的失衡必然導致社會秩序失穩，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貧富差距帶來的社會動蕩，以及飛速發展的生產力和急劇增長的物質財富一起，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和社會管理模式。各種事件連同發展中人們不斷積累的各種情緒，像野草一樣在全球範圍內瘋長。
同樣，剛剛開始進入發展消費階段的中國，也在經濟飛速發展中積累了各種矛盾和和不和諧因素。一個時期以來，社會頻發的挑戰人們心理底線的事件屢屢發生。一方麵是黨和政府三令五申落實核心價值，強化政府監管，完善和保障民生，另一方麵是各種匪夷所思的危機事件屢屢發生：食品安全問題、生產安全事故時有發生，慈善事業信用降低，涉訴涉訪案件高位運行……在人們哀歎社會道德的淪陷，對無良企業和個人無視百姓生命安全和發展權利的行為表示憤慨，譴責這個社會越來越沒有底線的同時，各種組織越來越多地把政府置於社會發展諸多矛盾的核心地位，認為黨和政府沒有盡到社會監管責任，沒有引導好社會。筆者曾經在《社會危機治理：價值變遷與治理成長》一書中指出，政府基於戰時和計劃經濟基礎形成的傳統的控製理念，如果不能夠結合市場經濟發展需要轉變為治理理念，政府對於危機的控製過程可能引發新的更大的危機，但是在一個社會發育不完備的時代，人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角色，以及在社會過程中擁有的權利與履行的責任，那麼危機治理的過程隻能夠因循傳統的管理模式展開。
實際上，當社會對既有的道德底線被反複擊穿表示擔憂和不滿的時候，需要兩種力量來實現道德與價值的重構。一是社會自身的自組織能力要能夠具備道德的自我修複能力，二是黨和政府需要通過有力的措施來避免社會出現的失範與失位現象。在這方麵，作為掌握公共權力的執政黨和擁有巨大資源的社會，都需要為之承擔基礎責任。筆者以為，執政黨在領導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最大的危機不隻是社會發展的遲緩，決策的失誤和鋪張浪費，更為嚴峻的是社會的基礎秩序和底線倫理不能夠被人們信守和堅持。如果一個社會劣幣驅逐優幣的現象不被遏製和懲罰，如果符合社會發展需要與道德規範的優秀人才不能有充分發揮才能的平台和機會，任何社會過程和政治過程都難以實現預設的價值和發展目標。
在任何一個危機情境中，政府與社會的責任意識與責任能力都被空前凸顯出來，而個人的行為過程也凸顯著一個民族內在的價值邏輯。有道是，日本的悲劇是英雄切腹自殺，中國的古典悲劇是霸王別姬，而歐債危機中希臘的現實悲劇是全民公投——現代性的後果是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的條件被逐步建構出來，現代化的過程則可能因為不平等的利益分配結構而導致社會失序、民主虛設。人們的悲愴源自於自身利益和價值無法得到有效濟護，政府的政策難以收到實效。社會的無奈源自於誰都知道這樣的現象需要杜絕，誰都不知道在牢騷之餘他人和自己能夠或者必須做些什麼。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過程是一個理性參與的過程，而非一些人站著說話、煽風點火，一些人埋頭苦幹、無私奉獻，一些人屍位素餐、貪婪無度的過程，即人們能夠清醒意識到自己的責權利並對公共利益承擔維護責任的過程——這是社會心理視角出發的治理基礎。
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一個處在社會急劇變動、社會體製轉軌的現代化之中的社會，往往充滿著各種社會衝突和動蕩。”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對當前中國和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從十六屆六中全會到十八大，黨的各類文獻都尖銳地指出了中國社會存在的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麵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體製機製尚不完善，民主法製還不健全；一些社會成員誠信缺失、道德失範，一些領導幹部的素質、能力和作風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適應；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應該看到，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中取得成就和積累成功經驗的同時，始終關注並強調黨的建設麵臨的考驗和危險：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麵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麵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一個政黨對基本國情和自身建設存在問題持有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意味著黨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有科學的把握。由此，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目標和方向是清晰的，也是可行的。由此，組織運行的基本邏輯就是黨如何將自身的科學理念、價值原則轉變為有效的製度、政策和具體的可操作的措施與方法。
（二）發展麵臨的壓力凸顯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動力基礎
改革深化過程中，利益的實現與分配很大程度上左右著社會良序與衝突。從某種意義上說，推進改革開放深化的過程就是核心利益調整的過程，當黨和政府把改革開放以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調整為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的時候，與改革相伴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結構性調整就難免要引發危機情境。人們對於切身利益損益的感受直接影響著政府的政策製定和施行，政府和社會同樣感受著變革帶來的陣痛與危機，感受著傳統秩序打破之後帶來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改變。
在執政能力建設過程中，黨必須麵對兩個壓力：一是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會矛盾，實現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推進人民當家做主有效實現和社會和諧發展的製度化帶來的壓力。二是政黨實現自身現代化保持先進性、純潔性的壓力。中國共產黨在十六大報告中就提出用20年時間全麵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十八大報告再次強調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五項目標。這意味著，一是中國的發展戰略中，執政黨要實現的是全麵的小康社會，而非有差異的、片麵的小康社會；二是小康社會要惠及十幾億人口，而非少數人的小康社會。即要實現黨領導科學發展中提出的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為人民共享的重要指導思想。三是小康社會必然是告別貧困進入共同富裕的階段。這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確保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曆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曆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曆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亟須將黨的目標任務的實現與變化了的社會條件統籌考慮。
從現實發展的實踐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成了涵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保障體係。但是也要看到，由於曆史原因，中國的發展正在進入一個較為艱難的時期，麵臨著許多西方國家政黨從未遇見的現實壓力。
1.就業的壓力。就業問題是涉及穩定的根本問題，也是國家建設需要解決的基礎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通過一係列政策，實現了最艱難條件下的勞動力就業安置，避免了大的社會震蕩。但是另一方麵，各種原因導致的就業壓力直接影響政黨的製度安排和政策選擇，成為中國社會穩定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命題。在此筆者簡單列舉我國就業麵臨的具體問題。
我國城鎮居民的登記失業率：1998年為3.4%，1999年為3.4%，2000年為3.5%，2001年為3.6%，2002年為4.0%，2003年為4.3%，2006年為4.1%，2007年為4.0%，2010年為4.1%，2011年為4.1%。
近年來中國研究生、公務員招考情況
數據來源：教育部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曆年統計數據整理。
這些數據一方麵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通過發展經濟解決就業的現實壓力，另一方麵也反映了中國人才市場資源配置存在不合理現象。如表所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有的計劃經濟條件下黨包下一切的社會管理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尤其是就業問題開始逐年凸顯，我國每年近4%的登記失業人口直接構成對社會穩定的現實壓力。同時，逐年攀升的考研熱、公務員熱表明人們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獲得向上流動通道的現實期待。但是，大量畢業生湧向公務員隊伍，也凸顯了人才在社會不同領域流動機製和平台均未有效建構。在某種意義上也反映出作為資源配置事實存在的不合理性，甚至許多畢業生的目標隻是為了進公務員隊伍，至於是否學用相符，則很少考慮。例如，2010年公務員報考最搶手的職位——國家能源局“能源節約和科技裝備司”一職以4728比1的競爭比例高居熱門職位榜首。競爭比例最高的前六個職位，考錄比均達到3000比1以上。這樣的就業邏輯用極端方式暴露出落實尊重知識、尊重勞動以及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等就業目標的具體壓力。
近年來，中國每年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多達1000萬以上。如2010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168萬人，2011年為1221萬人，2012年達到1266萬人。但是由於曆史原因，新增人口、城鄉弱勢群體、城市化進程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每年都多達近4000萬人。2010年，商務部、財政部、全總三部門統計2009年全國待就業人口超過4000萬人，其中約60%為“40、50“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富餘勞動力。逐年積累的就業壓力對社會和諧穩定帶來巨大挑戰。
2.社會保障的壓力。中國龐大的人口和較低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中國社會保障的壓力超過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為了實現讓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無後顧之憂的目標。中國共產黨在生產力落後的情況下，逐步建構龐大的社會保障體係。1998年全國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數僅為58萬人，2000年達到190萬人，2002年為440萬人，2003年為415萬人，2005年為362萬人，2006年為327萬人，2007年為286萬人，2010年為209萬人。
2008年，全國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人數達到6619萬人。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口8.14億，參合率91.5%。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城市由上年的88個增加到317個，參保人數增加7359萬，總計達到1.17億。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2009年，我國貧困線標準由原來的786元提高到1067元，扶貧開發的目標人群迅速由1497萬增加到4320萬人，占全部農村人口的4.6%。十二五期間，這一標準進一步提高到1500元，由此貧困人口總數也進一步增加到9000萬人以上。2009年中央財政投入社會保障資金2906億元，2010年投入達3185億元，2012年中央財政投入社會保障和就業資金升至5753億元。
中國年人工成本與部分發達國家的比較
數據來源：《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10年）》、《國際統計年鑒（2010年）》數據綜合。
單位產值勞動成本比較
數據來源：國際勞動組織數據庫、《國際統計年鑒（2009年）》、《國際統計年鑒（2010年）》。
根據國際統計年鑒2010年數據分析，美國的單位勞動成本是中國的3倍，德國和日本約為中國的5倍，印度約為中國的2倍。由此，提高中國勞動力薪酬體係，保障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就成為當務之急。
中國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
數據來源：根據曆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綜合。
上述數據表明，在薪酬製度方麵，由於中國經濟基礎相對薄弱，在全球產業鏈中長期處於低端地位，中國勞動力成本長期難以有效提升。這在實踐中直接表現為經濟組織較少承擔社會責任，並使得黨和政府過度承擔社會保障的基礎責任。
近十年來，黨和政府不斷加大社會保障力度，僅僅用十年的時間就建構了西方發達國家幾十年才得以建構的基本保障體係。目前，這個保障體係的保障人數從十年前僅為13%發展到今天涵蓋幾乎全體中國人民，初步實現了應保盡保。但是也要看到，既有的社會保障體係還隻是一個低水平的甚至是較為脆弱的保障體係，在難以確證今後數十年內經濟持續快速有效發展的情況下，加大保障力度，讓人民共享增長的財富還有相當艱巨的任務等待完成。
3.社會治安的壓力。我國的犯罪率一直是世界較低的國家之一。但是近年來卻開始逐漸上升，1978年我國的刑事犯罪案件隻有53萬件，到2001年猛增至445萬件；治安案件1986年111萬多起，到2003年達到600多萬起。2001年全國違法犯罪案件達到1017萬件，2003年進一步增加到1038萬多起。主要暴力事件從1985年的7.2539萬件增加到1997年的27.7354萬件，2003年的近55.0043萬件；每10萬人案件發案率從1986年的155起增至2003年的804起，其中暴力案件發案率從1985年的6.8起激增至2003年的42.6起。2009年1月至10月，中國刑事案件立案數和治安案件發現受理數大幅增長，刑事案件數增幅在10%以上，治安案件數增幅達20%左右，全年刑事立案數達到530萬件，治安案件數達到990萬件。此外，群體性事件呈現多發頻發特點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從8709起猛增到6萬件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307萬。2004年7萬起，2005年8.7萬起2006年9萬起，2010年到2012年均在10萬起以上。
研究顯示，我國社會犯罪活動與基尼係數、城鄉收入差距都呈現正相關關係。目前基尼係數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全國違法犯罪案件、治安案件將分別增加46.8萬起和27.05萬起。當然，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犯罪率一直比較低。截至2008年6月6日，美國的監獄關有囚犯230萬人。美國司法部的相關數據表明，每10萬美國人中就有762名囚犯。而每10萬英國人有152名囚犯。加拿大有108人，法國有91人。在英國，每10萬人平均發生2034宗暴力犯罪，奧地利1677宗，美國466宗，加拿大935宗，澳大利亞92宗，南非1609宗。英國的犯罪率一直在每萬人600至700件徘徊。但是作為一個人口龐大發展不均衡的國家，如果不能夠在社會保障、維護公平方麵形成完善製度，不能得到充分濟護的弱勢群體和富裕群體之間的隔閡和衝突就極易發生。
4.社會階層固化的現實壓力。階層固化問題實際上是中國社會發展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現在直接構成了對中國社會和諧的現實壓力。階層是指由於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因素不同而形成的社會集團，本質上是作為一定所有製形式和勞動方式的產物。我國傳統意義上的階層劃分，主要是以所從事的職業來對人群的身份進行界定，如古代有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劃分。1949-1978年我國將社會群體分為工人、農民兩個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改革開放後，隨著所有製結構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變遷，中國的社會階層逐漸分化。此間理論界提出在中國逐步發育一個涵蓋多個階層的“社會中間階層”的概念，並期望建立社會穩定的橄欖型結構。許多人認為，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當中國中間階層（也叫中等收入群體）達到人口總量的40%左右，這個社會就進入基本穩定的狀態。
20世紀80-90年代，中國的工人、農民這兩大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出現了劇烈分化。其間所有製結構調整和分配模式的變化加劇了階層的多元性。但是短短不到20年的時間，階層分化的速度趨緩，甚至出現了固化的跡象。實踐表明，中國至今尚未形成穩定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中間階層的發育遠未像預設的邏輯有效展開，其總體比例較小。在分化還不充分且尚未定型的情況下，階層固化的趨勢明顯加速。表現為社會縱向流動特別是下層社會向上流動的通道變得狹窄，社會結構調整速度變慢，製度變革與調整的動力趨緩。大量剛剛擺脫貧困狀態的階層，麵臨著難以共享發展成果的窘迫境地。正常情況下，階層分化的結果有利於社會過程的多樣性和穩定性。從我國社會階層的分析來看，學者們提出了當前我國階層形態的諸多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碎片化、斷裂化、層理化。所謂碎片化即分化了的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關係不再扭結，呈現無序狀態。斷裂化則認為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結構出現斷裂。兩極化的群體不再有共同利益。所謂層理化，即社會群體橫向流動的通道相對暢通，上下流動的通道阻滯，階層之間形成了分明的界限並且難以實現利益的交流。其結果是階層關係呈現固化特點。
在階層固化問題上，中國既有的教育體製逐漸無力承載階層分化的職能。中國傳統社會裏，晴耕雨讀在千百年來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國社會也因此增強了自組織能力，並能夠在生產力較為低下的情況下實現社會的有效治理，維持了製度的相對穩定性。在教育體製改革不斷深化的今天，通過接受教育來改變命運的通道漸顯逼仄。一方麵是教育產業化背景下，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依舊隻有8.9%，文盲率占4.08%。另一方麵是競爭激烈的就業環境使得“拚爹”替代了品學兼優成為就業過程中讓人無奈且悲涼的“硬件”，並使得世襲貧窮成為人們不得不麵對的現實。再者，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民人數的減少是必然趨勢。這個群體橫向流動的空間在經濟穩定發展時期是順暢的。但是由於他們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收入亦較低。由於難以獲得均等的機會和政策支持，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極為微小，並且潛在的歧視和政策過程對其利益維護缺乏剛性要求，容易在發展中被拋出體製外，成為不受保障也不受約束的群體。例如，有學者在2004年指出中國高校城鄉大學生的比例分別為82.3%和17.7%。溫家寶也曾經說過，在他讀大學的時候，班上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占到80%。此外，《人民論壇》2011年5月的一份調查顯示，在問及“全社會草根成功人士比例有多高”時，67.6%的受調查者選擇了“不足5%”。筆者曾經指出，教育不公是最大的國家危機。當教育體係本身無法承載社會流動的責任時，社會就需要有新的通道來實現社會群體向上流動的可能。但是我們很難為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提供足夠的資源和製度平台以保障上下流動的渠道暢通。由此引致的權力和資本介入加劇了特權對公義的侵蝕，進一步固化了下層社會階層。
值得注意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製結構調整也改變著黨的群眾基礎。一是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工業體係所需勞動力日益減少。二是農業勞動者在總勞動者中的比例在下降，人數減少。三是第三產業從業者迅速增長。四是840萬家民營企業和3500萬戶個體工商戶吸納了1.8億勞動者，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建設者，承擔了大量社會功能。並且目前我國私營企業主中黨員比例占29%，僅次於黨政機關中黨員的比例。五是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和城鎮化進程加速，使得大量勞動力在城鄉之間、不同經濟組織之間的流動加劇。使得黨員在經濟行為中的身份日益複雜。黨員的職業多樣化要求黨在各式組織中發揮作用，使黨在新的時期有更廣泛的組織基礎，也麵臨更多的挑戰。
此外，收入差距擴大的壓力，環境汙染、資源能源過度消耗的壓力都提出治理變遷新的要求。麵對這些問題，許多學者常常會將經濟發展作為解決危機的重要途徑。的確，大量存在的社會危機都和利益息息相關。應該說，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但是危機治理過程本身也是協調社會促進發展的過程。簡單地認為危機隻是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衝突無疑是不完整、不科學的。同樣社會和諧並非意味著社會沒有矛盾衝突或者社會在一元化的意識形態下運行，社會和諧首先意味著對於多元社會主體和多元利益取向、價值取向的尊重與肯定，意味著對民主的有效保障與積極培育，即社會和諧的邏輯起點在於對社會分化和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矛盾衝突的協調。能夠尊重多元並實現和而不同，保障公平並能形成推動和諧發展的動力機製是執政黨在開放社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基本的能力要求。
（三）轉型社會矛盾凸顯期提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新的要求
政黨在多元社會中的治理能力體現了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黨領導社會促進和諧的能力，本質上要求中國共產黨強化利益協調與力量整合的功能意識，將協調利益與整合力量作為錘煉執政能力的路徑選擇，努力防範各種風險和危機對執政基礎和執政過程的衝擊。
1.人們日益增長的參與需要和製度供給的不足之間的矛盾要求黨要始終堅持人民當家做主的基本原則，不斷提供人民有效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平台。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一個目標，就是要讓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享有民主權利，進而推進人的自由全麵發展。人民當家做主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本質，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新中國成立後，為了確保人民的主體地位和有效參與社會管理，我國實行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這一根本政治製度，領導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參與公共管理，推進基層民主，完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權利，維護公平與正義，並在此後形成了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政治邏輯。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傳統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逐步分化為多元的利益主體。多元利益主體對政治體製和資源配給的訴求顯然也是不一樣的，政黨如何提供政策協調多元主體的利益需求，直接影響到社會穩定和人們的公平感。隨著所有製和經營方式的改變，我國的社會利益關係和社會結構都處在分化和不斷調整的過程中，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的出現，勢必從製度和體製層麵提出黨的政策施行和製度安排的不同訴求，並且尋求有效的參與途徑。黨在實現社會協調與動員的同時，人們日益增強的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要求黨和政府提供人們意見表達和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空間。基於此，黨進一步把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做主作為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務，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為發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做主奠定了堅實基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保障人民當家做主、實現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曆史進程中，得到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擁有了其他國家的政黨難以企及的社會統合能力和領導能力。同時也使得翻身做主人的人民群眾在建國初期生產力極端落後和物質極度匱乏、內外壓力巨大的社會環境中，曆史性地選擇和認可了對黨的擁護與忠誠。黨的社會協調功能的發揮，首先是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上，黨領導國家和社會探索和追求健全民主製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推進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過程。
2.黨的曆史方位的變化，以及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改變了黨的領導的模式。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之後，如何有效代表全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按照政治學的觀點，一個執政黨是不能夠僅僅維護和發展它自身所屬的那個階級的利益的，它必須著力解決好國家全體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說過：“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隻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與有產者不是一定對立的，有產與剝削也不是必然聯係的。麵對客觀存在的發展不平衡和部分群體的利益受損，一方麵需要政府通過政策調整和製度落實以實現利益整合。另一方麵，需要黨發揮思想整合功能，將全社會的力量凝聚到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戰略上，以實現我國小康社會的基本目標。
實踐表明，檢驗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標準是政黨能否實現對社會要素的有效動員和調集，構建新時期社會和諧發展的框架。發揮執政黨的功能，需要從人與製度的兩級出發，從價值與組織的基本要素出發，校正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增進公共利益。變化社會中，任何危機的應對不是靠允諾和簡單的少數人挑撥多數人的推理就能夠決定的。危機事件中，決定政策和製度實施效果的不是受害者，不是卷入者，而是巨大的旁觀者群體。
基於此，強調黨的執政能力，第一是要善於領導國家和社會，讓政府能夠在法製框架內維護並實現社會常態，讓社會能夠承擔基本的社會責任並維護社會良序，同時有效監督公共權力。第二，在管理層麵，我國的危機治理應實現由應急戰役式管理向常態治理轉型，即由傳統的組織強製來控製危機向黨領導下製度推動危機治理轉變；由黨和政府作為危機應對的唯一主體向黨領導的“政府——社會”和諧共治形態轉化。強化執政黨的危機幹預能力，構建製度推動、運轉協調的社會常態治理機製；第三，執政黨在權威配給資源的過程中，需要通過製度性和非製度性整合機製，將價值引導和利益協調、製度強製和信用培育相結合，形成適應中國現階段發展需要的社會協調機製與模式，增強黨的領導幹部和各級組織化解危機、維護穩定和推進發展的能力；在此基礎上解決現實社會管理框架中利益協調和價值引導機製的有效性問題。
3.日趨多元的社會利益主體加大了政黨協調社會利益與價值的難度，黨要能夠超越自身所代表階級的利益，實現對整個社會不同群體利益與價值的滿足。按照帕累托最優原則，政策的製定與施行要涵蓋並滿足所有群體的利益與價值需求，這在多元社會顯然難以實現。在實踐中，利益重新配給過程中引發的群體性公共事件時有發生，一些惡性暴力事件也逐漸增加，給黨領導社會帶來較大壓力。黨和政府很難通過一個政策來同時滿足所有利益群體的利益需求，並且不損害其他人的利益。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多元利益格局下黨的執政能力無法繞開多元利益主體的實際需要。我們知道，黨推動社會和諧的有效性一方麵取決於思想理論的先進性，另一方麵還取決於既有的政治係統能否有效吸納和融合社會不同主體所提出的各種利益、價值訴求。利益主體越是多元，其利益和價值的分化就越是劇烈，協調的難度就越大越複雜。而提供不同群體有效參與的空間和渠道，就成為黨化解矛盾，協調不同群體利益和價值的重要基礎。當然，從根本上說，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過程，提供了政黨實現社會和諧的較大空間和平台，利益主體之間日漸尖銳的衝突和矛盾，需要依靠強大的政治組織來協調與化解。但是在現有條件下，黨的領導要突破財富積累的不平衡和製度的不完善而滿足所有利益群體的需要，其難度顯然是巨大的。在這個過程中，確立發展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基本戰略，其根本是要通過有效的發展來克服人們利益和價值的紛爭，通過完備的分配製度來消解人們的相對被剝奪感。
4.人們對政黨能力與責任的無限期待與實踐中執政有效性的差距，要求中國共產黨既要著力加強自身的能力建設，完善服務功能，還要引導社會實現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在現代社會，如果說政黨運行的理論基礎是否科學決定了人民是否服從，那麼服從與忠誠的程度則取決於政黨政績對人民需要的滿足程度。中國共產黨在發展社會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過程中，始終秉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過程中努力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把能否實現好、發展好、維護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衡量黨的工作的標準，這就從根本上確立了黨的社會協調的價值基礎和合法性前提。但是也要看到，一方麵，在現有條件下，執政黨和政府不可能滿足所有利益群體不斷高漲的利益需求，承擔無限的責任。當各利益群體都把實現自己最大化利益的期望寄托在執政黨或政府身上的時候這一過程可能導致黨的領導權威招致削弱。另一方麵，如前所述，多元利益主體的訴求不一，任何政策安排的過程都不可能實現對所有利益群體利益的有效覆蓋。這意味著在實踐中，任何利益主體都會從自身需要出發來考量黨和政府的政策施行過程。一旦發現自己的利益無法有效滿足，必然產生對政策的不滿和抵觸情緒，當改革觸及到他們的利益，這種不滿情緒就容易被激發並造成社會失序失穩。
黨領導國家和社會建設的過程，是黨和政府領導社會實現對資源的有效控製和配給的過程。黨對社會的領導也就是執政黨權威運用權力配給社會資源，引導社會成員實現政治目標和社會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決定了黨和政府不但要掌握公共權力，有效運用權力以配給社會資源，而且要確保權為民所用，並使得社會運行能夠有效實現黨的社會建設的目標。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百廢待興的曆史環境形成了黨領導一切的格局，黨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工作中起領導作用，同時承擔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全部責任。長期生產落後和物質匱乏國情下的計劃經濟模式，強化了黨和政府控製和配給全部社會資源的能力，並使得政府習慣於依靠行政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社會也習慣於依賴政府實現自身的權益。其結果是，一方麵造成政府替代社會包下全部管理問題，社會缺乏明晰的自我管理和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框架；另一方麵又造成政府與社會的疏離，所有社會問題容易指向黨和政府。其結果是政府成長為全能政府，而龐大社會的能力漸趨衰弱；社會發育依靠政府推動，各種社會力量作用發揮不到位；社會的權利、責任、角色較為模糊。
應該看到，中國共產黨麵對曆史方位的轉變，在領導社會和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逐步實現了黨自身的現代化，並努力做到依法執政、科學執政和民主執政，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繼續擁有很強的動員與引導社會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始終堅持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重視依靠人民群眾來實現社會發展的目標。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社會建設的基本要求，十八大提出要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格局，健全基層社會管理體製。這一體製要能夠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創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減少不和諧因素；並創造條件增強社會的自我完善、自我服務和自我管理能力總之，在今後不長的時期內，社會管理模式要實現從控製為主，協調為輔向協調為主，控製為輔的治理模式轉變。並逐步確立依法管理依法執政的理念，在化解社會矛盾方麵，要能夠實現從組織推動向製度推動轉變。保障社會資源在法治框架內為所有公民公平地享有。
5.全球化和技術演進對黨推動社會和諧形成挑戰與衝擊，要求中國共產黨善於應用現代技術手段，提高信息溝通和社會治理的績效。全球化背景中黨的建設必然麵對以下問題：一是全球化浪潮帶來的經濟、政治、文化變遷的全球特征，正在改變著黨的社會協調的環境。二是全球化背景下日益複雜的國際關係中，基於利益訴求而不斷被挑起的文明衝突與貿易摩擦，不斷演化的各種危機，社會領域中的貧困與反貧困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融合與社會排斥等問題都對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構成威脅。如何實現對各種社會思潮的引領，是黨必須直麵的問題。三是西方信息大國在政治、文化、教育資源方麵的壟斷、價值強製和規範設定極易削弱他國優良的文化道德傳統和基礎。因此，黨的社會協調需要克服技術演進帶來的負麵影響。信息社會中，執政黨要善於運用技術手段和傳播規律，暢通信息溝通渠道，提供對稱信息，實現科學決策，引導輿情。同時要形成涵蓋社會認同和政策評價的社會預警機製。這個機製必須契合黨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基本理念。
康帕內拉在《太陽城》的開篇講城市的形式和建設時，即講到了太陽城的建城優點是能夠防範外敵入侵。也就是說，危機意識、憂患意識以及危機治理能力，是人類理想中的美麗城邦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開幕式上，使用了莎士比亞的一句經典話語：Be not afraid. The isle is full of noises（別害怕，這個島上已充滿各種聲音）。任何社會的轉型與發展，都存在著對人們基本價值觀和行為過程的改變。以至於許多悲觀的學者認為，世界發展給人留下的最終結果是惶恐和慌亂，世界演進的結果似乎總是從危機開始。事實上，任何對於既有秩序格局的改變過程，都會引發社會情緒的變化。我們談論危機治理或者社會和諧，並非要避免情緒變化，而是創造條件讓人們盡快適應變化，並從中獲得生活與行動的目的。
因此，共產黨一方麵必須克服外部社會環境條件帶來的各種曆史惰性和消極影響，另一方麵要著眼於政黨政治新的生態，勇於和善於超越自己在以往發展中確立並行之有效但已不適應當今社會前進需要的那些思想觀念、組織形態、運行機製和活動方式，運用新的實踐、新的經驗和新的理論觀點去解決政黨在現代化進程中麵臨的各種新問題。隻有解決了這一點，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才能夠獲得有效的政治支撐和社會支持。
同樣，實踐表明，單個的社會事件或者突發災難要轉化成社會危機，必須有具體的觸發機製和社會環境。例如管理缺陷或管理失位導致的秩序破壞；社會溝通機製與信息過濾係統失靈和應對措施失效引發的恐慌擴散；政府的政策製定與施行存在對部分群體利益的侵害使得的社會失衡、不滿加劇。危機的發生既是社會存在問題的放大過程，也是對政府和社會能力的考驗與訓練過程。任何社會日常管理中存在的失範和未能有效化解的矛盾與衝突，都可能借助簡單的事件而造成巨大的損失。從這個意義上說，執政黨和政府的政策與管理實踐不是以維穩和控製危機為目的，對危機的防範是為了構建和諧社會，保障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因此，危機治理是對治理理念調整和對社會協調機製的修正過程。即治理的成長需要從環境的優化與製度的有效執行入手。這就要求權力主體和管理者從更加複雜的治理結構中梳理信息、完善服務、協調關係、解決問題。惟其如此，才可能避免單個危機事件轉化為社會性、全局性危機。
第二節 治理框架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實踐邏輯
開放社會的複雜性決定了國家發展和社會建設不可能僅僅依靠政黨獨立推動，也不可能簡單通過政府權力運行就能夠實現政治目標。社會作為一個分擔與共享的共同體，它需要進一步健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市場——社會協同發展機製，以共同麵對各種風險挑戰，共享發展的成果。
一、治理理念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基本內容
“治理”（govnence）作為區別於統治和管理的基礎概念，涵蓋著包括控製、協調、引導在內的能力建構過程；還包括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共同參與經濟和社會秩序調節。也就是說，治理概念的提出，首先意味著黨和政府不再作為社會發展的唯一主體，同時也意味著黨和政府在權力運行中的邊界與職能得以進一步廓清，從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型的過程中，黨和政府返還給市場和社會的權力需要在製度化框架內有序運行。同時，泛政治化、軍事化的社會管理結構必然要招致解構，傳統的鬆散型社會也會在新的條件下重新組織並形成網絡，各主體之間有機互動，在市場經濟體製下順暢運行。作為一種理想的社會運行模式，治理理論顯然不能夠解讀中國的誰運行邏輯。但是黨和政府必然不再作為社會發展的唯一責任人來解決所有發展中的問題，這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的邏輯，也不符合政治的邏輯。社會多元發展的實踐、主體分化的利益訴求、人們日益凸顯的參與意識和能力，決定了黨和政府需要結合變化社會增強執政能力建設。
執政能力建設是中國共產黨推動科學發展的首要政治命題，也是黨建科學化的基礎與要求。這一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了。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在離開西柏坡前往北京時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1980年1月鄧小平同誌結合改革開放形勢強調了“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的問題。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領導體製和工作製度”的基本命題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的目標要求。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對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做了戰略部署。該《決定》對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內涵做了科學表述：就是黨提出和運用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領導製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采取科學的領導製度和領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執政能力建設的基本內容：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出了黨領導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的能力要求，也提出了包括黨的作風建設在內的黨的自身建設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在深刻總結中國社會發展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需要堅持的基本原則和要求：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為指導，全麵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以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為核心，以建設高素質幹部隊伍為關鍵，以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體製和工作機製為重點，以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隊伍建設為基礎，努力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
