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真相

第三章（1 / 3）

r \/>�［３］以奪取中國軍隊駐守之地為演習目標，挑釁氣焰極為囂張，明顯有激起事變的意圖。詳報中隨後稱中國駐軍向日軍射擊，實則是否為中國軍隊開的槍，不清楚；或者說，是否為中國軍隊先開的槍，也不清楚。

［４］河邊正三（１８８６—１９６５），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１９期步兵科、陸軍大學第２７期軍刀組。七七事變發生時任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旅團長，陸軍少將軍銜。其麾下駐屯軍旅團為當時華北侵華日軍主力。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他正在秦皇島，次日便趕赴豐台，直接指揮日軍一線部隊。

［５］應是８日。

［６］森田徹（１８９０—１９３９），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２３期。七七事變時任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副聯隊長，中佐軍銜。為當時日方戰地談判代表之一。

［７］寺平忠輔（１９０１—１９６８），七七事變時任日本駐華北特務機關北平陸軍部部長輔佐官，大尉軍銜。為當時戰地日方談判代表之一。

［８］王冷齋（１８９１—１９６０），七七事變發生時任河北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宛平縣縣長，與日方進行戰地談判，麵對日方的步步緊逼，毫不妥協，維護了中方主權。１９４６年曾作為證人到東京參加了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有《盧溝橋抗戰紀事詩》五十首傳世。

［９］林耕宇，七七事變發生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專員，在事變現場參與對日談判。

［１０］據淺井純《新證言·盧溝橋事件“命運的槍聲”》（載日本《文藝春秋》１９８５年８月號）記述：“這次槍聲是向豐台傳令的第八中隊兩名士兵返回盧溝橋時，因中隊轉移聯係不上，東尋西找來到龍王廟附近，遭到中國軍隊射擊。”（轉引自［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戰爭史：１９３１—１９４５》，楊棟梁譯，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１０４頁）由此可知，不是中國軍隊故意開槍挑釁，而是因為有日本兵接近中國駐軍陣地，中國駐軍必然認為是日軍前來偷襲，不能不進行射擊。

［１１］櫻井德太郎（１８９７—１９８０），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３０期、陸軍大學第３７期。七七事變發生時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和二十九軍的軍事顧問，少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１１佐軍銜。作為日方代表參與了戰地談判。東京審判時胡說盧溝橋事變是共產黨陰謀挑起來的。

［１２］係秦德純之誤。

圖３見證過曆史風雲的盧溝橋日軍士兵烏衣一郎記述事變情形的日記［１］七月六日今天早晨，我們奉令向西開拔，聽說是到盧溝橋一帶去的。【中略】走到一個叫做和尚村的時候，櫻夫次郎把過路的一個中國農夫踏〔踢〕了一腳，他沒有反抗，隱著痛向樹林跑去了。打中國人正像打一隻動物一般，沒有什麼關係的。

七月七日經了一夜的酣睡，精神是恢複過來了，我到底是個青年。【中略】午後，貞武荒夫隊長命令我們到宛平城郊去打野外，我非常高興，這次是實彈演習。玖川這家夥太鹵莽，一開槍便打死了一條放牧著的水牛。隊長沒說什麼，反而望著這條半死的水牛，哈哈地笑了一下。我們“皇軍”是多麼“神勇”。

從六月二十五日起的大演習，我雖沒有參加，但聽見了不少可歌可頌的故事。有一次，一個七八歲的中國小孩，當場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當然，我們的武器是不讓人的，一輛坦克車駛過去，立即將小孩子壓成肉漿了。你想連小孩子１２七七事變真相都反對起我們來，這成什麼體統？

我們演習完畢，回營點名的時候，據說我們走失了一個兵，名叫廣水崗［２］，那是個矮小的人，外國人常侮辱我們，說我們是矮型種，而廣水崗就是典型的矮人。真奇怪，在演習的時候，他明明還在跟隊長談話，聽說他和隊長有什麼親戚關係，隊長特別優待他。這是使我心裏不服的。怎麼現在他突然出走了呢？這些閑事，我不願多管，我想寫封信到家裏去。寫好信已是睡眠的時候，上床吧，我希望做一個美麗的夢。

剛上床不久，一陣緊急集合號把我叫醒了，我們都爬起來，摸不著什麼頭腦。一部份〔分〕弟兄被派遣到宛平城內去搜查丟失的士兵，我被派到大廣場去放步哨。看起來，形勢很緊張的樣子。一夜沒有事，隻聽見幾聲寥落的槍聲。

七月八日清晨，玖川他們來輪流放哨，才知道我們和中國兵發生了小衝突。中國兵居然也敢反抗，這是出人意料的，顯然中國軍隊已漸進步了，從此我不敢再輕看他們。隔了一會，我們三百餘人奉命進駐盧溝橋，到了橋東一裏路的地方，發現盧溝橋一帶有中國兵隊一營駐紮，據一本秘密小冊子上說，中國一營約有四五百人，比較起來，我們的兵力不夠。我們正在擔憂著，後來援兵是陸續來了，但不知總共來了多少。

天已經晚了，我們開了一排槍前進，偶然看見幾個中國兵，他們也沒有開槍，我們順利地到了盧溝橋。橋是東西方向的，下麵是永安河［３］，水湍急地流著。東頭便是宛平縣城。我們進駐橋的西頭，它是用石製的，大約有二丈多闊，欄杆上有無數石獅子。橋是美麗的，我們國裏很少有這樣的石橋。我伏在欄杆邊開了幾槍，沒有回響。不瞞說，我們真不像在打仗而倒很像打野外，甚至有點兒到郊外遊玩的氣味。一到晚上，情勢卻突然轉變了，據玖川放步哨回來說，橋西五六裏的長辛店，駐有二十九軍的吉星文團，已經沿永安〔定〕河東進了。我們都膽怯地等候著，櫻夫次郎盲目地放了十多槍，說是壯壯膽量。果然，到了晚上，中國兵也開始還槍了，我們打了幾響大炮，中國兵卻並不害怕，用著大刀衝殺過來，弟兄們被殺了不少。櫻夫次郎這鹵莽家夥，也被殺死了。看著流出血來的屍體，想起他的家，我真想痛哭一下。這次我才明白了中國兵確實很忠勇。

———陸印泉：《炮火裏獲取》，陣中日報社１９３８年９月版，第４０—４２頁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１３解讀［１］這是從日軍士兵烏衣一郎身上檢獲的日記之摘錄。當時由何子明翻譯。估計烏衣一郎文化水平不高，因而日記行文不太通順，甚或詞不達意。

［２］失蹤士兵本名誌村菊次郎。“廣水崗”是其別名，還是烏衣一郎誤記，不詳。

［３］日記原文如此，譯者注：“係永定河之誤。”河本大作筆述駐平津的日軍軍官挑起了七七事變［１］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盧溝橋附近，日本駐華北軍的步兵部隊和中國方麵二十九路軍之一部，發生互相射擊的事件。以此為開端，雙方各稱自己是正當防衛而相持不下，終於導致部隊之間發生衝突，進而發展成為中日戰爭。作為事件的起因，無論任何一方首先開槍射擊，其動機都極為單純，問題在於如何處理。如果無意使之擴大，作為局部的小事件，完全可以解決。然而日本方麵的當事人是牟田口大佐（天津步兵聯隊長）和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２］少將，兩人同是日本軍閥中的佐賀（縣名）閥，都是急功近利的人物。他們有意使事件擴大，企圖為日本軍的侵略華北製造口實。此外，當時在北京還有一個較之牟田口和香月有過之無不及的侵略主義者櫻井德太郎（北京步兵聯隊長，大佐），無事生非是他的拿手好戲，是一個臭名昭著、善於策劃叛亂的人。他對於盧溝橋事件不可能坐視。於是便煽動並威脅中日雙方當局，極力使事件擴大，以致使當地事件有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開來。而控製事件不擴大的工作卻絲毫沒有進行。

———引自《河本大作與日軍山西“殘留”》附錄一，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７１４—７１５頁解讀［１］河本大作（１８８３—１９５５），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１５期畢業，為炸死張作霖的首犯。曾任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此處摘錄的是戰後他在太原戰犯管理所的筆述。

［２］香月清司（１８８１—１９５０），日本佐賀縣人。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１４期、陸軍大學第２４期。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任日本駐天津軍司令官，陸軍中將軍銜。７月１１日接替田代皖一郎任侵華日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成為挑起全麵侵華的前線日軍最高指揮官。８月，就任華北方麵軍第一軍司令官，負責日軍在華北的作戰。

１４七七事變真相圖４隱蔽在宛平城外野地伺機進攻的日軍士兵日軍好戰分子鼓動擴大事端［１］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關東軍的政信［２］大尉就出現於盧溝橋戰場，鼓勵牟田口聯隊長說：“關東軍支持你們。徹底地擴大下去吧。”這也是事實。這裏用的手法，和田中隆吉到天津來，煽動駐天津的日軍幕僚人員完全如出一轍。

———［日］寺平忠輔：《盧溝橋畔的槍聲》，載《現代史資料月報》１９６４年第９號解讀［１］這是寺平忠輔的記述。

［２］政信（１９０２—１９６８），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３６期、陸軍大學第４３期。１９３６年４月起在關東軍做參謀工作，七七事變發生後，主張將戰火擴大。１９３７年８月調任華北方麵軍參謀，１１月又調回關東軍。

圖５牟田口廉也（左四）向參謀長鈴木（左騎馬者）彙報戰況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１５特務茂川秀和有意挑起中日衝突［１］當事件發生之後，在北平的日本人極近真實地盛傳：點火的人，是日軍中堅幹部，而且曾被指名道姓的，有“中國駐屯軍”高級參謀和知鷹二、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等人，以茂川的嫌疑最大。何以見得茂川嫌疑最大呢？請看我在本報告一開頭就提到過的陰謀導發“一·二八”戰爭的日軍特務田中隆吉［２］的記述：七月八日，我由內蒙化德乘飛機到達天津。晚間，在芙蓉館（日本料理）辟室與茂川秀和少佐對酌，他說：“放槍的事，是共產黨學生［３］幹的……”我和茂川曾經在參謀本部共過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產黨方麵的學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問他一句：“那麼，教唆他們幹的元凶就是你？”他滿臉通紅點頭承認……【中略】據秦鬱彥《日中戰爭史》指出，盧溝橋衝突後，中日兩軍於七月十一日達成停戰協議，但在十二日至二十三日［４］的每天夜裏都有人在兩軍之間放冷槍及燃放爆竹，企圖再度挑起釁端，擴大戰爭，這個陰謀的主持人，就是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此事，秦鬱彥曾向茂川求證，茂川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函複秦鬱彥，承認是他幹的；但對於田中隆吉指他在七月七日陰謀放槍的事，則予以否認。

———陳在俊主講、謝培屏整理：《日本發動盧溝橋事件的真相與背景》，載台灣《近代中國》第４１期，１９８３年６月出版解讀［１］茂川秀和（１８９６—１９７７），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３０期。七七事變發生時為日本駐天津的茂川特務機關長、太原特務機關長，當時軍銜為少佐。曾長時間在華北地區進行特務活動。

［２］田中隆吉（１８９３—１９７２），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２６期畢業。七七事變時任德化特務機關長，在內蒙開展特務工作。１９３７年８月出任朝鮮軍第十九師團山炮兵第二十五聯隊聯隊長，當時軍銜為陸軍大佐。

［３］茂川秀和煽動、買通某些學生及社會上遊手好閑之徒為日人做事是肯定的，但沒有證據表明這些受日本特務驅使的人是共產黨人。

１６七七事變真相［４］茂川的陰謀行動應當不隻是在７月１２日至２３日間進行，７月７日前就應當開始了活動，因此清水節郎筆記中會有事變當夜“高粱地裏出現了怪火”的記述，聯係事變前平津一帶將有第二個柳條溝事件發生的傳言，那也與日本特務脫不了幹係。

北平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及保定綏靖公署軍事法庭審訊戰犯茂川秀和筆錄［１］（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４日）問：七七事變是甚來的？

答：日本是軍國主義。

問：七七事變近因是為什麼？

答：北平駐軍外出演習時被打擊了，有的這個事情。

問：這責任應當誰負？

答：在日本軍負責。

問：第一槍是誰先放的？

答：是日本放的。

問：那時日首相是誰？

答：是近衛首相。

———陳在俊主講、謝培屏整理：《日本發動盧溝橋事件的真相與背景》，載台灣《近代中國》第４１期，１９８３年６月出版解讀［１］由法官提問，茂川秀和回答。

鬆井所謂共產黨或國民黨藍衣社挑起事變之說［１］停戰協定成立後，仍在局部地區出現兩軍對峙狀態。在十三日夜，終於再次開火，日軍方麵聲稱中國軍方麵先行射擊，中國軍方麵則聲稱日軍方麵先行射擊，究由何方首先挑釁不得而知。經過調查，始知在兩者之間竟有發射手槍並燃放鞭炮者［２］。

日、中兩軍對此作了傳達，要求各自警惕。但是十四日以後此類事情仍時時發生。據當時的情報稱，共產黨員某某糾集北京文化界人士，組織北京文化界抗敵後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１７援會；京津藍衣社［３］第四總隊得到西安第六總隊的增援，正進一步促使日中之間的衝突加劇等。冀察政權內強硬派的勢力更加增大，協定的實行已很難有所進展。

———［日］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版，第２６頁解讀［１］鬆井太久郎（１８８７—１９６９），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２２期、陸軍大學第２９期。事變發生時任日軍駐北平特務機關長，大佐軍銜。當時負責與中方冀察當局的交涉。日本駐北平的特務應當是有意製造事端以加劇中日衝突的罪魁，因而他們會竭力把挑事的懷疑對象毫無道理地引向共產黨和國民黨。

［２］後來查明，放冷槍、燃鞭炮，實為日本特務茂川秀和等所為（詳上），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無關。

［３］藍衣社，國民黨特務組織，全名中華複興社，成立於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為效仿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褐衣黨和黑衫黨，該組織成員均著藍衣，故名。藍衣社強調擁護蔣介石的權威。抗戰爆發後，該組織被列為日方要求撤除的反日團體，１９３８年被解散。

圖６由周瘦鵑填詞、徐希一譜曲的《盧溝橋之歌》１８七七事變真相日本特務針對學生的造謠宣傳［１］此次盧溝橋事件，原為最近三數月來共產黨努力製造之結果。共產黨以其挑撥離間之慣技，早擬造成廿九軍及華北駐屯軍之嚴重衝突，以遂其某種擾亂之企圖，此為一般社會上有識人士所共見，某要人亦早曾將此意向，向雙方當局揭告，均能共喻斯旨。今此種事實，竟幸而言中，足征共產黨挑撥伎倆之可畏。所幸雙方當局均能平心靜氣以求解決，使事態不致擴大，深堪讚揚，然共產黨之隨時製造嚴重局麵，實大可注意之事，尚望社會人士勿為所愚雲。

