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信息
書名：哲學通識教育的理念、曆史與實踐研究
作者：張亮,孫樂強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12
ISBN：9787305180088
代序言：我國通識教育改革的成就、困境與出路
張亮
20世紀90年代以後，我國高等教育進入新的曆史改革和發展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推進，源於前蘇聯的傳統專業教育模式已不再能夠適應新時期人才培養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國內一些研究型大學率先進行反思、批判，積極學習、借鑒歐美世界一流大學的先進辦學理念和成功改革經驗，最終聚焦通識教育，開始進行各具特色的改革探索。應當講，經過20多年的思考與探索，國內教育界已對實施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達成了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更是把這種共識上升為國家意誌，明確提出要“實行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相結合的培養製度”。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摸索，人民滿意、教師支持、學生認可的通識教育模式卻千呼萬喚不出來。我們依舊處在改革的初級階段。有鑒於此，我們試圖通過係統的曆史回顧，揭示我國通識教育改革的成功經驗和不足之處，並努力從我國的當前實際出發，為通識教育改革的深入發展提供一些意見和建議，供國內同行參考。
一
馬克思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係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係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目前飽受批評的、以專才培育為目標的人才培養模式也是如此。解放前，我國若幹精英大學仿效歐美施行通識教育，在一個很小範圍內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功。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立格局迫使我國做出選擇，采取了全麵學習蘇聯的立場。正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我們擯棄了歐美的通識教育，效仿蘇聯建立起了專業化的人才培養模式。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我國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並取得了巨大的建設成就，從而極大地強化了這種以計劃和專業化培養為核心的教育模式。反過來，這種教育模式因為適應了我國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而展現出自身的製度性優勢，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了大批急需的專業性人才。因此，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以虛無主義的方式對待這種曾發揮過巨大曆史作用的傳統教育模式。對於傳統的專業教育模式，還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雖然以實用性的專業人才培養為目標，但它並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或知識教育，而是一種具有自覺的政治精英意識的專業教育，因為它要培養的專業人才必須同時是“德、智、體等全麵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即具有高度政治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的社會精英。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以及社會發展需要的變化，傳統的專業教育模式的內在局限性開始暴露。首先，它的實用性指導思想導致了人才培養的功利主義趨向，弱化了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育。據統計，截至1980年，我國大學本科共有1039個專業，其中理工科占了695個，而文科總共才60個，形成了嚴重的重理輕文的實用主義傾向。其次，這一模式過分強調專業培養，使學生無法形成寬廣的理論視域和全麵發展的素質基礎，難以獲得可持續的自我發展能力。再次，這種模式主要強調知識和技能教育，相對忽視人的價值情感，泯滅了學生的個性差異。最後，這種模式完全按照統一規劃進行專業設置，形成了完全同質化的專業結構，導致我國專業資源分布相對分散重複。
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傳統教育模式的內在局限日益暴露，最終使人們意識到它已經不再能夠適應我國新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此背景下，國內學者開始反思並提出了一種新的大學理念，認為大學作為大學並不隻是一種專業教育，即一種傳授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教育，更主要是塑造學生完整的人格，培養與時代相適應的、具有高度曆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現代公民，為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奠定堅實的素質基礎。從中國高等教育中消失已久的通識教育就此回到人們的視野。在黨和政府的關心、支持和領導下，我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拉開了序幕。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指出，教育體製改革的根本目的在於“提高民族素質，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所有這些人才，都應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和社會主義事業，具有為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而艱苦奮鬥的獻身精神，都應該不斷追求新知，具有獨立思考、勇於創新的科學精神”。