不同國家的執政黨，其任務和政治目標也多有不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能否實現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目標，直接關係到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執政能力的內在理路是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因此，強調執政能力建設，必然需要解決好以下基本問題：一是如何把人民群眾的基本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二是如何避免權力運行對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侵害，維護最弱勢全體的利益。三是如何維護和保障人民主體地位，在執政中體現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權利。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執政理念，涵蓋著為誰執政、依靠誰執政以及如何執政的基本命題。其間，中國共產黨在執政中致力於將黨的奮鬥目標和中國社會發展實踐有機統一，將黨的執政能力融於民生和社會福祉的實現與保障上，進而推進國家建設和政黨科學化的協調並行。因此，普遍意義上談論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其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立足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新要求，正確掌握和運用國家政權，推進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2004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進行集體學習。胡錦濤同誌在主持學習時指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過程，既是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實踐過程，也是不斷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深入把握執政規律的過程。黨的執政理論建設是一項係統工程，包括執政理念、執政基礎、執政方略、執政體製、執政方式、執政資源等主要方麵。2004年8月22日，胡錦濤同誌在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又加了一個“執政環境”。關於執政的這七個基本範疇，構成了執政理論的基本內容。
1.執政理念。即政黨執政的指導思想，既包括基本的理論框架，也包括奮鬥的目標和方向，執政理念的核心是執政黨的價值取向。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及人民當家做主、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等思想；以及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依法執政、民主執政、科學執政的戰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指導思想；以及“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賦”，“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等等思想，都是我們黨的執政理念，科學的理念決定了政黨現代化的水平和政黨過程的績效。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需要對執政理念加以有效梳理。
2.執政基礎。即執政黨掌握權力、權威配給資源的基礎，主要包括價值基礎、物質基礎、法律與製度基礎、文化基礎等，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決定著執政的主體力量。在通常情況下，我們談及執政黨執政的基礎就是指全體公民，即政黨執政過程要經過人民的授權，獲得人們的認同和積極參與，這是執政黨建設的重要尺度。在人民這個基礎上，還可區分階級基礎、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等等。
3.執政方略。即執政過程得以展開的戰略、政策和目標框架。執政方略就是立足於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小康社會新要求，建構的帶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戰略。
4.執政體製。即政黨執掌國家政權和行使其他權力所依賴的製度體係。這一製度體係包括了核心製度、基本的政治製度和具體的工作製度，它們共同構成科學執政、依法執政、民主執政的框架。
5.執政方式。即黨對國家和社會實行領導的機製、途徑、方式、方法的總稱。執政方式影響執政效果。現代政黨政治確定了執政黨需要運用法律的、行政的、經濟的和道德的方式與手段，通過平等的、民主協商的辦法來解決好執政黨與國家政權的關係，保障權力運行的科學性，以及對國家和社會領導的有效性，還要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探索和創造新的方式。
6.執政資源。即執政過程得以展開的要素和條件的總和。既包括政治體製內的資源，也包括體製外的資源；既包括物質資源，也包括精神資源。現代社會執政能力之一還在於能否有效拓展和積累資源，並使這些資源發揮最大效能，降低執政成本。
7.執政環境。即影響政黨過程和執政活動效果的內外係統的總稱。包括了微觀的環境和宏觀的環境，國際環境、國內環境和黨的自身環境，以及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所有要素。當前，轉型期中國社會主體漸趨多元，“市場經濟日益發展、社會階層的逐步分化、利益群體的不斷壯大，必然產生政治參與的要求”。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今天中國共產黨執政環境變遷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全球化對黨的能力建設提出的要求。
李忠傑教授將執政能力概括為以下十個方麵的內容：科學分析形勢和任務，製定執政的綱領、路線的能力；掌握國家政權、保持執政黨合法性和執政地位的能力；駕馭國家機構、協調各種政權組織相互關係的能力；運用國家機器、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進步的能力；堅持執政為民、滿足人民群眾利益要求的能力；整合社會關係、解決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的能力；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能力；正確處理國際關係、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的能力；應對複雜局麵、抵禦各種風險的能力；從嚴治黨、拒腐防變、保持執政黨自身先進性和生命力的能力。
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具體分為五方麵的能力要求：
1.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其根本是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方位的轉變，提出了黨應對市場經濟的挑戰，增強領導發展的能力要求。一是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新中國60多年的建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第二個階段是滿足人民更高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問題。二是堅持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解決好公平和效率的問題。三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四是推動全麵綜合可持續發展。
2.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一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保證人民當家做主。擴大基層民主，完善民主參與。二是提高依法執政的水平。三是改革和完善決策機製，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四是加強對權力運行的製約和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為人民謀利益。五是按照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發揮黨委對同級人大、政府、政協等各種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這些組織中黨組的領導核心作用，並推動社會建設，用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
3.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中國共產黨是先進文化的代表者、繼承者和創造者，能否以先進的政黨文化引領社會文化，能否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能否讓人民共享文化成果，體現著黨的執政能力。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積極推進理論創新，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二是深化文化體製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三是適應信息社會發展，用正確的輿論引導人。四是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五是優先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
4.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曆史任務的必然要求。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是鼓勵創新，貫徹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形成全社會創造激情競相迸發的有效機製。其次是妥善協調各方利益關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形成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保障機製。三是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製創新。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格局。發揮基層黨組織和共產黨員服務群眾、凝聚人心的作用。發揮城鄉基層自治組織協調利益、化解矛盾、排憂解難的作用，發揮社團、行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範行為的作用，形成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合力。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係。四是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
5.提高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在推進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過程中，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要求中國共產黨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著眼於和平發展的共同主題和中國建成小康社會新要求，增強應對國際複雜形勢的能力。一是堅持用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提高科學判斷國際形勢和進行戰略思維的水平。二是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對外方針政策，掌握處理國際事務的主動權。善於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他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在推動和平發展中發揮作用。同時加大國際合作，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恐怖主義。三是全麵認識和把握國際因素對我國的影響，增強抵禦全球風險實現互利共贏和能力，並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筆者闡述的執政能力，主要是指黨領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過程中所體現的能力要求。
二、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影響要素和運行環境
對執政能力內涵的分析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實踐可知，執政能力建設直接受政黨執政理念影響。而執政黨用以武裝黨員教育社會的理念和基本理論形成之後，影響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因素則既包括環境因素，也包括製度體係建設和執政方法等因素。
（一）實現黨的科學領導是強調執政能力建設的根據
我們知道，黨的領導也就是執政黨權威運用權力配給社會資源，引導社會成員實現政治目標的過程，即對公共權力和社會的領導過程。它包括以下幾方麵的要求：其一，掌握公共權力；其二，有效運用權力以配給社會資源；第三，權力運行符合社會公義；第四，權力運行能夠有效實現黨的目標。由於共產黨是執政黨，黨的領導是通過執政得以實現。新時期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包括以下幾個方麵的具體內容：一是明晰黨的領導的對象。黨的領導主要包括對國家的領導，對政府的領導，對軍隊的領導，對社會的領導，對黨員幹部的領導。對國家的領導包括明確、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確保國家主權完整。對政府的領導，即指通過權威分配權力，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職能，依法行政，使政府保障黨的中心任務的實現。同時，經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誌，這也是黨的領導和人大的關係。對軍隊的領導旨在確保人民軍隊聽從黨的指揮，維護國家利益和領土完整，實現黨的基本任務和保障黨的最高綱領。對社會的領導，在治理目標下，包括對階級關係的處理，對公眾和社群、社區的領導，對不同利益主體的協調，以及對宗教的協調，引導社會共同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等等。同時引導黨員幹部堅持黨的宗旨，在社會事務中發揮先鋒模範作用。
黨的領導的內容包括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所謂政治領導，就是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機關推薦重要幹部。思想領導是用指馬克思主義思想武裝全黨，通過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實現社會動員，引導社會成員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組織領導是指黨通過組織運行，通過組織及其成員的作用發揮來實現領導。黨同政權機關的性質不同、職能不同，因此，不能把黨委同人大、政府、政協這些組織之間的關係簡單地理解為組織上的隸屬關係。同時，還要加強對工會、共青團和婦聯等人民團體的領導，支持他們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開展工作，更好地成為黨聯係廣大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總是同黨的曆史任務，同黨為實現這些任務而確立的理論和路線聯係在一起的。黨的領導方式，是黨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實行領導的總稱，其中黨對國家政權實行領導的方式就是執政方式。黨的執政方式是指執政黨領導和控製國家政權的範疇。判斷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的標準，一是合理性，即指執政黨必須承認並且依循黨的領導規律和執政規律。二是實效性，即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必須有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三是人民性，由於我們黨是執政黨，其領導過程和執政過程必須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此原則下，通過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把黨的意誌上升為國家意誌來實現領導。
（二）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基本要素
首先，黨通過組織運行來實現領導。論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然需要對黨的組織運行做簡要分析。
1.機構要素。機構要素是黨的組織結構的基本要素，包括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和基層組織。這三級組織依照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組成。黨的中央組織包括以下幾個部分：（1）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的最高領導機關）；（2）中共中央委員會；（3）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4）中共中央書記處；（5）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6）中央軍事委員會。
2.製度要素。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根本製度，即民主集中製，包括黨章規定的民主集中製六個方麵的原則；第二個層次是基本製度，包括黨的代表大會製度、黨的選舉製度、黨的幹部製度、黨內生活製度等。第三個層次是具體的工作製度，包括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等。
3.角色要素。包括以下三個方麵：（1）黨員的基本條件（通過條件設定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區分開來，在當前表現為先進性、純潔性的要求）。（2）黨員發展（包括處理好數量與質量的關係）。（3）黨員的權利和義務。黨員的權利和義務統一在黨的利益基礎上。
由此，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對黨的幹部隊伍建設至少有以下幾方麵的基本要求：（1）需要一支具有高度覺悟的黨員隊伍。（2）這支隊伍必須具有嚴明的紀律以保障中央權威和政令暢通。（3）黨員所具有的自我犧牲精神是用以團結和凝聚全社會力量的價值基礎。（4）這支隊伍的各級領導者必須具有實現黨的領導所必需的領導能力和領導水平。（5）這支隊伍建構的黨的組織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並實現黨的領導。
在上述要素的匹配過程中，黨尤其強調通過完善的製度體係來保障執政過程的有效性。執政黨能否形成科學的製度體係，決定了政黨過程和政黨路線方針政策施行的績效。如何判斷製度體係的科學性？其一是要能夠維護社會公平和黨的建設。製度要能夠規範權力，約束行為，體現並實現既定價值，維護黨的理念。其二是製度本身運行順暢、高效成本低廉。第三是製度要能夠促成社會善治。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因此，執政能力直接體現為政黨在製度框架內有效實現建設目標，推進社會發展的過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就是一個不斷將黨的主張變成國家意誌，不斷推進製度化、法製化、程序化、規範化的過程。
其次，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體製和工作機製是新時期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點。黨的領導體製，是中國共產黨實施領導活動的組織結構、運行規則、運行機製的總稱。這三者之間是互相聯係、互相依賴、互相作用的統一體。領導體製的核心內容是通過製度規定組織的領導權責、領導機構、領導關係與活動方式，也是一種規範化、製度化、非人格化（法治化）的活動。領導體製通過固定的規則、規定或組織章程展開，它所界定的各種領導關係、權限和職責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特點，即領導體製的形成是與現實的文化環境、物質條件、生產力水平和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任務相聯係的，領導體製的改革與完善需要與現有的社會結構和政治過程相適應。工作機製則是在領導體製框架內，落實政治發展目標的一係列有效的程序、規則和方法的總稱。領導體製決定領導活動的模式和效果。領導體製與工作機製有效運行的前提是領導權威的確立，這個權威不僅僅包括個人魅力確立的權威，更多的是一種製度性的組織權威。即我們所闡述的領導體製與工作機製，本質上是製度安排的過程，也是製度績效評價的過程，也包括製度性領導環境建構的過程。
第三，黨通過提高執政主體素質和改進執政方式方法來增強執政能力。執政主體從廣義上說，就是人民通過執政黨來當家做主。狹義上是指代表人民群眾執掌國家政權的權力主體。執政主體的能力和素質，決定了政黨權力運行的方式和效果。今天我們論及的執政主體首先是指整個執政黨。它包括黨的組織機構、黨員和領導幹部。由此，提高黨員領導幹部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能力和水平是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而建立健全完善的幹部考核機製就成為保障主體執政有效性的重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過程中，始終重視改進執政方式方法。執政方式方法是否科學、規範、合理，直接體現著執政水平與能力的高低。提高執政能力，需要深入研究政黨的執政環境、發展任務、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及社會意識形態變遷等基礎問題。
（三）治理目標下黨的領導的基本要求
研究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無法避開對黨與政權、黨與市場、黨與社會邏輯關係的把握。任何政黨運行過程，都需要與其所處的外部環境進行資源流通，並以此獲得和創造實現自身政治目標的條件。這是一個政黨能力的體現，也是政黨功能的基本內容。從治理的角度看，領導意味著在政治係統中，執政黨需要協調與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國家機關的關係；同時還需要協調執政黨與市場主體的關係，以及與人民團體（包括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等各種群眾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的關係。
1.政黨與國家政權。在處理政黨與國家權力機關的關係的時候，首先必須明確二者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執政黨是領導者，國家權力機關是被領導者。政黨通過政治領導實現對國家權力機關的領導。這個領導過程包括以下幾個方麵的內容：（1）執政黨對涉及國家和社會穩定與發展的重大問題作出指示和提出建議，國家權力機關通過法定程序將執政黨的意誌轉變為國家意誌。（2）向權力機關推薦黨員代表，提交人大表決、任免。（3）執政黨在各級權力機關中建立黨組織，通過宣傳、教育、組織和解釋活動，加強執政黨在各級權力機關中的影響。（4）執政黨通過其在權力機關中黨員代表的努力，贏得非黨代表對執政黨主張和建議的支持和讚同，確保黨的意見和建議轉化為國家意誌，上升為法律。其次是互相監督的關係。國家權力機關的領導，實質上是一種監督。同時執政黨也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開展活動。與行政機關的關係，主要是理清黨政職能。1928年11月，毛澤東同誌在《井岡山的鬥爭》中就已經論述過革命根據地的黨政關係，批評了黨直接幹預政權機關工作的做法。1980年8月，鄧小平同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講話中，再次闡述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幹部製度方麵的弊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他還對黨政關係做了進一步的梳理，完整提出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並形成了此後處理黨政關係的基本原則。執政黨與司法機關的關係，首先是黨的政策與國家法律的關係。這個關係涵蓋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黨的政策與國家法律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調整機製。黨的政策是通過黨組織和黨員的宣傳、鼓動和模範行為來把社會關係引向既定目標。國家法律則是通過一係列規範、模式約束引導人們的具體行為，具有強製力和普遍的社會約束力。其次，黨的政策對國家法律具有指導意義。其指導過程是通過黨的威望和黨的政策的正確性影響國家權力機關製定法律的而進行的指導。這種指導是原則性、根本性的指導。第三，黨不會推行與憲法、法律相抵觸的政策。
中國的國家管理體製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專政基礎上的，人民代表大會製是國家基本的管理製度，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監督政府執行人民賦予的權力。隨著經濟結構的變遷和社會組織的分化，政府管理創新麵臨著諸多挑戰，甚至政府職能設定在實踐中也麵臨著各種爭議。如改革方向是繼續加強全能型政府還是有限權力政府，分權的底線在哪裏？如何建設效能型政府、責任政府？人們對於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管理績效的要求，一方麵有利於國家管理體製的改革，推進政治結構和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另一方麵也容易形成一種急躁的、甚至完全背離基本國情的政治訴求。這些訴求，始終伴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製改革和經濟體製改革。我國正在進行的行政體製改革，就是著眼於消除體製機製障礙，保障權力運行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幸福安康的價值期待而展開的黨和國家管理體製創新過程。
2.政黨與市場。政黨與市場的關係反映的是政黨對市場的認識，及黨的政策與資源配給影響市場過程的實踐邏輯。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生產力不發達，社會製度不完善的環境裏領導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中國兩半社會的落後局麵，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初一窮二白的現實環境，要求黨能夠集中全部生產力要件來實現民生改善和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在外部封鎖的計劃經濟時代，黨的領導過程就是一元化的對經濟的完全控製過程。黨通過計劃模式控製全部資源，並將其分配到最重要最關鍵的生產環節，以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有效性。隨著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工業體係的逐步建成，傳統計劃經濟模式難以有效運行，人們通過奉獻實現財富增長的運行邏輯逐漸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978年改革開放後，黨在確立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後，開始探索市場機製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實踐。形成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發展戰略。1984年後，這一戰略思維轉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並逐步過渡到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運行邏輯。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戰略思想。提出到2010年初步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並逐步形成了與之相應的製度體係。此後，在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中，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做了梳理，提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在主導地位，並肯定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市場邏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同時，強調在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指引下，始終堅持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決定各項改革措施取舍和檢驗其得失的根本標準。在十八大之後，黨和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市場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出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同時強調要保證各種所有製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健全現代市場體係，加強宏觀調控目標和政策手段機製化建設。
政黨與市場的關係，根本是政黨領導的政府和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麵的關係協調問題。政黨作為權威主體，天然擁有配置資源的能力。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天生的平等派，其運行邏輯要求政府將權力返還給市場。但在實踐中我們也發現，市場存在巨大的失靈的風險，並且市場本身具有的積聚效應也難以克服剝削和貧富分化問題。這就要求通過政府幹預來避免可能出現的市場失靈和利益分化導致的社會失範。也就是說，黨與市場的關係，本質上是政府與市場關係。執政黨與市場的關係處理要防止兩種傾向：一是權力不當介入市場，甚至用行政邏輯衝擊市場規律。二是市場邏輯覆壓政治邏輯，資本綁架公權力。
早在20世紀20年代，列寧就深刻意識到各國之間在經濟上的依賴性，他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前後曾經提出過“世界經濟”概念，尋求在計劃經濟的指導下建立開放型的經濟體係。他認為，“有一種力量勝過任何一個跟我們敵對的政府或階級的願望、意誌和決定，這種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經濟關係”。他對於經濟本質的認知和對於經濟發展內在邏輯的科學判斷，實際上也建構了一個政黨在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中的能力和作用。而一個強大的政黨要在複雜經濟環境和國際鬥爭的壓力中謀求一個國家的有效發展，必然需要加強自身適應市場經濟、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並且擁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維護保障人民利益，實現國家和社會均衡發展的能力。
3.政黨與社會。政黨與社會的關係是本書研究的重點內容，也是政黨能力建設的根本問題。所謂政黨與社會，反映的是政黨政治的基本生態。即要將政黨置於社會與市場中加以考察，進而梳理三者關係。我們知道，政黨作為公民控製公共權力的工具，作為架在國家與社會兩個主體之上的橋梁與紐帶，必然需要通過組織運行反映公民的利益、願望和要求，並以此獲得社會對政黨的支持。黨與社會組織或者群眾團體的關係，在於政黨要能夠通過科學化建設，將社會運行中人們提出的各種要求，通過一定程序導入政治係統，並使其有效運轉起來，最後向社會輸出決策和製度安排，引導和保障社會健康成長。
強調黨對社會的科學領導，在實踐表現為黨組織通過創新實現社會整合和人民滿意。與此同時，黨對社會的領導，一方麵在於通過組織運行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麵，通過政策導引讓群眾凝聚起來，在組織化社會運行過程中，實現對分化利益集團的溝通、協調和管理。
基於上述分析，當前，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有以下幾點要求：（1）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體製，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既保證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又充分發揮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和其他方麵的職能作用。（2）著眼於維護黨和國家的團結統一，維護黨中央的權威。（3）規範黨政機構和協調機構的設置，完善黨委常委會的組成結構。（4）圍繞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資源，推進行政體製改革。加強和改進黨對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及各類群眾團體的領導，支持他們依照法律和章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充分發揮他們聯係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作用。（5）著眼於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斷推進理論創新、製度創新、科技創新，改進黨的領導作風、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
由此，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要求黨委領導政府結合變化環境和人們主體性的增強，廓清權力邊界，完善黨的一元領導，改變傳統的黨替代政府和市場配給資源的體製運行方式。在改革開放中，這是黨和政府向市場和社會分權或者叫放權的過程。也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建設和改革開放中，黨和政府不再作為社會發展唯一的責任主體，政府需要在黨的領導下，將本該由市場和社會承擔的責任與權力返還給市場和社會。在計劃經濟年代，黨、政府和人民群眾在理論上是一體的，黨的意識形態、國家意識形態、社會的意識形態也是扁平化的一致狀態，即黨組織在其運動製度體係內本身不存在分歧，同時能夠因為黨本身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更加夯實同一性。但是從公共行政的實踐看，目前許多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劇烈分化，最終導致各社會力量趨向於彼此疏離的狀態。這就意味著黨和政府需要增強自身的代表性，解決好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先進文化的發展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問題。惟其如此，政黨能力才可能獲得人民的肯定，並擁有持續支持。
三、政黨社會功能發揮：實現社會和諧的政治基礎
推動社會和諧發展，需要結合生產力發展和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推進黨建科學化，完善並實現社會和諧的各項目標。
（一）社會和諧關鍵在黨
探討社會和諧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首先，需要明確政黨尤其是執政黨與社會和諧之間的必然聯係。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黨，要加強黨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領導。《決定》同時指出：“我們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和諧社會。”黨的十七大、十八大也明確強調：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作為權威配給資源的最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執政黨的資源配置能力和社會協調水平直接關係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政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也就成為黨的領導有效性的具體表現。這意味著執政黨自覺擔負起民族發展的重任，同時也意味著黨的執政能力直接決定了社會和諧發展的水平。其次，政黨作為科學發展的自變量，其變革的過程將直接導致其他社會要素的調整。黨通過自身的改革引發社會結構變動和利益關係的調整。從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演進的過程中，政黨自身改革的緊迫性和艱巨性進一步凸顯。共產黨所處地位的極端重要性，決定了任何改革過程中的疏忽與不慎，都將導致社會發展的嚴重破壞。為此，政黨需要把握社會發展和自身建設的基本規律，並有效運用規律推進黨的建設、國家發展和社會和諧。第三，政黨功能發揮是與外部環境有機統一的，法治健全、社會發育完備，市場經濟體製運行順暢是黨的建設和功能有效發揮的重要基礎。但是我們看到，盡管新中國成立已經60多年了，從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社會到現在也有100多年的曆史，但是受封建主義和落後生產力的影響，中國社會還處在緩慢成長的過程中。中國改革開放深化和思想解放所釋放出的巨大發展空間，在迅速提升人們民主能力的同時，也使得共產黨必須獨立承擔和麵對發展麵臨的全部壓力。同時，黨在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要防止權力返還給社會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社會失範和權力失位。因此，政黨借助巨大的權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來推進社會整合和社會建設，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政黨能力的基本要求。
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踐出發，探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需要把握以下幾個命題：第一，中國共產黨建設和執政的實踐，曆史地確證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各族人民、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人類文明進步所具有的作用。黨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擁有維護社會和諧的必然動力和責任。第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堅持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性質，黨的始終不變的曆史使命和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奮鬥目標，確定了黨的核心價值，並趨中凝結為政黨不變的價值主軸。它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在生產力發展的任何階段，都需要並且也能夠化解各種矛盾衝突，有效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正如鄧小平指出：“中國共產黨員的含意或任務，如果用概括的語言來說，隻有兩句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第三，複雜環境中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提出了黨的建設科學化的基本命題，黨麵對各種考驗和自身存在的各種危險，其領導核心和戰鬥堡壘的組織功能需要得到強化和有效發揮。第四，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建設和執政過程中，培養了一大批領導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這其中，有效的黨員幹部教育培訓機製，保證了黨的各個曆史時期，都能夠擁有堅定信仰的領導班子和人才隊伍。在新的曆史條件，黨的幹部教育的體製機製需要結合變遷社會和黨員能力提升做出相應調整，即黨的各級教育部門和培訓機構需要著眼於未來中國發展的實際，培養具有全局意識、世界眼光、戰略思維的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麵向現代化的幹部隊伍。