———《盧溝橋事件告一段落》，載《學生三日刊》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特別號外解讀［１］據前述田中隆吉所言，特務茂川秀和與北平被日本人左右的某些學生打得火熱，此刊所登這篇報道，無疑就是出自日本特務的授意。七七事變前，中日矛盾正日益加劇，日本對中國主權和領土的步步緊逼，令包括二十九軍軍人在內的所有愛國的中國人感到激憤，在國難當頭時刻，二十九軍軍人奮起抗敵，是必然的結果。共產黨一直在廣大民眾中宣傳抗日，這是事實，但稱造成中日軍隊嚴重衝突是“共產黨挑撥”的結果，卻是荒謬至極的。

引發事變第一槍的另一種說法［１］ＮＨＫ綜合電視台在《對曆史的招待———盧溝橋槍聲之謎》中說明了事情的真相，槍聲是因誌村［２］迷路走近中國軍隊陣地引起的。（藤原彰：《昭和的曆史·５·日中全麵戰爭》文庫版，小學館１９８８年版，第７３頁）———［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戰爭史（１９３１—１９４５）》，楊棟梁譯，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１０４頁解讀［１］事實是否如此，亦難確定，聊備一說。

［２］誌村菊次郎（１９１６—１９４４），駐豐台日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的傳令兵，為新入伍的二等兵。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日軍在盧溝橋附近演習，誌村因解手與部隊失聯。日軍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宛平城搜查，引發與中國軍隊的衝突。誌村在失聯２０分鍾後即已歸隊，而日方在此後數小時仍堅稱該士兵未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１９找到，向中國方麵尋釁。

日本扶桑社２００１年版《新曆史教科書》的荒謬論調［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發生了不知什麼人向正在北京郊外的盧溝橋演習的日軍開槍的事件。第二天早上，〔日軍〕與中國國民黨軍隊之間成為戰鬥狀態（盧溝橋事變）。雖然謀求現地解決，不久日方命令大規模派兵，國民黨政府也立即發布了動員令。以後８年間持續進行日中戰爭。

———《新しい曆史教科書》，扶桑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０頁解讀［１］作為給日本學生用的教科書，在七七事變的敘述上，把事變起因簡單歸結為“不知什麼人”向日軍開了槍，日軍受槍擊，似乎成了受害方，以推卸引發中日戰爭的責任，回避了長期以來日本為控製華北而采取的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舉措，既未表明挑起事變是日本軍部與內閣的預謀，也看不到日軍發動大舉進攻的事實，完全回避了“侵略”二字。

中方的檔案記錄與當事人回憶嚴寬致何應欽報告平津局勢密電［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５日）重慶。探呈軍政部部長何鈞鑒：基密。１．津函：川越［２］將來津集議華北各問題，尋解決途徑，協津日軍於年內解決各懸案。談判對象，決不變更。２．秦［３］談：宋［４］俟川越，佳［５］前後飛平轉津，宋刪左右可回平。３．田代［６］病甚，倘返日治療，即由阪垣來津暫代。４．平津謠諑刻稍靜。５．盧溝橋、長辛店、回龍橋、平漢線上附近日軍實彈演習約一周，鄉民甚恐。職寬叩，微。印。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七七”事變至平津淪陷蔣何宋等密電選》，載《曆史檔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讀［１］嚴寬，時為派駐北平的國民政府軍政部參事。何應欽（１８９０—１９８７），字敬之。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一級上將軍銜。當時他正在四川整軍，故此密電發往重慶。密電反映了七七事變前夕平津的緊張局麵，即日方已透露出要盡２０七七事變真相快解決所謂華北“懸案”的信息，平津一帶“謠諑”四起，日軍在北平南麵交通要衝進行一周實彈演習。可見戰爭氣氛已日益緊迫。

［２］川越茂（１８８１—１９６９），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七七事變前後任日本駐華大使，配合日本侵華的政策，對以外交手段解決事態的努力甚為消極。

［３］秦德純（１８９３—１９６３），字紹文，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常委、北平市長兼第二十九軍副軍長。１９４６年曾作為證人到東京參加了對日本戰犯的審判。

［４］宋哲元（１８８５—１９４０），字明軒，山東省德州市樂陵縣人。初為馮玉祥西北軍將領，後成為整編後的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十九軍軍長。率部參加長城抗戰，戰功震動全國。１９３５年被授予陸軍二級上將，任平津衛戍司令、冀察綏靖主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七七事變爆發後與日方周旋多日，最終拒絕日軍最後通牒，奮起抗日。平津淪陷後任第一戰區副司令。

［５］佳，９日的代稱。舊時以古代韻目作日期代號，以下電文中還有：刪（１５日）、微（５日）。

［６］田代皖一郎（１８８１—１９３７），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１５期和陸軍大學第２５期。１９３６年被任命為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七七事變爆發後，他主張不擴大政策。因病重，於當年７月１５日亡故，由香月清司中將接任其職。

圖７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病故，其職由香月清司繼任嚴寬致何應欽報告日軍借演習挑起衝突密電（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特急。重慶。軍政部部長何鈞鑒，請轉委員長蔣［１］：密。日軍在盧溝橋實彈演習、示威多日。陽［２］夜，日軍強迫入市，遂與我馮［３］師駐盧一營發生衝突，現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２１正在對峙中。職寬叩。庚晨。印。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七七”事變至平津淪陷蔣何宋等密電選》，載《曆史檔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讀［１］蔣介石（１８８７—１９７５），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１９２８年以後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事變後確立了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麵抗戰開始後，擔任國防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堅持抗戰到最後勝利。他作為國民黨領袖達半個多世紀，是中國近現代有深遠影響的人物。

［２］陽，７日代稱；下文“庚晨”之庚，為８日代稱。

［３］馮治安（１８９６—１９５４），字仰之。曾參與指揮長城抗戰。七七事變發生時，任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師長、河北省政府主席。正是他的部下打響了抗戰第一槍。

馮治安、張自忠［１］、秦德純致何應欽報告發生七七事變密電［２］（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巴縣。部長何鈞鑒：治密。（１）庚夜十二時，日軍中隊在盧溝橋城外演習間，借口聞有槍聲，當經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名。（２）日本武官鬆井認為槍聲係由盧溝橋城邊所起，要求率隊進城搜查。（３）我駐盧部隊以值深夜，日兵入城足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在睡眠，槍聲非我方所發，當經拒絕。該武官以我方不允，即令日軍向盧溝橋城取包圍形勢。與日方商定，雙方派員前往調查。

（４）日方所派之寺平副官佐到達盧溝橋城後，仍堅持日軍入城搜查，我方不允，正商議間，忽東門外槍聲、炮聲大作，繼西門外炮聲及機槍聲繼起，我方均未還擊。少頃炮火更烈，我方為正當防衛計，始行抵抗。我方當時傷亡七八十人，對方亦有傷亡。（５）刻下，彼方要求須我方撤出盧溝橋城外方免事態擴大，但我以國家領土主權所關，未便輕易放棄，現仍在對峙中。（６）倘對方一再壓迫，為正當防衛計，不得不與竭力周旋，敬祈賜予指導，俾資遵循為禱。除嗣後情形續報外，謹先奉聞。馮治安、張自忠、秦德純叩。齊電。印。［３］———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資料室：《盧溝橋事變和平津抗戰》（黨校內部發行），１９８６年８月印刷，第１４１—１４２頁２２七七事變真相解讀［１］張自忠（１８９１—１９４０），字藎臣，後改藎忱。時任第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天津市市長。在事變初期負責在天津與日方交涉，後又至北平與宋哲元商議後，由宋率部去保定，張留平維持局麵。此事頗受世人非議。後一心抗戰，最終殉國。

［２］當時來往密電，重要的信息不可能有意虛報。本電文說明了以下事實：７月７日夜半，日軍在宛平城外演習，借口有槍響———認為槍聲來自宛平城，同時借口有一士兵失蹤，強行要求進宛平城搜查，並出兵圍攻宛平，引起衝突。日方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宛平城方罷休。這表明前二借口都是以達到占領宛平為目的。

［３］齊，８日代稱。

圖８遭到日軍炮擊後的宛平城牆嚴寬致何應欽報告中日衝突密電［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急。重慶。軍政部部長何鈞鑒：密。請轉委員長蔣。庚晨電計呈鈞鮞。

１．紹文、治安談：昨夜日軍強迫侵入盧溝橋鎮，遂與我駐盧部隊發生衝突。現檢查我軍死傷１８０餘名。刻日軍企圖入盧鎮，要求我軍退出。秦謂“盧鎮絕不能退出”，刻正在對峙中。２．秦談：日軍示威多日，此次在盧發生衝突，係日軍有計劃行動。３．我軍士氣極盛。職寬叩。庚晨。印。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七七”事變至平津淪陷蔣何宋等密電選》，載《曆史檔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２３解讀［１］此電是８日晨發出的，對於剛剛過去的七八個小時盧溝橋的情況，電文報告說，“昨夜”（即７日深夜至８日淩晨），日軍強行要進入宛平城，遂起衝突，雙方交火中，中方傷亡１８０餘人。可見戰鬥甚為劇烈，日本某些人所謂在８日晨５點３０分以前日軍未開火之說，純屬歪曲事實。日本獨協大學教授中村粲就曾這樣說：“７月７日下午１０時４０分，對方三次開槍射擊。日本沒有還擊。日本是在第二天上午５時３０分首次還擊，因為對方一直射擊，所以首次應戰。實際上，在７個小時時間裏，當地的日本軍隱忍自重。即使從這一點來考慮，日本顯然沒有戰鬥意誌。”（［日］曆史研究委員會：《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東英譯，新華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５頁）事實上，隻要看看當時的文獻，就可知哪有什麼日軍“沒有戰鬥意誌”記錄？相反，野心勃勃的日本軍人一直在極力尋求戰爭機會，要靠武力脅迫中方退讓妥協，接受其無理條件。

圖９駐守盧溝橋的二十九軍戰士奮起抗擊日軍的進攻俞飛鵬致何應欽轉達中日衝突局勢密電［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急。巴縣行營。何部長、顧主任［２］：更密。據平津報話局電，略稱：１．駐豐台日軍約五百人，昨晚開盧溝橋演習，因附近駐有廿九軍部隊，日軍於演習完時，有一部分衝入廿九軍駐地，致起衝突。日軍派森田中佐要求停戰，遂停止。□時炮聲又作，至十時止。日死準尉一，傷少尉一。日並占領盧溝橋北千米之龍王廟。

２４七七事變真相廿九軍尚占住盧溝橋。２．庚晨一時，日軍至盧演習，聲稱上次演習日走失一人，並借口我駐軍有向彼射擊事，要求進宛平城搜查，我未允。五時彼先射擊，至十時雙方停戰。我駐軍一麵防禦，一麵由冀會派林耕宇赴當地交涉。我要求日軍撤退原防再交涉，迄未撤退。３．齊午［３］，津日軍出動（有大批坦克車等），由平津公路向平方開去。各情。除委座已指示明軒及京方以方針外，謹電聞，餘續報。俞飛鵬叩。齊亥。牯秘。印。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七七”事變至平津淪陷蔣何宋等密電選》，載《曆史檔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讀［１］俞飛鵬（１８８４—１９６６），字樵峰，蔣介石表兄。七七事變時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負責製定戰時交通應急方案。其時正隨蔣介石在廬山，向還在四川的何應欽、顧祝同轉發平津的電報。

［２］顧祝同（１８９３—１９８７），字墨三，時任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當時正在重慶參加川康整軍會議。

［３］齊午，８日１１—１３時。下文“齊亥”為８日２１—２３時。

金振中回憶盧溝橋事變的爆發［１］我於一九三六年春，奉命接替宛平和盧溝橋防務。當時盧溝橋的形勢已日趨緊張。日本侵略軍已占領豐台，並不分晝夜地在盧溝橋一帶進行所謂“演習”，用心險惡。盧溝橋既是南下的要衝，又是北平的咽喉。日軍一旦占領盧溝橋，北平就是一座死城，華北也唾手可得。

我率領的笫二十九軍一一旅二一九團第三營是一個加強營，計有步兵四個連，輕重迫擊炮各一連，重機槍一連，戰鬥力一千四百多人。

我部到盧溝橋後，立即按戰鬥需要進行兵力部署。

當時日軍經常以盧溝橋為“假想敵”進行演習，氣焰十分囂張。我便經常向士兵進行愛國教育，要求全營官兵在吃飯前、睡覺前都要高呼“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的口號，以激勵官兵守土抗敵之誌。

七月六日，午飯後，為偵察敵情，我換了便服，扛著鐵鍬走向鐵橋以東五百米左右的日軍演習地，察看日軍動態。剛過盧溝橋火車站，遠遠看到日軍隊伍，不顧雨淋和道路泥濘，以盧溝橋為目標，進行攻擊式演習。後麵炮兵如臨大敵，緊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２５張地構築工事，再後麵隆隆不絕的戰車聲越來越近。見到此情，我馬上回營部召開軍事會議，要求各連做好戰鬥準備，並規定日軍進入我陣地百米內才準射擊，不讓敵人逃出我們的火網。

七月七日夜十時許，忽然聽到日軍演習的方向，響了一陣槍聲。少頃，冀察綏靖公署許處長來電話說：“據日方說，他們的一名演習兵被宛平城內華軍捉進城去，他們要進城搜查。”在這黑漆漆的雨夜，日軍到盧溝橋警戒線內演習，明明是企圖偷襲宛平城，隻因我方戒備森嚴，無隙可乘，便捏造丟失日兵的謊言，企圖乘進城搜查之機，詐取我城池。我將此情回報許處長，請他不要聽信日方謊言。剛剛放下電話，激烈的槍炮聲便響了起來。炮彈飛越宛平城牆，炸倒營指揮部房屋六間，炸死士兵二人，傷五人。防守陣地的各連長紛紛報告，日軍潮湧般地向我陣地撲來［２］。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揮戰鬥，給敵人以猛烈回擊。到深夜兩點，許處長又來電話說，日方提出兩點建議：一、雙方停止射擊，各自運回傷亡的士兵；二、天明雙方派員調查丟失日兵一事。這兩項建議綏署已同意，讓我通知所屬。

———金振中講述、郭景興等整理：《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載《中國青年報》１９８５年８月２日解讀［１］金振中（１９０３—１９８５），曾參加喜峰口抗戰。七七事變時任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二一九團第三營營長，他親率部下奮勇抗敵，擊退日軍多次進攻。後在收複盧溝橋鐵路橋東端陣地、追擊逃敵時身負重傷。傷愈後又重返抗日前線。