此後，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印發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199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1995）等文件和法律、法規，為積極推動專業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變奠定了宏觀的製度支撐。1995年，當時的國家教委在全國52所高校進行素質教育試點，素質教育也由一種理念變為一種教育實踐。在總結過去實踐經驗的基礎上，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麵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從此以後，素質教育由原來的初步探索階段進入到全麵推進的新階段，成為我國21世紀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20世紀90年代末以後，我國一方麵大力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另一方麵通過實施“211”工程、“985”工程，積極支持、引導一些有條件的研究型大學走以質量提升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道路，建設世界高水平大學。在這種背景下，北京大學、複旦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等研究型大學陸續開展通識教育改革，為積極探索符合時代發展和我國實際情況的通識教育模式做出了重要貢獻。
回顧我國通識教育改革近30年來所走的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首先是教育理念的認識飛躍。現在人們已經明確認識到，教育最主要的目標不是培養某一狹窄領域中的專業人才，而是要培育完整的人，塑造學生健全的人格。這一理念如今已經深入人心，成為當前教育界的一項共識，並上升為國家意誌。其次是實現指導思想的根本突破，充分認識到實施通識教育改革的戰略意義。經過20多年的摸索，人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實施通識教育改革並不是人們頭腦中捏造出來的虛假幻象，也不是機械照抄國外學校的盲目行為，而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符合新時期我國人才培養、成長規律的必由之路，也是積極推動我國由教育大國轉變為教育強國，全麵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戰略選擇。再次是通識教育改革已由一種理念轉變成了一場多姿多彩的實踐運動。北京大學的“元培”計劃、清華大學的寬口徑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複旦大學低年級本科生教學改革、中山大學的博雅學院、南京大學的“三三製”改革，等等，所有這些都已清楚地表明，通識教育已從最初的理念變成了一種多樣化的探索活動，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加入到這場改革實踐中來，從而為我國通識教育下一階段的改革和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最後是明確了通識教育的建設重點。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麵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明確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視培養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業精神，普遍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和科學素質。”可以說，這一指示成了高校進行教學改革的科學指南，大部分高校都把培養具有“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和綜合素質過硬”的拔尖人才作為通識教育的主要目標，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國人才的整體素養。
二
盡管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我們必須承認，我國的通識教育改革目前已陷入躑躅難前的困境之中。一方麵，倡導改革的相關高校自覺殫精竭慮、成效顯著。但另一方麵，在人民群眾和教育主管部門看來，這些改革雷聲大、雨點小，似乎並沒有實效；在作為通識教育改革執行者的任課教師看來，改革信念雖然堅定，措施卻未必得當，有亂指揮、瞎折騰的嫌疑；而廣大接受通識教育的學生也不買賬，覺得水貨多，幹貨少，對自己的成長和發展意義不大。事實上，“錢學森之問”的提出及其在社會上得到的廣泛共鳴，充分傳達了社會各方麵對通識教育改革進展不大、成效不彰的失望和不滿。作為一項係統工程，通識教育改革的確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如果改革20多年，我們卻依然處於改革的初級階段，那麼，就必須認真思考我們的改革究竟怎麼了。
檢討通識教育改革當前遭遇的困境，以下一些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第一，缺乏自覺的本土化指導綱領。在國內大學裏，一提通識教育，人們就會想到哈佛、耶魯，特別是耶魯大學1828年發表的《耶魯1828報告》，仿佛美國大學早在那個時代就形成了成熟有效的通識教育模式似的。事實上，《耶魯1828報告》隻是美國大學移植歐洲通識教育的開始，隻是到了1943年的《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美國大學才真正找到符合現代美國大學需要的通識教育模式。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奉為圭臬的美國經驗其實是美國大學長期本土化的產物。然而，我們卻從根本上忽略了這一點，以為隻要照搬照套哈佛或耶魯的經驗，就能學到通識教育的真經。美國大學的成功和我們當前的困境都說明，我們隻有走本土化道路，將國外的先進理念與中國大學實際相結合，才能建構一套符合中國大學需要的通識教育理念、培養目標、課程體係以及製度規範。成語說“綱舉目張”。符合中國實際的本土化指導綱領就是我們成功完成通識教育改革的綱，隻有拿起這個綱，目（具體的通識教育改革）才能張。