（二）科學界定黨在創新社會管理中的作用
在中國社會，人們普遍信賴政黨和國家的目標指向，這種歸屬感一方麵源於中國共產黨在危機時候的動員與濟護能力，另一方麵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實際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這種不可替代性構成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中國夢的核心命題。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黨的宗旨和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領導地位，決定了黨對社會發展起主導作用的必然性。在艱難環境和危機狀態下能夠起到其他任何組織難以發揮的作用。
其次，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求黨在執政過程中實現對社會不同利益主體的有機協調，並通過黨的領導把人民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
第三，作為一個有著嚴格紀律的政治組織，其領導核心和戰鬥堡壘的組織功能決定了在應對風險和突發公共危機時，中國共產黨擁有比其他組織更強的戰鬥力和凝聚力。
第四，共產黨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形成的憂患意識、公仆意識和責任意識，決定了黨對社會和諧穩定，對風險與危機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正確的把握，並能夠通過其基層組織實現對危機的預警和對社會秩序的維護。
第五，有效的共產黨員先進性純潔性的教育和培訓，保證了黨員在特定環境下能夠起先鋒模範的帶頭作用。當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損失時，黨的組織製度和黨員的內在自覺性能夠促使黨員個人在危難時期挺身而出。
黨通過製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行政，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同樣，在創新社會管理過程中，黨對於社會管理的有效領導也主要體現在這三個方麵：第一，在創新社會管理過程中，政黨對社會事務的價值影響和理論指導，實際上是以權威的方式校正了製度運行和政府管製的不足，彌補了危機引發的政府信度降低所造成的社會整合能力不足。黨將實踐證明正確科學的理論通過國家權力機關上升為國家意誌，來指導國家政策的製定，作為確保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第二，黨通過對國家意識形態的引導，使其功能有效地得到發揮，利用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更好的發揮意識形態的宣傳、解釋和凝聚功能，形成了社會共同的核心價值體係和理想信念。在社會管理過程中，我黨通過對危機事件全方位的宣傳和教導，使得公眾能夠更清楚地了解事情真相，更好地做到對危機的防範和化解。第三，在創新社會管理過程中，黨利用遍及全國各地、各行業的組織係統，能夠快速的組織人力、物力，組建積極有效的危機處理隊伍，最大限度地調動公眾配合政府來防範和應對危機的挑戰，實現對危機的有效治理。
我國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是與黨在革命時期所處的社會環境相適應的。在世情國情黨情深刻變化的情況下，這一管理模式有以下特點和不足：
1.黨的強動員能力提供了我國社會管理極為重要的支撐，但是也使得許多地方政府和領導幹部傾向於過度依賴黨的政治權威和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來實現社會管理，從而使得社會管理形式過於單一，社會管理創新缺乏動力。
2.長期生產落後和物質匱乏國情下的計劃經濟模式，強化了黨和政府控製和配給全部社會資源的能力，並使得政府習慣於依靠行政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社會也習慣於依賴政府實現自身的權益。其結果是一方麵政府替代社會包下全部管理問題，社會缺乏明晰的自我管理和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框架；另一方麵又造成政府與社會的疏離，所有社會問題容易指向黨和政府。致使政府成長為全能政府，而龐大的社會能力較弱。社會發育依靠政府推動，各種社會力量作用發揮不到位，社會的權利、責任、角色較為模糊。
3.依法管理的模式還難以完全確立。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製度不完善的現實和我國立法、普法、執法過程還存在較多不足；二是我國社會客觀存在法製意識不強，人們守法、用法意識較為淡薄，使得依法行政、依法管理難以落到實處。社會管理過程中對法律的依存度不高，法律權威的建構較為緩慢。一個時期內，社會參與呈現較強的非製度化特點。
同樣，從開放社會的治理要求看，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民主集中製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也是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運用。但是內容清晰的民主集中製在執行過程中，依然存在民主不夠與集中不夠並存的問題。二是在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關係上出現的分工不負責和分工即分家、分家即分權的問題，以及決策不民主不科學，難落實；管理監督失位、錯位、無序的現象。這些問題的提出，要求黨在推進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中不斷完善黨的領導體製組織結構和政黨功能。
（三）改革開放中的發展壓力凸顯黨的政治保障與創新能力
現代政黨政治的運行基礎一是民主的發展與有效實現，二是人民在民主條件下將權力交由特定組織（政黨）行使。在今天的中國，13.5億人民如何實現當家做主的權利和滿足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一方麵，沒有一種體製能夠通過直接民主的方式滿足十幾億人的政治訴求與利益發展需要；另一方麵，政黨要提供十幾億人民當家做主權利的物質平台和製度基礎，根本在於確立科學的製度和組織運行機製體製。而要在經濟相對落後的情況下帶領十幾億人邁向小康社會並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首先要麵對的就是頻發的各種危機和黨的建設科學化問題。
在西方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今天，中國發展麵臨的巨大壓力成為中國共產黨維護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現實挑戰。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不可避免地直接體現為執政黨領導發展的能力。這個能力被界定為科學發展觀框架內黨如何落實理念、推進發展、保障公平、維護秩序的過程。具體說來，包括以下要求：一是政黨是否具備領導科學發展上的理念。即通常說的政黨能否扭住經濟發展這一中心，牢固樹立抓住機遇、科學發展的戰略思想。二是能否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增強並實現權力配給資源的科學性、人民性，確保增長的財富為人民公平地享有。三是將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與人民群眾的現實利益需要相協調，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中謀劃並形成改革發展的路線方針政策。四是將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奮鬥目標的過程中，執政黨要善於在複雜國際環境中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全麵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為人類文明進步發揮積極作用。五是執政黨能夠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人民對於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建構符合黨的執政理念的製度體係。使黨的宗旨能夠通過黨員幹部的行動轉化為現實的推動發展的能力。黨確立的用以凝聚黨員引領群眾的價值體係要落實到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上，建構完善的黨領導經濟工作和社會發展的體製機製和方式。
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討黨領導中國社會和諧發展，必然需要對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加以梳理。近年來，這方麵的論述浩如煙海，筆者不再對這一命題做過多闡述，在此筆者主要對全球化的曆史沿革加以梳理。劉曄在《理性國家的成長——中國公共權力理性化研究》一書中，梳理出全球化的幾個曆史階段：第一階段是前現代化時期的全球化。它的媒介與圖像是政治與軍事帝國的擴張、世界宗教的建立與傳播、草原民族與農業社會往未開墾的地區的遷徙，以及各區域文明間的長途貿易往來。第二階段是現代化初期的全球化，大約在公元1500-1850年左右。這個時期歐洲文明與製度憑借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及堅船利炮而進入其他文明體係。第三個階段大約從1850-1914年間，是經濟全球化時期。帝國主義、政治上獨立的國家之間的貿易和資本流動的增長是其標誌。第四階段是從1914年——1945年，經濟全球化斷裂時期。兩次世界大戰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全麵暴露，工業現代化的負麵後果大規模展現。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反映出“國家統治”的局限、“歐洲治理”的結束與“國家機構”的挫敗。第五階段是冷戰時期的全球化。其表現是強權利益為主體，全球化的時代規範正在逐步形成。第六階段是冷戰後的全球化。全球化逐步跨越意識形態的藩籬，全球事務的規範從國際組織、國際建製擴大到全球治理。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缺席了前三次全球化。新中國成立後，正好遭遇冷戰全球化時期，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對抗狀態的影響，中國在空間上與西方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割裂開來。其間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遭遇各種挫折。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才開始進行有效的現代化建設。冷戰結束後，在全球化進程中開始了中國作用的發揮，並在21世紀初進一步展示中國道路對世界發展的意義和價值。美國學者羅茲曼這樣形容中國的現代化：中國背著沉重的包袱，也帶著有利的條件，踏入了現代世界，這些包袱和有利條件都可以從今天中國發展水平的格局上反映出來。在某些方麵，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他亞洲和非洲國家比較起來，今天已經接近到了正在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的前列。而此時的中國，正在從許多學者判斷的二元結構、碎片化社會中尋求文化重光和經濟崛起。社會管理創新與技術創新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需要加意重視的基本問題。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研究了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之後，認為政治穩定取決於政治參與和政治的製度化水平。他提出如下比率：政治製度化\/政治參與=政治穩定。即當政治參與的要求增加時，政治製度化水平不變，則國家的政治穩定性將降低；當政治參與要求提高，而政治製度化水平也相應提高，甚至高於政治參與要求時，國家的政治穩定性則提高。但是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由於製度供給的貧乏，人們高漲的參與熱情更多的是依靠黨的強社會動員能力來實現的。在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將中華民族實現解放的期待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內化為黨的奮鬥目標，實現了對全國人民的有效動員，建立並逐步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政治動員和社會管理模式實現了貧困狀態下國家資源的有效調集，並逐步固化成行政色彩極其濃厚的黨的領導和社會管理形式。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在中國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市場配給資源的能力和政府發展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即權力配給資源的能力）經常處於不兼容或者衝突狀態。特別是社會主體更趨多元之後，簡單的包下一切的領導過程和資源配給模式，往往容易激化不同社會力量的衝突，造成新的危機。由此，實現社會和諧，必然包括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技術手段的複雜化，社會參與的理性化過程，即黨和政府需要為社會參與提供科學的政策與製度保障，建構人民當家做主的平台。黨要能夠領導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與個人在理性框架內實現參與的民主化、規範化、製度化。
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政黨構建和諧社會的能力是與政黨自身的現代化聯係在一起的。美國學者詹姆斯·C.斯科特認為，現代社會日益複雜的技術，並不能改變國家的政治動機，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可靠的手段了解人口的數量和分布，不能知道他們的財富狀況、不能用地圖表示出其土地、資源和居住狀況，那麼國家對社會的幹預必然是拙劣的對於國家來說相對不透明的社會會阻隔一些形式的國家幹預，包括受歡迎的（普遍預防接種疫苗）和討厭的（個人所得稅）。所實施的幹預往往要以當地人為中介，他們了解社會內部的情況，同時很可能加入自身特有的利益。如果沒有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國家的行動往往是無效的，無法命中目標。在他看來，一個不清晰的社會會阻礙國家的有效幹預，不管這種幹預是掠奪還是公共福利。隻要國家主要關注的是得到穀物和征集兵員，那麼國家的無知造成的損害就不大。但是當國家的目標是改變其國民的日常生活習慣（衛生或健康實踐）或工作表現（高素質勞動力和機器維修），它的無知就會導致無能為力。
改革開放曆史背景下，中國的發展內含著管理體製的兩大改革：一是推進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經濟體製改革；二是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製改革。而這兩大改革本身體現的，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任務：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並在改革的全過程，始終注重推進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讓公平正義成為社會主義製度的首要價值。
人類在長期的社會生產和交往活動中形成的各種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建構了社會秩序的基礎，確保了人們交往和利益獲取的尺度，從而有效地降低了衝突和紛爭。這些實踐中積澱下來的價值標準和規範權威地表達了公共利益，並經由政府和社會共同遵循來維係社會發展的基本框架。基於此，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首先在於內在地確立了人們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的正當性。其次是廓清了政府、市場、社會在落實科學發展觀中的運行邏輯和權責。第三，科學發展觀作為執政黨長期堅持的基本理念，體現在黨在執政過程中能夠權威配給資源，維護公平正義，推動社會持續和諧發展。
四、中國共產黨在艱難環境下的執政能力建設
在生產力不發達社會製度不完善的情況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其發展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已經在中國的建設與改革開放實踐中得到體現。馬克思主義在闡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曾經認為，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單獨在某個國家內發生。因為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他認為，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將全球各國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緊密地聯係起來，致使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受著另一個國家的事變的影響。同時，大工業使得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不相上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成為各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為這一時代的主要鬥爭。……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特別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列寧1916年9月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中說：“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也隻能是這樣。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的國家在一段時期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者是資產階級以前時期的國家。這就不僅要引起摩擦，而且要引起其他各國資產階級公然企圖撲滅社會主義國家中勝利的無產階級。”當然，此後列寧也多次強調，“我們始終宣揚並一再宣揚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最起碼的真理，即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此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表明，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環節首先爆發。那就意味著，盡管革命可以在生產力條件不完備的情況下發生，但是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生產力水平本身顯然並不能夠有效支撐社會主義製度體係所需的物質財富。由此，就有了學術界對馬克思關於跨越（通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的各種辯爭。本書不對這一辯爭是“跨越”還是“不通過”做過多闡述，這裏主要援引理論界較多使用的觀點，即所謂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製度的卡夫丁峽穀——亦即可以超越資本主義生產發展階段，由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直接進入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階段。中國的實踐表明，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我們可以超越，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階段我們無法超越，所以還必須經過生產力充分發展的較為漫長的曆史時期。這實際上意味著以下基本邏輯：一是中國通過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來推動生產力有效發展。二是市場經濟體製建設必然推動政治體製改革。換言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經曆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充分發育階段，極有可能在意識形態上同時提出與之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要求。而在實踐中，則可能出現對生產力發展基本規律的破壞過程。
應該說，中國的建設和改革開放實踐本身已經對上述問題做出科學解答。尤其是改革開放釋放出經濟發展的巨大空間，並且至今依然對生產力發展提供巨大的保障和引導。但是回顧60多年國家建設與經濟發展的曆史。還是有諸多問題需要加以梳理。我們經常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曆程。這個一窮二白，就是生產力和社會製度嚴重破壞，社會財富極度匱乏，社會主義建設從理念到思路到具體的物質儲備都不足。因此，中國的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既是探索的過程，也是一個十分脆弱缺乏試錯空間的過程。黨在執政過程中一旦判斷失誤或者決策失誤，極易造成國家和社會的巨大損失。曆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在取得革命勝利後，在60多年的執政過程中，領導國家和人民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創造了新的輝煌。但是回到具體的曆史環節，我們可以看到其間的艱難付出，甚至是慘重代價。這裏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為敘事背景，從較小切口擷取曆史片段來探討中國共產黨的能力建設和作用發揮。
自然風險引發的災難性效應在發達國家會由於良好的社會組織水平而有所減弱；掌握自然和處理危機的能力構成了權衡發展的最佳參數之一。1959-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其成因至今仍有異議。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是自然條件、國際環境和中國推進自身發展中的重大決策失誤共同造成的。其中，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饑荒。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此後，黨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同年8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正式決定在全國農村中建立人民公社。大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組織形式，它將發展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決議》列舉了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若幹條件，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的將來的事情了”。《決議》下達後，把人民公社化運動推向高潮。人民公社化運動大力推行政社合一的體製、供給製和工薪製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以及“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勞動組織方式和生活方式。許多公社在推行分配上的供給製時，宣布對社員的生活實行“七包”、“十包”甚至“十六包”，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育學樂、理發、洗澡、縫紉、電費都由公社包下來。到1958年10月底，全國農村建立公共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占農村人口的70%-90%。那時候，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歌謠：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大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服裝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這樣一個包攬一切的體製，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顯然是難以為繼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實際上成為大刮共產風運動，不僅造成對農民的剝奪，而且使農村生產力受到災難性的破壞。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重大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麵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不但造成生產力的極大破壞，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性的損失，並且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與此同時，食品短缺和饑荒逐漸在全國範圍內蔓延開來。學術界多年來一直都在致力於探索這一極度艱難環境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失誤，本書隻從細微處映射發展條件惡劣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實踐。
四川作家東夫在他的紀實著作《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中，記錄了當時成都市周圍的農民湧入成都的一幕：“1959年7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館車站、餐館、糖果鋪擠滿了農民，每日少則數萬人，多則十數萬人……他們想來吃一頓飯或買點可吃的東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縮街頭露宿。據溫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動員農民回鄉聯合辦公室統計，7月20日在西城區飯館吃飯的農民達53428人次，擠購糖果的7850人次。7月20日，香雪海飯店進餐人數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東華飯館進餐人數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飯店3331人次，竟成園4658人次。華陽勝利、桂溪、石羊等鄉‘擋獲’進城購食品農民，查出餅幹1400斤，糖果400斤，麵包800多個，蔬菜2000斤，煤油20斤……”。高智勇在《北京困難時期商品供應追記》中也寫道：“1959年底，北京周邊城市在大小飯館已經實行了就餐收糧票製度，許多外地居民集中湧到北京，專程覓食就餐。一時間京城大小餐館門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排長龍景觀，人流雲集，徹夜不散。從晚上開始排次日的早餐隊，早餐後又排午餐隊，午餐後又排晚餐隊，晚餐後又排次日早餐隊……循環往複。”
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曲折發展曆程，包括三年困難時期的饑荒還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如何深入調查研究，把握中國實際，形成對世情國情黨情的科學判斷；二是如何推進黨自身建設，恢複和完善黨內民主製度，有效溝通信息，在決策過程中避免急功近利、虛報浮誇現象。這是這個時期政黨執政需要汲取的深刻教訓。三年困難時期饑荒的出現，在今天看來，不僅是因為食物產量下降，也不簡單是像一些學者分析的當時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製度。更為重要的是這個時期領導幹部並不能夠深刻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包括他們對真實信息掌握稀少，也包括在全國範圍出現的虛報浮誇，這種虛報浮誇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決策失誤和民生惡化。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曾經指出，導致現代饑荒的原因中，自然原因是極其次要的，因為這些自然因素可以通過合理的政府經濟政策來應對。根本還是政策問題，是權力監督問題。
中國共產黨執政初期，本身就處在西方國家封鎖和國內百廢待興的環境中，中央忽視發展規律，急於在艱難條件下迅速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擺脫一窮二白的局麵。在大躍進期間，除了工業生產本身的破壞，相伴而生的還有物質匱乏時期工業化過程對農業和輕工業構成的巨大壓力。一方麵是糧食大幅度減產，另一方麵是糧食的銷售量卻因為城鎮人口的劇增而不斷增加。為維持城鎮商品糧供應，國家不斷向農村下達征購糧食指標。由於浮誇風和高估產，從1958年到1960年連續三年，國家每年征購糧食都在1000億斤以上，幾乎占當年總產量的30%-40%。由於饑荒導致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人。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超過正常年份好幾倍。與此同時，極少數基層幹部利用手中占有的權力，在基層恣意妄為甚至侵害民生。如原江蘇省奉賢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利用職權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肆意違法亂紀，侵害老百姓權益，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後被上海市委撤職查辦並交由法院依照法律判刑。但是由於受意識形態影響，其行為被當做是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階級敵人勾結黨內異己分子的猖狂進攻。
實際上，在當時的中國，官員手裏的權力能夠濟護保障他們自身安全，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鄉居民的受災情況的。比如，一方麵是由於各級幹部出現嚴重的官僚主義，農村基層幹部為了滿足領導要求，搶著虛報糧食產量，導致上級據此征收的公糧數量增加，造成當地農民口糧和種子糧迅速減少。另一方麵，因為吃不飽飯，農民就要想辦法，在體製內采取一些能吃飽肚子的做法，包括社員和幹部互相串通的應變辦法，即“瞞產私分的現象”。與浮誇風相對的是，1958年廣東雷南縣收獲晚稻時，全縣上報畝產平均千斤以上，但是征購任務派下來的時候，各個生產隊都叫喊無法完成任務，紛紛報低產量來抵製共產風之下的高指標。該縣最低時全縣平均畝產跌到298斤。縣委認為這是瞞產私分糧食的過程，強迫各生產隊交出“瞞產私分”的7000萬斤糧食。後來毛澤東在報告上寫了一段批示：“瞞產私分是公社成立後，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製馬上變為國有製，‘拿走他們的糧食’，所造成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曾經說過：瞞產的花樣，真是多得很，“放到山洞裏，埋到地下，用各種各樣的辦法瞞產藏糧。”為了達到瞞產私分的目的，一些生產小隊甚至將糧食“深藏密窖，站崗放哨”。當時瞞產私分的現象是社社有，隊隊有，“參加瞞產私分的大隊一級的幹部較多，小隊的幹部比例更大。”這種現象一直貫穿人民公社時期。毛澤東自己在此後的調查中也從農民瞞產私分的現象中看到了人民公社所有製存在的一些重要問題。他認為“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為此他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指出，將瞞產私分定性為本位主義，“名詞安得不對，這是所有製的問題”，“它的土地，它的人力生產出來的產品，你不用等價交換，它抵製，這是保衛它的神聖權利，極為正確”，“生產隊為什麼私分，你不讓他公分嘛！”“幸得有此一舉，如果不瞞產私分，那多危險，那不就拿走了？”毛澤東同時提出首先應該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傾向，並調整農村生產關係。此後在1959年3月5日的講話中說道：“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此後，工業生產的各項指標也得到進一步調整修改和調整。
1962年2月，中央發出《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指示》，決定將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放在生產小隊（後稱生產隊），此後又將這一經營管理製度納入《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雖然這一調整並沒有徹底糾正人民公社體製的弊端，也沒有消除瞞產私分現象，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農民休養生息和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
實際上，中國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麵對短缺時代人民的困苦生活，中央采取各種措施來保障人民生存需要和社會基礎秩序。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5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亦稱“農業綱要40條”）第38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同時，全中國都在極度艱難的環境裏將生存上的需求壓到了最低限度。1960年9月7日，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9月10日晚，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李先念在會議上說：“1.3億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銷售了590億斤糧食。今年7月北戴河會議上經各省要求確定今年銷售620億斤，為此總理作了檢討。現在看來隻能銷售540億斤。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壓低口糧標準。在上年度全國平均每人29.5斤標準的基礎上，再壓2斤。毛主席講：為什麼不壓3斤？為什麼不壓4斤？如果按全國平均29.5斤，再壓3斤也對，再壓4斤也對。當然，主席講的是問題的精神。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個月算，就可以節約15.6億斤糧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裏，黨和政府將每一個人的糧食定量細化到每人幾兩幾錢。同時，為了保證城市秩序和工業發展需要，同期城市精簡工人1700萬人。在此基礎上，黨的領導人從1960年底改變勒緊褲腰帶發展工業的做法，陳雲同誌首先提出進口糧食的意見，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給毛澤東、周恩來等寫信，正式提出進口糧食的建議。這一建議最後得到毛澤東的批準。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廣州會議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進口糧食500萬噸、翌年進口350萬噸至400萬噸的決定。進口糧食的決定，等於是從根本上否定和製止了在當時誤黨誤國的浮誇風潮。把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放到了第一位。在中蘇關係惡化、中美敵對的時期，盡管當時囿於意識形態問題，中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糧食援助持拒斥態度。但是中國共產黨還是采取靈活的方式，從加拿大、澳大利亞，乃至於輾轉他國從蘇聯和美國進口糧食。這顯示了一個對人民負責的黨在極度艱難條件下的執政靈活性。通過一係列措施，中國度過了最為困難的三年時期，並在1963年，改善了糧食匱乏的大饑荒問題。當年全國的糧食定量如下：
1963年8月份40個城市居民口糧定量（斤\/月）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1964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共青團中央書記處關於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報告》提出：“今後按照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不僅每年都要有計劃地做好動員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而且在他們下去之後，還要認真做好鞏固工作。”這可以算是艱難時期中國在解決就業問題上的又一製度化安排。
1978年，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裏去皖東農村考察，定遠縣一位老農在回答萬裏提出的有什麼要求時說：“沒有別的什麼要求，隻要吃飽肚子就行了！”改革開放後，隨著人民公社逐步退出曆史舞台，家庭聯產承包製登上農村所有製的曆史舞台。“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該政策極大地釋放出農民生產積極性，中國農村自此成為希望的田野。到1984年，中國糧食產量首次超過4億噸，達到4.07億噸。年人均糧食399公斤。飽受饑荒的中華民族開始走上了溫飽道路。
今天我們反觀這一段曆史，深刻的教訓背後，依然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帶領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勝利，就在於始終堅持依靠人民，順應時代需要，從人民利益出發，積極創造條件推進艱難條件下的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曆史經驗和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麵進一步證實，什麼時候黨脫離了群眾，脫離了實事求是的基本路線，脫離了改善老百姓生活的需要，什麼時候黨的事業就要遭受重大損害。
在中國告別饑荒年代的今天，我們重新梳理政黨能力的時候，會發現現代政治開放體係中，在其他國家的實踐中，危機的存在和化解依然深受權力主體之間利益博弈和價值溝通的影響。同時，權力主體與對象之間的政治關係決定了政策選擇的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的風險是由不確定性和脆弱性的關係所構成的。而“脆弱性取決於人的選擇”政治衝突把一部分人置於無力啟動任何應對行動也無法得到任何幫助的境地。“總而言之，在營養不良的情況下，窮人得不到食物；在饑荒的情況下，援助機構無法接近災民。”當一場危機引起明顯而突然的失衡時，災難便會發生，不管危機屬於天災還是源於人禍。所以說，現代社會中，執政黨本身未必是危機治理的直接責任主體，但是執政過程直接影響危機治理的效果。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在開放政治體係中獲取必要的資源來實現政黨目標，消除敵意化解矛盾，也是體現一個政黨執政能力的現實標準。
先進的政黨不一定能夠避免衝突，但是先進的政黨能夠在化解衝突的過程中推進融合與發展。同樣，先進的政黨也不可能解決發展中出現的所有問題，但是可以通過其功能發揮保有社會基礎秩序，並推進國家發展和社會建設。應該看到，在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曆經苦難，成就了新中國值得驕傲的業績：一是在一窮二白的國家初步建成了龐大的工業體係。二是在生產和管理實踐中為新中國培養了幾百萬專業技術人才和國家管理人才。三是中國的尖端科技尤其是軍事高科技在艱難條件下有效發展，兩彈一星研發取得成功。周恩來指出：“隻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才能有強大的先進的經濟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條件……在和平競賽中或者在敵人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中，戰勝帝國主義。”四是在中國初步建立了盡管脆弱但是比較公平的社會保障體係。五是通過黨領導黨員和人民群眾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無私奉獻，積累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得以進行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必然與1949年至1978年建設時期全國人民的共同奮鬥分不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進一步完善，經濟社會領域的一些深層矛盾再次凸顯。不少學者和官員在論及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時，認為中國市場經濟體製建設的現實矛盾反映了上層建築的諸多不適應。他們認為改革開放的過程，是套用西方市場經濟邏輯的過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因而社會主義的政治體製也需要作出調整。這些觀點並沒有實質性錯誤，但是有違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邏輯，即一方麵，市場和計劃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準。另一方麵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製釋放出生產力持續快速發展的巨大空間，並且至今依然能夠有效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表明這一製度所具有的優越性至今並未被人們充分認識。當然，具有優越性和能否發揮優越性，以及優越性如何體現，這是直接考驗執政能力的基本命題。當前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體製改革上的舉措，其得失成敗的唯一標準依然是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有利於人民當家做主，有利於社會保障健全，有利於黨的科學領導。