［２］作為事變親曆者，金振中的回憶表明，日軍在７月７日深夜已與中國駐軍發生了武裝衝突，日軍不僅有步槍射擊，而且進行了炮擊，而非日方通常所認為的在８日淩晨４點２３分日軍才獲得可以開槍的命令、遲至５點多鍾才進行“還擊”的說法。隻能說，５點多是日軍更有組織、更大規模的進攻時間。

圖１０盧溝橋抗敵英雄金振中晚年照片２６七七事變真相何基灃等回憶事變中與敵衝突的過程［１］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日寇駐豐台部隊要求通過宛平縣城（縣城在盧溝橋北端），到長辛店地區演習，我駐軍不許，相持達十餘小時，至晚始退去。七日我軍接到報告說：日軍今日出外演習，槍炮都配備了彈藥，與往日情況不同。旅長何基灃當據以報告了正在保定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並促其速返。馮立即趕回北平，聽取了何基灃的情況報告，並與何布置了應戰的準備。是日夜間，日軍在盧溝橋附近演習。十一時左右，忽有槍聲數響發於宛平縣城的東方，我城內守軍當即加以嚴密的注意。夜十二時，日使館武官鬆井以電話向我冀察當局聲稱：“有日本陸軍一中隊，頃間在盧溝橋演習，仿佛聽見由駐宛平城內之軍隊發槍數響，致演習部隊一時呈混亂現象，結果失落日兵一名，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索失兵。”我方因其所稱各點不近情理，顯係別有企圖，當即拒絕了他的要求。少頃，鬆井又來電話，聲稱，我方如不允許，彼方將以武力保衛前進。又為我方所拒絕。同時得報，謂日軍對宛平縣城已取包圍形勢。我軍政當局為防止事態擴大，當與日方商定，雙方立即派員前往調查阻止。我方所派為河北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冀察政委會外交委員會專員林耕宇及冀察綏靖公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２］等三人，日方所派人為冀察綏署顧問日人櫻井、日軍輔佐官寺平和秘書齋藤等三人，於八日晨四時許到達宛平縣署。寺平仍堅持日軍入城搜索失兵，我方不許。正交涉間，忽聞東門外槍聲大作，頃刻間，西門外大炮機槍聲又起。我軍為正當防衛，乃奮起抵抗。我二十九軍司令部立即發出命令，命令前線官兵堅決抵抗，並有“盧溝橋即為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之語。在戰鬥開始不久，我平漢線的鐵路橋及其附近龍王廟等處曾被敵人攻占。至八日下午，我軍從長辛店以北及八寶山以南齊向敵人反攻，並與敵實行白刃戰，複將鐵路橋及龍王廟等處奪回。

———何基灃、鄧哲熙、戈定遠、王式九、吳錫祺：《“七七”事變紀實》，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１輯，１９６０年１月版解讀［１］此文五位作者何基灃、鄧哲熙、戈定遠、王式九、吳錫祺，均是宋哲元的下屬。何基灃（１８９８—１９８０），字芑蓀，時任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旅長。鄧哲熙（１８９４—１９８１），字仲芝，時任冀察政委會委員、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長。戈定遠（１９０１—１９７７），時為冀察政委會參事，事變發生前後作為二十九軍代表正在南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２７京負責與中央的聯絡事宜。王式九，時任冀察政委會秘書長。吳錫祺（１９０１—１９８２），字又祺，時任冀察政委會谘議。他們的回憶表明，七七事變中關鍵點在於，日軍找借口要進入中國駐軍所在的宛平城，中國駐軍堅決拒絕，於是日軍以中方不答應其無理條件而發動了進攻。

［２］周永業，字振工，事變發生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交通委員會參議、綏靖公署交通處副處長。早年曾留學日本（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曾多次參與對日交涉，故受秦德純委派作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代表參與事發時的談判。

隨向功談日軍要進宛平城引發衝突［１］七月六日［２］那天，日軍全副武裝，頭戴鋼盔（平時戴布帽），揚言有名日軍士兵失蹤，要強行進入宛平縣城內搜查。我三營一排官兵在南口站崗，力阻進犯。日軍當時為我軍所威懾，遂撤回豐台。午夜，在團部軍事會議後，團長吉星文［３］命令我帶五、六兩連，開赴宛平縣城準備參加戰鬥。我們在三點三十分出發，四點十分到達盧溝橋南端，就地就塹待命，與日軍對峙。四點四十分，日軍首先向我方發射兩槍，緊接著輕重機槍全部開火。我當即命令我官兵，以全部武器發射反擊。就是這樣，我中華兒女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終於打響了為民族複仇的一槍，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

日軍向鐵路橋西、永定河北岸的攻擊最猛烈，妄圖占領盧溝橋鐵橋，切斷平漢鐵路。我軍駐守在回龍寺的三營一排官兵亦猛烈回擊。戰鬥持續到中午十一點四十分，雙方暫時停火，清理戰場。我回龍寺三營一排官兵傷亡二十五名，三營營長金振中負傷。我盧溝橋陣地官兵傷亡三十八名。日軍被打死七十多人，大隊長一木清直被當場擊斃［４］。

———隨向功：《回憶盧溝橋事變》，載《團結報》１９８４年７月７日解讀［１］隨向功，時任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二一九團二營營長。

［２］“六日”應是七日之誤。

［３］吉星文（１９０８—１９５８），字紹武。七七事變時任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二一九團團長，率部駐守盧溝橋，打響了抗日戰爭第一槍。

［４］按此處為作者誤記，一木清直未在這次衝突中身亡，他是在１９４２年的瓜達爾卡納爾戰役中戰死的。

２８七七事變真相圖１１宛平城城門王培文談日軍欲進宛平城引發衝突［１］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２］，屯駐在豐台的日軍舉行軍事演習，給北平憲兵司令部和二十九軍公事通知後［３］，憲兵司令部隨即派分隊長楊成大前來聯絡。日軍的演習由北平南麵豐台直至宛平城郊，實際是挑釁性行動。下午五時左右，演習暫告停止。那時，我在橋頭乘涼，突然見到一名日兵牽著馬朝宛平縣方向跑來。我用日語通知他，鐵橋那邊不準去，但對方置之不理，繼續朝北走。天黑後，我回大王廟，晚八時左右，聽到日軍宿營地吹號集合點名。一會兒，日本中士軍曹帶一名士兵來大王廟，聲稱要進宛平城找人。當時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將軍曾下令，晚八時必須關閉城門。楊成大對日本軍曹說，城門叫不開，明天再交涉，並告訴他，日軍也不能隨便進城。日本軍曹堅持要當晚進城搜查。楊成大沒法，便叫我一起陪他們去叫城門。楊成大先喊：“日本部隊少了一人，要進城找人。”城樓駐軍問他是何人，楊成大答：“憲兵司令部派來的，還有你們排長王培文。”城樓回話：“宋委員長有命令，城門關了，皇帝老子來了也不開。”楊成大把這意思給日本軍曹講後，日兵大鬧。我們在城牆下站了個把鍾頭，雙方僵持不讓，日本軍曹拔出燒雞式手槍，隨即朝城樓打了一槍。這是日軍蓄意發動盧溝橋事變的信號，我是曆史的見證人。

下麵槍聲響後，城樓駐軍也不示弱，隨即扔下一顆手榴彈。我和楊成大趕緊滾向護城河，日本兵則不辭而別。十時左右，日軍開來一支隊伍，朝宛平縣城打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２９槍，後來把迫擊炮也拉出來了。城裏二十九軍駐軍以小炮還擊。至七〔八〕日淩晨二至三時，雙方仍在激戰。楊成大即回北平報告，我與駐守在鐵橋的一個連會合，向宛平縣西門外的日軍射擊。天亮時，日軍越來越多，我們向北平求援，二十九軍把駐守在北平南苑和城東的部隊調來，鐵橋守軍也增加到一個營的兵力。雙方激戰了三天。

———王培文：《我在“七七”事變中的所曆所聞》，載《團結報》１９８４年７月７日解讀［１］王培文，時任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二一九團下屬某排排長。此文反映了當時日軍派人來聯絡欲進城的情形。

［２］“六日”應是七日之誤。下文“七日”為八日之誤。

［３］此處稱日軍向中方北平憲兵司令部和二十九軍下了軍事演習通知，而當時作為冀察政務委員會負責人的秦德純並不知情，而且，即使日方下了演習通知，他們也並沒有考慮中方是否同意，擅自就劃定了演習區域，未經許可即進行演習。因此秦德純後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時說：“日軍任意在我國領土內演習，此事違反國際法，事前既無任何通知，我亦未作任何許可。”（《華北日報》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４日）中國守軍親曆者回憶事變最初的槍聲關於最初槍聲的情況，直到今天都還是一個謎團。

據清水節郎親自記述，當時根據“直感”，槍聲是實彈射擊，但未曾目擊發射閃光。並且沒有提到是中國軍所發射。

另一方麵，當年守衛盧溝橋而駐屯在該橋北端路邊白衣庵的中國軍排長祁國軒向筆者談稱：“那天夜晚，時時聽到日軍的槍聲。日本槍的聲音‘噗通！噗通！’比較低沉；中國槍‘卡科！卡科！’響聲激越。兩者不同，誰都能夠聽得出來。不過，那些槍響，是朝天發射的聲音，和水平射擊不同，聽慣了的人也能辨別，所以我們很放心，就像沒有聽到一樣。到了晚上１０點稍前，沒有脫卸軍服，正想和衣而睡，來了一個日軍使者，用中國話發問：‘有我們的人來過這裏嗎？’答說：‘沒有！’那人便回去了。可是在這個時候，日軍對我們所駐守的這個小廟已經作了能夠攻擊的部署。當夜，日軍的演習和平時顯然不同。在演習中，日本兵一接近３０七七事變真相中國軍的崗哨時，中國方麵便喊出口令（當夜的口令是‘國家’）。平時，日本兵必然會聞聲退走，可是，在這天夜裏他們卻答稱‘日本人’！毫不在乎地走進我們的陣地。看這個光景，實在是非比尋常。”還有，“第一槍”由哪一方麵射出？有人推測是共軍的便衣隊所發，藉以肇生事端；但祁國軒說：“共軍的槍聲又是一種聲音，馬上就會聽得出來，當時不像那樣的響聲。”———日本《產經新聞》社編、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第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第２—３頁秦德純在遠東國際法庭作證談盧溝橋事變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十二時十分，餘接冀察外交委員會之報告，轉告日本特務機關長鬆井之電話，謂日軍一中隊刻在盧溝橋附近從事夜間演習時，遭駐內城二十九軍三十七師所屬部隊射擊，演習部隊一時陷於混亂，點名結果：兵士一名失蹤，故日軍今夜將入城檢查，此事應如何應付，以電話請示等語。餘答謂：日軍任意在我國領土內演習，此事違反國際法，事前既無任何通知，我亦未作任何許可［１］，故即令兵士一名失蹤，我方並無責任，如兵士確實失蹤，即刻令盧溝橋駐軍會同地方警察搜索，餘如此經由外交委員會傳達意見後日軍仍強硬要求入城，並決定不獲許可，即使用兵力圍城［２］。其後餘訊問昨夜日軍有無演習，答謂：並未演習［３］。此時日軍認為不交一戰，不能入宛平城，遂由三方麵將城包圍。六時許［４］敵人用機槍射擊城內，逐步迫近，中日戰爭於焉開始。八、九兩日戰鬥甚為激烈，敵軍死傷甚眾。敵見戰況不利，九日遂派鬆井等來求交涉，謂失蹤兵士業已尋獲［５］，可以和平解決。於是又即開始商談，結果決定如下三項：①雙方立即停止戰鬥；②雙方軍隊撤至原來防地；③盧溝橋及宛平城守軍改由其他部隊代替對日敵意稍濃厚之三十七師部隊。並加附屬協定，敵今後不得發生同樣事件。然日軍以該條項為緩兵之計，乘機抽調關東軍部隊來平、津作戰。十四日雙方複開始戰鬥，戰況愈益激烈。此即盧溝橋事變之經過及交戰情形。發動事變之敵軍主要軍官係天津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旅團長川邊［６］、聯隊長牟田口廉也、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７］，又事變當時之參謀長係橋本［８］。然最初領導占領華北者，乃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土肥原賢二［９］。

———《華北日報》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４日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３１解讀［１］秦德純出庭作證表明，日軍演習未獲得中方許可。事實上，在那以前的十餘天中，日軍不斷地在進行實彈演習，未必通知中方演習事項。據王培文回憶，７月７日日軍在盧溝橋一帶演習前卻向北平憲兵司令部發了通知，似乎預示著此次演習有特別含義。但即使下了通知，也並未獲得中方的許可。

［２］日軍找借口要進入宛平城，並以武力相要挾，正說明他們一心要挑起戰爭。

［３］此是１９４６年秦德純說的話，上距七七事變已有９年了，其回憶中的某些細節恐有一些誤差。此處所言日軍“並未演習”，顯為誤記。

［４］“六時許”指的是日軍從三麵包圍宛平城並已開始了大規模進攻的時間，實際上在此以前，日軍已與中方開始了相互的射擊，其中８日淩晨３點鍾以後，日軍還進行了炮擊，《申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即有如下報道：“日軍此次三度炮攻宛平縣城，一為七日夜三時後……”［５］日方並非遲至９日才承認失蹤士兵已找到，在８日淩晨兩點多中日雙方交涉中，日本特務機關長鬆井便承認了失蹤士兵已找到，但是他仍毫無道理地堅持要讓日軍進入宛平城，稱調查該士兵是如何失蹤的。

［６］為河邊正三之誤。

［７］酒井隆（１８８７—１９４６），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２０期、陸軍大學第２８期。１９３４年８月被任命為日本駐天津的中國駐屯軍參謀長。１９３５年曾拔刀逼何應欽在《何梅協議》上簽字。七七事變發生時任日軍第十四師團步兵第二十八旅團旅團長，當時軍銜為少將。抗戰勝利後作為戰犯在南京被處決。

［８］橋本群，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第２８期軍刀組。七七事變發生時任駐屯軍參謀長，少將軍銜。１９３８年１月調任日軍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

［９］土肥原賢二（１８８３—１９４８），先後畢圖１２率第十四師團到華北作戰的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１６期、陸軍大學第土肥原賢二３２七七事變真相２４期。曾長期在中國從事間諜情報工作，策劃了“九一八”事變和華北自治運動，逼簽了“秦土協定”。七七事變發生時，他正擔任日本陸軍第十四師團師團長，率部加入華北的戰鬥。在中國作惡多端，抗戰勝利後作為甲級戰犯被遠東國際法庭判處死刑。