第二，根本培養目標，即培養什麼人，不明確。培養什麼人是一切教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這個根本點上，美國大學始終非常明確。1947年，美國高等教育委員會發表《為了民主的高等教育》報告，明確闡述了美國通識教育的目標，即培育體現美國主流價值觀、與美國的社會製度相適應的社會公民。具體而言，又分為11條：培養具有民主理念和倫理原則的行為；參與團體和社會活動並有所貢獻；了解和運用自然環境，科學地解決生活問題；相互尊重以促進了解和平；了解他人觀點，並有效表達自己觀點；掌控情緒，並具有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保持體能健康；會欣賞並參與文藝活動；與家人和美相處，並具有相關知識和倫理；選擇並快樂地從事符合自己興趣與才智的工作；能有批判性的能力和習慣，具有建設性的思想。相比之下，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則要模糊得多，僅僅抽象地提出要培養“全人”或“社會公民”。然而，這是怎樣的“社會公民”呢？美國的，中國的？如果說是中國的，那麼他們應當具有什麼樣的品質？說到底，我們的通識教育改革在堅持、捍衛、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認識還不夠到位、行動還不夠堅決。
第三，教育內容的選擇缺乏章法。教育目標決定教育內容，而教育內容反過來又服務於教育目標的達成。在這個方麵，美國大學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以哈佛大學最新版通識教育計劃為例，八類課程不僅每一門課程都目標明確，而且類與類、課程與課程之間相互聯係、相互支撐，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從而很好地實現了批判精神與公民意識、古典與現代、本土視野與世界視野的交融和統一。反觀我國，通識教育課程的設置既缺乏整體設計，也缺乏個別論證，因人開課的現象非常普遍，結果嚴重損害了通識教育改革的實效及其聲譽。
第四，製度保障不力。通識教育改革是一項係統工程。不論是本土化綱領的錘煉、根本培養目標的製定、教育內容的遴選，還是教學過程的實施、教學效果的評估，都需要以切實可行的製度安排為保障，否則就隻能流於形式。從當前我國通識教育的發展現狀來看，在製度建設方麵還存在很多不足：開展通識教育改革的高校沒有建立具有充分代表性和權威性的專門委員會負責總體設計，改革往往成為少數改革者的“私事”；有些高校成立了專門的機構，但權威和權力都不充分，對教學過程及其效果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和評估，因而難以興利去弊，積聚改革的正能量；相關高校都建設了不少規章製度，但這些製度往往比較原則化，可操作性不強，且係統性不足，無法對通識教育改革的總過程形成有效覆蓋，結果導致雖有製度但形同虛設。
第五，對通識教育曆史地位的認識仍舊不足。經過20多年的積極探索，我們對通識教育的戰略意義已有了充分認識。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充分認識在實踐中並沒有轉化為名副其實的建設活動。當前，我國通識教育改革基本上都是在專業主義的模式下進行的，換言之，在實踐中，通識教育根本無法撼動專業教育的主導地位，最終淪為專業教育的“加餐”、“小甜點”。也就是說，大學的教學改革並沒有全麵貫徹通識教育的理念，這成為影響通識教育改革成效充分發揮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六，對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關係的認識存在誤區。在當前教育界，存在一種觀點，認為通識教育是對過去以政治價值觀為主導的專業教育模式的一種替代，是一種去意識形態化的價值中立教育。如果說過去的教育模式過分強調了價值觀引導的政治功能，那麼，這一觀點則試圖取消主流價值觀教育的合法性，完全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通過對哈佛大學的細致研究，可以發現，不論是1945年的《通識教育的紅皮書》還是2009年新版通識教育計劃，其最根本的目標就是，將美國的主流價值觀滲透到課堂中去，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引導學生的價值觀，將其塑造成美國主流價值觀所需要的社會公民。以此來看，通識教育絕不是一種消除主流價值觀引導的中立教育，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觀教育：如果缺少了後者的引導，通識教育必然會失去方向，淪為各種腐化思想的溫床；反過來，如果通識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不符合這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要求，那麼，這種通識教育必然是一種失敗的教育。以此來看，通識教育與主流價值觀教育絕不是兩個相互矛盾的對立麵，而是相互融通、內在聯係在一起的。
三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我國通識教育改革依舊處於初步探索階段，離真正成熟的通識教育模式還有很大的差距。這也由此引出一個重要問題，即我們該如何解決和克服當前通識教育存在的問題，不斷將通識教育改革推向前進呢？基於已有的實踐，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入手：
第一，必須要進一步明確中國通識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和理念，實現指導思想的本土化。雖然國內學界已對通識教育的理念達成一定共識，但在怎麼建設的問題上尚未形成一定的共識，目前大部分教學改革和實踐都隻是對國外大學的簡單複製和移植。在這方麵，我們應當進一步明確我國通識教育建設的指導思想，即從中國語境出發，以本土化為原則，建構一套有中國特色的通識教育模式。更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與通識教育相匹配的規章製度，使通識教育改革的每一步都“有法可依”，為通識教育改革的深入發展提供堅實的製度保障。