綜上，我們對黨的社會功能發揮，有以下基本思路：一是堅持法治框架內的民主漸進過程。二是推動共產黨領導下的多元治理主體成長。三是民主運行中政黨權威與製度權威的確立。這將在後麵的研究中進一步闡述。
第三節 變遷社會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科學形態
作為工業社會治理成長的基本要素，執政黨社會功能如何發揮，直接決定著政黨與社會協調的模式，影響著黨的執政基礎。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要落實在實現對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給，增強自身應對危機和風險的能力，確保社會秩序和公平正義。
一、黨情深刻變化提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新的挑戰
黨情的深刻變化是與世情國情的深刻變化有機聯係的，也是與政黨發展和黨在不同時期的基本任務相聯係的。黨情變化的評價尺度，有時間維度的比較、政黨運行模式的比較，還有政黨現代化過程的比較。縱觀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建設曆程，大體上有以下劃分的標準，一是分為執政前和執政後的黨情，執政後又可以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以來的黨情。二是從執政黨和革命黨的政黨運行邏輯來劃分。黨情的深刻變化，決定了新的曆史條件下執政黨建設邏輯、活動方式和功能發揮等的根本性變革。
（一）黨的曆史方位的轉變提出黨的建設新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黨曆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中國共產黨曆史方位的深刻變革，決定新時期黨情深刻變化的基本態勢。
從根本上說，黨情的深刻變化是與黨的曆史方位的根本性轉變有機聯係的。我們知道，中國的政黨體製是在帝國體製崩潰的曆史進程中建構的，作為革命黨，其曆史任務是要帶領全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政黨運行邏輯是在階級鬥爭思想指導下解決尖銳對立的階級矛盾。黨通過有效的社會動員，帶領群眾鬧革命，打破舊的統治秩序，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執政黨，黨不能夠簡單通過革命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需要實現指導思想的轉變，從階級鬥爭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武裝革命的方式轉為推進社會和諧發展。由此黨的中心工作，組織模式，運行結構，領導體製和工作機製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甚至包括黨的階級基礎、群眾基礎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黨的階級基礎的變化並非指中國共產黨性質的改變，而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形態發生了變化。經過60多年國家建設，中國的工人階級不再是簡單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本身發生了分化，許多工人階級擺脫了貧困狀況，成為中產階級，還有許多城市工人依舊處在較為貧困的狀況。再者，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當前有近2.6億的農民從土地中釋放出來，變成了產業工人，這些人都已經成為今天中國最為重要的產業工人主體。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代表著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的根本利益。同時要看到，在執政之後，其權力運行就不能僅代表其所屬階級的利益，中國共產黨需要代表和維護好實現好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新中國成立之初，西方國家的遏製和封鎖，以及國內生產力水平極度低下和物質財富極度匱乏的實際，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隻能采用計劃經濟模式來實現艱難條件下的資源調集和國民經濟發展。由此，中國共產黨沿襲了革命黨的運行邏輯，實現了短缺時代國家建設的有效性。在改革開放條件下，一方麵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狀態下自我循環，需要適應時代潮流，不斷滿足人民對於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另一方麵，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中國發展的過程中，也推進自身的現代化，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並對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諧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二）黨的群眾基礎和組織結構的深刻變化對黨的功能發揮的挑戰
黨的曆史方位的改變，直接改變了黨的組織運行結構和功能發揮模式。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黨。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其組織基礎是工人和農民，尤其是廣大勞苦大眾，其間包括了部分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其他階級和基層的先進代表。新的曆史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依然是以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為主。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黨的組織結構逐漸呈現複合型特點。一是占主體地位的工人農民黨員發生了變化，黨的組織體係中既有先富起來的富裕黨員，也有至今處在貧困狀態的黨員；既有從事重體力勞動的黨員，也有自主創業成為企業家和管理者的黨員，還有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的黨員。二是各階層致力於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先進分子加入了共產黨。這些人入黨，前提是思想上行動上都達到黨員標準。但是他們從事的職業畢竟與傳統意義上的工農主體完全不同，因此在實踐中如何為不同身份和利益歸屬的黨員提供一元的行動邏輯，直接考驗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三是當前新發展的黨員，其所從事的職業日益分化。據中組部2013年公布數據統計，我國黨員隊伍的結構，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的比重僅占8.5%(2010年為9.7%）；農林牧副漁業黨員占29.8%；企事業地位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占23.7%；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占8.4%；學生占3.4%，其他職業占7.9%。黨的組織結構的這一變化趨勢，不會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政黨性質。但是黨員成分和職業的多元化，特別是工業社會分工的精細化，也給黨的教育管理和功能發揮帶來新的問題和挑戰。尤其是近五年來，中國共產黨新發展的黨員中大專以上學曆的，依然僅占30%-40%。此外，農村黨員隊伍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速，許多農村基層黨組織運轉中出現空轉和失靈現象，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帶頭人緊缺。如何提高黨員的知識素質和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這些都需要在打造學習型政黨，提高黨的意識形態的領導能力，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
（三）黨的領導體製和工作機製的深刻變化要求改善黨的領導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百廢待興的曆史環境形成了黨領導一切的格局，黨在中國的各項工作中起領導作用，同時承擔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全部責任。黨通過高度統一的權力運行過程將黨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意誌，並通過權威配給資源予以保證。在具體的黨政運作機製是黨做決定，政府執行。這一體製具有強意識形態功效，黨極強的社會動員和社會整合能力有利於快速集結社會資源，實現對重大問題的解決。同時，黨通過堅持民主集中製的製度和原則，保障了組織結構及其運行的高度統一；通過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確保了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對國家政權的有效參與。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不斷完善，社會結構和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遷，技術手段的演進，我們黨在領導方式上，逐步向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原則下，從高度集中向適度分權、依法執政的方式過渡。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指導下，實現著從強製式管理向協調、服務和強製並存的依法治理模式轉變。與這一趨勢相比較，當前黨的領導體製和工作機製還存在著不少問題。一是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使得黨的各級組織運行模式和功能發揮各不相同，並且黨自身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也處在不斷變革之中，黨的事業的有效發展需要形成科學有效的黨的領導的完備機製。二是在傳統的社會管理框架下，黨對國家與社會的領導過程是立足於計劃經濟生產力低下，社會製度很不完善的基本國情展開的，並初步形成了一整套運行機製。隨著市場經濟體製的健全和完善，隨著社會主體利益與價值需求的日趨多元，在深化改革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需要對黨的領導體製和工作機製做出相應調整。三是一元化的領導格局下，黨的領導直接體現為黨領導一切，包辦一切，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建設的漸趨完善，社會的獨立性和主體性進一步增強，黨和政府返還給社會的權力以及政府和社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邊界的梳理與廓清，以及權力運行模式的變遷，都需要在新的製度框架和組織平台上運行。而目前我們顯然不能按傳統的領導體製運行邏輯為飛速發展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提供一個統一有效的領導模式。
與之相應，基層的組織的功能也從革命黨時期的戰鬥團隊，轉變成今天教育引導管理服務的政治核心。在生死攸關的戰爭年代，革命黨的組織運行是一元化、扁平化的組織運行模式，以確保中央精神有效傳遞到一線黨組織。改革開放以來，執政中的科層組織結構建構了權力運行新的邏輯。如何在堅持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的基礎上，實現權力運行的法治化、規範化、製度化，也是新時期黨情深刻變化提出的現實命題。
（四）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幹部選拔任用方式與標準亦隨之發生變化
作為革命黨，幹部選拔的標準除了忠誠於黨的事業，敢於犧牲自己的生命外，還包括戰功和社會動員能力等。在改革開放是市場經濟體製條件下，幹部的能力顯然更多地體現在落實黨的宗旨，推動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等方麵。與新時期中國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五位一體”的總體目標相比較，黨的建設還存在著四方麵的挑戰和“四種危險”。因此，科學對待“權為民所賦”，將“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的先進理念變成科學的製度和可操作的程序，建構科學的幹部考核評價體係和選拔任用製度，是黨情深刻變化環境裏加強黨的建設的核心內容。
今天我們講黨情的深刻變化，首先意味著在權威配給資源的過程中，權力運行需要符合社會公義，符合法治要求。由此，需要在人民當家做主框架內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來實現權力的有效運行。其次，中國共產黨從改革開放以來，從廢除領導幹部終身製到推進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改革，在幹部人事製度改革上進行了一係列探討，逐步形成了領導幹部成長與發揮作用的一係列機製體製。在革命黨時期，通過領導群眾鬧革命來形成領導幹部的權威，戰爭的殘酷性和領導幹部在戰略和戰術上的成就能夠有效建構起在黨內和軍內的權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幹部需要在團結帶領群眾發家致富，落實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的過程中積累其領導經驗，並以此獲得人民的擁護和支持。由此，能否形成科學的考核評價體係，特別是針對基層黨組織功能發揮的實際，完善幹部選拔任用機製，確保領導幹部從基層來到基層去，在基層鍛煉成才，就成為新時期幹部人事製度改革需要加意解決的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問題。
此外，黨所處外部環境的變遷，直接構成執政能力建設的現實動力。從國際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這對黨提高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應對複雜局麵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從國內看，我國進入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社會經濟成分、就業方式、組織形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各種深層次矛盾逐步顯露，這對黨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依法執政的能力、總攬全局的能力提出了新的需求。
二、今天如何維護穩定：矛盾凸顯期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變奏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係成為矛盾凸顯期黨的執政水平的重要評價標準。
實現社會和諧的根本是利益的和諧。社會和諧穩定，需要從老百姓最關心、最現實，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利益問題入手。
改善民生，首先是要對黨和政府以及老百姓普遍關注的事關民生的焦點問題加以科學把握。在此筆者列出2009年至2012年兩會前老百姓關注的焦點問題。這些問題既是社會和諧穩定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也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麵對的主要問題。
2009-2012年中國老百姓關注的焦點問題
數據來源：根據人民網曆年調研數據綜合整理。
此外，人民論壇雜誌2010年發起“未來十年十個最嚴峻挑戰”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未來十年黨和政府麵臨的十項挑戰分別為：第一大挑戰為“腐敗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82.3%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第二大挑戰為“貧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會矛盾”，80.6%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第三大挑戰為“基層幹群衝突”，63.2%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第四大挑戰為“高房價與低收入的矛盾”，62.8%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第五大挑戰為“誠信危機，道德失範”，61.7%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第六大挑戰為“民主政治改革低於公眾預期”，52.3%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第七大挑戰為“環境汙染，生態破壞”，51.6%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第八大挑戰為“老齡化矛盾凸顯，老無所依，老無所養”，44.1%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第九大挑戰為“大學畢業生就業更加困難，誘發不穩定因素”，43.4%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第十大挑戰為“主流價值觀邊緣化危機”，36.3%的受訪者選擇了此項。
2009-2010年，筆者在中央黨校部分省部班學員和中青班學員中進行問卷調查。其中有一道多選題是：您認為影響社會穩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哪些？所有選項中，高居首位的是腐敗防控問題（85%），其次是貧富差距擴大問題（80%），第三是社會保障問題（75%）；之後分別是就業問題（60%）；經濟發展過程中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55%）；人們的榮辱觀淡薄，道德約束乏力，理想信念缺失問題（45%）；實現教育公平問題（30%），社會治安問題（25%）。而同樣問卷在地市委書記中進行的調查，排在前四位的分別為貧富差距擴大問題（82.1%）、社會保障問題（78.6%）、腐敗防控問題（64.3%）、就業問題（60.7%）。綜合以上不同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當前老百姓的關注焦點集中在民生與社會保障上，同時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問題的關注程度始終是人民關注的焦點，也是黨的領導幹部反映強烈的問題。也就是說，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是民生改善和利益調整中的公平正義，二者都對黨如何保證權力運行的人民性提出了具體的要求。
社會穩定在本質上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社會理性程度相關，同時也與政黨維護公平正義的政策與製度安排相關。在中國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多的情況下，如何避免可能存在的過度強製問題，是黨和政府需要深入思考的基本問題。《人民論壇》2010年公布的一項調查指出，79%的受訪者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借維穩名義不作為或亂作為的現象“較嚴重”。而在回答“哪些不穩定因素最可能誘發群體性衝突”這一問題時，78%的受訪者選擇“一些部門和官員公權私用、特權腐敗、權力不作為和亂作為”，71%的受訪者選擇“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不公正、不公平現象增多”，59%的受訪者選擇“因征地、拆遷、農民工工資拖欠、勞工權益受損等引發衝突”，受訪者在回答“當前地方維穩哪類異化現象最為突出”這一問題時，70%的受訪者選擇“維穩目的異化，隻保自己官帽，不管群眾疾苦”，18%的受訪者選擇“維穩重心異化，重視事後處理，不重源頭”，10%的受訪者“治理方法異化，采取壓製或推脫敷衍的處理方法”。這一數據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前社會治理過程中的製度缺陷、權力使用失當和信任流失現象。發展中的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夠得到有效解決，則極有可能造成黨的執政合法性的逐步耗損。
又如，2010年，多篇關於“黑監獄”安元鼎的報道引發了巨大的社會爭議。2010年9月13日《財經》雜誌第19期發表《保安公司專職截訪》一文，揭露了安元鼎公司與一些地方政府簽訂協議攔截、關押上訪者問題。報道引起了大眾的關注。此後，《南方都市報》於2010年9月25日以《安元鼎：北京截訪“黑監獄”調查》為題進行大幅報道；《京華時報》於9月26日進行了進一步報道。當年9月至10月，對安元鼎的各種報道（不含轉載）多達30餘篇。調查指出，在應對老百姓上訪的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駐京辦把“截訪”作為政務活動“外包”給一家安元鼎的保安公司。該公司承接各地政府的圍截、關押和遣返上訪人員的業務獲得傭金。報道通過大量案例揭露了安元鼎截訪過程中充滿人身控製、虐待、毆打以及男女混合關押等非法侵犯的事實。如有人一下火車，便被搜查，身帶“上訪材料”，即被保安公司“送回原籍”。也有人被沒收了身份證，蒙住雙眼，送往一些廢棄倉庫之類的隱蔽地點，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強迫勞動。這一事件揭開了一些地方政府暴力維穩的深層問題，一度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許多學者指出，這種蔑視法律的維穩方式，極易導致對老百姓利益的直接侵害，造成社會不滿的急劇爆發。其存在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化解信訪矛盾上的能力嚴重不足。甚至有學者尖銳指出這是地方政府對上訪民眾無原則的“超限戰”，它深刻反映了非法治框架下社會治理的深刻危機。這樣一種基於上訪“一票否決”和“零指標”的考核標準，在傳統控製理論之下，將原本是有效信息溝通的上訪機製直接變成了矛盾糾結點，導致社會矛盾的深層問題不斷積累。
政黨能力在實踐中並不必然體現為強製力。但是多元社會不同價值觀的人在相處的過程中，利益侵害事件的發生是任何國家發展過程中都難以完全克服和避免的。當前，尖銳對立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紛爭在一些地方仍時有發生。暴力維權和暴力獲取利益的現象彼此糾葛相互刺激。由此，社會治理不可避免要使用國家強製力。由於國家強製力通常能夠有效調集資源，對事件過程形成持續壓力，許多地方在麵對危機特別是群體性事件的過程中，傾向於對於權力的濫用和對警力的無節製使用。從中國最近十年的群體性事件可以看出，慎用警力，包括依法依規使用警力是當前社會治理必須加意重視的基本問題。
我們知道，就社會發展的本義而言，穩定是社會發展的常性要求。任何政府或者執政黨，都需要承擔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職責。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一方麵是基於社會矛盾的凸顯，另一方麵是一些地方協調社會關係，化解社會矛盾能力的不足。維穩，一度被認為是依靠強製手段避免社會動蕩的控製過程。社會穩定作為管理目標被迅速意識形態化，由此形成了從上到下的管控程序和資源配置模型。尤其是中央基於科學發展的需要提出的和諧與穩定目標，在社會矛盾凸顯的曆史時期，逐步形成了壓力維穩機製。所謂壓力維穩機製，即穩定很多時候不被作為黨和政府實現發展目標的手段，而是直接作為權力運行的目標。許多學者正是基於這一思維，在維穩與創穩之間往複，意圖建構政黨和政府主動介入化解矛盾的社會管理框架。究其本義，其實還是在僵化理解的“穩定壓倒一切”的邏輯定勢中運行。壓倒一切的穩定需求在基層實踐中進一步變成不計成本和後果，一切服從於穩定需要的政策過程和管理要求。任何群體性事件、維權訴求表達的過程，都可能讓一些人認為是挑戰政府管理權威的行為。由此，人民內部矛盾在維穩目標下，往往通過簡單甚至粗暴的方法解決。這表明了一些地方管理者能力不足的恐慌和服務意識的缺乏，以及製度化治理的缺失，導致不能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還必須通過政治體製的及時轉型而得到解決和控製。
三、黨建科學化：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然要求和價值取向
科學化包含著科學精神、科學理論、科學製度、科學方法。科學化是黨的建設的基本要求，也是現代政黨政治的重要範疇，它表明黨的建設有其規律性、實踐性和規範性，同時表明黨的建設過程受客觀環境的製約，是一個曆史過程，並能夠不斷推進和完善。
（一）科學化指明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具體方向
西方許多學者和組織曾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現代化的政黨，因而不能夠領導市場經濟建設，不能夠解決中國邁向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從而必然陷入危機之中。但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不但建立健全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並且在領導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步實現自身的現代化。作為一個與時俱進，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執政黨。黨的建設的科學化，首先意味著黨能夠實現理論創新，通過科學的理論引導全體黨員和社會力量實現黨的中心工作和基本任務；意味著黨要能夠順應時代特征和發展需要，把自己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意誌，並在法律與製度框架內運行，以法律的形式實現對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領導；意味著黨的行為符合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基本規律和人民民主發展的要求。
強調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黨的建設，包含著以下要求：第一，需要有一套機製體製來保障理論創新、製度創新和方法創新擁有不斷推進的動力。第二，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科學把握。今天我們強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就是要在價值和利益日趨多元的社會環境中，提供人們一維的科學思想理論，進而引導人們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這其中，如何做到堅持“老祖宗不能丟”的同時，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與時俱進就成為黨的建設的一個基本命題。黨在實踐基礎上建構的這一科學理論體係如何轉變為人們現實的政治參與的規範，成為黨員領導幹部轉變不適應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實際行動，把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和黨的自身建設的各個方麵，就成為我們需要考慮的又一基礎問題。第三，從黨的建設的運行邏輯看，需要通過製度的有效運行來保證各級領導幹部和職能部門克服長期執政帶來的執政惰性，有效梳理職能，科學配置資源，改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實現廉潔、廉價的政治過程。第四，在黨內民主建設上，要把保障黨員基本權利同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有機結合起來，把黨內民主的動力建構在社會民主發育和黨的奮鬥目標實現的現實需要上來。努力消除人們在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建設上的歧見，並通過一個時期的努力，真正做到黨員和全國人民的創造激情競相迸發。第五，當前黨的建設帶有根本性緊迫性的問題是黨的幹部人事製度改革問題。工業社會的精細化、複雜化、係統化的發展框架，對新形勢下執政黨如何實現自身的現代化，培育並保有一支充滿生機活力的高素質幹部隊伍和專業化的黨建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人才隊伍。為此，需要建構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考核評價體係，注重選拔導向，完善開放式的參與和監督結構，增強黨員、社會監督功能，增強黨組織和領導幹部的競爭性。同時，還需要針對日益龐大的黨員隊伍和不斷提高的幹部素質要求，建構適應複雜發展環境和符合先進性要求的多層次寬幅度的教育體係和培訓體係。
（二）黨的建設的科學化就是要遵循政黨政治和黨的建設的基本規律
政黨政治通常是指政黨為實現其政綱和主張而展開的政治活動和鬥爭；同時也是指政黨圍繞國家政權開展政治活動的形式。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強調黨的建設要遵循規律，就是要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純潔性建設作為重點，著力解決好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治理結構如何滿足多元利益主體的利益實現問題。也就是說，在不均衡發展狀態下，黨要麵對年收入數百萬、數千萬和年收入不足五萬的分化群體，為這些利益和價值都不一樣的多元群體提供有效的能夠實現其利益需求的政策，並協調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其難度可想而知。二是包下生產生活一切的全能型替代型的領導邏輯向共產黨領導的多元社會主體“分擔與共享”的治理模式轉變的問題。基於此，需要按照執政規律的要求，把黨的領導功能、監督功能、利益整合功能發揮好，恰當地配置權力資源，建構科學的權力運行機製，提高駕馭國家機構、協調各種政權組織相互關係的能力，努力實現黨領導下製度推動社會的持續發展，並重視加強黨對民間組織發育的引導和培育。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建設和共產黨成長的曆程表明，與時俱進是工人階級政黨的理論品格。隨著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一個政黨要能夠從自身現代化的實踐中實現創新與發展的目標，進而對政治過程和社會過程產生根本性影響。
我們知道，改革指對舊有的組織結構、運行方式和基本功能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調整與轉變。也就是說，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胡錦濤同誌在2003年12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宣傳和弘揚解放思想、銳意改革、艱苦創業、開拓創新的精神，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創造力。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首次把改革創新作為時代精神的核心。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弘揚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2006年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與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起被確立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基本內容。現在人們普遍認為，改革創新作為時代精神，就是一種準確把握時代特征、與時俱進的精神，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的寫照，也是一個民族實現發展的力量源泉。
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必須牢牢把握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這條主線，堅持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全麵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製度建設，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需要不斷推進黨的建設實踐創新、理論創新、製度創新，建立健全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製為核心的製度體係，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製度化、規範化，發展黨內民主，保障黨的團結統一，增強黨的創造活力。
（三）黨適應變化與引導發展：執政能力建設的動態過程
中國的政黨萌芽於帝國體製危機之中，但其真正的確立和成長卻是在帝國體製崩解之後。這意味著中國的政黨體製首先是與封建大一統思想的決裂為思想起點的，是以革命方式打破舊世界為行動支點的，是以建立一個全新的人民當家做主的製度體係為發展目標的。
政黨所處的社會——曆史——文化環境、政黨建立的方式的不同，政黨結構方式及功能作用發揮的方式和結構方式也就不同。如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殘酷鬥爭環境和黨員幹部數量不足形成了黨的扁平化的組織建設模式，黨的機構同時承擔多項智能，例如當時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大都集決策、執行與監督黨內三大功能。同時，作為革命黨，黨在創建革命的同時，承擔著領導革命的職能。在經過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曆史實踐後，中國共產黨從原來隻有幾十人的組織發展到八千多萬黨員的組織，層級結構也從戰爭年代的扁平化運行體係發展成為今天與政府科層製管理相適應的涵蓋中央、地方和基層黨組織的立體運行結構。這樣一個激烈變遷時代迅速演進的大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從封閉條件下領導計劃經濟的黨向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市場經濟的黨轉變。意味著黨的領導方式、管理方式、運行模式、包括組織建設、製度安排都要發生巨大的變化。由此，既作為自變量也是因變量的黨自身在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自身也在實現著創造性轉型。這一點，應該成為研究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因素。誕生於中華民族危亡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其存在的價值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為此，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代表的是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的利益，並確立了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和黨在不同階段的曆史任務。通過這一鮮明的旗幟動員和引領群眾，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領導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推動著國家發展和社會完善。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以及長達28年的革命鬥爭，深刻地影響了黨的運行模式和製度安排。我們在推進黨的製度建設的過程中，難以避開製度運行的路徑依賴問題。西方新製度經濟學中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是指一個具有“正回饋機製”（positive feedback system）的製度，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響下被係統所采納，便會沿著一定的路徑演進，而很難為其他的甚至更優的製度所替代。諾斯認為，由於製度變遷過程中，存在一種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和自增強機製（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所以製度安排的初始條件構成了此後製度變遷的約束條件。初始製度的選擇決定了製度變遷的可能方向，而製度的報酬遞增機製是自我強化的基礎，它規範著製度變遷的路徑，並形成一些製度下的利益群體與思維習慣、方式。我們知道，製度本身是用以協調利益約束行為的，其運行過程必然產生受益者群體並形成人們的思維習慣與思維方式，受益群體會成為既有製度的堅定支持者和維護者，這就是製度運行中的自增強機製，這種自我強化的過程，能夠推進既有製度的創新。並使該製度的受益群體擁有學習該製度相關知識的動力，從而在實踐中降低製度運行成本，提高製度的運行效率，製度由此獲得自我強化的能力。但是也要看到，路徑依賴本身可以成為製度創新的阻力，任何製度的改革，都是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過程，當某一製度的受益者群體發現改革可能帶來的利益風險時，必然會采取行動反對改變既有製度。此外，低效率甚至負效應的製度被不當維護和強化時，製度創新的難度和成本則隨之提高。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運行的高度隱秘性和權力來源於中央的一元化領導模式是當時殘酷鬥爭環境下的必然選擇，黨的組織結構和製度安排、功能發揮都受這一環境影響。進入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世情國情黨情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迫切需要形成與時代特征和中心任務相適應的黨的領導模式、執政方式、組織管理模式和運行機製。中央反複強調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黨的建設，就是要努力克服舊有製度對黨的執政過程和領導過程的影響，打破路徑依賴的閉鎖狀態，實現製度創新。
衝突功能、協調功能是任何一個政黨與生俱來的功能。現代政黨政治所蘊涵的政治利益決定了不同類型的政黨承擔著不同的功能，不同政黨的組織形態在不同的社會曆史階段或社會環境中承擔著不同的功能。但是無論如何看待政黨的功能，政黨首要基本的功能就是聯係國家和社會的功能。中國政治生態的變遷和中國共產黨中心任務的變化，改變了政黨功能發揮的現實環境。我國市場經濟體製完善以及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對政黨現代化和執政能力建設構成威壓。這一複雜背景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壓力，在實踐中容易賦予政黨及其基層黨組織過多的功能，從而容易引發社會管理和保障人民當家做主權利的疏離，並在實踐中把治理過程變成簡單的危機管理過程即維穩過程。
從科學發展觀層麵闡釋的執政能力建設，本質上是通過黨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創造社會和諧發展與人自由全麵發展的全部條件。由此，探討執政黨推動社會發展實現社會和諧的能力要求。需要將社會生產的主體力量——人的創造力全部釋放出來。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要全麵貫徹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不斷增強全社會的創造活力。激發各行各業人們的創造活力，堅決破除各種障礙，使一切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創造願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堅持四個“尊重”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要實現四個“尊重”，本身就意味著執政黨需要在公平正義的價值原則下，完善製度安排和政策製定，尤其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肯定所有人的勞動價值，在此基礎上形成科學完善的有利於濟護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機製，進而強調人們的奉獻與自我實現。同時，作為執政黨，政黨不再作為政策的具體執行者而展開活動的，而是作為政策的製定者和監督者而對政府過程加以引導和約束的。執政黨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主要工作是：一是宣傳政策，讓更多的人理解、接受、支持政策。二是監督政策的實施，通過檢查、監督、組織和協調手段，監督同級政府的政策執行情況，監督下級黨組織的政策執行過程。三是動員社會力量執行政策。
上述分析表明，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本身是適應並前瞻性地引導社會變遷的過程。由此，黨的製度創新和組織結構完善，以及由此帶來的職能重新梳理，必然需要與社會環境形成良性互動的物質交換。黨組織通過這一溝通模式，實現對社會良序的維護和對人民群眾的引導。
第四節 政黨演進與政黨價值觀建構
作為現代政治生活的核心領域和階級的一部分，任何政黨都需要通過製定有效的綱領章程，形成特定的製度和運行模式來聯係群眾，擴大社會基礎。政黨獲得社會普遍認同的基礎是對社會崇尚的價值和規範的遵循和維護，並在運行過程中增進公共利益，推動社會發展。這個過程就是政黨演進的過程。
一、政黨演進的過程就是基於政黨價值維護的組織發展過程
政黨演進是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黨實現自身發展的趨勢性描述。所謂演進，就是發展變革的意思。政黨演進是指政黨適應經濟社會政治發展需要，組織運行、製度安排及功能發揮符合政黨目標和社會價值與利益需要。在世情國情深刻變化的現代社會，執政黨能否適應經濟社會政治發展需要，保障其組織運行、製度安排及功能發揮能夠實現政黨目標和社會價值與利益，直接體現了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