秦德純激勵我軍抗敵七七之夜，約在十一時四十分鍾，我接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宗瀚［１］及負責對日交涉的林耕宇專員電話，謂據日本特務機關長鬆井說，本日有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但在整隊時，忽有駐盧溝橋之第二十九軍部隊向其射擊，因而走失士兵一名，並見該士兵被迫進入宛平縣城（即盧溝橋城），日本軍官要求率隊進城檢查。我答：“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妨害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搜查，致起誤會。惟姑念兩國友誼，可等天亮後，令該地軍警代為尋覓，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還。”答複後夜晚二點，外交委員會又來電話，謂日方對我答複不滿，強要派隊進城檢查，否則日軍即包圍該城。我即將此經過，以電話告知馮治安師長，及駐盧溝橋之吉星文團長，要嚴密戒備，準備應戰。同時並令吉團長，派官長偵探豐台方麵敵人動態。到淩晨三時半，接吉團長電話報告：“約有日軍步兵一營，附山炮四門及機關槍一連，正由豐台向盧溝橋前進。我方已將城防布置妥當。”我當即對吉指示：“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並以此處置通知馮師長。

八日拂曉約五點，日軍已在宛平城之東麵、東南麵及東北麵展開包圍態勢，先要求他的外交人員進城，繼又要求武官進城。均經我吉團長與王冷齋專員（行政督察專員）拒絕。日方武力威脅之伎倆已窮，即開始向城內炮轟，並掩護其步兵前進。事前我曾告知吉團長，日軍未射擊前，我方不先射擊，待他們射擊而接近我最有效射擊距離內（三百至四百公尺），我們以“快放”“齊放”猛烈射擊，因此日軍傷亡頗重。

在八日對戰時，盧溝橋鐵橋上原駐我步兵一連防守，雙方爭奪鐵橋，備極慘烈。曾被日軍將鐵橋南端占領，我軍仍固守鐵橋北端。彼此對峙至九日拂曉前，我方由長辛店調遣部隊，協同我橋北端部隊向鐵橋南端日軍予以夾擊。是夜，細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３３雨紛霏，敵人正疏戒備，我官兵精神抖擻，輕裝持步槍、手榴彈、大刀，出敵不意，秘密接近橋南端，將該敵悉數殲滅。當其被大刀隊砍殺時，他們有的卑躬屈節，跪地求饒，所謂皇軍威嚴，已掃地無餘。

———秦德純：《七七盧溝橋事變經過》，載台灣《傳記文學》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６２年６月出版解讀［１］魏宗瀚，字海樓，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盧溝橋事變時曾參與談判。

洪大中談我盧溝橋駐軍奪回鐵路橋與龍王廟［１］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這天，我傳遞的電話主要是時斷時續的戰況。日軍的氣焰很囂張，在我們尚無作戰準備的情況下，偷偷摸摸地占據了永定河沿岸的龍王廟和平漢鐵路橋。這就意味著我宛平城防守軍可能腹背受敵。因為日軍通過鐵路橋，隨時可以踏上永定河西岸，迂回至盧溝橋，堵住宛平守城部隊的退路，一麵分兵進犯長辛店，良鄉、汲縣一帶是平川，無險可守，則大河以北危矣！北平將成為一座死城，我軍亦會陷入包圍。所以平漢鐵路橋和龍王廟在軍事上關係極大。但八日這一天日軍未向永定河西岸運動，主要是他們後續部隊尚未到達，少數日軍又怕被我消滅在河灘的開闊地上。這就給我們極為有利的時機。我軍於八日黃昏時組成大刀突擊隊，在何基灃的親自指揮下，一舉奪回平漢鐵路橋和龍王廟，完全恢複了永定河東岸的態勢，減少了宛平縣城側後的威脅。當小劉［２］告訴我這一喜訊後，我懸掛了整整一天的心才安定下來，馬上向北平電告。秦德純和張樾亭［３］叫我轉告前方官兵，表示祝賀和慰問。據小劉說，何旅長八日黎明前就到了宛平，挑選突擊隊，並把第二一七團調到永定河西岸作預備隊，警備河防。入夜，第二一九團的突擊隊手持大刀短圖１３指揮盧溝橋作戰的何基灃旅長３４七七事變真相槍，在河西岸集結待命。城裏的人沒有聽見槍響，就聽說收複了平漢鐵路大橋和龍王廟。原來，我突擊隊是用大刀砍退了日本鬼子，所以聽不到槍聲。倒是在宛平城上，為了掩護奪回鐵路橋，我軍的機槍齊鳴，轉移了日軍的注意力，收到很好的效果。

———洪大中：《揮淚告別盧溝橋》，載《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解讀［１］洪大中，時任宛平縣政府秘書兼第二科科長。這段文字記述我軍奪回的鐵路橋和龍王廟，為扼守平綏、平漢鐵路出入北平的咽喉要地，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２］小劉是宛平縣政府接聽前線電話的工作人員。

［３］張樾亭，七七事變時任第二十九軍參謀長，曾受宋哲元之命於７月２５日赴南京向中央彙報平津形勢。

孫文濤回憶盧溝橋血戰［１］１９３７年，國民革命軍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二一九團的第三營駐防宛平。該營為“四四編製”的特大加強營，轄４個步兵連，事變爆發後，團部又配給它一個機槍連，輕重迫擊炮各一個連，該營還收編了一個保安隊（連），合計１４００餘人，相當於舊軍隊一個半正規團。每個步兵班都有一挺輕機槍或擲彈筒，彈藥很充足。像這樣強火力的部隊，在舊中國軍隊中是罕見的。

【中略】晚上１０點多鍾［２］，城東鐵路橋涵洞走出一隊鬼子兵，排著四路縱隊，每隊十幾個人，全副武裝整齊地向東門走來，一個小隊長模樣的頭頭走在前麵。到城下用中國話叫門稱：“我們演習時丟失一人，要進城搜查！”帶班的馬排長在城上回答：“城裏沒有你們的人，不能開門！”城下日軍堅持要開城門。城上城下的人言來語去，僵持不下，正在劍拔弩張的時候，隻聽“砰”的一聲清脆的槍聲，一顆子彈從日軍隊伍中射出擦著城牆飛向夜空。隨著這槍聲，潛伏在鐵路東側的日軍一齊開火，輕重機槍及山炮急風驟雨般射向宛平城，城上守軍被迫還擊。敵人火力太猛！為了減輕東城上的壓力，我認為應以攻為守，派隊伍出擊，金振中欣然同意。遂即令十連出西門繞北城牆向東，先驅逐盧溝橋車站之敵，奪回車站；隨後向南展開，火力直接威脅沙崗子敵指揮部。敵人是沿鐵路向南展開隊形，我軍是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３５從北向南打，正好給它來了個“穿糖葫蘆”，把敵人揍得稀裏嘩啦。

我軍規定的聯絡信號是用手電筒蒙上紅綠綢子，敵人也是用紅綠燈，造成雙方互相誤會，當隊伍衝上去就混打到一起了，敵後有我，我後有敵。在黑暗中隻要不說話，誰也不好下手，因此雙方傷亡都不大。翌日淩晨兩三點鍾，東方天空有些發白，雙方軍服的顏色還分辨不清，卻先發現日軍帽子後邊有個“屁股簾”正是大刀砍的靶子。小鬼子的刺槍術不錯，但不如大刀來得利落，刀起刀落寒光凜凜，殺得敵人不是少胳膊斷腿，就是做了無頭鬼。這一場惡戰殺得日軍鬼哭狼嚎，日方傷亡慘重，我方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那天早上，我方能夠自己走下來的彩號，按原路回城到包紮所從我門前經過，不足一小時門前的路都被染紅了。

日軍因待援，假惺惺的提出與我方談判。連日來時常是談談又打打，而打打又停停。東門始終是敵人主攻目標，日軍集中山炮向我猛烈轟擊，將東門北側的城牆炸開一個大豁口，步兵輪番向豁口發起衝鋒。盧溝橋西岱王廟是永定河河務局，局長劉鬱馥捐獻出上萬條防汛的麻袋，組織民工裝上河砂，幫助軍隊冒著槍林彈雨往城上背，拚命補修城牆。剛剛補好的城牆又被炸開，就再修，反複多次。有的士兵負了傷，有的犧牲在自己剛壘起的那段城牆上。敵人的炮火接連不斷，修城的勇士前仆後繼英勇抗敵，不少鬼子兵喪命於城下。與此同時西門外大炮、機槍聲又起，我軍奮起抵抗，我二十九軍司令部立即發出命令，命令前線官兵，堅決抵抗，並有“盧溝橋即為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等語。戰鬥開始不久，我平漢線上的鐵路及附近的龍王廟等處被敵人占領。

８日早上５、６點鍾團部派機槍連來增援，據說他們是從長辛店以南跑步來的。當尖兵剛一上橋，發現鐵橋北有一隊鬼子兵一二百人，前部已到河心，排尾進入了河灘，欲奔襲長辛店團部，並切斷三營後路。連長接到尖兵報告，立即命令全連上石橋一字排開堅決消滅敵人！四挺重機槍，十幾挺輕機槍一齊咆哮，一下子把敵人打蒙了，除極少數幾個鬼子帶傷逃脫外，都打死在鐵橋下。

８日早約６點鍾，吉星文團長帶著四個馬弁從長辛店急馳而來。先到前方團部聽了我的敵情報告，準備去營部，出房門時，敵人的炮火打得正凶，縣政府被炸毀了，西門樓東北角飛簷被炸飛了，正落在我的大門口。六個傳令兵同我跟隨團長剛走到院中，一發迫擊炮彈帶著刺耳的呼嘯聲飛過頭頂，我奮不顧身用力推倒團長，隻聽“轟”一聲爆炸，立時磚土飛揚，影壁牆被打掉一個角，我們距爆炸點僅有兩三米遠。我們十一個人爬起來完整無缺，抖掉身上的碎磚土塊，再一看團長３６七七事變真相右前額掛了彩［３］。【中略】吉星文帶傷在三營營部同我與金振中研究戰況，調整部署。最後對我們交待：總的意圖是撤出宛平縣城［４］，到橋西組織抵抗。重迫擊炮連先撤到橋西構築迫擊炮陣地，火力支援橋東撤退，其他各部順序後撤，由十一連擔任後衛。安排完畢，我們一同出西門，隻見剛進城的重迫擊炮連正在過橋。遠望鐵橋十一連陣地戰鬥異常激烈，敵人火力越來越猛，攻勢越來越大，十一連要頂不住，全營就不能撤出宛平。團長馬上調十一連連長，親自交待任務，明確指示：要死守盧溝橋！連長帶著與鐵橋共存亡的決心回去重新調配部隊。我們目送團長上橋回長辛店。各部隊開始向石橋集結。金營長按計劃命十一連向城西靠攏。第一次傳回來的答話是：守鐵橋比守石橋重要，十一連誓死守鐵橋！金營長下達撤退命令，第二次傳回來的答話是：團長交給十一連是守橋的死命令，我們不服從撤退命令。說話間，敵人的火力完全封鎖住鐵橋與縣城的通道，形勢相當危急，圖１４在盧溝橋打響抗戰第一槍的是金振中舍不得丟掉十一連，心急如焚。連續吉星文為團長的二一九團派出幾個傳令兵，都在封鎖線上負了傷，命令再也送不上去了。金營長隻好派十二連組成突擊隊上去接回十一連，同時加強西北城牆上的火力掩護。十一連見十二連上來了，誤認為是增援，索性把隊伍拉到鐵橋北，把南段陣地讓給十二連，十一連整體壓縮到龍王廟一線集中防禦。十二連接應無望，隻能退回城。日軍趁勢包圍了十一連，火力同時威脅到石橋，橋上已經不能站人了。金振中隻好停止撤退，重新調整部署，此後以搶鐵橋、奪龍王廟為中心與日軍酣戰三天四夜。

幾天來，金營長為十一連突不出重圍揪著心捏著汗。每天晚上我們都組織突擊隊營救均未奏效。十一連每當聽到外麵有喊殺聲，就組織突圍，可是衝殺聲一天比一天小，最後什麼聲音都沒有了……我們趁雙方停火的間隙才把全連僅剩下的連長和司號員救出來，連長身負重傷被抬下陣地，其他弟兄都陣亡了。十一連連部設在前方團部對門一家（居民不在了）院裏，從其他連隊，抽調一個班為之站崗，大門上懸掛著油布製的十一連部牌子。

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３７連長含淚彙報戰鬥經過，使人心碎肝裂。龍王廟是守鐵橋的要地，失守三次又被奪回三次，戰鬥慘烈。最後時刻隻能由司號員爬到死屍上找子彈，用壓彈機為連長壓子彈。當時部隊用的是德國“達姆彈”，機槍步槍混用。當敵人進攻時，連長打機槍，司號員躺在戰壕裏仰天吹衝鋒號。我一生參加過多次戰鬥，像十一連這樣頑強悲壯的阻擊戰還遇到不多。全營官兵為犧牲在龍王廟戰鬥中的抗戰英雄們流出了悲憤的眼淚。

———孫文濤：《曆史不會忘記盧溝橋畔的槍聲》，載《人民日報》１９９７年７月７日解讀［１］孫文濤，時任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二一九團偵察參謀，在戰火中的宛平城協助金振中營長指揮戰鬥。

［２］指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

［３］據王冷齋回憶，吉星文因日軍炮擊受傷一事發生在７月２０日。

［４］吉星文團長讓我守軍撤出宛平城，應是７月９日按中日雙方在北平談判確定的雙方停止衝突、各自後撤的決定實行的。而事實上日軍既不後撤，還不斷開火，談判作出的決定很難真正落實。

台灣學者剖析盧溝橋事件爆發真相盧溝橋事件，自發生到開戰，其過程相當複雜，歸納起來，有下述兩個情況，值得探究其真相：第一個情況，是日本兵失蹤的問題。

依據日方的說法，七月七日晚間十點四十分左右，在盧溝橋砂石場演習中的日軍第八中隊，突然受到背後堤防方麵中國軍陣地發射的數發步槍實彈射擊，接著又有來自右後方平漢鐵路鐵橋方麵的十多發射擊。中隊長清水節郎立即下令停止演習，集合官兵點名，發現缺少了一名新兵，急忙派傳令班長乘馬馳赴豐台，向大隊長報告；同時帶著部隊向東方村落移動，八日午前一點鍾，到達西五裏店。至於失蹤的新兵，是因為大便離隊，在二十分鍾之後就已經歸隊，而清水中隊長卻是在兩點零三分，和由豐台趕來的第三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會合時，才向他報告。