第二，應當進一步明確中國通識教育的培養目標，培育真正符合中國主流價值觀和時代發展的現代公民。我們認為，通識教育“應當麵向三個維度，即麵向現代社會人全麵發展的要求，麵向全球化、信息時代的挑戰，麵向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挑戰”。具體而言，中國通識教育應當培養具有“世界眼光、中國靈魂的現代公民”。所謂“現代公民”意味著能正確認識我們身處其中的現代社會，以形成符合現代社會要求的認知、情感、意誌、品質、能力和行為方式；“世界眼光”意味著能夠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待世界以及處於世界中的中國，進而形成與這個全球化時代相匹配的國際視野和國際化交往能力；而“中國靈魂”則意味著能夠正確認識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僅知道自己在何種意義上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明白自己隻有作為中國人才能被其他國家地區的人們尊重，從而真正成為一個具有中國靈魂的中國人。如果將這三個方麵具體化為素質要求，它應當包括：理性的批判精神、良好的道德修養、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高度的文化認同感、寬廣的理論視野、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以及無私的奉獻精神。
第三，應當根據本土化的培養目標，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通識課程體係。根據上述觀點以及國內外開展通識教育的經驗與反饋，我們認為，當前我國通識課程體係應當包括七大類：（1）現代視野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從21世紀的視角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就與不足之處，全麵塑造學生的文化認同感和民族自信心；（2）影響世界的重要文明，積極培育學生的國際視野，增強學生的文化包容性和開放性，使學生能夠正確地認識世界，認識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培育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3）倫理價值觀與思維方法，強調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傳遞，塑造學生的高貴品格；（4）科學與世界，係統介紹自然科學的重要概念、客觀事實和相關理論，使學生更好地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和宇宙，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5）經濟發展與社會問題，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積極鍛造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6）文學藝術與詮釋，積極提升學生的個人修養和審美趣味；（7）跨文化溝通與人際交往，培育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這七類課程既凸顯了國際視野又兼顧了本土特色，共同構建出一個較為完整的通識課程體係，必然能夠為中國通識教育目標的實現提供堅實保障。
第四，應當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為通識教育改革提供人力支撐。教師是通識課程建設的主體之一，教師自身的素養決定了通識課程質量的高低。從現有狀況來看，大部分高校教師都是在傳統專業模式中學習的，他們所習得的理念和知識大部分都是一種專業知識，而這與通識教育的要求還存在一定差距。換言之，當前能夠真正勝任通識課程的高校教師是很有限的，這是當前我國通識教育改革所麵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因此，高校和教育管理機構必須要進一步加強通識課程師資力量的培訓與建設，精心打造一支高水平、研究型、國際化的教學團隊，隻有這樣，才能真正為通識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人力保障。
第五，必須改變傳統以知識灌輸為中心的教學方式，積極探索符合通識教育理念和本質的授課方式。作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通識教育無論試圖傳達什麼理念，都應當具備學術性、啟發性和形式上的多樣性。這就要求通識課程不拘泥於過去一位教師向數百名學生滿堂灌的形式，而是在吸取經驗、全麵聽取師生意見、結合課程具體情況的基礎上，合理安排授課方式。如講座大課與研討小課相結合，課堂講授與參觀學習相結合，甚至可以安排觀點不同的教師在同一課程中分別講授，既喚起學生的興趣，也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與批判精神。
第一章 什麼是哲學通識教育
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強調指出：“要充分發揮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育人功能，深化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改革，充分挖掘哲學社會科學課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這些都對新時期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的育人功能提出了明確要求。因此，如何站在時代發展的製高點上，結合中國語境，打造一套符合時代發展的哲學通識教育模式，全麵發揮哲學的谘政育人功能，就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必須麵對和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而要完成這一建構，首先必須澄清哲學與通識教育的關係，全麵闡述哲學通識教育的科學內涵、理念及其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