政黨價值觀是對政黨本質屬性及其基本功能的界定，是包含政黨價值理念、價值規範和行為尺度在內的價值體係，具有時代性、實踐性、規範性和政治性特征。其功能是凝聚黨員和社會成員力量，實現政黨目標。政黨價值觀對政黨發展和政治文明建設具有極強的導向、規範作用和價值關懷意義，反映了政黨建設的根本態度和取向，並影響政黨的製度運行和組織變革。如中國共產黨90多年建設過程中所建構的人民當家做主、小康社會新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重要思想，以及結合各個時期曆史任務形成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都彰顯著政黨的基本價值和任務，體現著人民利益與黨的價值的高度一致性。政黨過程是否維護其價值觀，直接決定了社會對政黨的認同與否。因此，實現政黨、國家和社會的價值意識統一是政黨演進的內在動力，也是政黨演進的重要內容。由此，政黨演進的價值評價標準就被實踐證明是政黨服務群眾的能力與效果的標準，即政黨執政能力和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的評價標準。
政黨現代化及其先進性的標誌，一是政黨要能夠承擔民族和國家發展的重任。例如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曆史地擔負起民族解放和推翻舊政權的重任。黨的建設的過程，就是一個尋求民族解放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過程。二是政黨要能夠吸納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實現理論創新和組織創新，能夠走在時代前列。三是政黨要能夠在社會發展的各個曆史階段，凝聚和團結社會群體實現奮鬥目標。四是政黨發展的各個環節都應該和人民群眾現實的利益需要緊密聯係。權力運行的過程，就是要維護和實現人民對於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
在傳統意義上，政黨是部分人利益和價值的集合者，是代表特定社會團體實現其政治目標和公共訴求的政治組織。但在實踐過程中，政黨本身不是利益集團，也不可能在執政中僅僅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執政是掌握公共權力配給資源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政黨領導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過程。執政過程的這一特性決定了政黨在實踐中不可避免要承擔社會意誌凝聚與表達的功能。所以，多數政黨在執政後，都會依循變化社會校正自身的價值、觀念和主張，以適應多元社會主體的需要，這就是政黨演進的過程。任何政黨隻有更加緊密地和代表並更好地維護和發展最廣大群體的利益，實現政黨認同，才可能實現政黨現代化和科學化。但是如果政黨在活動中背離原初確立的理想和信仰，背棄了支持者的群體利益，其活動和權力運行違背公平正義的社會準則，難以整合社會力量以實現政治目標，就成為政黨蛻化的過程。“蛻”字在古代漢語中指蛇蟬等脫下的皮、殼；後指退掉。在道家語境中也指生命脫離軀殼。後引申為變化，變質（蛻變，蛻化）。生物學意義上解釋的蛻化，揭示了政黨運行過程中，從指導思想到行為過程逐步背離社會基本的價值和規範，或者難以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過程。任何政黨隻有更加緊密地代表並更好地維護和發展最廣大群體的利益，才可能避免自身的蛻化。
政黨蛻化通常首先表現為官僚體係的蛻化，包括官員作風、能力、服務理念的蛻化，以及由此引致的組織功能失靈：一是官僚係統自身的僵化和運轉失靈，作用難以發揮。二是官員權力行使過程中對支持者和追隨者的自覺疏遠；腐敗侵蝕政黨肌體，黨員歸屬感、凝聚力削弱。三是政黨的各級組織特別是基層組織和黨員作用發揮缺乏激勵機製。
政黨蛻化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政黨失去對於現實國情和基本實踐的準確把握，從而失去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的能力。也就是說，政黨脫離實際的政策主張和低效甚至完全失靈的權力運行過程，可以視為政黨逐漸蛻化的過程。在現代政黨政治框架裏，選舉的成敗並不能揭示政黨的存亡規律，但是政黨長期未能獲得執政或參政地位，或者輕易失去執政地位，則可看出政黨蛻化的內在邏輯。例如，1945年英國盡管在二戰中獲勝，卻陷入了社會失序，經濟凋敝之中。英國人民對資本主義和美國生活方式持強烈的懷疑和否定態度，使得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的工黨獲得了極其重要的社會資源，讓年工黨戰勝保守黨再次執政。獲得政權之後，工黨以“解決失業”作為自己的基本執政理念。針對當時英國民眾就業發展的迫切心理，努力創造就業機會，逐步建立了全民健康保障機製，退休年金製度，投資國民的教育，興建國民住宅。20世紀40年代的英國工黨替全世界發明了一個至今朗朗上口的名詞：“社會福利國家”（welfarestate）。這一政策的實施，對於二戰結束時生活困苦不堪的英國人來說，無異於締造了一個幸福家園。也正因為這樣，工黨采取的極左和中左政策在當時被許多人所擁戴。這一年，工黨在選舉中的得票率高達48.3%，在議會640個議席中擁有393個席位；而保守黨僅有39.8%的得票率，擁有213個議席。但是工黨在構建社會福利國家的過程中，其極左政策也損及了不少資本家和利益團體的實際利益，引起了他們的不滿，導致下台。此後，兩黨各自修正執政理念，強化階層歸屬和公共服務，夯實執政基礎，實現了交替執政。而在2004年5月印度的議會選舉中，以印度總理瓦傑帕伊為首的印度人民黨及其聯盟以186個席位敗北。此次本應在2004年10月舉行的選舉，因為印度人民黨希望利用宏觀經濟的利好消息和外交方麵取得的積極成果鞏固其執政地位而提前舉行。為贏得大選勝利，印度人民黨以“印度大放光芒”為主題，通過各種媒體竭力宣傳現政府所取得的“光輝業績”。然而，這次精心策劃並被認為是抓住了有利時機的選舉，卻因普通民眾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選民的否決而慘遭敗績。由於政府將發展重點放在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上，忽視了能夠吸納較多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占人口總數20%的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廣大城市貧民和農村居民的生計和福祉則被嚴重忽視。尤其是數量龐大的低收入者並未得到改革的實惠，有的甚至淪為“發展的犧牲品”。數據顯示，在印度人民黨執政期間，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投資逐年下降，所占GDP比重已經由慣常的14.5%減至下台前的6%，有些年份甚至低於5%。政府投入匱乏導致相關的農村就業計劃、農村特區計劃以及鄉村工業、灌溉與洪澇控製、能源與運輸設施發展等計劃均難以落實，農村及農業的發展受到阻滯。由於政府忽視甚至漠視地區間的不均衡發展，城鄉分化日趨嚴重。僅以人均收入為例，南北邦差距為6倍，城鄉差異最大者達60倍。大都市的繁華與廣大農村的貧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印度人民黨被稱為“富人黨”，遭到很多中低收入選民的唾棄。而國大黨正是利用了人民黨的這一致命弱點，抨擊其經濟政策“反農民、反窮人、反民眾”，致使未能從人民黨的執政中獲益甚至遭受損害的選民選擇放棄當時的人民黨。應該說，人民黨在執政期間所取得的經濟與外交成效是令人矚目的。但是人民黨政府經濟改革受益群體過於狹小，特別是與農村發展、農民生計密切相關的各種計劃都難以有效落實，占人口多數的農村人口和城市貧民的利益與福祉無法得到維護與發展，其政策績效勢必招致這部分群體的否定，從而導致人民黨在國家經濟處於上升階段的時候黯然下台。加之印度是一個存在大量農村人口和貧困人口的國家，全國有三億多人每天生活費不足一美元，有20%的兒童從未踏入過校門，文盲率甚至高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在這樣的國家推行各種政策，必須考慮這一基本國情。盡管要讓執政的人民黨及其盟友在短期內改變印度的現狀是不可能的，但是政黨的政策製定和實施忽視了這一廣泛群體的利益訴求，不能夠給予充分的保障，其結果隻能是失去這部分群體的支持，甚至導致他們的強烈抵製。這不是政黨蛻化的標誌，但是表明政黨執政後的政策過程如果不能夠惠及最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低收入群眾，則可能導致政黨失去執政基礎而黯然下台。
所謂認同（Identification, Identity），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產生的一種感情和意識上的歸屬感和行為感，是人類所特有的認知方式和結果，它與人們的心理活動有密切的關係。被稱為同一性之父的艾裏克森強調了認同的三個組成要素：連續性（continuity）、一貫性（consis tency）和一致性（sameness），並指出這三種要素構成了基本的同一感。而政黨認同（Party Identity）則是指人們成長的社會環境中逐漸形成的，與家庭熏陶（尤其是父母的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念）、教育環境、宗教文化信仰、個人經濟地位和政黨社會化等密切相關的一種比較穩定的心理傾向和價值判斷。包括黨員對於政黨的歸屬感和社會對政黨過程的支持。基於此，實現政黨認同，首先，黨員必須體驗到組織內部的一致性，即組織要提供所有黨員確定一致的價值觀、原則和社會期望，並使得黨的宗旨、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內化為黨員的信仰，進而指導和規範著組織和黨員的行為。其次，政黨的價值理念特別是核心價值應該是跨時間連續的、恒定的，即黨推崇和倡導的價值是不變的。比如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滿足人民對於幸福生活的期待始終是政黨政策製定的基礎。為確保政策過程的有效性和連續性，30多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清晰地為發展中的中國提出了兩個基礎概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小康社會”。在這兩個核心概念下，一方麵，逐漸形成了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係、製度體係。另一方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小康社會目標從原初簡單的人均800至1000美元的最低限度的目標逐漸演變成涵蓋五個方麵豐富內涵的小康社會新要求。再次，政黨認同在組織與社會具體關係和角色中，體現為組織運行和黨員支持並證實整合、連續的同一性。並以此確證人民根本利益，建立各種行為規範。而這其中，價值觀對人們行為的現實作用，體現了認同的尺度。信仰的過程就是價值觀發揮作用的過程，本質上是對黨員和群眾權益的維護與落實的過程。哈貝馬斯指出：一種被正確理解的權利理論，要求有一種承認的政治，這種承認的政治能夠保護個體在他或她的身份認同得以形成的生活背景中的完整性。認同的理想狀態是人們對黨的理念和所有政策的高度尊崇與積極參與。但是在實踐中，實現全社會普遍的歸屬感和有效參與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戴維·米勒指出，現代國家的文化出現了支離破碎。這些國家的成員由於種族關係、宗教信仰，個人道德觀、生活價值觀念等差異，其個人認同正在變得千差萬別。在這些領域裏，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有著彼此的一致性了。多元利益主體的多元價值直接影響不同群體對政黨過程的價值判斷，但是政黨需要實現黨員的認同。黨的理想信念和黨員的行動要能夠契合人們的基本需要和終極追求，惟其如此，政黨和政府的效能方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二、政黨演進的內在機理分析
我們知道，政黨成立後，都有自己的綱領章程、理論框架和組織製度，以此樹立形象，引導社會行為，培養社會成員的認同。政黨的政治主張需要通過掌握政治權力或者說至少需要擁有公共資源來落實。一旦一個政黨長期無法獲取政治資源（物質的和精神的），則難以維持其運行。由此，無法掌握權力的政黨，或者需要改變政綱調整政黨理論以獲取資源，或者逐漸失去社會影響力，退化直至功能喪失。對於執政黨而言，其所麵臨的執政壓力往往容易引致政黨運行結構和功能的改變。執政黨掌握公共權力之後，一方麵為其實現政治主張提供了物質和組織保障；另一方麵，政黨權力運行過程不可避免要受到不同利益群體影響，容易發生偏離，存在脫離群眾的危險。這既來自於權力本身的侵蝕性，也來自於社會分化引致的政黨價值變遷。我們知道，執政的本質，就是政黨權威運用公共權力來配給資源，推動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過程。政黨獲得社會認同需要解決兩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一是如何看待群眾利益的問題。即執政黨能否有效保障和實現群眾的利益需求，並正確處理黨的宗旨和黨員個人正當、合法利益需求之間的關係。二是如何運行權力的問題。包括權力行使的科學性、高效性與公正性問題等等。這個過程內在界定了為確保權力運行公正性，權力主體自覺接受監督的基本要求，即政黨和國家需要建構完備的監督體係來防止幹部對權力的非公正使用。這是實現黨內思想統一和社會團結的重要內容。
政黨通過掌握群眾獲取政權後，權力運行必然需要回答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而各種利益集團都試圖進入權力體係以維護自身的利益和價值。如果難以實現以上目標，則可能通過在執政黨中收買代言人來拓展其利益。因此，執政黨在任何時候都會經受執政的考驗。從組織運行看，執政黨通過對資源的調集與使用，引導社會成員實現政治目標。但是任何政黨執政，都存在著巨大的脫離群眾的危險。而政黨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導致人亡政息，更遑論政治目標的實現了。蘇共垮台的教訓揭示了以下規律性特點，就是政黨在掌握權力之後，逐漸脫離了原來支持它的群體，日益被有權有勢的社會力量裹挾，進而使得組織成員脫離原有階級，失去群眾的支持。猶如組織管理中的“熵”：當係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協調發生障礙，或環境對係統的不可控輸入達到一定程度時，係統就很難繼續圍繞目標進行控製，並在功能上表現為某種程度的紊亂，即有序性減弱，無序性增加的態勢。管理熵表明，任何一種管理的組織、製度、政策、方法等，在相對封閉的組織運動過程中，總呈現出有效能量逐漸減少，而無效能量不斷增加的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即組織結構中的管理效率遞減規律。正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將抽屜整理得很清楚，但是在使用過程中，抽屜逐漸變回到混亂狀態，需要在一段時間後重新整理以使其歸位。政黨的運行過程也是如此，如果一個政黨無法在變動社會中增強適應性和開放性，缺乏對不確定性的有效預應，則可能在危機狀態下失去領導地位，甚至喪失自我恢複的功能。因此，任何一個現代化的政黨，都需要加強管理的製度建設，並能夠實現經常性的常態組織管理創新。中國共產黨能夠找到跳出興亡周期率的重要原因在於毛澤東明確指出了政黨運行的核心：就是民主，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其實質在於以製度形式維護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保障權力運行符合人民根本的利益訴求，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政治過程的基本結構和運行模式。
此外，在西方政黨體製下，政黨的凝聚力通過選舉體現，並保障候選人能夠當選。選舉的過程被理解為落實民主的過程。但是在許多國家的政黨政治曆史上，選舉引發的黨內分裂和族群紛爭時有發生，薩托利將黨內分裂稱之為長期而持續的選舉失敗史。而意大利的天民黨“盡管涵蓋了非常廣泛的左右意識形態範圍和異質成分，但是它卻從來沒有發生過分裂。”薩托利將它歸結於天民黨的黨員十分清楚政黨的選舉意義。這意味著，政黨活動方式和形態，取決於黨員和社會過程中人們對自身角色和政治參與的規則有較為清晰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是說，在競爭狀態中的政黨並不必然具有活力，其凝聚力體現為政黨主張能夠獲得黨員認同，並避免政黨的分裂。反之，當一個政黨的主張難以實現對黨員的整合的時候，其理論感召力和組織凝聚力必然招致削弱。而具體的實踐也表明，政黨的競爭性提供了政黨能力提升的壓力和動力，但政黨並不必然具有保持生機與活力的功能。而在現代化背景下，競爭性政黨卻需要結合變化了的環境隨時改變自身的主張，以適應喜新厭舊的選民不斷漂移的情緒。這種適應性的缺失和理念的僵化似乎都對政黨過程造成了事實上的打擊，也逐漸提出不確定性極高的後工業社會西方政黨如何保有對社會的影響力和吸引力的問題。
不同曆史階段的政治任務的改變，政黨地位的改變，都能夠影響政黨的運行方向。例如，革命性作為與工人階級政黨黨性並行的重要理念，在不同時期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語境中，無疑存在重大的內涵分歧，也容易形成對立的價值判斷。但是就服務對象而言，革命性、階級性、人民性、實踐性的內在統一確立了政黨的價值框架。也就是說，政黨演進符合社會群體特別是最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實現與維護的時候，其演進是正向的，反之則為逆向運行。有學者在分析蘇共蛻化過程時指出，決定蘇共蛻化的根本原因絕不是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原則的缺陷，也不是布爾什維克在一定曆史時期所采取的錯誤措施，根本原因是蘇維埃民主所賴以存在的群眾基礎——工人階級逐漸陷入消極、被動和冷漠之中，而不再像革命初期那樣積極、主動和充滿活力了。在許多研究者看來，一部蘇聯革命的蛻化史首先應該被看作是一部蘇聯工人階級力量衰落的曆史。
三、維護政黨核心價值，推進政黨演進的實踐路徑
1.確立政黨績效評價體係。建構評價體係的目的在於用科學的指標體係描述並顯示政黨在政治過程中的有效性，並揭示公共行政過程是否偏離預設的價值目標。現代政黨在施政過程中，都麵臨著社會發展政策對不同利益主體需求的滿足問題。其改革措施和政策落實往往受到人們利益取向的影響。現代社會對於執政黨績效的評價一般包括以下幾方麵：（1）經濟社會是否得到持續的發展；（2）人民生活是否得到進一步提高，人民是否擁有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3）政黨自身建設是否得到進一步完善。從權力運行的角度看政黨過程，還可以具體為以下評價標準：一是合理性，即指執政黨必須承認並且依循政黨領導規律和執政規律。二是實效性，即現代社會中執政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必須有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有社會基礎秩序，維護政黨價值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許多學者認為，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斯大林模式（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而在於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所致。三是執政基礎的廣泛性，對於西方執政黨而言，選舉中獲勝的重要法寶是向選民做出的承諾。執政後兌現承諾的程度直接決定了選民對其利益指向的評價。也就是說，如果權力配給資源的過程不能夠維護各權利主體的利益，則必然導致執政基礎流失，最終失去政權。
2.結合變化了的國內國際局勢和時代特征，製定並推行與之相適應的政策和綱領，這是政黨獲得廣泛社會基礎的重要環節。推動政黨演進的關鍵在於認識和把握政黨社會基礎的變化規律，製定和形成與社會需求相一致的政策。任何政黨要想有效推行其綱領與政策，都必須以獲得廣泛的社會支持為前提。以英國為例，較長時間裏，保守黨始終堅持自由市場經濟與私有化主張，積極維護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利益，使得它能夠擁有較為穩定的社會基礎。隨著社會治理成本的不斷提高和人們對於教育、健康和就業的更高要求，保守黨削減福利和公共開支的政策也使得許多問題進一步凸現。貧富分化加劇逐漸引起人們新的不滿，工黨由此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但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繼續緩慢發展的今天，隨著工人階級財富的增加，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從工人階級隊伍中走了出來，工黨用以保障工人階級利益的極左政策，此時反而遭到這些從資本主義中獲得利益滿足與保障的人們的反對了。如何確保政黨鮮明特征的同時，結合時代特征，提出新的有利於擴大和鞏固社會基礎的政治主張，這既是政黨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政黨適應變化了的政治局勢的必然要求。
政黨的綱領、政治主張和基本路線是一個政黨用以凝聚力量塑造形象的根本，也是引導人民趨赴的旗幟。而能否製定有效的政策，實現與社會主體力量的良性互動，體現著政黨的活力和社會凝聚力。成立於1889年的瑞典社會民主黨1914年成為下院第一大黨，1917年首次入閣和自由黨組成聯合政府。此後，社民黨成為歐洲國家連續執政的常青樹。縱觀其執政曆史，瑞典社民黨在“人民之家”思想指導下各項福利政策的實施，有助於緩和社會階級矛盾，特別是滿足中低收入群體的需要。並在稅收政策的修正與實行過程中形成了與瑞典工會極其良好的關係，獲得工人階級長期支持，從而夯實了執政所需的廣泛的社會基礎。執政的基礎還在於保障社會群體的利益和實現經濟的增長，並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的政策，協調社會各階級矛盾，確保不同的利益團體的合理的利益訴求得到有效保障。該黨采取的“星期四俱樂部”、“哈普森民主”等方式較好地實現了政黨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協調，可以克服因溝通不夠帶來的不同利益群體和社會組織之間的衝突，有利於政策的製定和實施，並降低公共行政的成本。瑞典社民黨著眼於長期執政的需要，努力擴大自身的執政基礎，挖掘執政資源，不斷尋求與自己利益相關的組織的協同和支持。而社民黨對於工會的利益維護以及工會經濟實力的增強，實際上使得社民黨獲得了豐厚的資金回報，進一步改善了社民黨的執政環境。在理論界普遍認為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存在空間日漸萎縮，其衰微不可逆轉的情況下，1994年以來麵臨同樣外部壓力的瑞典社民黨卻實現了自我超越，至少在今天依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
從中國的實踐看，隨著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和價值觀的日趨多元化，中國共產黨在堅持黨性基礎上，結合時代特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指導了社會主義建設。這期間，黨逐漸形成並長期堅持人民當家做主、小康社會新要求、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重要思想，製定並不斷完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這些都彰顯著政黨的基本價值和任務，表明人民利益與黨的價值的高度一致性。社會結構變遷和利益分化直接衝擊著黨的價值觀，中國共產黨需要遵循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落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維護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同時，著眼於人民幸福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將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價值觀落實在保障人民健康的生命、正當的利益、自由的精神、快樂的勞動，無私奉獻和自我實現的目標上。許多西方學者之所以將生態文明界定為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就在於他們認為隻有社會主義體製才能夠節製人類過度貪婪的欲望，保有幸福的家園。
3.完善政黨功能發揮的製度建設，增強組織創新能力和價值引導能力。我們知道，黨的先進性建設首先是黨員領導幹部先進性的發揮過程。現階段，先進性直接體現為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和對民生的維護與改善。由此，政黨作為分擔與共享的社會共同體的重要引導力量，需要保持組織活力，增強組織對民眾的吸引力，落實政黨服務群眾的功能，通過具體任務的落實和黨員權利的維護來保障政黨擁有組織變革的內在動力。以此發揮政治功能，促進政黨演進。
執政黨最基本的功能是領導國家與社會的功能，實現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的能力是衡量執政黨是否具有先進性，擁有活力的重要指標。在公民社會逐漸發育，社會主體多元環境裏，政黨的利益與價值整合功能得以凸顯。這裏講的整合包括：意識形態整合、利益整合和資源整合。意識形態整合包括政治意識形態整合和非政治意識形態整合（文化意識形態、經濟意識形態等以及相關價值的整合）。從黨的思想整合的要求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界定政黨功能發揮的內在邏輯：一是在價值層麵上，政黨的政治主張和基本價值必然清晰且明確。政黨具有極強的理論創新能力，其意識形態能夠有效引導和凝聚社會力量。主張的模糊性不但會引起黨員的無所適從，並且難以為社會樹立旗幟。二是在組織框架內，組織結構具有鮮明的社會適應性和開放性特征。組織係統與社會環境之間的政治流通順暢，黨員個體對社會過程的正向作用有效發揮，即黨員的先進性能夠獲得實現。為此，需要通過有效的工作任務和目標體係來實現黨內團結。中心任務所建構的壓力係統要能夠確保權力依循原初預設的路徑運行，並不斷擴大和增強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三是製度體係建構體現黨章精神並維護中央權威。在黨的製度建設中，製度體係的有效性體現在符合黨的宗旨和綱領。在執政條件下，製度要符合權力運行的監督需要，即製度是用來強製執行的，而非用可以談判與妥協的。政黨製度對組織成員具有強大行為的約束力，其運行過程符合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本質屬性。這個過程，就是防止組織逆向運行的過程，也是防止黨員領導幹部蛻化變質的過程。
作為重要的社會組織，政黨必然要對社會過程產生影響。政黨的存在是通過獲取政治權力來實現對社會過程的推進或者阻滯。價值觀的演變邏輯是隨著政黨地位和所服務群體的變遷展開的。任何一個政黨，在執掌權力之後，都存在著巨大的脫離群眾的危險，並容易導致權力運行在多元主體中易於與占主要地位的群體結合，並在實踐中造成與其他支持者的疏離。但是執政過程本身也使得政黨擁有了更好地為社會服務的能力和條件，權力的運行要能以廉潔廉價的方式滿足社會各群體對於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這個過程體現的是公共權力的本義，也是政黨認同的社會基礎。此外，政黨功能是與政黨結構相聯係的，政黨功能的發揮和政黨結構的完善和創新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和互動性。在執政黨建設中強調的組織創新和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其本質在於確保黨的功能的有效發揮，並實現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
綜上，現代社會的政黨演進過程，就是創造條件落實核心價值，在凝聚力量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提升執政能力實現自身建設的科學化的過程。
第二章 政治認同：多元社會黨的意識形態領導
意識形態既是政黨動員能力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社會力量的組成部分。作為對人們主體性的改造力量，意識形態的作用充分表現在對國家意識、階級意識和社會民主的科學建構，對社會觀念、製度和權力的有效調控上。政黨通過意識形態建設和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實現著對多元社會的整合與引導。從中國共產黨建設和領導國家社會建設的實踐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整合背後強烈的群體認同，即人們普遍信賴政黨和國家的目標指向，這種歸屬感一方麵源於中國共產黨在危機時候的動員與濟護能力，另一方麵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實際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
第一節 正義之善：政黨理念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人類文明的演進過程，就是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共同發展的過程。作為“文明社會的概括”的國家，在現代社會裏通過政黨推進政治過程，並以此實現財富積累、社會良序和人民幸福。其中，人們對於政治過程善的期待和追求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本質和動力基礎。
一、政黨理念建構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中國社會整合的主導力量，黨需要適應社會結構變遷和社會主體分化的挑戰，在統合或者協調社會多元主體的過程中，提供滿足不同社會力量表達訴求和當家做主願望的平台。由此，政黨需要建構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理念，並以此整合社會，實現對社會的領導。
（一）推進黨的建設的理念創新是執政能力建設的思想元點
政黨的執政過程受政黨理念的影響。所謂理念，《辭海》中的解釋是：一是“看法、思想，思維活動的結果”，二是指“觀念”（希臘文idea），通常指思想，有時亦指表象或客觀事物在人腦裏留下的概括的形象。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指出，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誌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中國共產黨執政方位的曆史轉變，黨麵臨的社會環境的變遷，要求政黨適應變化需要，實現理念上的與時俱進。
1963年，毛澤東同誌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作為與思想相關的理念，涵蓋著對於相關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在黨的理論建設中，強調理念要適應實踐的發展，用改革的精神重新審視現有的黨的建設理念，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製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大膽繼承，科學揚棄，並借助現代技術科學實現黨的建設理念和方式的現代化。這個過程也是思維創新的過程，是對執政黨建設規律科學把握的過程。政黨思維的創新和理念的變革對政黨演進而言是最為艱難也是最為基礎的。正如馬克思所言，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為人。理念上的創新，將從根本上確立執政黨建設的原則、理論和方法。黨的建設的理念演進中最為基礎的是體現政黨宗旨的執政理念和處理社會關係的指導原則。
在長期的革命和執政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不斷結合中國的實踐，在克服各種艱難困苦中形成了實現自身現代化的共同信念、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這個與時俱進的創新過程集中體現政黨的科學精神，即黨的建設一方麵要遵循政黨政治的基本規律，確保黨的運行和組織功能發揮符合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另一方麵，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幹部需要建構符合規範的思想理念。實踐表明，長期革命過程中形成的一整套關於黨的建設的理念、方法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滲入到黨員和社會的意識深層，它構成並影響著組織和成員在黨的事業發展中作出決策並達到目標的各種條件。由此，加強黨的建設，首先需要有執著的探索精神。對新的曆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怎樣建設黨要有科學的定位和準確的把握，以確保黨員幹部的行為符合先進性、純潔性和執政能力建設的基本要求。其次，需要處理好繼承、改革和創新的關係，要能夠熟悉黨的建設中基礎性、規定性的要素。從科學化的本質屬性來說，黨的建設科學化的過程在本質上是積累的結果，是繼承性最強的組織形態和文化形態之一。即今天我們闡述的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黨的建設，需要充分肯定和有效繼承被實踐證明是科學的黨建發展的理論、製度和方法。在此基礎上，針對政黨現代化實踐和科學發展要求，形成黨的建設的物質支撐係統、價值引導機製和技術介入方法，以新的理念來推進黨的建設。第三，以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維護真理，反對虛偽和謬誤，把握確定性，實現思維創新。現代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也是一個信息與技術演進一日千裏的時代，如何擁有學習服務和創新的能力，建構更加開放的黨建新格局，就成為新時期執政黨建設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第四，黨的建設過程要能夠有效維護和凝聚黨員的價值和利益訴求，培育團隊協作精神。增強基層黨組織的生機活力，保障中央精神和政策製度得以落實，並取得成效。第五，黨的建設科學化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黨的執政成本低廉、組織運行高效、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過程。
此外，衡量黨的建設的有效性的重要標準之一是黨能否有效動員社會力量來實現黨的政治目標。這個過程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即人們通過學習和接受一定的政治文化而獲得政治屬性、形成政治人格的過程，也是指一個社會中的政治文化通過某種方式而得以傳播、普及和延續的過程。政治社會化的衡量和評價標準是與當下人們的政治認同相聯係的。而認同的前提是有效的溝通機製，有效的溝通一是需要政黨體係的開放性，二是需要政治流通和互換的平台。政黨自身的統合能力，對社會的動員能力，以及科學決策的能力和實現人們利益需求的能力需要通過溝通與認同來達成。
同時也要看到，在黨的建設的理念創新上還包含著對具體原則的梳理和把握。比如，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是繼續強化思想政治教育是黨的工具的理念，還是強調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民性、普遍性的理念？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和黨的思想宣傳是需要堅持社會同構下一元的話語係統還是需要分化的不同的話語體係？我們知道，一元的話語體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防止話語歧義現象的發生，為文化的高度整合創造條件。如果同一國家內的不同社會群體對同一事物或現象使用不同的話語，國家與社會的整合勢必出現困難。但是，從社會治理需求和不斷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角度來看，不同曆史階段的不同社會群體是需要不同的話語係統的。黨的理論宣傳和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實踐性也需要形成一套區別於革命時期的新的語境表達的話語係統。又比如，強調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是堅持黨對政府和社會一切事務的管理，還是強調政府和社會的職能，實現黨領導下的政府——社會共同治理的過程。再者，過去基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把握不準，人們往往用資本主義作為對立的參照物來界定黨的建設的價值取向和工作重點，黨的建設也是在這樣的語境下展開的。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黨的建設有足夠的資源和權力運行能力，但是在開放社會裏，黨的運行過程能否在有效協調市場與社會力量的過程中，始終保有對社會資源的權威運用？這些理念在實踐中是很容易產生歧義並導致社會過程發生變化，並能夠改變黨的運行框架，因而需要在實踐中，在思想解放的過程中進一步加以廓清。
（二）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曆史沿革
任何一個政黨的政治目標，都必須通過參與或執掌政權來實現。與執政實踐相聯係的是黨的執政理念。執政理念貫穿執政黨活動的始終，是執政黨在執政實踐中形成的理性認識，反映的是黨在執政過程中的整體看法和根本觀點，解決的是為誰執政、如何執政的問題。執政理念對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執政目標、執政方略、執政體製、執政方式等產生影響，決定著執政活動的方向和績效。
1933年，為進一步擴大革命力量，毛澤東指出：“蘇維埃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隻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於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為粉碎敵人的‘圍剿’而鬥爭。”他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蘇維埃應該注意的重要問題。假如蘇維埃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討論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蘇維埃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地圍繞在蘇維埃的周圍，熱烈地擁護蘇維埃。“1944年，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的講演中明確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上升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就是堅持為人民執政，依靠人民執政。2012年11月15日，在新當選的十八屆中央領導與中外媒體見麵會上，習近平同誌指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從建國至今，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嬗變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雖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當家做主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中不變的核心，但在不同曆史時期卻有著不同的特點。
1.從1949年建國到1978年改革開放，是黨對社會主義的艱難探索時期。這段時期中共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但在思想和實踐中仍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執政方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延續了革命黨時期的群眾運動的方式。
2.從1978年到2002年，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和實踐在改革開放中發生深刻轉變。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從封閉狀態下管理國家和社會，逐漸走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和法治框架內領導政府和社會共同參與國家建設，執政方式也從人治色彩鮮明走向依法執政。
3.從2002年至2012年黨的十八大，中國共產黨逐步確立了涵蓋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並作為新時期黨的指導思想。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條件下，在社會轉型期、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提出並形成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將“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確立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強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和“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的科學權力運行邏輯。把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出發點和價值目標。
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曾走過彎路，也犯過“大躍進”、“文革”等錯誤，正是在總結執政正反兩方麵經驗中，黨不斷改革和完善執政方式，提高執政水平，以應對麵臨的一係列風險挑戰。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曆程和執政過程，就是不斷堅持和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的過程，也是不斷實現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化並用以凝聚社會力量實現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目標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所有製結構的變遷和社會領域深刻的變革，意識形態領域亦隨之發生變化。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實現思想理論創新，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有效領導，夯實黨的事業發展的思想基礎，是新時期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實踐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內在理路。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在保有革命意識形態符號與作用的同時，結合變化了的國際國內形勢，巧妙而有效地實現著意識形態的現代化轉型。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中，推動了自身的理論創新和意識形態體係與結構的調整；在解放思想的框架內，確保了改革開放的合法性，並保證黨的意識形態繼續對中國的建設與發展發揮凝聚和動員作用。由此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體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曆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於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消滅剝削階級，建立新中國，就是要保障人民當家做主的基本製度，要從根本上打斷幾千年來中國社會通過暴力方式解決政治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傳統路徑。讓翻身做主人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通過發展生產力而非永久的階級鬥爭來實現發展目標，即讓政黨、政府和社會在理性和法治框架內運行。