這個說法，出於日軍在事後編造的“第三大隊戰鬥詳報”。有一位在日本史３８七七事變真相學界被公認為是研究中日戰爭史的權威學者秦鬱彥，就采用這個說法，並且在他的著作中強調：“清水中隊長在四個小時後，才報告失蹤兵已經發現，以致日本方麵為了找尋這個兵，深夜通過外交交涉，要求進入宛平縣搜查，而使中日雙方對於此一事件產生了過分重大的印象。”對於上麵這個說法，筆者認為值得懷疑。因為當年的日本軍隊，素以管理嚴格，辦事切實著稱。失蹤了一個兵，又找到了，在一個中隊長的立場而言，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怎麼會糊塗到四個小時之後才向上麵報告？筆者就是被這個懷疑驅使著，結果找到了一件真實的史料，那就是一木清直大隊長於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東京《朝日新聞》舉辦的“盧溝橋事件一周年回顧座談會”上的發言，他說：“七月七日晚間十二點鍾左右，得到清水中隊長派來傳令班長的報告，我當時對於受到槍擊的情況並不在意，但一個兵失蹤，問題重大。於是立即打電話到北平，向聯隊長報告，並陳述要帶著隊伍到盧溝橋，和支那方麵辦交涉。聯隊長指示：好！豐台我軍，應即出動，占領一文字山（在宛平城東北郊約一公裏，我國地名‘沙崗’，日本人擅自改稱‘一文字山’），部署戰鬥隊形，等到天明，和盧溝橋的營長交涉。我當即緊急集合部隊交待中島中隊長指揮赴援，我自己帶了一個隨從，先行出發。八日午前一點鍾稍過，趕到了砂石場，與清水中隊長會合，據報告那個兵已經找到，並無異狀。”一木大隊長這一段談話，當然是最可靠的史料，但秦鬱彥不予采用，卻依據日軍在事後編造的“第三大隊戰鬥詳報”，指摘清水中隊長延遲報告失蹤兵已歸隊的事實，其用意顯然是在掩飾日軍借故挑釁的責任。

第二個情況，是在北平深夜外交交涉的經過。

日軍第一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在十二點鍾左右接到一木大隊長電話報告後，立即通知擔當聯絡任務的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向我方提出交涉，要求讓日軍進入宛平城，找尋失蹤士兵。我方婉言拒絕日軍入城，允由宛平警察保安隊代為找尋了一個小時，毫無蹤影。直到深夜兩點鍾，河北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奉命到日本特務機關，說明找不到那個兵，此時，鬆井特務機關長才說出，兵已歸隊，但為了明了失蹤的情形，還須要到宛平城內調查，以便談判；王冷齋反詰他說：隻要問問那個兵本人，不就明了了嗎？但鬆井仍然堅持要去調查，結果決定雙方派人會同前往宛平。三點鍾，剛要出發，日軍聯隊長牟田口廉也突然邀王冷齋去見麵，聲色俱厲地查問王冷齋是什麼身份，有無處理事件的權責。像這樣，又爭持了半個多小時，快到四點鍾，王冷齋一行才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３９得出發。

依照一木大隊長的談話，他在一點鍾已經知道失蹤兵歸了隊，當然會盡快向北平報告。可是北平日本特務機關卻把這個事實隱瞞到兩點鍾才說出來。而且自十二點多到兩點鍾之間，向我方嚴重交涉，要求找人，其目的顯然是在製造精神壓力，企圖迫使宛平城內我軍退往西門，讓日軍占據東門。同時，可能是唯恐我軍先發製人，乃利用交涉，拖延時間，使豐台日軍第三大隊主力到達沙崗，部署攻擊態勢。並將在通州的第一大隊調到北平朝陽門外靶場集結，開赴豐台。

而第三大隊在七月八日拂曉，就槍炮齊圖１５反映盧溝橋抗戰的版畫鳴，對宛平城及永定河堤防一帶我軍猛烈進攻。

從上麵兩點簡單分析，可以了解盧溝橋事件即使是偶發的，但是牟田口廉也、鬆井太久郎等軍人立即把握機會，耍弄陰謀，企圖強占宛平的事實，昭然若揭，後人怎麼能夠替他們掩飾得了。

———陳在俊主講、謝培屏整理：《日本發動盧溝橋事件的真相與背景》，載台灣《近代中國》第４１期，１９８３年６月出版王冷齋盧溝橋抗戰紀事詩［１］一聲刁鬥動孤城，報導強鄰夜弄兵。月黑星沉煙霧起，時當七夕近三更。

暗影沉沉夜戰酣，大刀隊裏出奇男。霜鋒閃處寒倭膽，牧馬胡兒不敢南。

（八日九日兩夜，夜戰極烈，我軍大刀隊突襲敵陣，斬馘無數。有少年健兒手刃數敵，日兵避易，不敢前進。）———王冷齋：《盧溝橋抗戰紀事詩》，轉引自郭景興、蔣亞嫻《七七事變追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６月版，第１７７—１７８頁４０七七事變真相解讀［１］王冷齋有盧溝橋事變紀事詩５０首，此處所選為其中二首。前一首描述七七事變之夜日軍挑起爭端，後一首描述我軍大刀隊襲擊敵軍奪回陣地情景。

關於事變的新聞報道盧溝橋事變成因及其最初情形［１］自去年日本在華北增兵後，迭在豐台建兵營機場，進而謀在盧溝橋作同樣設備。縣長兼專員王冷齋，周旋應付，煞費苦心，卒獲保持土地之完整，遂為日方所痛恨，此為事件之遠因。最近又以此間當局久滯梓鄉［２］，交涉失其對象，而國大代表選舉遵令進行，複予以多少刺激［３］，乃欲造成恐怖局麵，以達壓迫當局返平之目的，此為事件之近因。邇來日軍頻頻在盧演習，且皆實彈露營，人民已司空見慣。但至七日夜間，人數忽增，至八日晨三時二十分左右，忽散開成為散線，以宛平縣為目標，向西急進。至距離約百米時，竟發炮鳴槍，衝鋒前進，於是事件之衝突，遂開始矣。【中略】據探悉當日軍向我進攻時，我方初猶疑係日軍演習，及其愈迫愈近，有意挑釁，始知係欲搶奪縣城，當即起而應付，為正當防衛計，予以還擊。因縣城甚小，苟不抵抗，即將不保也。日方見我抵抗，更以小鋼炮小過山炮轟擊，其目標在奪取盧溝石橋，進取縣城。自八日晨三時半起，至八日晨七時五十分，槍炮聲不停。我方死亡約六七十人。附近大井村一農民，且無辜被日軍斬首。日軍方麵據傳死準尉一人，一少尉負傷。自八時以至十一時，為雙方接洽調停之時間，十一時我方以日方所提先撤兵條件不能接受，日方乃又開始攻擊，至十二時始複停止。直至下午六時雙方麵尚在對峙中。此關於日軍向我軍挑釁之經過也。

———陳國輝編著：《炮火下之華北》，上海，華光書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１１３—１１４頁解讀［１］本文摘編自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報紙的一些新聞報道。

［２］指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回老家山東樂陵，遲遲未歸。

［３］指當時正進行的製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日本一直想搞所謂華北自治，脫離中央，自然對於華北參與國民政府組織的國大選舉活動大為不滿。

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４１圖１６日軍強行在豐台修建飛機場天津《益世報》報道事件經過［１］【北平通訊】七日夜十二時許，日鬆井武官用電話向冀察軍政當局聲稱：昨夜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郊外演習，忽聞槍聲，當即收隊點驗，發現缺少一兵，同時認為放槍者已入城，要求立即率隊入城搜查該兵雲雲。我方當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殊足引起地方不安。同時，我方在盧部隊，昨日竟日均未出城，該種槍聲，決非我方所致，婉加拒絕。但不久鬆井又來電話，聲稱我方如不允許，彼方將以武力保衛前進雲雲，同時我方已得報告，日軍對宛平縣城已取包圍前進形勢，於是我方再與日方商定，雙方即派人員前往調查阻止。日方所派為寺平副佐、櫻井顧問，我方所派為冀省第四行政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外委會專員林耕宇，暨綏靖公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至今晨四時許，到達宛平縣署，寺平仍堅持日軍須入城搜查，我方未允。正交涉間，忽聞東門外槍炮聲大作，我軍未予還擊；俄而西門外大炮機關槍聲又起，連續不絕，我軍仍鎮靜如故。繼因日軍炮火更烈，我軍為正當防衛，萬不得已，始加抵抗。我軍傷亡頗眾，犧牲甚大，但仍請其停止進攻，調回原防，否則責任應由彼方擔負。日方答以永定河方麵尚有二十九軍騎兵，要求退去，方能再談其他。現雙方仍在對峙中。我方駐盧者均為步兵，並無炮兵，昨夜炮聲均為日兵所放，我方軍政當局均極鎮定，不願事態擴大，希望立即停止戰鬥狀態，入於外交狀態，倘對方一再壓迫，進攻不已，為正當防衛起見，不得不與周旋雲。

———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４２七七事變真相圖１７《益世報》報道盧溝橋事變爆發解讀［１］此通訊言簡意賅，點明了幾個要點：一是日方借口一士兵失蹤而堅持要進入宛平城；二是不答應此要求日方即以武力奪城相威脅；三是雙方交涉，日方提出中國駐軍撤離宛平城外永定河防區。

盧溝橋事變原因與最初的戰鬥［１］關於七月七日的經過，中央社北平通訊有極詳盡的報告，錄如下。

（１）啟事遠因：二十九軍自去年被日軍無理壓逼撤出豐台後［２］，即在宛平縣永定河岸駐防，城內外駐三十七師馮治安部步兵一營另三連，其地去北平三十餘裏，去豐台七裏，去盧溝橋約三裏。以位於平漢、平綏、北寧三路［３］交叉中心，頗據形勢。駐豐台日軍嚐因該地馮師駐在，竟一再要求當局撤退該地駐軍及將長辛店讓出，我方當即拒絕。去冬日方為求擴大豐台兵營增加駐軍計，乃擬在盧溝橋、長辛店、宛平縣三地間置一軍事堡壘，以為豐台駐軍犄角而便於監視我方宛平、永定河駐軍。後因民眾反對，紛請當局交涉製止，未容日方如願以償，然日方無時不在夢想此事之現實也。

（２）衝突口實：最近一周，豐台日駐軍嘉田、?木兩大隊騎步兵［４］，逐日在盧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４３溝橋附近演習示威，我駐軍悉隱忍不較。七日晚，嘉田部隊一中隊複於盧溝橋演習夜戰，既畢，點名發覺缺少斥堠騎兵一名［５］。據日方事後聲稱，彼時忽聞宛平縣城內槍聲一響，即借此為口實，謂宛平城內駐軍，向日兵射擊，其失蹤之兵士，當係被我方擊斃，要求入城搜查。我駐軍以時在午夜，居民皆已入睡，恐一遭驚擾，治安必紊，予以拒絕。駐平日軍特務機關長鬆井，根據嘉田之報告，以電話通知秦德純，要求飭令宛平縣開城，秦亦以前項理由答複。嗣鬆井複以電話告秦，謂如不許日軍入城，即武裝衛護隊伍入內。同時宛平縣駐軍及專員公署，亦以電話向秦報告，雲日軍增加至四五百名，對宛平縣城取包圍攻勢，盼速交涉製止。秦乃通知鬆井，要求彼方速派員協助冀察會中人駛往調查勸阻，鬆井乃派其副機關長寺平，駐平步兵第一聯隊長牟岡〔田〕口，協同冀察會軍事顧問日人櫻井、宛平專員王冷齋、冀察外委會參議林耕宇、冀察交通委會參議周永業等，乘汽車前往肇事地點。

（３）大舉圍攻：寺平到後，竟拋卻其調查使命，代嘉田仍申前項要求，正爭執間，突然東門發現槍聲，西門則起炮聲，並雜以機關槍聲。我守軍初時尚力持鎮靜，後見對方壓迫漸緊，炮火漸密，遂奮起抵抗。雙方對抗至九時許，槍炮聲始稀，我駐盧溝橋附近龍王廟軍約一排，不及撤退為日軍所乘而繳械。衝突略停後，我方檢查死傷共二十餘人，日方則死傷小隊長以下十餘人。此際平津雙方當局，均已得悉，互以電話接洽，各飭自方隊伍，停止攻擊。惟日軍則散兵線臥倒於永定河岸叢林內，取待機之勢。牟田口則要求我宛平駐軍立即退出，永定河岸軍隊，亦須撤退。我則不允。至十一時半談判仍無結果，衝突乃再起，但未幾即停止，仍繼行談洽。日方要求如前，惟已聲明失蹤之兵士，業已返隊，對二十九軍射殺其士卒一點，作罷不談，隻認二十九軍有抗日行為，必須撤退。我則堅持須日軍回返原防，以後再談其他。談判終歸決裂。午後三時，複發生衝突，三時半再停。牟田口即於此時致通牒於王冷齋及宛平城內駐軍，限晚六時退出，否則大舉進攻，我未之睬。迄六時，日方無甚動靜［６］；八時左右，槍炮聲複作，其後情況不明，聞張自忠已於晚七時乘汽車赴肇事地調查［７］，擬設法阻止事態之擴大。

———《中國的抗戰》第１集附錄，密勒氏評論報社１９３８年８月版，第６—１５頁解讀［１］此報道的要點，一是宛平城位置重要，日軍一直想將其占據；二是日軍借４４七七事變真相口一名士兵失蹤而要進入宛平城，實欲侵占之；三是日方無理要求我軍撤出宛平及永定河防區，我軍則要求日軍撤回豐台原駐防地，雙方分歧太大，７月８日的談判毫無結果。

［２］豐台是交通樞紐。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日軍強行進駐豐台火車站。１９３６年４月以後，日本陸續向華北增兵。為把我第二十九軍擠出豐台，日軍先後於當年６月和９月製造了兩次與中國軍隊衝突的豐台事件。前一次事件後日軍迫使宋哲元同意將原駐豐台的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下屬的營長崔蘊秋部換防調離，而日軍則於７月在豐台建起了兵營，駐軍增至２０００人；後一次事件後日軍進一步迫使中方將駐軍完全撤出豐台鎮，移防至豐台東南的趙王莊、新林莊一帶。

［３］平漢、平綏、北寧三路分別指北平到漢口、北平到歸綏（今呼和浩特）、北平到沈陽三條鐵路。這三條鐵路在豐台交會，成為進入北平的咽喉。

［４］豐台日駐軍“嘉田”“?木”兩個大隊隸屬於駐北平地區的中國駐屯步兵旅團（旅團長河邊正三）第一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按嘉田，應是加藤之誤（可能因當時記者通過電話向報社報道，同音致誤）。第一聯隊第三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原姓加藤，盧溝橋事件，就是由他所率大隊引起的。

圖１８我軍向進攻盧溝橋鐵橋的日軍射擊［５］斥堠指通信兵。當時失聯士兵名叫誌村菊次郎，因解手而耽誤歸隊時間。

［６］據有關新聞報道和當事人回憶，通牒限定的最後時間為下午６點，時間一到，日軍即對宛平進行炮擊，炮彈當即落入縣府公署內。

［７］此為傳聞，張自忠未到衝突現場去。

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４５７月８日淩晨５時以前中日兩軍一直存在衝突戰事延至上午五時稍停。惟雙方仍在對峙中，不時還可聽到斷續的槍聲。總計是役我軍傷亡十餘人，損失頗重。而日軍此次之演習，及炮擊我軍之各項行動，確是一種早已預定的計劃。我軍為保衛國土及正當防衛起見，不得不與日軍周旋，不過隻要日方答應雙方同時撤兵，則我方仍願與之作和平談判。

———《盧溝橋事件經過》，載《戰地通訊錄》，鐵血出版社，第１頁７月８日淩晨３時以後，全天日軍多次炮擊宛平城據盧溝橋逃難來人談，日軍八日晨三時廿分至七時五十分，又十一時至十二時止，兩次向我發炮約百八十餘響。下午七時半後，又陸續射擊數十發，城內落炮彈甚多，損失頗巨。現縣長兼專員王冷齋，仍在城內主持一切，意誌甚為堅決。

———上海《興華》周刊第３４卷第２６期，１９３７年７月出版圖１９日軍炮擊宛平城７月８日日方要求中方撤出宛平，並炮擊宛平城據宛平縣警官柏榮光談，七日深夜發生衝突後，八日日方致我通牒，竟要求限於六時前，自縣長以下至百姓，應全部退出，欲來接收縣城。當時王縣長因電話電報俱斷，無法向長官請示，隻與本人（柏自稱）與金營長商議竟日，尚未得有結果。日軍已開炮轟擊，此役彼方目標完全在於縣府，因縣府屋頂豎有旗杆，可作彼射擊標準［１］，故縣府同時受中四炮，縣長臥室、大客廳及第三科辦公廳等處均被毀，後將旗杆卸去，發炮目標遽失，遂多落於民房。共計日軍此次三度炮攻宛平縣城，一為七日夜三時後，二為八日上午十時後，三為八日下午六時後，共發炮二百餘發。我方死傷現尚不知確數，但已收殮屍首六十餘具，抬赴長辛店塋地掩埋。受傷者約有４６七七事變真相百二十餘人，亦已陸續運至臨時所設之醫院醫治。日軍死傷實數不詳，但與我方亦不差上下，其死者已運往豐台或天津。由此觀之，此次戰事不能謂不激烈雲雲。

記者與柏分手後，複往各街衢大略巡視，因接防伊始，戒備仍嚴，故不克十分自由，且新雨初晴，泥濘載道，除保安隊之巡邏外，絕少行人往來，景象淒冷。睹之徒增憤慨，又因一切損失均待調查，人民驚魂甫定，不願與縣境外人閑談，用是調查頗難。

（十日中央社電）———《宛平城視察記》，載上海《申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解讀［１］或認為日軍是通過日方入城談判人員返回後告知縣衙具體位置，為炮擊明確了目標方位。此說存疑。日軍的間諜工作做得很細致，戰前就應當對宛平城內的布局了如指掌。開戰後又如此文所說，有縣衙旗杆為標誌，因而日軍的炮擊能準確命中縣衙。

７月８日夜二十九軍派大刀隊出擊［１］記者十日晨再度赴宛平視察，行經戰場，見禾苗盡被踐踏，間遇死屍橫陳。據當地人說，戰事以八日晚最烈，是夜十一時許，日軍二百餘人由永定河東岸向河西進攻，搶奪盧溝橋，橋西我金營［２］一排當時全軍覆沒，縣城西門城上守城某連長眼見日軍前進，我援軍不繼，氣憤不堪，不待命令，即派一排兵出西門往援。該排兵士丟掉步槍，持大刀手榴彈黑地裏偷偷前進，行近日兵時，舉刀砍殺，聲震四野，日兵猝不及防，死三十餘人。該排兵士中有一十九歲青年連砍日兵十三人，並生擒一人，該日兵跪地求饒，亦被砍殺。旋又有援軍一連，由某處開到，將過橋日軍所餘百餘人全數殲滅，奪回全橋。在盧溝橋車站指揮日軍的河邊旅長［３］，幾被我生擒。至九日晨三時戰事方完，此連士兵亦死傷四分之三，僅有一排生還，悲壯忠烈，實所罕見，即日軍指揮官亦為之咋舌。

八日至九日兩日間，雙方死傷均為二百餘人，就兵器言，日軍死傷應少於我軍，今竟死傷相等，可見我士氣確極旺盛。記者九時許回平，路經大井村時，日兵已在此布崗，至下午三時，該村即完全被日兵占領。

———上海《立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４７解讀［１］此役是在團長吉星文的指揮下，派出大刀隊，奪回被日軍占領的平漢鐵路橋和回龍廟。

［２］金營指二一九團金振中率領的第三營。

［３］河邊旅長或是指日軍河邊正三旅團長。但河邊正三當時不在盧溝橋作戰現場。

日軍咄咄進逼，我方一再忍讓［１］日軍於七月七日夜間，攻擊我盧溝橋。盧溝石橋乃以東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橋之北，有平漢鐵橋平行而立；石橋之東，緊接宛平縣城。那時城內僅有二十九軍一營，負看守兩橋之責。日軍七日夜間，進入鐵橋東端，我軍一麵奉命守橋，一麵奉命對於日軍非待其開槍不得還擊。這太難實行的雙重命令，使守護盧溝橋的我軍，眼看著人家在城周活動，不能出擊。現在已黑夜襲到鐵橋上來，當然要打了。然而雙重命令逼迫下的軍隊，仍然隻得忍耐下去，不敢開槍。但當夜人家由永定河上遊潛過河西的部隊，與他們河東的部隊東西夾擊，我們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盧溝橋便為他們所侵占了。

橋西五六裏的長辛店，駐的是吉星文團。他看橋一失守，怒不可當，他負著守護北方與本部各省聯絡的唯一咽喉的責任，主觀上上級給他的命令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是客觀上這個橋太重要了，全國國民的熱望，乃至今後北方對大局所關的嚴重性，都不容這座橋之為人所占有。他本於國民義憤，本於軍人衛國的天職，率領他部下悲憤痛哭的官兵，決定前進。八日夜間，陰森的永定河麵，隱蔽了數百衛國英雄之潛行，一刹那間，雪亮的大刀從皮鞘中解脫，但聽喊聲與刀聲交響於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見橋上橋下，屍橫如壘，而守橋的人，已換上我忠勇的二十九軍武裝同誌了！

接著是奉命撤兵！原來交涉好的雙方於上午九時同時撤兵，由石友三［２］所統率的冀北保安隊三百人開入宛平接防。盧溝橋之本身，無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護的根據。九日令保安隊三百人入城，即等於將關係重大之盧溝橋交於三百保安隊之手。我們為了和平，已經忍受令我們的軍隊含淚撤退。誰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轟擊數十炮。同時由北平開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隊，又被阻擊於五裏店，頗有死傷，強求隻準保安隊五十名通過入宛平城，而隻準帶步槍，每人隻許帶子彈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隊所帶之機關槍。宛平方麵終日不見保安隊來，而我４８七七事變真相圖２０決心與盧溝橋共存亡的二十九軍戰士軍已撤，城外之日軍，人數雖略向後移，城東軍事要地之“沙崗”，仍在日軍手中。阻擋一日後，經北平再向天津日軍當局交涉，始準二百名保安隊入城，不準帶機關槍。日軍旋又進至宛平城外，其後援兵源源而來。豐台的中國人眼看著以中國的鐵道，中國的頭二等客車，中國的司機，開著中國人民血汗買來的火車頭，載著人家的軍隊，經過中國的領土，開到中國的盧溝橋附近去打我們中國人。

———範長江：《盧溝橋畔》，載天津《大公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解讀［１］由此文可以看出中方的克製與容忍。二十九軍中下級官兵是忠勇不屈的，但為了和平大局，他們不得不服從上級命令一再忍讓。而日軍卻得寸進尺，以和談為幌子，不斷增兵，謀奪宛平。

［２］石友三（１８９１—１９４０），字漢章。抗戰爆發時，任國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其人反複無常，善於投機，曾投靠日軍，屢與八路軍鬧摩擦。１９４０年，曾歸他節製的高樹勳不願繼續與八路軍為敵，設計將石友三處死。

美國記者報道：日軍未按約定撤回原駐地［１］當我們從宛平縣城來的時候，一位中國青年，穿著藍長衫，跑過來對我們說：“能不能帶我一齊回到北平去，我想這不礙事麼？”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４９我就允了他。未動身以前，我想看一看日本兵有否撤回（照協定說來，他們應該在前一夜就撤退的），我到火車道那邊去望一下，看不見什麼。我於是上車，但是我總還要想來證實一下，究竟日兵有撤退了否。我到一個近宛平的車站上去看一下，在車軌的那邊，斜坡下，日本兵在機關槍後蹬〔蹲〕著。我滿足了，又下了台。但是當我下台的時候，已經有四個日本兵包圍了我，逼我上了車，（那跟我同車的中國人，據說是宛平縣政府的職員，他是站在車上的）慢慢的開往前進。

到了車站的那邊，日兵野外之司令部門口，日本〔兵〕就把我同車的中國人扯了下去，引我們到一個營帳裏。過了一會，一個青年，紮著綁腿的，我認為一定是中國人，過來問我：“到此作甚，有卡片否？”很不幸的，我沒有卡片了，並且費了許多工夫，才叫他相信我是一個新聞記者。

恰在這時候，日本兵士已經在我的同伴身上發現在長衫裏麵有“宛平縣政府”的徽章。他很恐懼了，他要我替他說明，他是我的助手，我也照樣對日兵說。但是他回日兵的口供太糊塗了，日兵根本不相信他的話。

過了一會，那位中國翻譯問我：“要不要看一看真實的情形？”我點了一下頭，於是我被引見鈴木營長［２］。

“外國記者及外國軍人想調查軍事情形的大都隻向中國方麵去探聽，而不肯聽取日本方麵的話。你得要有兩方麵的故事！”我認為這是惟一的真話。

鈴木隊長於是解說盧溝橋事件的經過情形了，在泥地上畫了一張地圖。據他說來：“七月八日，日本僅在宛平城外演習，突然在龍王廟遭遇襲擊，繼之宛平城裏也有開槍。宛平城裏的官吏並且高喊說：城外的開槍者不是中國兵，而是匪徒。當那些匪徒過了河，日兵正擬追過去，而城裏的兵又襲擊出來。後來，在所謂匪徒者的屍首身上，發現死者是二十九軍的兵士。為了這事，後來有了協定，二十九軍應退出宛平城，由石友三的保安隊接駐。日兵也開始後退，而又突遭襲擊。”村口〔鈴木〕營長又說：“宛平城裏的保安隊也是二十九軍假扮的。”當鈴木的故事講完後，日大使署衛兵隊隊長村口少校來了，攜了一隻木箱來，於是我坐下來了。他拿出自己的地圖來。我的中國話本來不十分好，而這樣翻譯的日語又牽強得很，我隻得用中國話來解述我的故事。正在這時候，我看見一大隊的日本騎兵從田間過來。

“這些軍隊那裏來的？”５０七七事變真相“豐台。但是這並不嚴重的。”過了一會，好幾輛過山炮，馬拖著，過我們的麵前。我有些懍然了，我向他們討水喝，但是他們給我的是太陽啤酒。

他後來更申述：“不願戰爭”，“但願和平”。當我問他明天能否再來看他，鈴木營長說：“明天我們不在這裏了，我們要在那一邊。”手指著一段地方。的確，翌日，他們是在這指定的一段地方上。

我向他要還了我的中國同伴的徽章，從營帳裏喊他出來，攜他回到北平城內。

———陳國輝編著：《炮火下之華北》，上海，華光書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１０１—１０４頁解讀［１］本文係轉載自美國記者傑克·培爾盾發表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大陸報》的報道，從中可知日軍也試圖讓新聞界聽取他們的謊言。

［２］應是鈴木率道，時任中國駐屯軍炮兵隊聯隊長。

二、衝突的緣由與責任遠因廣田三原則［１］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發給駐華及駐“滿”［２］日本外交官及領事館的電報中，廣田重新強調三原則並稱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礎是以日本為中心，借日、“滿”、華的合作互助鞏固東亞和平謀取共同繁榮。關於三原則的實質，敘述如下：【中略】（一）中國方麵徹底實行取締反日言行，停止依存歐美的政策，在具體問題上和日本合作；（二）中國方麵最後應正式承認偽滿洲國，目前暫且對偽滿洲國的獨立加以默認，至少在與滿洲毗連地區的華北方麵，與偽滿洲國之間，實行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助合作；（三）為排除與外蒙古接連地區的共產主義勢力的威脅，中國方麵應與日本合作。在上項電報中附有追加的指令，其中說：在逐步實行以上原則時，如中國方麵表示了充分的誠意，則將締結一個規定日、“滿”、華新關係的一般協定。如與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的三原則的字麵作比較，從字麵上看得出來的一大變化，就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５１是後來的字麵上省略了中日兩國根據相互尊重獨立的原則來合作這句話。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３０５—３０６頁。轉引自魏宏運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編》（３），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３月版，第６７５頁解讀［１］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於１９３５年提出對華關係三原則，其本質是要滅亡中國，是日本政府全麵侵華的綱領性文件。這一侵華政策得到了日本軍部法西斯分子的支持，因而在日本“二二六”軍事政變後，廣田弘毅在軍部支持下，出任內閣首相，日本的軍事法西斯專製體製就此確立起來。

［２］“滿”指偽滿洲國。它是日本於１９３２年在中國東北扶植起來的傀儡政權，由清朝廢帝溥儀做傀儡皇帝，以長春為偽滿首都。在它奴役東北人民的１４年間，南京國民政府一直對它不予承認，日本方麵則煞費苦心地企圖使這一傀儡政權合法化。隨著１９４５年日本戰敗圖２１日本廣田弘毅內閣投降，該政權也就轟然垮台了。

張奚若評所謂“中日親善”［１］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無端端的侵占了人家四省的地方［２］，用飛機重炮轟毀了人家許多城市和人民，擾亂了人家許多地區，而且日日計劃如何吞並，如何宰割，簡單地說，就是處處要置人家於死地，人家無力抵抗，也就罷了，卻還要進一步的強他和你講親善，講提攜，這未免太難了！天下事更奇怪的乃是：土地被人占了很多，人民被人殺了很多，劫後的性命還是朝不保夕，在此種岌岌可危的情勢下，有些人竟然一聞人誘以親善之詞，謊以提攜之說，便似乎欣然色喜，以為好了，有辦法了。“今日演說惟恐不親，明日訪問惟恐不善。”這麼說來更難了！人於侵略之後來講親善，自然是於“傷害之上加以侮辱”，我於被侵略之後甘心去和人家講親善，豈非表明不但無力抵抗，並且情願受辱？若是這種甘受之侮是“含垢忍辱”之類，有重大作用或特殊苦心在內，那還可說。不過在今日彼此懸殊形５２七七事變真相勢之下，任何作用，假如有的話，都不能發生效力，任何苦心都不能達到目的；唯一的結果隻是上當、受騙，使國難愈加嚴重，國運愈難挽回。