（三）頂層設計：政黨理念的根本體現與實踐基石
執政黨介入社會的一個重要途徑，除了配給資源，就是通過意識形態建設培育政黨認同。我們知道，政黨是意識形態認同的產物。意識形態建構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達成共識，保障政黨的集中統一。
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能夠以其科學的理論引導社會。科學的理論建構源自於對人本身的價值與利益追求的綜合。也就是說，一個理論，隻有形成對社會群體的有效整合才具有生命力。黨的整合功能的發揮，一是完善黨的組織體係，二是加強和改進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積累了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和黨自身建設的許多寶貴經驗。但在另一方麵，黨的理論建設麵臨的困境也逐漸凸顯。如何保障理論發展的科學性、實踐性、民族性，要求黨從思想理論的規律出發，不斷完善黨的指導思想，增強各級黨委和黨員幹部落實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從思想理論的形成規律看，理論的先進性是要能夠解決問題，並具有導引能力。
一個時期以來，理論界和職能部門的許多人在談論頂層設計問題。中國改革開放的前30年，是在中國自己的曆史上從事前人沒有實踐過的事業。因為沒有任何可供借鑒的參照物，中國的改革開放顯然難以在確定的圖譜中運行。當然這不意味著改革沒有目標，而是我們在價值中軸沒有發生偏移的情況下，要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說頂層設計所要達成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目標，是共產黨執政以後必然的追求。同時，黨在實踐方法、體製機製、理念上的探索與創新，凝結成摸著石頭過河的社會主義探索模式。摸著石頭過河首先表明我們有確切的發展目標，同時意味著這個目標的實現過程是一個需要克服不確定性的艱辛探索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乃至今後更長的時間，中國共產黨仍將引領中國人民不斷探索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什麼是執政黨，怎樣建設黨；什麼是科學發展，怎樣發展的科學道路。當然也要看到，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這首先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已經找到了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和黨的建設的內在規律和實踐邏輯。中國共產黨將依循執政規律推進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
與此同時，從黨對國家建設和社會和諧有效領導的實踐看，深化政治體製改革就是要完善黨的服務功能，保障人民當家做主，推進民主建設，形成科學發展的機製體製。轉型期中國的政治發展和社會演進，需要黨在政治體製改革中形成推動科學發展的製度和規範。
與之相應，政治體製改革要持續下去，關鍵在於黨有清晰的路徑預設和頂層設計。2011年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第一次使用“頂層設計”一詞，提出要“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後來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又明確提出了加強改革頂層設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所謂頂層設計，簡言之就是整體理念，是指政黨治國理政的核心思想和基本框架。頂層設計的本義是指工程建設中結合目標要求和實際條件，在最高層次上統籌考慮項目各層次和各要素，形成解決問題的綜合方案和總體規劃。這一概念的提出，首先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基本規律的科學把握；其次意味著對深刻變化的世情國情黨情的清醒認識和準確把握；第三意味著黨立足麵臨問題和挑戰，實現國家振興、民族富強、人民幸福、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的高度自覺和自信。第四意味著推動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法治權威和政策權威的有效建構，政府、市場、社會權責邊界明晰規範，黨的領導的科學高效。
頂層設計的特點是發展與改革思路具有整體性、目標具有明確性，運行具有可操作性，由此保障改革過程的理念一致、結構完善、功能明確、運轉協調。在實踐層麵上，表現為分化社會要能夠達成共識，不同利益群體要能夠共擔發展麵臨的不確定壓力，並且共享發展成果。由此，頂層設計需要有關於科學目標得以展開的製度安排。眾所周知，當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進入核心利益調整的關鍵時期，作為現代政黨，必須麵對執政環境變遷的基本事實：一是深水區是摸不到石頭的，即黨在領導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必須適應執政環境的深刻變革。中國共產黨所從事的事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而在實踐中能夠作為參照的，除了自己的曆史，就是他國的實踐。因此，政黨隻有從時代特征和建設與發展最根本的要求出發，遵循政黨建設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不斷提升組織管理水平和黨員的素質能力，以避免“能力不足的恐慌”。二是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的具體內容是明確的，其實踐路徑也是清晰的。實踐路徑清晰，在生產力不發達、製度不完善的初級階段，顯然不能要求黨的執政過程不出現任何失誤，執政過程也不可能是理論上的完美過程，但是黨對執政能力建設麵臨的體製性障礙和組織結構調整的深層矛盾要有清醒認識和準確把握，並能夠形成推進自身改革的內在動力。三是黨的建設科學化是與規範化、製度化聯係在一起的。政黨的製度化水平和社會的組織化程度直接關係未來中國發展的可預期性——這個國家能夠按照中國共產黨的總體設計有效運行並實現目標。因此，中國的改革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在今天被學者和社會精煉地歸結到頂層設計這個概念上，並迅速成為中國改革深化的核心詞，預示著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四）重新解讀的資本：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力量
中國共產黨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過程中，必然要麵對市場經濟的現實挑戰。市場經濟的挑戰除了對政治架構形成利益侵蝕外，還包括對人們價值觀的影響和對傳統社會行為的改變。馬克思主義政黨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意識形態建構難以避開對資本社會屬性的把握。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本是集體的產物，它隻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隻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運動起來”，“因此，資本這一‘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貨幣’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
在馬克思看來，與雇傭勞動並行的資本其實是現代社會出現的基礎，一方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其本質上都是大工業的產物。另一方麵，資本的形成和增殖構成了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基本條件，這就在現實中賦予了資本作為社會力量的必然。而資本自身可以作用於資本主義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全過程，作用於勞動對象，甚至作用於勞動者和資本的擁有者的屬性，以及資本為統治階級控製下所具有的經濟與社會控製力，也決定了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力量。筆者以為，資本作為一種社會力量，至少還有以下幾個方麵的表現：（1）資本的行業運行和它跨地區、全球化的運行趨勢，決定了它能夠在廣泛的區域乃至全球範圍內發揮作用。特別是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資本全球流動在實踐中表現出的非專有性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並藉由其無所不在的強滲透力實現對社會過程的影響。（2）資本的形成、發展是與市場的拓展、生產的發展偕行，並互為條件的。馬克思曾經毫不諱言資本對資本主義文明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在今天經濟全球化與市場經濟全球拓展的國際環境裏，資本對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3）就經濟發展而言，資本對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變革有直接的作用。資本的集中與積聚在造就壟斷資產階級的同時，也深刻地促成了社會群體的再分化。此外，資本主義的實踐也表明，股份製在市場經濟領域的大行其道，在形式上被稱為是有效消除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拓展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新空間。蘇聯解體前戈爾巴喬夫認定股份製是集體主義的集中體現，並且的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生產要素參與分配這一模式培養起一個巨大的中產階級群體。經典的資本主義界定在許多學者和實業家、金融家的話語體係裏拐了一個大彎。資本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和實際操作者定義為資金，剩餘價值重新被利潤所替代，原本緊張對立的階級關係也在這樣一種貌似祥和的氣氛裏有所緩和。馬克思的兩個“決不會”背景下的資本，在現有社會生產力條件下成為不同社會製度都可以利用的資金，在全球範圍內，在不同的社會製度下自由流動，並在現代技術手段下強化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的論斷。資本體現了社會不同主體之間的經濟關係（隸屬關係）。擁有資本，幾乎在精神上控製了每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個體與群體，似乎一夜之間，那種你死我活的階級對立迅即被共同擁有資本（股份）的榮耀所替代。四海之內皆兄弟，淌著血和肮髒東西的資本反倒成了維係少得可憐的共同利益的紐帶。（4）資本主義通過社會化大生產，利用資本實現其“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裏”，並由此實現了“政治的集中”。這一點在當代依然如此，即便是由國家政策的調整引發的產業變革也不例外。2008年開始並迅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使得人們重新審視這個被稱為現代社會繁榮昌盛的貨幣戰爭背後的種種隱憂和巨大的財富集中路徑。《資本主義4.0》所描述的資本主義在每一次危機之後都能夠獲得改進並更加強大的所謂“發展規律”的表述，無疑成為複雜國際局勢中後發展國家需要加意把握並有效解讀的理論與現實問題。因此，一個現代化的執政黨，需要通過把握市場經濟規律形成對資本這一“社會力量”極強的引導和管束能力。
二、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覺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執政黨要保證社會和諧發展，需要推動中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有效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以實現黨的奮鬥目標。中國共產黨曆來重視運用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以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向前發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曆史時期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人類社會是一個社會文化的體係，社會治理的模式與形態總是與特定的文化積澱相聯係。美國政治學家G.A.阿爾蒙德在20世紀50年代即對政治文化加以界定：一國居民中當時盛行的態度、信仰、價值觀和技能。露絲·本尼迪克特認為：“文化是通過某個民族的活動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思維和行動方式，一種使這個民族不同於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從發生學的視域看，文化是一種觀念和策略。而在D.克萊因伯格看來，文化是社會環境的整個生活方式。在C.S.福特則認為，文化就是用知識解決問題。1952年，美國文化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義的批評考察》一文中，對1871年至1951年期間西方學者對文化所做的160多種定義進行梳理，並對文化加以界定：文化由外顯的和內隱的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征符號而獲致和傳遞；文化代表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包括他們在人造器物中的體現；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傳統的（即曆史的獲得和選擇的）觀念，尤其是他們所帶來的價值；文化體係一方麵可以看作活動的產物，另一方麵則是進一步活動的決定因素。
中華文明中的“文化”概念通常是與人們感悟事物道理，培育社會規範相聯係的。《周易》最早涉及文化的內涵：觀乎天文以觀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梁啟超在《什麼是文化》中也指出：“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釋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文化所蘊含的價值，確立了社會過程中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家國、人與天道的關係，從而通過文化廓清了行為的邊界和取舍的標準。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要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澤東認為，這種文化具有兩個特點：一是人民大眾的，一是反帝反封建的。毛澤東把它概括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稱它為“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是民主的、民族的，同時又是科學的。“這種文化，隻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得了的。”毛澤東特別深刻地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至於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經濟服務的。”此後的執政過程，中國共產黨長期致力於堅持發展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全麵發展，不斷開創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麵提高的新局麵，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今天我們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本身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極大地支持和促進了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
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包含著對先進文化及其前進方向的自覺把握，也包含著文化建構和價值引導過程。這裏我們探討的文化建設包括基於危機中的社會心理而施行的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層麵闡述的文化建設。
人們對社會情境的判斷是與其普遍的文化認同有關。人們的文化心理決定了他們在經濟、社會生活尤其是危機情境中的價值判斷和行為取舍，也決定了人們對於社會和諧發展所采取措施的認同與參與。因此，如果在我們的文化框架裏不能夠對矛盾凸顯期的危機成因及其治理過程有科學的界定和闡述，則可能造成政府和社會對危機理解上的分歧，以及行動上的衝突。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強調文化建設，實際上是培育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執政過程的認同。這個認同過程包括了三方麵：一是人們自然產生的對強大組織的依賴形成了對政府的認同；二是對社群的歸屬感形成了人們的身份認同；三是對維護自身利益的迫切需要，形成了製度認同。這樣一種認同的獲得就使黨和政府擁有了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我們知道，社會對公共政策持有的基本態度可分為幾方麵：第一，認同黨和政府的製度安排和政策施行，包括對政策的服從和支持。第二，對政府政策與製度的不認同，包括對製度和政策的不支持與不服從，甚至對政府強製的反抗。第三，對政府公共政策在認知上認同，但情感上由於侵害了本人利益而不認同，或者在情感上認同，但認知上還有一定障礙。這些認同的實質在於政府治理理念和行為與人們利益的攸關程度。一旦這種治理理念和行為與人們的基本需要和終極追求契合了，政黨和政府的效能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利益不一致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基礎是基於文化認同和利益互惠，同時也是對公民社會中自身角色所承載的責任的把握。人們對於強大組織（比如政府、政黨）天然具有一種依賴感，當人們處在一個變遷劇烈的社會的時候，就迫切需要一個共同體來恢複安全感，建立信任感。
我們對政府職能的分析可知，政府的行為很難達到“帕累托最優”（每一個社會主體都受益），實踐中總有一部分人的利益絕對或相對受損，這在轉型時期尤為突出。改革中貧富差距拉大和財富的相對集中，就容易使社會各階層（暴富階層除外）感到一種相對剝奪感。此外，當一些民族對本民族的政治價值和政治係統的認同高於國家認同時，往往形成對國家政治結構的直接衝擊。因此，改革的順利推進，需要公眾在公共行政民主過程中建立起對政府的信任，樹立一種政策內化的意識。從中國改革的實際看，公眾對公共決策和公共權威的認同和內化是公共行政順利展開的基礎，而行政民主由於實現了公眾意誌和利益的表達，也有助於這一認同和內化過程的實現。人們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的文化模式歸屬，這種歸屬意味著他們一方麵受到所屬社會環境的塑造，另一方麵也在塑造著他們歸屬的社會背景。這種社會公眾與社會文化的交互作用過程，無非呈現認同或否定兩種趨向，最終導致實踐強化或拋棄改造兩種結果。當然，文化理論並不足以解釋社會內部和族群內部的衝突與危機。阿爾蒙德在其《公民文化》一書中將墨西哥的公民文化稱作是“離異與渴望”的政治文化。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創造了墨西哥人們強烈的認同感和自豪感，然而較低的現代政治參與能力和強烈的參與熱情，容易造成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並形成價值觀的衝突。因此，和平時期對革命語境的話語轉換就成為政府引導人們認同政府的政策和製度安排的重要前提，也是危機克服的基礎。
文化建設的另一重要命題就是我們所說的凝聚民族精神，推進科學發展的意識形態建設。社會協調與思想整合的重要基礎是文化建構。我們知道，文化起著價值、規範、行為整合的作用，它是政黨社會協調（社會整合）功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種功能。思想整合是政黨發揮整合作用的最主要的方式。總的來看，政黨履行功能主要的也是根本的方式就是尋求文化認同或是意識形態認同。中國共產黨運用意識形態的力量，造就一種文化氛圍，將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納入統一而兼容的體係之中。這個過程，既包括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理論武裝，也包括了價值觀建設和道德引導。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社會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對人的思想認識直接起作用的主要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又包括思想與文化兩方麵。主要是指社會的理想、信念、道德、紀律，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社會教育、科學、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各項活動的情況。社會文化環境，實際上是人們在精神文化的支配下的各種行為聯係而構成的社會文化關係。它內在地影響著社會活動中人們的心理過程，並對意識形態產生影響。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在全社會形成共同理想和時代精神；二是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是形成社會道德風尚；四是形成社會意識（理論形態）環境。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過程中，當前需要著力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並實現核心價值體係對社會思想的引導。
建國後，在我國生產力落後的基本國情和國外巨大壓力的背景下，黨和政府在確保人民生活最低物質條件的同時，通過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新風尚，培育集體主義精神和艱苦奮鬥精神來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激情，投身國家建設，實現了非戰爭時期持久、有效的社會動員；確保了我國在極端艱難條件下，能夠將領導人民創造的巨大財富源源不斷地投入到經濟建設的各個環節，最終積累了中國改革開放得以展開的物質基礎和政治保障。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人們的思想價值日趨多元，我們亟須一種新的形式來承載我國人民在長期的奮鬥過程中提煉的包括集體主義、艱苦奮鬥精神在內的精神財富。在當前，加強文化建設，就是要通過核心價值體係建設培育黨員領導幹部、社會不同群體共同的價值取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內容內在包含著公平正義、民主平等、和諧互助、信任寬容等精神。在利益主體多元格局下，提倡和堅持核心價值體係，將從根本上有助於凝聚共識，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長期以來，我國傳統社會形成的文化積澱構成了獨特的社會參與環境。自然經濟時代形成的文化框架和村落家族文化的宗族性、等級性、禮俗性、封閉性、穩定性和非主體性特征至今依然影響著社會交往和人們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製約著人們的政治訴求，造成了主體意識的缺失。進入工業社會後，人們日益增強的主體意識和社會參與能力，以及對於強大組織的高度依賴性，使得人們越來越需要一個強大的力量來濟護自己的精神家園，維護自己的利益。這一過程提出了黨和政府推進文化建設的現實要求。為此，當前需要著力培育有利於形成社會理性和公民責任意識的文化體係，用以實現價值整合功能與社會協調功能。由此，當前，社會的基本結構首先在於確立以社會心理特征為基礎的社會理念和社會的核心價值目標。危機意識是常態社會中組織生存與發展的普遍法則。危機意識的培養和有效的危機預警機製可以使危機治理達到最優。這種危機意識實際上就是一種責任意識，是人們對社會穩定與發展持有的強烈關注。這樣的責任意識，在工業社會內蘊著政府、社會和個人的價值選擇和製度建構，並確保群體參與的正確指向，避免危機中社會群體的破壞性參與。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建設是文化建設的內核
先進文化，就其基本內涵而言，指的是人類的社會實踐所取得的先進的精神成果。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
任何一個社會的階級、政黨、國家都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任何社會意識形態都有自己的核心價值體係。一種社會核心價值體係是否完整係統、自成體係，取決於它是否完整係統地解決了作為社會核心價值體係所必須解決的各種基本問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鮮明回答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以什麼樣的精神風貌、遵循什麼樣的行為準則、朝著什麼目標前進的重大問題。2006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第一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戰略任務。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根本。2012年，黨的十八大再次強調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建設，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是興國之魂，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報告強調要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現在有一種思想，認為我國構建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傳統核心價值觀，在信息社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已經失去其基本的社會整合功能，必須構建新的核心價值觀。但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恰恰是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結合著時代特征和中國人民創造幸福生活的偉大實踐凝結而成的。從本質上說，核心價值體係既包含著傳統文明精粹的現代轉型，也包含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最新成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是立足於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基礎上的價值認同係統，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屬性，是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核心，也是實現民族複興的精神力量和維係全民族團結和睦的精神紐帶。也就是說，和諧社會發展目標下核心價值體係的重要性在於：社會共同準則、穩定秩序產生的基礎是核心價值體係的確立。
核心價值體係是用以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個人與自然等一整套最基本的相互作用的價值關係。它受社會基本製度的製約，是由社會崇尚和倡導的思想理論、理想信念、道德準則、精神風尚等因素構成的社會價值認同體係。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在實踐上有以下內涵和要求：（1）執政黨要有能力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堅持不懈地推進理論體係建設及其內化工作，即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武裝全黨、教育人民。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入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係，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即要能夠結合中國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並用以指導發展實踐。（2）尊重價值多元基礎上，廣泛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廣大人民團結凝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之下。（3）實現市場經濟條件下民族文化的化育功能，通過教育體係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形成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價值導向，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將黨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內化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複興中國夢的具體行動。（4）堅持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社會風尚，深入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加強對青少年的德育培養，在全社會形成積極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核心價值體係構建和落實首先取決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已經初步積累了用以進行和諧社會建設的物質基礎，黨在引導社會發育的過程中，通過科學有效的製度安排和政策施行，能夠確保核心價值體係對於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的維護，保障核心價值體係內化為社會成員的基本準則。為此，一是要加強教育，構建社會基本的道德標準。愛因斯坦曾經尖銳地指出：僅僅“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他還說：“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堅持把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貫穿現代化建設各方麵。通過教育實現思想整合，形成共同理想，無疑是最為有效的途徑。二是完善規範，強化製度約束。任何價值體係建構和指導行動的過程中，都是基於對人們符合社會發展期待的行為激勵過程展開的。三是確立標準，培養社會認同。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在鼓勵多元協調發展充滿生機活力的基礎上，努力將黨倡導的價值體係變成人們實際願意信守並身體力行的價值標準，變成人們強烈的歸屬感和責任意識。四是維護公平，促進人的全麵發展。我們知道，人的全麵發展包括人的勞動能力的充分發展，人的社會關係充分而自由地發展以及人的個性的充分而自由的發展。所有這些“發展”都是以人的核心價值觀的發展為基礎的。五是弘揚中華文化。從思想整合的視角出發，中華文化一個突出的特點，在於它對於矛盾的處理方式，並非采取排斥或回避的態度，而是設法使矛盾諸因素在特定係統內或更高價值理想的基礎上達到共通與共識。正如朱熹所言“各得其利，便是和。”
在一個國家轉型的大背景下去尋求不同時期人群的差異，可以鏡像國家的發展狀態和整個社會的文化變遷以及思想演進過程。不同時代不同的曆史環境和任務，必然導致人們思想認知的不同。從中國近現代史和共產黨建設的實踐看，近代中國和現代中國所處的環境提出了不同曆史時期社會發展和政治演進的不同命題。比較近現代中國170多年的曆史，我們可以看到，100多年前的中國也是開放的，隻不過彼時的國門是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洞開的，而今天的中國是以我為主的全方位的開放過程。100多年前的中國社會也是個思潮雲起的時期，各種激進的、落後的，外來的、本土的社會思想都在這塊土地上廣泛傳播。今天的中國，也是各種思潮激蕩的包容社會。100多年前的中華民族麵臨的首要問題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今天中華民族麵臨的首要問題是維護人民當家做主權利，實現民族複興的問題。100多年前的中國社會需要解決的是老百姓的生存問題，今天中國需要解決的是中國社會的科學發展問題。不同的時代賦予了每個時代的政治力量和人民不同的命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始終堅持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性要求，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在服務人民群眾的過程中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把黨鍛造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筆者在《危機治理與社會和諧》一書中論及，在中國共產黨執政過程中，囿於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是在生產力極度落後和社會製度不完善，製度運行的支持條件嚴重不足的實際，為確保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能夠有效展開。相當長一個時期內，黨通過建構一個涵蓋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國家利益概念，用社會主義新風尚來推動人民無私奉獻，實現短缺時代國家建設所需的物質財富和精神產品。這期間，黨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度片麵強調黨和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忽視了人們合理合法的個人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壓抑了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完善，尊重勞動必然包含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逐步為多數人認可。此時，強調黨員幹部必須具備非利益傾向的價值觀顯然難以獲得認同。而當大部分黨員默默奉獻，卓絕工作時，一些黨員領導幹部肆意濫用權力來牟取個人私利的現象勢必造成黨內團結的破壞，並降低黨員對黨的主張的支持與參與質量。與此同時，轉型中國不完善的製度運行體係極易出現資源配給和利益實現的多重標準，並產生從製度缺陷中獲利的利益群體，從而削弱和降低了黨組織的凝聚力和黨員的影響力。尤其是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黨員利益實現的現實要求和遵守黨的宗旨之間形成的巨大落差，容易引致社會不滿和政黨合法性資源的流失。例如，在西方國家，權力腐敗會導致人們對政府的不信任並通過投票敦促政府采取行動克服腐敗，而中國的腐敗問題則會引發信仰危機、信任危機、合法性危機等一係列嚴重得多的危機。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就是要通過價值引導和社會保障來堅定人們的理想信念，並使得個人獲得有尊嚴的幸福生活的條件。
由此，論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建設，必然包括人的自由全麵發展。一個時期以來，關於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問題再度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許多學者認為在既有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理性發育不夠完善情況下，強調人的自由全麵發展，以及由此進行的製度建設是不利於社會健康全麵發展的。從黨的意識形態領導的本質看，政黨的先進性需要在推進生產發展的過程中，創造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的各種條件。
我們知道，人的自由全麵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也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重要的思想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取代資產階級的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隨後，在《資本論》中指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為未來的社會奠定現實的基礎，未來社會將是“一個把每一個人都有完全的自由發展作為根本原則的高級社會形態”。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即在個人的獨創的和自由的發展不再是一句空話的唯一的社會中，這種發展正是取決於個人間的聯係，而這種個人間的聯係則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麵，即經濟前提，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必要的團結一致以及在現有生產力基礎上的個人的共同生活方式。”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清楚地意識到，推進人的全麵發展，同推進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是互為前提和基礎的。人越全麵發展，社會的物質文化財富就會創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質文化條件越充分，又越能推進人的全麵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無止境的曆史過程，人的全麵發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無止境的曆史過程。這兩個曆史過程應相互結合、相互促進地向前發展。
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其主體是指每一個個體的人，即“個人”。其內容除了人的需要、人的活動及其能力的全麵發展，還包括人的社會關係的全麵發展，是人的社會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對社會關係的控製程度的高度發展。它包括兩個層麵的含義：就整個人類社會而言，人的全麵發展實質上就是人類社會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過渡，它強調的是人的社會化程度。作為個體的人而言，全麵發展強調的是人的個性自由全麵發展的程度，即人在各個方麵的全麵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人的全麵發展問題作出的一些具有創新意義的重要論斷。如在表述共產主義社會時，突出“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麵發展”，把它與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並列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根據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辯證統一論，提出推進人的全麵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的觀點；把推進人的全麵發展提到了同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並列的高度，提出它們是互為前提、互相結合、互相促進、共同向前發展的兩個曆史過程的觀點；以及“著眼於促進人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進人的全麵發展”的觀點等等。這些理論闡述是執政黨基於對中國社會生產的實踐有清醒認識和準確把握的情況下得出的符合政黨價值觀的重要理論，也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目標。現在有學者提出，在既有生產力條件下提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是不利的，也是不符合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的。包括政府修改《勞動法》，也是脫離初級階段社會生產能力實際的。這些論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所隱含的邏輯實際上依舊是確證一部分權利難以有效保障，在現實的條件下是可以容忍的。我們知道，人的全麵發展是與國家與社會的綜合協調發展相聯係的。概言之，（1）人的全麵發展要以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為前提；（2）人的全麵發展要以社會文化的發達進步為基本條件；（3）人的全麵發展必須與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之所以我們在60多年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始終強調服務於人的全麵發展，在本質上就是為了保證黨的政策過程和製度安排符合共產黨一以貫之的價值觀，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也是一個政黨長期秉持的意識形態。它保證了社會發展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邏輯。