———張奚若：《論所謂中日親善》，載《大公報》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０日解讀［１］日本侵華，采取的是一手武力侵略、一手打著“共存共榮”幌子的策略。他們提出所謂“中日親善”“中日提攜”，都不過是為了消磨中國人民的反抗意誌的手段。這引起中國許多有識之士的警惕，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即為此撰文做了剖析。

［２］四省指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遼寧，加上當時的熱河省。後者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遼寧省、河北省的交會區域，省會設於承德。“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四省被日本侵占，並在此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

日軍以武力威脅國民政府不得幹涉“華北自治”［１］關於華北自治運動［２］之推移，具有重大關心並極注目之日陸軍中央部，已判明蔣介石對該運動，始終決加彈壓，並阻礙純粹華北人之希望，以華北之軍事政治機關，仍與從來同樣，視為南京政府之支店，依然欲使其成為對於日本之緩衝地帶。但華北係“滿洲國”密接之接壤地帶，對其治安維持，具有重大關心之日本，若蔣介石之意向果如所傳，中央軍確將北上時，決定采取斷乎阻止之手段。彼時日本之行動，根據義和團事件［３］後之天津協定［４］及最近之塘沽協定［５］、梅津何應欽協定［６］，將被限製，固屬當然。但該等協定，關於維持華北治安，均具有已是認日軍行動之廣範圍。故倘中央軍果然北上與華北軍惹起武力行為時，日本華北駐屯軍當必加以幹涉，依雙方之兵力如何，並將使“滿洲國”內之駐屯部隊，急速動員，進出關內。無論如何，現在在華北已以包圍陣形待機中，若中央軍一舉開始北上時，日本亦將不得已而出動雲。（國通二十五日東京電）———《日軍將斷然阻止中央軍北上》，載《滿洲報》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６日解讀［１］這是偽滿洲國傀儡報紙《滿洲報》據偽滿“國通社”從日本東京發來的報道。日本方麵聲稱，他們所進行的分裂中國的“華北自治運動”，如果受到國民政府中央幹預，日本就將訴諸武力。

［２］“華北自治運動”是指日本為了將華北從中國分裂出去，於１９３５年所進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５３行的陰謀活動。日本在河北鼓動大小漢奸暴動，再讓漢奸成立所謂維持會，向中國有關當局請願要求自治，尤其是通過大漢奸殷汝耕搞“冀東暴動”，於當年１１月２４日成立了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將冀東２２縣宣布脫離南京國民政府管轄，這成為日本推動的“自治”典範。日本還在軍事和經濟上既威脅又誘惑，企圖通過平津的宋哲元、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複榘、河北的商震等地方實力派，實現“華北五省自治”。南京國民政府在日軍的步步緊逼下，不斷退讓，被迫撤銷了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和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隨著以宋哲元為委員長、有地方相對獨立權力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華北自治運動”才停止，日本開始調整其在華北的新的侵略策略。

［３］義和團事件又稱庚子事變，因發生於庚子年（１９００年），故名。當時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勢力膨脹，激起民變，人們組成“義和團”，喊出“扶清滅洋”口號。清政府也借義和團之勢向列強宣戰。帝國主義組成八國聯軍，從天津租界直打到北京，迫使清政府屈服，使之簽訂了喪權辱國條約。

［４］應是指八國聯軍侵華後於１９０１年與清政府在北京簽訂的《辛醜條約》和１９０２年簽訂的《交還天津來往照會》。條約規定，日本在使館區以及北京、天津至山海關沿線可以駐軍４００人。然而早在條約簽訂以前，日本已在這一帶設立了駐屯軍，人員遠超條約規定的數量。《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７日《中日外交前途暗淡》一文報道：“日本現在華北駐屯大量軍隊，顯然超越辛醜條約之意義與範圍，而予中國人民以重大刺戟。”［５］《塘沽協定》是１９３３年５月中日簽訂的停戰協定。它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隔離中日軍隊的非武裝區，實際上是把長城一線視為偽滿洲國的“國境線”，變相地承認了日本對東四省的占領；並且準許日軍自由出入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侵略華北敞開了大門。此類協定深深地刺痛了中國人民的心。《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７日《中日外交前途暗淡》一文報道：“所謂塘沽協定，係應付一時特殊環境，現該項環境已不存在，亟應廢止，以掃除中日人民心理上之障礙，而促進兩國邦交之急速調整。”［６］《梅津何應欽協定》通常稱作《何梅協定》，指代表中方的何應欽與代表日本的梅津美治郎之間秘密談判的往來備忘錄和信函。雙方於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９日至７月６日商議多次，最後約定：取消河北境內的國民黨組織，撤出河北境內的中央軍，取締一切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這個協定實際上放棄了華北的主權，為日軍全麵侵華留下了隱患。

５４七七事變真相日本覬覦華北已久［１］一、指導華北的重點，在於使該地區實質上成為鞏固的防共、親日“滿”地帶，並有助於獲取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備，由此防備赤化勢力的威脅，成為實現日、“滿”、華三國合作互助的基礎。

二、為了達到以上目的，目前首先主要把力量傾注於以華北民眾為對象的經濟工作。然而，在進行上述工作時，必須這樣進行指導：除了對華北政權進行內部指導外，對南京政權采取措施，使該政權實質上確認華北的特殊地位，並進而對日“滿”華提攜互助的各種措施進行合作。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１卷第１分冊，田琪之譯，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１３頁解讀［１］這是１９３７年４月日本外務、陸軍、海軍、大藏四相決定的“第三次處理華北綱要”之“指導華北的方針”。該方針表明，日本在華北要達到的目標是：一、讓華北與日本、偽滿“親善”“互助合作”，也就是倒向日本一邊；二、在華北擴充交通設備，攫取國防資源；三、以華北的地方政權（冀察政委會）為交涉對象，並讓南京政府承認其獨立於中央之外的特殊地位；四、讓華北成為反共防共的區域。足見其欲將華北變為第二個“滿洲國”的險惡用意。正因為如此，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６日報道了日本在華北的策略：“日方對華北已確定三原則：一、一貫經濟提攜，二、以地方政權為交涉對象，三、要求中央承認華北特殊地位及權益。”近衛文回憶：日本挑起武力衝突的陰謀由來已久［１］餘拜命組閣之時，陸軍自“滿洲事變”［２］以來所為之諸種策動，已相繼成熟，在中國大陸似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時中國問題，已至非武力解決不可之程度，餘當然不知［３］。故組閣後不足一月，盧溝橋事件爆發，竟至擴大為“中國事變”［４］。

———引自《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１９３７年７—１２月，台北，“國史館”１９８７年編印，第５０頁解讀［１］近衛文（１８９１—１９４５），日本侵華禍首之一，抗日戰爭期間曾先後三次出任日本首相，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積極推行者。他放棄當初的侵華戰爭“不擴大方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５５針”，發表“膺懲暴支”聲明，推動全麵侵華戰爭，並強硬聲明“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轉向扶植汪偽政權。其後又擴大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亞洲各國的侵略。

圖２２日本近衛文內閣［２］“滿洲事變”指“九一八”事變。日軍於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在沈陽對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並在此後不長的時間內，占領了整個中國東北。

［３］作為首相的近衛為獲得日本陸軍的支持，也認可華北問題必須武力解決的方針。而他在此回憶說當時對此形勢不知情，顯係謊言。

［４］“中國事變”，日本稱“支那事變”。最初日本隻是借盧溝橋事變之機，要占領華北；隨著中日戰爭的迅速升級，１９３７年９月２日，日本宣布將“北支事變”（華北事變）改稱“支那事變”（中國事變），意味著全麵侵華政策的確立。

日本計劃五年內向東北移民十萬戶［１］【東京六日同盟社電】日拓務省依大穀就專任拓相職而次官荻原［２］以下省員表示異常緊張之樣子，即以日本本國與殖民地間連絡之緊密化，海外移民拓殖事業之指導為目標，分別調整具體案，俟明朗新拓相之斷案，即將邁進於本來之使命。即：一、強本國與殖民地間之連絡，拓務省已通令各殖民地當局調製應提出中央經濟會議之參考資料。二、指導海外移民拓殖專業。（一）對“滿”移民之實施，乃可促進日、“滿”共存不可分關係，努力最近五年移殖十萬戶；（二）對南方即循經濟提攜有無相通之經濟原則，調查研究未開發資源，期至明年度止就緒。

———《日本強化移民政策》，載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６月７日５６七七事變真相圖２３日本居留團在東北新建的居留村解讀［１］向東北移民，暴露了日本所謂“日、華、‘滿’親善提攜”的虛偽。由日本對東北的占領，可以推想如果華北成為第二個“滿洲國”，同樣將成為日本人進行政治壓迫、經濟掠奪和大量移民的樂園。日本獨協大學教授中村粲就說：“日本為了解決每年增加的１００萬人口，自然要利用‘滿蒙’這一新天地。”（日本曆史研究委員會：《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新華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版，第１９頁）據蕭貽待《中國日僑激增與日本對華政策》一文記述，到七七事變前，華北的日本移民已達到３６５６０人（見《外交月報》，北平外交月報社，１９３７年第１１卷第１期）。日本公然宣稱：華北是我們的生命線！華北是帝國生存的基礎，我們要開發華北啊！

［２］拓務省是日本於１９２９—１９４２年間設立的省，主要監管日本殖民地的統治事務及南滿鐵道、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的業務，還有向海外的移民事務。長官為拓相。盧溝橋事變爆發時，任近衛內閣拓相的是大穀尊由，任拓殖務次官的是荻原彥三。對於尚未被日本占領的地區，拓務省也會通過種種手段進行經濟侵略。如《武漢日報》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４日報道：“自今歲初安川雄之助就任東洋拓殖會社社長以來，即積極圖謀在華北之進展。安川於五月間曾親赴平津考察，準備擬定將來投資之計劃。”昭和十二年度作戰計劃要領［１］一、日本陸軍在華北方麵作戰時，暫定作戰要領如下：（一）河北方麵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管轄下部隊以外，包括關東軍司令官及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５７朝鮮軍司令官派遣的部隊，以及從國內派來的部隊）：以主力沿平漢鐵路地區作戰，擊潰河北省南部方麵之敵，並占領黃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時，按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鐵路［２］方麵協助山東方麵作戰軍作戰。再根據情況，向山西及綏東方麵進行作戰。

（二）山東方麵作戰軍：在青島或其他地點登陸擊潰敵人，並占領山東省各要地。

二、帝國陸軍在華北作戰時，中國駐屯軍司令官之任務如下：作戰初期若能以原有管轄下部隊在天津及北平、張家口作戰即能確保濟南等各要地，並使在華北方麵的陸軍初期作戰易獲勝利。

以後任務隨時確定之。

三、於上述場合作戰初期中國駐屯軍作戰地區是：獨石口以東、“滿”華國境以南的地區，至於和山東方麵作戰軍的邊界線臨時決定。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１卷第１分冊，田琪之譯，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９２—９３頁解讀［１］這是日本在１９３６年製定的昭和十二年（１９３７年）對華作戰計劃要領中日本陸軍在華北作戰時的訓令部分，從中可知日本早已做好武力侵華的計劃。

［２］津浦鐵路，天津到上海的鐵路。往北與北寧鐵路交會，通向北平。

平津的重要地位平津的存亡關係於全國的安危。從政治上說，平津不僅為北方各省的中心，而且是全國各方所矚望，亦國際觀瞻所係。從文化上說，平津為五四運動的發祥地，為我國的高等教育和文化界思想界的首府。從經濟上說，平津為我國北方及西北東北商業薈萃之區，河北為棉花小麥之重要產地，供給輕工業的原料；平津又為我國輕工業的重要中心；而冀魯晉三省的煤產量占全國總產量之三分之二，察省等處鐵藏也極豐富，都為國防的重要原料；冀察晉綏魯等北方五省［１］的鐵路占全國總長度之百分之五十八，而平津實為平漢、津浦、平綏、北寧四大幹線之樞紐，有極大的戰略意義。對於中國，平津是全國的門戶；對於日本，平津可以成為進攻全中國的根據地。因此，日寇侵奪平津，不僅企圖奪取我北方的財富，而且企圖從北方來侵略全中國，這正是日寇的大陸政策的預定計劃上“九一八”後的５８七七事變真相第二個步驟的開始。這比起“九一八”來要更加嚴重無比！這第二步計劃的實現，不僅使我北方五省的一百萬方公裏的領土和九千萬的同胞有遭受掠奪與屠殺的厄運，不僅使我全國的國民經濟、工農商業以至文化教育等等都受到莫大的打擊，而且使我全國的國防都受到寇軍直接的威脅。無論為抗日救國、收複失地計，或為保障未失的領土主權計，都必須保衛平津，保衛北方。

———《要求全國一致堅持抗戰》，載巴黎《救國時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解讀［１］冀察晉綏魯五省，指當時的河北、察哈爾（在今河北、山西兩省的北部部分區域）、山西、綏遠（在今內蒙古與山西交會的區域）、山東五個省。

盧溝橋得失的重要性【新華社十二日】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此間人士頗注意該事件的發展。據此地軍事家觀察，“日寇發動盧溝橋事件，係日寇有計劃的行動。去年豐台事件以後，日寇實際上掠取了豐台，控製平浦、北寧路的咽喉。但暴日尚不以此為滿足，故時刻準備進一步占領盧溝橋，截斷平漢路，以達其武力占據平津，並依此為進攻山西並吞華北的據點。為盧溝橋失守，則平津必陷於日人的手裏，而華北亦不複為我國所有了，將造成日寇滅亡中國的有利根據地。故盧溝橋的得失，實關係於華北以至於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我們不得不重視盧溝橋事變的發展，深願中國當局及全國人民迅速動員準備抗戰的發動，以保衛平津，保衛華北”雲。