當然，核心價值體係的形成及其社會化，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它有賴於黨的強力推動，也有賴於社會的平衡發展。然而當其真正進入人們的思想和意識層麵，必將強力影響著價值判斷和行為，進而影響著整個社會的走向。
四、非均衡發展中黨的執政合法性的拓展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問題。關於貧富差距如何拉大的文章已經汗牛充棟，筆者在此不再贅言。很長一個時期，土地、礦產等資源，以及身份的壟斷現象，資本介入政治過程和權力運行過程的腐敗現象，在實踐中拉大了貧富差距。特別是囿於改革開放初期不完善的製度和生產力不發達的基本國情，我國的經濟發展存在事實上依賴於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配給財富”的過程。這個過程在實踐中引發了社會對按勞分配基本原則的質疑和否定，並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造成貧富差距。中國轉型社會出現的這一現象，既是生產力不發達情況下中國邁向現代化難以避免的實踐邏輯，也是黨的執政理念發展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一旦這種非均衡發展難以得到遏製和化解，人民當家做主、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就難以實現。大量非均衡發展的研究也已經浩如煙海了，筆者試圖從另外一個層麵來闡述這一發展邏輯與黨的合法性建構問題。
一個時期以來，關於房價飆升造成的社會不公和社會矛盾急劇凸顯。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區域內，房價問題直接成為社會穩定與和諧最大的隱患和導火索。能否平抑房價在中國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直接被視為政黨執政能力的體現。在一些地方，甚至被輿論提高到黨的階級性的意識形態高度進行炒作。這一現象一方麵反映了房產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極端重要地位，另一方麵也體現出住有所居作為社會和諧的基礎條件，需要黨和政府在遵循市場規律中采取一切措施予以保障。據2009年福布斯中國財富排行榜統計，前400名富豪中，房地產商占154名；在前40名富豪中，房地產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級富豪中，房地產商占5名。政府賣地過程中，已經將自己和房地產商聯係在了一起，共同推高房價，房地產創造的財富除了政府財政收入外，絕大部分被房地產商拿走了。經過2003年開始的房價飆升之後，特別是2008年之後數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國房價在政府的重壓之下依舊持續上漲，其結果是在保障性住房提供時空分配嚴重失衡的情況下，中國沒有房子的群體迅速被房地產經濟的飛輪遠遠拋在了財富與繁榮的腦後。這一現象連同市場經濟體製不健全情況下資源要素占有上的不公平，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用於發展的資金極度匱乏，因此形成了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差別的政策過程，即我們通常所謂的優惠政策，包括特區政策、經濟開發區政策、沿海開放城市政策等。這些有差別政策的施行，本質上就是一個不公平的資源配給過程。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實現均等化的資金和政策配給過程。鄧小平同誌提出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守法經營先富起來，本身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逐步改變了社會主義艱難探索階段大一統的思想教育過程，即傳統意義上強調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精神，以及在實踐中用國家利益替代人民群眾個體的利益的價值引導過程。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實行的有差別的政策，最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國家和社會積累的資金嚴重不足，如果在全國範圍內不加區別地平均分配，最後的結果是國家陷入不可避免的貧困之中。因此鄧小平同誌率先打破平均主義思想禁錮，以此激發人民群眾的創造激情。許多人認為我國傳統的價值框架有著極強的社會整合能力，人們濟貧助弱的美德可以避免過度的財富分配和占有過程中的不均。而一個強大的具有優秀品格的具有極強資源配給能力的政黨，可以通過執政能力的有效發揮和製度化權力運作來避免貧富分化的加劇。但是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中，鄧小平同誌清醒地意識到，並非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就能夠實現理想的狀態。盡管上世紀整個80年代，他始終強調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但是貧富差距還是逐步拉大。為此，鄧小平同誌清醒地指出，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這一標準最終成為社會權衡中國改革開放得失成敗的根本尺度，也對政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極高的具體的要求。特別是在談及對發展問題的看法時，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同誌與鄧肯的談話裏進一步指出：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人能幹，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比如剛才講的分配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由此，黨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需要有效領導政府努力縮小業已分化的兩極差距，增強權威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務的能力，以此維護黨的領導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指某個政權及其代表為什麼以及如何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它不僅來自正式的法律或命令，更主要的是來自既定價值體係下社會成員給予積極支持的社會認可和正當性。換言之，今天探討的合法性，從國家建設和社會治理的層麵上說，就是探討“政治秩序為什麼能夠以及如何才能夠持久”的問題。法國思想家盧梭是最早提出並從理論上探討這一問題的人。他認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為奴隸。由此他提出合法性問題。他指出，統治者要長久地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需要把強力轉化為權利，把被統治者的服從變成義務。並認為人民擁有的公意是政治合法性的惟一基礎，是當權者應該忠於的最終價值，誰沒有公意，誰就是非法的統治者。反之，誰掌握了公意，誰就是合法的統治者。哈貝馬斯認為，合法性是指一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馬克斯·韋伯從政治社會學角度探討了政治統治合法性問題，指出曆史上任何現實的政治統治秩序的有效性都以兩個方麵的有效性為基礎：一方麵是指外在客觀的有效性，如服從的習慣、習俗及強製性的法律。另一方麵是指內在的主觀的有效性，即被統治者發自內心地認為統治者有權指揮他們，而自己則有義務服從統治者。在政治統治中，這種自願服從一般是出於理想和信仰，任何政治關係中的政治行動，都要受到行為者自己對於合法性的信念支配。中國共產黨在60多年的執政與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努力實現的是人民的基本利益和政治過程的合法性。這二者本質上是一體的。黨的執政能力，就是建構在始終堅持黨的宗旨並擁有滿足人民利益需求和價值維護的能力的過程。
曆史實踐確立的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有以下基本特點：（1）黨在推動社會發展中形成對重大問題的科學思想指導，要能夠確立正確的目標並經由自身功能的有效發揮加以實現。（2）黨用以動員社會的黨性和價值訴求以及由此形成的一係列路線方針政策，必須符合人民的需要。（3）黨的價值導向的正確性。先進政黨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對正確的理論的長期堅持，對丟失的傳統的認真恢複，對人類文明的科學凝結。執政黨不僅要有創新能力，而且要有堅持傳承、鞏固和發展優良傳統的能力。
在中國共產黨堅持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中，有兩個名詞始終未曾改變過。其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最早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現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執政黨對於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強烈使命感和對於中國的發展規律的把握是製定符合國情的政策的基礎，在實踐中也有效地推進了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其二是小康社會。從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誌著眼於中國落後的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較低的現實出發提出的低水平的小康目標。到黨的十七大、十七屆五中全會、十八大提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新要求。中國共產黨始終從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對於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出發，深化改革開放，努力推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從執政能力建設來衡量政黨文化建設的成就，可以從以下幾個視角展開：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程度；文化產業的豐富程度及其對人們文化需求的滿足程度；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是否呈現不斷提高的趨勢，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的條件是否得以不斷完善，國家文化軟實力能否補益製度發展和生產力發展。
第二節 思想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先導
思想理論建設是政黨建設的核心，黨的思想理論創新是黨建科學化的先導。其間，發揮黨的思想理論的指導作用，完善黨的意識形態和實現黨對意識形態的科學領導是當前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內容。
一、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價值目標與實踐要求
建立學習型創新型服務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是黨的思想理論科學化的重要載體和基本途徑，也是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的必然表現。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政黨提供了一個現代化的執政黨在工業社會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中科學引領社會思潮、始終走在社會前列的重要組織平台和思想基礎。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提出思想理論建設基礎命題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領導者、組織者和推進者，黨在全麵總結和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的過程中，提出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這一戰略思想的提出與科學實踐，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和清醒把握，也提出了黨成為社會主義事業堅強領導核心，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的現實要求。
黨的十八大在深刻分析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麵臨的機遇與挑戰的基礎上，提出建成小康社會的五項目標，強調通過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決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形成推動科學發展的體製機製；強調結合我國發展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在推進發展中保障人民享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和物質生活水平。十六大以來，中國社會逐步實現從傾斜性發展向均衡發展轉變；從通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實現發展目標向兼顧效率和公平又好又快的發展轉變；並在立足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現實、最迫切的利益訴求中保障人民長遠利益，實現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統一，推進共同富裕。這一切都要求中國共產黨著眼於變化了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黨的建設科學化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打破束縛生產力發展阻礙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的各種障礙，通過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執政黨建設，更好推進生產發展、人民幸福和社會和諧。
（二）思想理論建設是黨建科學化的應有之義
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要求黨著眼於新時期的中心工作，充分利用條件，推進黨的建設的理論創新、製度創新和實踐創新。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基本內容和本質屬性。建設學習型政黨，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學習，目的在於提高黨員領導幹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和解決新時期出現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能力。學習的過程也是與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水平相聯係的。建設服務型政黨，需要進一步強化黨的群眾路線，改善黨的群眾工作方法，科學把握權為民所賦，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同樣，一個政黨的創新能力直接決定了政黨能否獲得發展動力，實現長期執政；能否適應迅速變遷的社會環境和人民不斷高漲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好、維護好和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執政黨，一個基本的目的就是堅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改造，增強全黨的理論思維和戰略思維水平，提高黨員領導幹部的能力，使其擁有更好的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善於把握規律，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提出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目標，表明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對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執政黨的執政規律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推進黨的建設的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即黨的建設科學化必將在目標明晰、運行順暢的製度框架內有效實現。黨建科學化的實踐效果，與政黨推動發展的創新能力、改善民生保障人民當家做主的服務水平相聯係，與多元價值觀中黨的社會整合與協調能力相聯係。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體現著黨的建設在實踐基礎上開放性和先進性的有機統一。學習、創新、服務的動力既來自黨將自身建設成社會主義事業堅強領導核心的實踐需要，也來自於科學發展形成的更高標準和要求。
（三）解決黨的建設麵臨問題要求加強思想理論建設
首先，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結構進入全麵分化和重新整合時期，資源配給的變遷、政府職能的梳理、政策製度的調整，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不和諧因素容易導致社會失範和執政黨權威削弱。我們知道，組織需要從環境中獲取資源以維係運行和發展。黨的各級組織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各種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黨在領導國家建設和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發達和社會製度不完善更加強調黨權威配給資源的能力。但是，發展不平衡和社會組織的多元化特點也使得許多黨的基層組織陷入強烈的資源需求與現實資源匱乏的尷尬境地；加上許多地方沒有形成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黨員幹部考核評價體係、黨員權利保障機製，一些地方黨組織在信息獲取、技術服務與培訓、政策支持等方麵的資源短缺，導致基層黨組織的經濟、政治話語權出現弱化趨勢。其次，隨著人們民主意識的提高和社會參與能力的增強，社會日益高漲的參與需要和製度供給方麵存在的不足之間的矛盾，市場經濟條件下其他組織力量對人們生產生活的強力介入以及各種不良文化現象加劇了基層黨組織作用發揮的難度。黨的宗旨在落實的過程中，麵臨著黨群關係調整的現實壓力。第三，一些基層黨組織活動內容、活動方式缺乏新意，經費來源不足、活動設施陳舊等問題，以及不少地方存在的黨員隊伍結構不合理，理想信念教育績效偏低，黨員關懷和激勵機製不健全，黨組織活動與老百姓發家致富改善生活的期待之間存在較大落差，要求黨必須致力創造條件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四）建設學習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內涵與要求
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概念的提出，有以下基本內涵：
一是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的曆史方位的轉變沒有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黨性。黨的性質、宗旨和服務功能沒有變化，黨的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要求沒有變化，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核心理念沒有變化。黨的權力運行必須有效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二是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黨通過掌握國家政權來實現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執政的過程，就是黨自覺將人民意誌和黨的意誌上升為國家意誌，並權威運用權力配給社會資源，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的過程，是對公共權力的執掌和對社會的領導過程。黨的建設最終要落實在黨始終成為社會主義事業堅強領導核心這個總體目標。
三是始終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過程，需要明確權力來自於人民，服務於人民，權力要用來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鄧小平同誌曾經指出，中國共產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實現自己目標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曆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任務的一種工具。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指出，隻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黨才能始終立於不敗之地。這篇綱領性文獻提及人民的頻率高達145次，全文閃爍著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思想光輝。黨的執政過程和領導過程，黨的建設科學化的目標，就是要在滿足人民更加美好生活的基礎上實現民族複興和國家富強。因此，首先需要提供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製度和政策平台。其次需要形成黨領導下政府社會互動的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社會形態。第三要不斷完善教育等公共服務體係，創造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的各種條件。
四是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打造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政黨。這三者是有機統一的整體，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要求，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崇尚真理，敢於創新的先進性要求。學習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科學認識發展規律的重要途徑，是創新的前提；創新是政黨發展的動力，是黨與時俱進理論品質和實踐價值，服務是黨的宗旨的體現，是黨始終得到人民擁護的重要保障。這期間，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充分尊重和保護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是保障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科學化的重要基礎。惟其如此，黨才能不斷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終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建設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首先需要弄明白學習型政黨學習什麼，為何學習，如何學習。其次，黨的建設過程要著力解決為誰服務、如何服務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能夠人民實現其利益和價值的領導力量和保障力量。第三，推進黨的理念創新、理論創新、製度創新和方法創新，要求黨在執政的過程中，科學認識和準確把握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實踐，既不走僵化封閉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二、思想理論創新：黨的建設科學化的起點和內容
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是指黨為保持自身創造力、凝聚力和戰鬥力而不斷豐富完善其指導思想和理論體係，並用以統一全黨行動的過程。其實質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保持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換言之，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就是要用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武裝全黨，改造和克服黨內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對黨員進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的教育，保證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執行。
（一）思想理論創新是黨的建設科學化的基本內容
科學化是黨的建設的基本要求，也是現代政黨政治的重要範疇，它表明黨的建設有其規律性、實踐性和規範性，同時表明黨的建設受客觀環境製約，是一個曆史過程，並能夠不斷推進。現代社會的複雜形勢和艱巨發展任務，要求執政黨在法治框架內用科學的理論、製度和方法來加強自身建設。黨的建設的科學化，首先意味著黨能夠實現理論創新，通過科學的理論引導全體黨員和社會力量實現黨的中心工作和基本任務；意味著黨需要順應時代特征和發展要求，把自己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意誌，並在法律與製度框架內運行；意味著黨的基本綱領、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符合人民對於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一個政黨要適應變遷社會的新要求，走在時代前列，必然要實現理論上的開放與創新。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這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推動著黨的事業發展。這個過程一方麵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能夠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自身建設的政治組織，另一方麵也說明黨要順應時代發展需要，堅持實踐基礎上科學性與開放性的統一，有效吸納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創造出符合中國發展實踐的科學的理論。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過程中，也推動著自身的現代化。這個相互促進的過程，在實踐中表現為執政黨立足於中國生產力不發達、社會製度不完善的基本國情，從經濟社會建設的根本要求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並完善了實踐基礎上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理論創新過程涵蓋著執政黨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武裝黨員頭腦教育社會的基本要求。當前尤其強調理論本身能夠解釋現實問題，指導組織行動，並真正成為黨員和社會群體的信仰。這是實現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任務的根本保障，是黨的根本建設。
（二）黨的學習能力決定了新時期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發展邏輯
習近平同誌在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公開發表的19篇重要講話中，有10篇與學習有關。從黨的領導幹部為什麼學習，到學習什麼、如何學習都做了深刻闡述。從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梳理出現代化進程中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實踐邏輯。或者說，政黨及其組織成員的學習能力不僅是執政黨能力建設的基礎，也是其核心要義。政黨能否成為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也關係到黨的事業能否健康發展。
在彼得·聖吉看來，在學習型組織運動30多年的曆程中，至今沒有一個持續推進的“學習型政黨”的案例。這表明，在既有生產力水平和製度平台下，要實現政黨組織文化的轉型，並使得政黨始終擁有持續學習、團隊學習的能力，培育共同願景，推進組織目標的社會化，本身是一個困難重重，壓力巨大的過程。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世界在變化，形勢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在深入，不斷學習、善於學習，努力掌握和運用一切科學的新思想、新知識、新經驗，是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引領中國發展進步的決定性因素。《決定》提出按照科學理論武裝、具有世界眼光、善於把握規律、富有創新精神這四個方麵的要求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建設。那麼，何謂學習型政黨（黨組織）？如何在學習型政黨框架內實現黨的思想理論創新，從而推進黨的建設的科學化，是當前需要把握的基本命題。
現在理論界普遍認為，學習型組織的理念源自彼得·聖吉提出的“五項修煉”：一是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以此培養人們學習的意願與能力。二是改善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以此增強人們了解和把握世界、增進與他人交流的能力。有效掌握發展契機和推進組織革新。三是建立共同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培育組織成員共有的目標、責任與價值觀，以及凝聚和鼓舞成員實現共同願景的能力。四是團體學習（Team Learning），即組織成員通過學習實現團體和個人的目標，並培育組織成員共同思考、互動學習的能力。五是係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通過對相關要素的把握，對深層關係和整體過程的思考，形成解決問題的思路和係統。彼得·聖吉博士把學習型組織看作是一個不斷創新、進步和自我超越的組織。個人能夠在組織中不斷培養係統思維能力和方法，並挑戰極限，增強組織的創新力和競爭力，實現共同願景。在此基礎上，關於學習型組織、學習型城市、學習型政府、學習型國家、學習型社會的提法和實踐逐步展開。2001年開始，我國嚐試把學習型組織理論運用於城市係統和社會領域，把建設學習型社區作為一種城市現代化發展新型模式的基礎，通過在全社會普遍建立各類學習型組織，包括學習型社區、學習型企業、學習型城市，以及個體層麵的學習型人才等，進而確立了係統建設學習型社會的思路。
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今天，知識的急劇倍增和社會管理對於信息難以窮盡的現實，凸顯了政黨和管理者改革組織運行模式和完善學習模式的重要性。學習型組織的核心是學習，學習型社會的發展目標是將學習社會化，形成社會成員學習的體製機製，完善學習與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的法律和政策，而創建學習型社會關鍵在黨。中國共產黨要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先進的文化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保持黨的先進性，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這些都構成了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核心要素。
（三）中國的發展實踐強化了黨的學習能力
注重學習善於學習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一條重要經驗和光榮傳統。1938年10月，毛澤東同誌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特別強調了幹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重要性，並向全黨發出了開展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的號召。毛澤東指出：“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曆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1939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作有關學習問題的講話時指出，我們強調幹部學習的直接原因有三條：一是我們共產黨要領導革命，就必須要學習；二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就要加緊學習；三是我們要建設的一個大黨，是一個獨立的、有戰鬥力的黨，這樣就要有大批的有學問的幹部做骨幹。1940年1月3日黨中央發出《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規定“全黨幹部都應當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運用”。2013年3月1日，習近平同誌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暨春季學員開學典禮上發表講話指出，事業發展沒有止境，學習就沒有止境。他指出，我們黨曆來重視抓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學習，這是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一條成功經驗。在每一個重大轉折時期，麵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總是號召全黨同誌加強學習；而每次這樣的學習熱潮，都能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實現大發展大進步。上述過程表明，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改善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物質基礎、基本路徑和主要方法。把黨內培養造就一大批善於學習、善於理論聯係實際的人才作為一項基礎性工作加以落實。
2001年5月15日，在APEC人力資源能力建設高峰會議上，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同誌發出了“創建學習型社會”的號召，提出要“構築終身教育體係，創建學習型社會”。2003年5月20日曾慶紅同誌在山東省威海召開的全國農村黨員幹部現代遠程教育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建設學習型政黨，必須以與時俱進精神創新對黨員幹部的教育、培訓手段。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要“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麵發展”。將學習型社會與推進人的全麵發展聯係在一起。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要重點抓好領導幹部的理論和業務學習，帶動全黨的學習，努力建設學習型政黨。同時提出要營造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濃厚氛圍，推動建立學習型社會。黨的十七大再次強調了建設學習型政黨的戰略目標。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提高全黨思想政治水平的具體措施。
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戰略任務，是立足於新的曆史條件下執政黨如何更好領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提出的命題。建設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首先是要能夠促成思想理論的創新。而創新的要義，就是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堅持黨的基本綱領，堅持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次是持之以恒地學習理論，掌握規律，把握時代特點和世情國情黨情，敢於和善於超越已有的領導方式和方法，提升黨的執政能力。第三是將理論運用於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中心工作和目標任務，在實踐中不斷繼承黨的優良傳統，實現創新與突破。第四是在學習、實踐、創新的過程中，結合科學發展目標下黨領導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實踐邏輯，研究並製定科學的路線方針政策，並在基層的創造性實踐中維護和發展黨組織的生機與活力。第五是針對黨的建設的科學化要求，建構科學先進的執政理念、組織運行模式和社會動員、社會參與方式，培育和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政黨文化。這一點在今天的思想理論建設中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是與黨的終身教育體係相聯係的，也是與學習的非功利化過程相聯係的。黨組織需要營造終身學習的組織環境，使學習成為一種普遍化和製度化的常態行為，使人民群眾在國民教育體係和實踐創新中獲得對馬克思主義及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認同。在這一體係中，基層黨組織創新能力得以激發，基層領導幹部通過學習具備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在基層的能力。為此，一是需要改善組織結構，形成組織自我教育、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的內在動力，增強組織的創造力和執行力。二是培養黨員幹部和青年群體終身學習的能力。理論學習與實踐創新的過程是一個思想武裝和培養科學思維方式的過程，也是一個價值觀的建構與自我調適的過程。而要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下實現學習的非功利化，顯然是有難度的。由此需要界定學習的層次性，保障黨員和社會其他群體在實踐中逐步提高素質，培育實現自我超越的學習能力。三是思想理論本身也是在組織的學習過程中不斷發展並發揮對社會成員的影響，這是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的主要內容。我們對思想理論建設的分析可知，一種理論要能夠成為人們的行為指南，首先是理論本身要科學，要具有說服力，同時要契合人們的價值需要。在此基礎上，通過有效的傳播途徑和教育機製來將係統的理論框架變為黨員和社會成員認同並努力實踐的指導思想。因此，從組織本身來說，執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製定需要一套科學的機製來吸納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使製度安排和政策製定符合時代特征和人民利益需求。
三、黨領導思想理論建設的基本內容
（一）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現代化和大眾化並用於引導實踐
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在思想理論建設方麵凸顯了以下基本要求：學習科學理論和先進知識，服務黨在各個時期的基本任務，創造性地發揮組織功能和黨員先鋒模範作用。即落實中央提出的“在全黨形成製度、形成風氣，以有效的學習提升黨的創新能力，增強黨的生機活力”。新形勢下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重要的是使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不斷與時俱進，保證黨的全部工作始終符合實際和社會發展規律；保證黨的製度安排和政策施行符合老百姓最根本的利益訴求。在多元社會中，執政黨的思想理論建設過程，就是為多元社會主體提供一維思想導向的過程，就是要在紛繁複雜的思潮中保障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黨員、教育社會的實效性。
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著力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積極構建實踐基礎上科學的、能夠有效整合並指導人們的思想行動的科學理論體係，是當前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建設的邏輯起點。馬克思曾經說過：“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社會本身，即處於社會關係中的人本身”。對於社會發展諸關係的認識與把握，根本在於對人的把握，說到底在於對人的思想的把握和引導。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對客觀事物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就是思想形成的過程。而正確的思想一旦內化為群眾共有、共享的思想，就會變成改變社會的巨大物質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實踐過程，就是立足於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實現和維護，立足於人民對幸福安康的基本期待，通過黨員領導幹部的不懈努力和艱苦奮鬥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過程。因此，從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政黨的要求出發，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本質上是先進的理論轉化為發展的具體實踐，並體現為保持和發展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的過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社會組織形式、物質利益和就業方式多樣化的特點，以及人們思想的獨立性、差異性、選擇性的明顯增強，改變了我國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並使得我們難以用簡單的理論說教來整合多元的社會思潮，用單一的價值觀來協調複雜的利益關係，用傳統的管理思維來為社會秩序確立邊界。當前，需要加強實現對意識形態的領導，不斷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同時打造適應新形勢需要的價值觀。前文述及文化體係的核心是價值觀，任何一個社會群體，都有其共同擁有和認同的價值觀。這是一個社會能夠實現整合的前提。由此，思想理論建設需要廓清一維思想引導和尊重社會思想多元的關係。一維的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防止社會認知的歧義，為文化的高度整合創造條件。但是，從社會治理需求和不斷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角度來看，不同曆史階段的不同社會群體必然存在多元思潮和不同的話語係統，執政黨通過思想理論建設來解決深刻分化的社會思想和價值觀的過程本身也需要科學化。這是當前加強思想理論建設需要把握的基礎性命題。
（二）構建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組織文化
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過程中，也推動著自身的現代化。這個相互促進的過程，在實踐中表現為執政黨立足於中國生產力不發達、社會製度不完善的基本國情，從經濟社會建設的根本要求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並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在這個過程中，“黨的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黨的理論武裝工作就跟進一步。”堅持貫徹、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保障思想理論武裝的實效性，是實現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任務的根本保障，是黨的根本建設。
黨的理論創新，有以下基本內涵：首先，它既涵蓋著傳統的學習概念，也體現著組織創新和社會管理轉型的內在要求。我國商湯《盤銘》就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論述。實際上，文明的演進和社會的發展，無不體現著文化的革新和技術的進步。因此，在信息社會講學習，黨的各級組織不可避免要體現創新的要求和衝動。其次，學習的內容包括信息社會中信息的獲取、梳理、傳播和創造，它強調各成員的個人學習，同時強調團體的學習，強調組織層麵的知識共享和持續不斷的學習。在意識形態建構上還包括了對於複雜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與運用，通過學習提高組織服務和創造能力。第三是始終圍繞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的需要，把握信息和技術對社會生產過程以及組織的影響，完善創造性思維的化育平台。在此基礎上形成資源共享平台，完善組織運行模式，形成以人為本、運行高效的可持續發展的組織。第四是形成學習服務與創新的交流體係。這種體係應該是自由、開放、便於信息交流和知識傳播的係統，能夠生成新的文明成果，能夠保證信息渠道暢通，能夠方便、快捷地獲取知識。同時建立學習責任製，開展經常性的學習交流活動。這其中，需要通過學習機製，將深奧的科學理論內化為黨員和社會成員認同的行動指南和行為規範，即要使得黨員和社會成員在政治生活中對黨的思想理論產生感情和意識上的歸屬感和行為能力。這要求在思想理論建設上突出黨的價值引導功能。
黨的價值引導功能，就是要把科學的思想意識和先進的文化傳輸給黨員幹部、青年學生乃至全體人民，在整個社會形成尊重個性基礎上的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標。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黨運用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式凝聚共識，統一意誌，並把各種積極的社會要素聯結在一起，凝聚各社會係統和各方麵的力量、智慧，形成向心力，發揮社會主義同心同德，齊心協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實現既定的社會目標。在國家建設中，我們不僅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且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轉到追求整體的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追求經濟和社會的永續發展。這個過程，說到底是要做到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適應，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相協調。進而通過政策和製度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學習型文化的現實要求。
與此同時，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應將著力點放在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政黨文化的培養上來。通過自身的創造性發展形成一種信任和開放的組織文化，鼓勵黨員幹部敢於和勇於對傳統發展模式提出質疑和挑戰，並倡導他們積極尋求改善途徑。同時，大力培育優良行政文化，使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組織的建設實現良性循環。
（三）形成推進黨建科學化與政治社會化的思想理論創新機製
政黨具有交流、引導和表達的功能，即政黨需要創造交流渠道，與社會進行溝通，引導社會並實現政治流通。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實現黨的意識形態對社會過程的引導，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要能夠實現黨建語言的轉型和內涵發展。當前我國社會存在著兩套話語體係，領導幹部說的是一套話語，老百姓說的是另外一套話語，結果是老百姓聽不懂領導幹部的話語，領導幹部也不知道如何對人民群眾進行教育引導。因此，一方麵需要為黨組織和黨員幹部提供踐行黨的宗旨實現理論創新的物質與製度條件，另一方麵要能夠改變傳統的政治社會化方式，既避免對灌注疏通的簡單否定，也避免宣傳教育過程與信息時代的不適應。
黨的執政過程是依循黨的核心價值開展的，人民群眾對黨的擁護和支持也是基於對黨的核心價值的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是馬克思主義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統一，具有價值標準的科學性，價值內涵的民族性、時代性、開放性，價值精神的崇高性，價值目標的確定性，價值導向的一維性，價值作用的持久性等鮮明特征，是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既繼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符合改革開放實踐和時代特征的重要成果。和諧社會建設的依靠力量、目標、手段和檢驗標準等都體現黨所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理想。黨要在新形勢下更好地實現對黨員幹部的價值引導，就必須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全黨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重中之重，形成具有時代特征的黨員道德規範和價值框架，以實現將黨員教育成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在此基礎上，通過理論創新和文化建設來形成核心價值體係建設得以展開的外部環境，以此引領和整合多樣化的社會思潮，並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基礎上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範，形成全民族“一起打拚”的精神狀態，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思想基礎。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戴維·加文認為，企業在真正成為學習型組織之前必須搞清楚三個關鍵問題：要給學習型組織下一個令人信服的定義（Meaning）；必須重視管理（Management），建立一係列明確可行的指導原則；必須確立良好的評估工具（Measurement）。借助這樣一個分析框架，我們不妨認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科學化，首先需要結合思想發展的實際，對理論如何才能夠說服人即理論本身的科學性加以確證。也就是說，當我們提出用科學的理論武裝全黨的時候，這個科學的理論必然是一個開放的能夠有效指導行為過程的理論體係，也是一個能夠滿足人民群眾對於幸福生活新期待的理論體係。其次是要有科學的方法來達成思想理論建設的目標要求，即所謂的有效性。第三是結合思想形成的實踐和社會心理、社會意識形態建設的實踐，建立思想理論建設有效性的科學評估體係，即製度化的可量化的教育評價過程。
由此，作為思想理論建設科學化的必由之路，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包含以下要求：一是理論本身的與時俱進，即思想文化的先進性。思想理論教育過程要能整合各種社會思想，兼容並引導思想發展的方向，推動精神文明進步。二是擁有良好的政治流通的條件和機製，保障黨對政府、市場、社會的科學領導、管理與服務。我們知道，現代社會政治發展的具體形態，就是民主框架下社會與公共權力的互動過程。思想理論建設要能夠借助媒體和其他現代信息技術，實現信息溝通，提供條件和平台保障民眾的利益訴求。公共權力主體要能夠有效獲取信息並用以指導決策。從政治運行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就是各種與政治有關的信息在一個政治共同體內流通的過程。我們把這個過程稱為政治流通（politicalcommunication）。思想理論建設要能夠創新流通機製，通過民意的有效表達和疏導確保運行順暢。三是吸納和培養優秀的幹部隊伍，以凝聚力量，促進目標實現。旗幟就是形象，旗幟就是方向。先進的理論和科學的意識形態引導，是能夠將社會成員的力量聚攏在一起，服務於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中心工作和綱領的。而有效的思想教育過程，要能夠實現社會成員對共同理想的認同，進而達成社會發展和國家建設的目標。四是黨對國家和社會領導的有效性，這個有效性既包括了前述的各種製度機製和理論建設的科學性，也包括了黨的思想整合過程要能夠服務於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特別是黨要能夠實現對社會過程的介入和引導，促進社會發育。社會作為一個分擔與共享的共同體，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要能夠建構社會良序，提供公平正義的社會治理理念。即要通過對社會發育的引導，使社會組織和個人明確自己在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擁有什麼權利，承擔什麼義務，扮演什麼角色，如何服務他人。五是黨要能夠引領學習型社會發育，保證教育社會化、政治社會化。我們知道，政治發展的實質是政治體係從低層次向高層次的演進過程。主要包括政治形態從低級向高級，政治結構從簡單到複雜，政治文化從衝突到適應等的演化過程。因此，思想理論建設需要從複雜社會的實踐出發，培育現代政治意識。在維護中央權威的過程中推進社會民主發育，並引導人們通過學習和接受一定的政治文化而獲得政治屬性、形成符合社會主義發展需要的健康的政治人格。這將有助於人們在社會發展中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六是黨要能夠完善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使得黨的基層組織能夠不斷創新，以更好地實現並發展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根本利益。七是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要能夠增進社會福利，改善人的自由全麵發展的條件。這個過程不是由思想理論建設本身來完成的，而是為黨和政府引導社會過程，實現對社會及經濟生活的有效幹預，為建構社會保障體係，化解社會矛盾提供思想引導和利益協調。
（四）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增強理論武裝的實效性
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目的在於教育人們自覺改造世界觀和提高思想道德素質，提高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營造有利於人們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充分發揮的優良環境。增強人們的主體意識，自覺地為實現黨在各個曆史時期的政治任務而努力。推進思想理論建設，實現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就是要能夠在廓清黨的意識形態、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將黨從人民群眾實踐中提煉出來的先進理念，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以此並凝聚人民意誌，使黨的指導思想具有活力，得到人民群眾廣泛擁護。
在我國改革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尤其需要從理論與實踐上解決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筆者曾經指出，基於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現實需要，穩定是這個社會治理係統最堅實的基礎和最敏感的神經。傳統改革中“破立結合，以破為主”的運行邏輯，勢必倍增我國社會結構調整的陣痛和風險。因此，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一方麵體現在要能夠把握社會思潮，整合社會思想，引領社會思潮；另一方麵體現在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要能夠結合社會心理和人民的發展需要，化育社會意識形態。但是也要看到，這種能力建設“包括但絕不止於學習班和研習營，盡管後者也很具有挑戰性——特別是在中國，因為傳統上大家都習慣於被動地聽專家講課這種教育培訓模式，而在這種填鴨式的課堂上很少有真正的收獲。真正的學習活動要求既有研究，又有實踐”。
“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中國共產黨的奮鬥曆程表明，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充分尊重和保護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是保障黨的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要始終相信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關鍵時期，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就是要引導和鼓勵基層組織和人民群眾著眼於有效貫徹落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實現地方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而展開的探索和實踐。尊重基層的創造實踐，包括了三個方麵的主體：一是普通黨員。要維護黨員的民主權利，鼓勵黨員積極參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製定和執行。同時，黨員和基層幹部要善於在向群眾學習的過程中發現並抓住群眾最關心的、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積極尋找解決的辦法。二是黨的基層組織，既要重視發揮基層黨組織推動發展、服務群眾、凝聚人心、促進和諧的作用，又要積極鼓勵基層黨組織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方麵的創造實踐。三是最廣泛的人民群眾。中國共產黨滿足人民需要的一個基礎是努力營造人民群眾創造激情競相迸發的良好氛圍，在全社會營造一種終身學習的好風氣，培育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範圍，形成鼓勵學習與成才的機製，推動學習型社會的創建。
第三節 多元社會的思想整合與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
社會整合不是簡單的尋求社會一致的過程，而是實現社會團結的過程，在實踐中具有求同存異，社會寬容的品質。任何社會的任何政治組織都存在著某種履行思想整合功能的機構、體製和機製。思想整合的有效性是一個政黨能否實現其政治目標的重要前提，也是黨對意識形態領導實效性的重要體現。
一、意識形態：影響社會和諧看不見的手
巴勒克拉夫指出，“當代社會與過去社會的分界線是微妙的，不斷變動的，而且是人為的。‘原始的’文化和‘文明的’文化之間的分界線也是如此”。意識形態是一個社會或團體成員對周圍環境世界及自身存在的一套感覺、認知和信仰體係。它反映了社會或團體的價值與利益取向，並對個人和團體的行為產生影響，為社會和團體提供合法性支持。從黨對意識形態有效領導的視角出發，黨的意識形態建設包含兩方麵的要求，一是結合時代特征和不同時期的中心任務，通過組織運行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或將存在於社會中符合並體現政黨目標的意識形態加以概括和提煉；二是將概括和提煉後的意識形態推向社會，並采取有效方法使其為社會全體成員所接受和支持。
任何國家都有其國家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統合集中表現的意識形態，往往成為人們區分國家治理形態的基本標準。意識形態是社會交往的產物，主要指反映一定階級利益的思想、觀念、理論體係，是與社會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相適應的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觀念的總和，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馬克思曾明確指出，意識形態是階級社會中與統治權力相聯係的一種“虛假意識”，而在列寧的有關論述中，意識形態主要是作為一個描述性概念來使用。列寧認為，意識形態是反映一定的社會存在、體現某一社會階級根本利益的社會意識。
意識形態是法國啟蒙哲學家德斯圖·德·特萊西於1796年首創的，意在表示一種可能存在的“觀念科學”。他認為憑借理性人類就可以認識和理解社會的運行規律，而目標則是拯救人類和為人類服務。意識形態是具有符號意義的信仰和觀點的表達形式，它以表現、解釋和評價現實世界的方法來形成、動員、指導、組織和證明一定的行為模式或方式，並否定其他一些行為模式或方式。意識形態在政黨詮釋政權合法性方麵發揮著重大作用，是政黨黨員動員社會的強有力的工具。意識形態能夠有效服務於政權建設。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指出，政黨的意識形態“會變成動員社團成員、強化紀律和維護社會控製的手段。”西方多黨製國家存在的意識形態差異，在較大程度上抵消了彼此意識形態功能的發揮。而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基本的指導思想，並將其與中國的革命、建設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在與時俱進的過程中，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這個一脈相承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指導思想作為共產黨唯一的指導思想，實現了價值多元社會中意識形態的一維性，並通過有效的意識形態整合，實現了對民眾的動員和對政權的維護，並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形成溝通的路徑。正如道格拉斯·諾斯所言：“大凡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是靈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團體的忠誠擁護，或者作為外在條件變化的結果而得到舊的團體的忠誠擁護”。這表明，意識形態功能的有效發揮，可以克服分化導致的社會失序和混亂。而要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利益主體更加多元的情況下，實現社會的有效治理，執政黨必須隨著社會的變遷發展意識形態，並且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更好地發揮意識形態的宣傳、解釋和凝聚功能，形成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和理想信念，培養社會認同。惟其如此，才能夠有效維護政治合法性，穩定社會，促進改革深化。
作為政黨整合社會的重要政治資源，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是我們黨推進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的基本經驗。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表明，任何政黨通常都要維護和弘揚一種意識形態。加強黨對意識形態領導的第一項要求是引導人們的需要。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需要是人的內在的、本質的規定性，“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人的需要的滿足過程隨著生產發展不斷得到提升，並成為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當前，黨和政府一方麵要大力推進科學發展來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另一方麵要從人民對於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出發，加快維護公平正義的社會製度建設。意識形態工作是黨整合社會的重要機製之一。政治社會化的核心任務是將意識形態所包含的價值、觀念與理想有效地傳送和分配給社會成員，並內化為他們的政治認同，而黨領導和執政地位的保持與穩固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這種認同。因此，黨需要通過構建理想與現實相結合的意識形態，有效地整合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關係，協調不同群體間的矛盾和衝突。
二、思想整合：意識形態建設的必然要求
思想整合是社會整合的一個範疇。社會整合（socialintegration）最早是由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提出來的，是指社會不同的因素部分結合成為一個協調統一的社會整體的過程，亦稱社會一體化或社會團結。所謂整合，是指通過一定的製度、組織、思想等方式把社會結構不同的構成要素、互動關係及其功能結合為一個有機整體。一般而言，通過製度、組織、價值理念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製度體係把社會結構不同的構成要素、互動關係及其功能結合為一個有機整體，從而達到既使社會維持其作為係統的完整性，又使社會具備更高的適應能力的效應，這樣的一種效應持續過程就是社會整合。而思想整合則是指在一定的曆史時期，特定組織通過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一定群體成員在保持各自思想、觀點、看法的前提下，樹立群體成員對組織的基本思想與價值認同，從而增強組織對群體成員的向心力與凝聚力。思想整合在其本質上是要確立社會不同利益主體對政黨的認同，是政黨維護既定利益、實現既定目標的基礎和重要方式。
在現代社會，思想整合作為政黨的重要功能，其過程一方麵在於對內統一成員的思想，凝聚成員意誌和力量，對外塑造形象，增強組織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另一方麵，著眼於團結各種社會力量，推動政黨的政治、經濟或社會目標的實現。同樣，在政黨行為過程中，在複雜的社會環境裏，黨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的有效貫徹執行，首先表現為思想上的整合過程。基於此，毛澤東強調指出：思想和政治是統帥，是靈魂。這種整合過程既包括了鬥爭過程，也包括了協調過程執政黨的思想整合功能關係到執政黨在思想觀念和精神上凝聚、團結全體民眾，獲得民眾價值認同的能力，是執政黨鞏固執政地位的前提和基礎。思想整合功能對執政黨的重要意義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思想整合功能維護了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執政黨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就是執政必須得到民眾的認可和支持，而且這種認可和支持是民眾自願的而非來自強迫”。由此可知，思想整合首先是一個有效協調不同利益主體思想的過程。民眾認可和支持的本質是基於肯定人們獨立思想基礎上認同過程，是民眾思想上的高度整合。一個社會的思想與價值觀在個體層麵可以是多元的，但這種多元至少應建立在其核心價值和信念大體一致的基礎上，這樣社會才能在迸發活力的同時而維持基本秩序，執政黨也由此獲得民眾持續的政治忠誠，擁有執政的合法性。強化黨的思想整合功能，其目的就在於將社會群體和個人的思想、價值觀引導到黨確立的政治目標上，以實現社會對黨的政治目標的支持和積極參與，從而保障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
其次，思想整合功能是保障執政黨獲取和配給政治資源的重要手段。我國超大社會的現實，決定了發展關鍵時期執政黨必須有效獲取和配給政治資源以更好推進現代化建設。通過對美好目標的闡述、集體主義精神的培育以及資源分配與利用機製的合理詮釋來達到社會公眾思想上的統一，這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基礎。我們要獲得人民的普遍擁護和大力支持，就需要在社會發展的各個曆史階段，結合時代特征和基本矛盾，通過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有機統一來建構不同利益主體的多層次發展需要，通過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劃和對社會基本道德規範和價值引導來引領人們的行為，保障社會群體和個人思想上的統一，確保執政黨獲取和配給政治資源能夠得到社會的積極支持和參與；使黨能夠集中全國的力量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
再次，思想整合功能是執政黨增強執政能力的重要基礎。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高度概括了黨的執政能力的內涵。執政黨的思想整合功能有利於全體黨員思想的統一和凝聚力的提高，有利於獲得社會民眾思想和價值觀的基本認同。
最後，思想整合功能是執政黨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前提。社會和諧發展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目標，社會的和諧發展離不開整個社會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離不開人們精神價值的培育和提升。“精神價值的確立與突出，是與人的主體性發展直接相關的，它標誌著社會的無形資產的彰顯，也標誌著人文動力在現代的凸顯。”執政黨的思想整合功能，能夠為人們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麵、協調發展指明正確的方向並提供強大的動力。
解讀黨的思想整合過程，難以避免以下基本問題：第一是黨能否結合執政規律和時代特征，結合社會發展的基本國情和國內國際基本時局，形成科學理論。第二是黨能否將其用以武裝組織成員和社會群體。第三是黨的基本理論以及路線方針政策能否獲得社會群體的擁護、支持和積極參與的問題，它內在地包含著執政黨實現社會利益協調和價值引導的能力問題。由此形成的第四個方麵的內涵就是黨的思想整合機製是否有效運轉是社會良性發展的重要內容和標誌。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核心，黨的核心價值體係和意識形態建構、道德引導等整合功能的成熟和發揮，直接關係到多元社會主體格局中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執政水平的提高、執政地位的鞏固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尤其是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引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
黨的思想整合另一重要功能在於發揮社會組織力和有效動員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製、經濟運行方式、社會組織形式以及群眾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改革開放實現的過程，是黨適應這些方麵的變化，組織、動員社會各方力量諸要素共同參與的過程。黨通過全局調控和利益協調，有效地整合社會的組織、體製、機製和觀念，激發社會發展的活力，保持變革後社會的有機性和整體性，保持社會的平穩發展。
思想整合的基本特征是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要能夠得到人民的擁護和積極參與。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整合的過程，同時也是執政黨培養和實現社會認同的過程。我們對認同的界定，是基於信任基礎上的歸屬意識，是社會認同的核心元素。現代社會具有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隻有歸屬於某一群體，才能產生安定平和的心理情緒，並依靠集體的力量促進物質需要的滿足。認同的歸屬特點表明，人們對於強大組織（比如政府、政黨）天然具有一種依賴感，當人們處在一個變遷劇烈的社會的時候，就迫切需要一個共同體來恢複安全感，建立信任感。這就產生了群體對政治過程的服從與支持的問題。正如亞裏士多德所言，一種政體如果要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必須使全邦各部分（各階級）的人民都能參加而且懷抱著讓它存在和延續的意願。由此，一個強大的能夠有效維護和實現人們基本的價值與利益訴求的政黨，其關於社會發展和國家建設所作的製度安排與政策施行就能夠獲得社會成員基於內心自願的認可、支持與服從。
我們知道，在諸種社會整合形式中，思想整合占有重要地位，這是因為就社會而言，文化起著價值、規範、行為整合的作用，它是整合功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種功能。思想整合是政黨發揮整合作用的最主要的方式。總的來看，政黨的出現和存在，一方麵是為了適應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分化的利益群體轉化為政治力量的需求；另一方麵，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麵，就是適應目前仍在繼續著的民族國家和公民角色的曆史運動所要求的社會整合提供合法性需要。政黨履行功能主要的也是根本的方式就是尋求文化認同或是意識形態認同。所以，任何社會整合最有效也是最為根本的方式和途徑就是使某種意識形態社會化。中國共產黨運用意識形態的力量，造就一種文化氛圍，將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納入統一而兼容的體係之中。
此外，意識形態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映，具有相對獨立性。本質上，意識形態是一定階級基於自身的根本利益而係統地、自覺地反映社會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理論體係。意識形態整合過程一度被人們認為就是思想整合。從黨的領導層麵看，實現意識形態整合，需要在保持社會多元思想和價值的前提下，為社會不同利益群體確立一維的思想導向，培養社會普遍認同的理論框架、道德體係和價值標準，形成核心價值體係。同時，用黨的指導思想武裝黨員頭腦、凝聚社會力量，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以實現黨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領導，並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三、我國利益多元格局的形成及其對意識形態建設的挑戰
在我國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隨著利益關係的調整和利益主體的日趨多元，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和財富積累方式日益多樣化。與之相應，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行為方式必然呈現多元化格局。也就是說，利益主體多元化的過程，本身也是價值多元、社會結構多元以及管理方式多元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必然現象，但是，這種多元格局既增強了加強黨對意識形態領導的緊迫性，也增加了黨的思想整合的難度，降低了思想整合的有效性，也從根本上要求我們改變既有的思想整合方式。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改變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教條理解，社會主義建設從僵化封閉狀態走向開放狀態，實現了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首先是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取代階級鬥爭學說；其次是實現了從堅持單一的公有製經濟結構到實行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所有製經濟結構的轉變；第三是不再把計劃經濟體製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致力於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第四是明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守法經營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基於這種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工作重心落在著力解決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大課題。鄧小平同誌明確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認為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從而克服了製度層麵的認識偏差，實現了對社會主義理論認識的新的突破。黨的十四大把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黨的十六大後，我國進入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在多元利益主體和所有製形式的條件下進行國家建設綜合發展，在滿足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同時推動社會的全麵發展。十六大強調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提出堅持公有製為主體，促進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統一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十六屆三中全會在強調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同時，提出要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製資本進入法律未禁止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黨的十七大報告從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曆史高度出發，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要“堅持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製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黨的十八大報告在繼續強調上述戰略的同時，進一步強調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強調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製和稅收製度；深化金融體製改革，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所有製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城鎮化的推進，勞動力在不同所有製、不同行業、不同地域的流動和勞動形式的多樣化逐漸改變了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隊伍結構，整個社會階層的構成也發生了新的變化。特別是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重新闡釋，使得生產過程之外的行為也成為勞動的一部分而擁有了合法的價值意義，生產要素參與社會收益分配獲得了人們的認同並擁有了合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界定的工人階級在現代條件下，已經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更加豐富的具有了多元利益訴求的社會群體。1978年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由全民和集體這種單一的公有製結構向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的多元的所有製結構的轉變，我國的工人開始從“體製內”單位即國家、集體等所有製經濟單位向“體製外”單位即個體、私營、外資等多種所有製經濟單位流動。多種分配形式引致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的擴大，並引發了不同所有製中工人階層在地位提高上的不平衡。這種由於收入上的差距引發的不平衡，形成了事實上的多元利益主體。20世紀末期和21世紀初期，我國社會逐漸形成了中等收入者和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六種人”，他們是社會發展中凸現的新的利益群體。這也決定了經過數十年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育，我國初步形成了多元利益主體的基本格局。
眾所周知，改革從根本上說就是利益的調整。多元利益主體格局的形成，固然與改革開放密切相關。但是在另一方麵，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追求利益的合理過程是受法律保護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利益主體在實現和維護自身利益的過程中，都會努力尋求實現利益的最大化。這樣的過程，在實踐上衝擊了我們原有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結構。造成事實上的普遍的利益分化和社會群體發展的不平衡。加之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都處在改革之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製度、體製的不完善加劇了一些非市場因素造成的貧富分化，從而使得利益分化的過程易於形成社會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迫切需要執政黨提供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體係和思想引導，以節製社會不公，克服社會不和諧，進而實現對社會不同思想和利益的整合。把全社會的思想引導到中國共產黨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目標上。
隨著市場化改革取向的深入人心，經濟利益逐漸成為許多黨員幹部和普通民眾價值判斷的重要標準。如前所述，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實質上也是一個社會各階層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這一過程必然導致某些階層利益的損失，在利益重新分配過程中各階層之間也會不可避免地產生利益衝突。傳統階層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社會地位受到威脅，不斷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提出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種要求，在經濟增長中被邊緣化的社會成員麵對不平等的分配也存在著“相對被剝奪”的離心情緒，特別是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社會成員，存在著社會心理失衡加大的傾向，原來隱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後的各種具體利益的衝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來，呈現出非常複雜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