———《從軍事觀點上來觀察盧溝橋事件》，載《新中華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圖２４盧溝橋是通往北平的咽喉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５９近因衝突的近因最近一個月，華北日駐屯軍部唱出第二“九一八”前夕到來，田代［１］自五月中旬，不斷往來津、唐、平、豐、榆、秦各地檢軍，不是無意而為，實際則是密飭所部為準戰時的配布。使他們為這樣的準備，而自行恐慌與嫉妒的原因，大致是：一、冀察政治漸上軌道，當局傾向中央，所謂華北“中央化”工作，不久將行完成。二、廿九軍成立軍事訓練委員會，聘石敬亭［２］、鹿鍾麟［３］為訓練委員長及委員，軍隊素質改良，施行正常軍事教育，實現“國軍化”“強化”。三、華北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恢複暑期軍〔事〕訓練，增加自衛和國防力量。四、冀察兩省辦理國代選舉［４］，遵照中央命令推選代表。五、華北經濟開發［５］事項均停頓，宋哲元避開正麵談判，久居樂陵，一切皆不能推進並洽商。六、使日偽軍感覺防範困難，而東北四省民眾，因受義勇軍活動影響，有揭竿奮起的趨勢。以上六種因素，都和日方企圖實現的華北國樂園衝突，冀察當局的向心力愈大，日方的“華北明朗化”“特殊化”的希望則愈鮮，愈是希望鮮，愈是嫉妒心轉重。其欲得而甘心，或是應用梗阻的圖謀，也愈亟。這都是他們這次所以不顧一切，起而尋釁的根因［６］。

———《盧溝橋血戰紀錄》，東北圖存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１１頁解讀［１］即田代皖一郎。

［２］石敬亭（１８８６—１９６９），字筱山，國民黨著名將領。曾任第二集團軍總參謀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並先後代理過陝西、山東省政府主席；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當選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七七事變前後，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

［３］鹿鍾麟（１８８４—１９６６），字瑞伯。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曾是馮玉祥手下的“五虎將”之一，參加軍閥混戰多年。抗戰爆發後，先後跟隨馮玉祥任第三戰區參謀長、第六戰區副司令；又任河北省主席，主持河北地區的敵後抗戰。多次與八路軍發生衝突。後辭職，轉而從事聯共的政治活動。

［４］國代選舉即國民代表選舉。

［５］華北經濟開發，指日本試圖通過與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經濟合作”，開采６０七七事變真相鐵礦煤礦，收購蘆鹽、棉花，修築津石鐵路，開通華、日、“滿”航線等等，以期大量攫取華北各種資源。據《大公報》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１日《中日局麵尚難展開》一文報道：“日本對華交涉之一般程序如下：（一）關於各懸案之談判，日本擬從某重要交通問題開始，聞日本在此問題上已作準備。關於華北走私問題，日本堅持應與減低中國稅率問題不可分離，苟中國表示願意，日本則將考慮辦法；（二）冀察政務委員會仍將為關於鐵路建築鐵煤各礦開采之交涉對象。”迫於日本的步步緊逼，１９３７年５月宋哲元便借口養病跑回了原籍山東樂陵，指派他人繼續與日方敷衍。日方雖然通過與冀察政委會議定的經濟協定，獲得了收購蘆鹽和華北棉花等的許可，但更重要的築路開礦遲遲未能實現，這讓日方十分惱火。

［６］關於盧溝橋事變的原因，當時報紙多據來自北平的電訊予以類似的報道。如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申報》中報道：“盧溝橋在廣安門外西南二十裏，為平西名勝之一，扼平漢交通孔道。其東豐台，又為平漢、北寧兩路接軌處。四年以前，宛平縣始移治盧溝橋。縣府在橋西，城垣不甚大，但尚堅固。自去年日本在華北增兵後，迭在豐台建兵營機場，進而謀在盧溝橋作同樣設備。縣長兼專員王冷齋周旋應付，煞費苦心，卒獲保持土地之完整，遂為日方所痛恨，此為事件之遠因。最近又以此間當局久滯梓鄉，交涉失其對象；而國大代表選舉遵令進行後予以多少刺激，乃欲造成恐慌局麵，以達壓迫當局返平之目的，此為事件之近因。”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影響日本內閣的決策這次日軍的襲擊宛平城，九日的《大晚報》社評“日軍炮擊宛平”指出禍根和日本外交的尷尬：“決定中日關係的日本，其中樞不在東京而在平津，我們不必質難東京當局之語出無誠，我們隻能憐憫他們的權力出不了國門。這次戰禍，在我方或視為意外的突變，在日方卻是蓄心已久的陰謀，這在近來華北各處漢奸如毛現象中可窺得其布置的線索。盧溝橋的炮聲是再度侵略的信號，決不是雙方惡感偶然的爆發，這侵略是華北日駐屯軍有計劃的預謀。近衛今日駭愕的程度或者也不減‘九一八’當年的幣原［１］。”所以原因是在當地，如同日北平電：“盧溝橋，廣安門外西南二十裏，為平西名驛之一，扼平漢交通孔道。其東豐台，又為平漢、北寧兩路接軌處。四年以前，宛平縣始移治盧溝橋，縣府在橋西，城垣不甚大，但尚堅固。自去年日本在華北增兵［２］後，迭在豐台建兵營、機場，進而謀在盧溝橋作同樣設備。縣長兼專員王冷齋，周旋應付，煞費苦心，卒獲保持土地之完整，遂為日方所痛恨，此為事件之遠因。最近，又以此間當局久滯梓鄉，交涉失其對象，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６１而國大代表選舉遵令進行，予以多少刺激，乃欲造成恐怖局麵，以達壓迫當局返平之目的，此為事件之近因。”———上海《社會日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解讀［１］“九一八”事變前後，任日本外相的幣原喜重郎，反對當時在東北策動事變。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５日，他獲悉關東軍將要在中國東北采取行動，即對日本陸相表示反對：“此種作法從根本上推翻以國際協調為基本原則之若?內閣外交政策，絕不能容忍。”（日本參謀本部：《滿洲事變機密作戰日誌》，載《革命文獻》第３４輯，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１９６５年，第５５３—５５４頁）事變發生後，他曾對中國政府駐日公使蔣作賓說：“陸軍願吞並東三省，餘則視為吞一炸彈。”（《蔣作賓日記》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２］據陳國輝編著《炮火下之華北》一書推測日軍駐河北人數稱：“駐在河北省內的日軍究竟數目，有的說共有八千人，加上今年春季以瓜代為名而增加的四千，共是一萬二千人。這個數目不見得可靠。據一個外國軍事家底調查與估計，日軍在河北省的大概有一個師團（戰時編製）。據說這一個師團底戰鬥力，足敵中國四師的兵力。這個估計，相當的可靠，因為二十九軍底兵力是四個師。據說日本擬在河北與察哈爾兩省配備四個具有這樣戰鬥力的師團，果成事實，其戰鬥力將敵中國十六個師，約為中國軍隊二十萬人的兵力。”（《炮火下之華北》，上海，華光書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３８—３９頁）圖２５日軍覬覦華北已久６２七七事變真相日方將“滿洲”與華北相提並論，堅持華北特殊化【南京二十六日中央社電】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氏，二十四日對新聞記者發表之談話，此間官方以尚未閱及原文，暫守緘默，但一般人士鹹表示失望。川越氏謂，日本已對華給予新認識，但熟悉外交情形者，以為最近日本在華之行動與一年前略無差異。所謂新認識，似僅一口頭禪，尚乏事實上之表現。日本生存與發展之權利，自須尊重，但此種生存與發展之權利，要以不侵犯及妨礙其他國家之生存與發展為限度，蓋其他國家同樣有生存與發展之權利也。中國人主張之自存共存政策，其精義即在於此。川越大使“華北之現狀係為適應滿洲國生存與發展之必然的命運而存在”一語，尤啟中國人之殷憂，“滿洲國”係一非法組織，中國已屢次宣言不予承認，國際聯合會［１］亦有不承認之決議，乃竟與華北相提並論，使世人對於日本對華北之居心抱無窮憂慮。川越大使謂中日經濟合作，視其性質如何分別與中央及地方政府交涉，此與國家外交主權不可分之原則，殊屬不合，且仍不脫“分化作用”之意味。至所謂《塘沽協定》，係應付一時特殊環境，現該項環境已不存在，亟應廢止，以掃除中日人民心理上之障礙，而促進兩國邦交之急速調整。北平入海沿線之外人駐軍，雖有《辛醜條約》之根據，但該條約之規定，自有其固定意義與限製，不得任意假借日本現在華北駐屯大量軍隊，顯然超越《辛醜條約》之意義與範圍，而予中國人民以重大刺戟。總而言之，一般觀察，以為當茲日本新閣成立，川越大使重行來華之際，當必挾有與前此相異之新政策，以應付中日之新局勢［２］。今川越氏之表示竟如此，似反促使中日關係之前途頓成黯淡，未免深堪惋惜，惟川越大使曾聲明對販毒［３］之經營將采取嚴峻手段加以取締，則或為一差強人意之點耳。

———《中日外交前途暗淡》，載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７日解讀［１］國際聯合會，亦稱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是《凡爾賽條約》簽訂後成立的國際組織。其宗旨主要是平息國際糾紛、限製武器、維護民生等。其會員國最多時達到５８個。然而，國聯缺乏執行決議的強製力，未能有效阻止日本的法西斯主義侵略，日本根本不把“國聯”放在眼裏，並在１９３３年宣布退出“國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聯”角色被聯合國取代。

［２］日本的新內閣指１９３７年６月新上台的近衛文內閣。近衛的國策依然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６３是大力對外擴張，開拓殖民地，與此前的日本軍國主義路線一脈相承。

［３］販毒指日本在華北大量走私毒品，以掠取經濟利益，毒害中國人民。報紙報道川越表示日方將采取“嚴峻手段”取締販毒，實際上卻是變本加厲地在華北推廣毒品買賣。《新華日報》１９３８年６月３日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軍委政治部為禁毒告全國同胞書說：“在華北，日寇也正用著毒化東北的方法來毒害我同胞，除了鴉片以外，更大量地製造海洛英、嗎啡、白麵、黃麵、紅丸、金丸、黑膏等毒品。……這些毒品，在天津、北平及其他日寇占領區域內，都很容易買到，所以那裏的貧苦同胞，大都染上了毒癮。有一位到華北及東北去調查過的英國女士說：‘在昌黎、在唐山、在東北，日寇勢力範圍以內的地方，有很多荒郊都變成了吸食白麵者的露骨的場所，有些死屍赤裸裸地拋在野外，有些屍體用蘆席包著，有些屍體已給野狗咬穿肚子，也有尚未斷氣而被拋在死屍堆裏的。’”事變前夕日本仍態度強硬，堅持華北特殊化方針【中央社東京一日電】《中外商業新聞》今日社評題為“調整中日關係之真正使命”，該報首責中國對調整關係持極冷淡之態度，繼謂中國之抱此種態度，當歸咎於日本之決定對華保持現狀，致使中國以日本轉趨消極，而中國之態度遂更為堅強。該報繼發表意見，謂日本為應付現局計，應實施與前所采取相同之政策，蓋方法雖可改變，基本政策則毫無改變必要也。中國堅持先解決政治問題，其意顯在消除華北之特殊性［１］，此僅為中國根據結果而非原因之武斷的結論，吾人雖亦希望首先解決政治問題，惟當談及政治問題時，“滿洲”問題［２］應先提出，華北之特殊性來自“滿洲”問題，如“滿洲”問題一日不解決，則華北問題即無解決之可能。該報結論謂，鑒於目前之中日關係必須放棄種種寬和政策，而向解決基本問題之途前進之。

綜觀上述社評，吾人對於中日前途當可預測過半。

———《中日外交暫無開展，政治問題一般調整不易進行》，載天津《大公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２日解讀［１］華北特殊性，下文稱“華北問題”，是抗戰前日本試圖將華北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陰謀。最初搞所謂“華北自治”，繼而隻以冀察政委會為交涉對象，欲將華北變成脫離中央，與日本親善的區域。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１日日本內閣作出的“對中６４七七事變真相國實施的策略”稱：“處理華北的重點，在於把該地區作為防共、親日‘滿’的特殊地帶，同時有利於獲得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備。一方麵防備蘇聯的侵入，另一方麵成為實現日‘滿’華三國合作互助的基礎。”（《日中戰爭》１，載《現代史資料》８，１９６５年版）美商華美出版公司於１９３８年出版之《中國全麵抗戰大事記》７月１１日條下也記載：“日軍再度挑釁後，北方時局突轉嚴重，一般觀察，關東軍及津駐屯軍少壯派幕僚，已取得聯絡，將乘機圖實現‘利用冀東吸收冀察’之策略，促成‘華北特殊化’，故事態演變，極堪重視。廿九軍上下一心，決忠勇抗戰。據東京消息，日本戰爭狂熱已達極點，日軍、軍火、軍用飛機等不斷輸運。”事變發生後的７月１７日，國民政府軍事機關長官會報第７次會議上，何應欽報告：“今日日高見王外長，謂日方對盧溝橋事件不願擴大，隻要中政府將外交權交與冀察自行交涉，而冀察當局能忠實履行十一日晚所簽訂之條約，即可和平解決等語。其目的在使冀察特殊化。”（《民國檔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可見讓華北特殊化，實際是日本在華北挑起事端的重要原因。

［２］“滿洲問題”，指日本試圖讓國民政府承認偽滿洲國。因一直未達目的，日方便不斷在華北挑起事端。

事變前夕日大使無意與國民政府中央商談時局【東京二十五日同盟社電】日本川越駐華大使，二十五日正午，乘橫濱放洋之淺商丸歸任，臨行之前夜，該大使在自邸發表談話如下：到滬後許大使［１］如在彼，擬與會晤，以便問候，而非有特別商洽。與王寵惠［２］之會晤，亦尚未約定。擬在滬作二日勾留，而歸南京，然後有北平之行，此行亦非有特別與現地官憲商洽之意。南京政府要人殆移廬山，餘擬賃房一所而前往，抑不可知。目下並無歸任後，與南京政府開始何等交涉之預定。前者報載，王寵惠氏之談話，或為示基三中全會之決議，而示南京政府之對日方針者。關於華北經濟開發，最近中國方麵，似有主張日本政府不以冀察政權為交涉對手，應以南京政府為對手之主張，日方從來之方針均以與地方政權進行經濟合作，進行至今，允無隔閡。在南京政府，對於華北民眾，依此經濟開發而獲利益一事，想無阻止之理由。中日兩國之國交調整，非僅依兩國政府間政治交涉而解決者，先改良兩國間空氣，互相加深認識，乃為緊要之關。果如是，則今後中日關係前途，或無持悲觀之必要也。

———《川越返任昨午首途抵寧後將北上來平》，載《冀東日報》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６日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６５解讀［１］許世英（１８７３—１９６４），１９３６年出任中國駐日大使，１９３７年３月回國述職。

當年６月底，與日駐華大使川越晤談後，認為平津堪憂，果然，幾天後盧溝橋事變爆發。許世英乃奉命返任，與日交涉。隨著戰事不斷擴大，日本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實際相當於斷交宣戰，許乃於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返國，終止了與日本的外交交涉。

［２］王寵惠（１８８１—１９５８），字亮疇，曾兩次被國際聯盟選為海牙常設國際法庭正法官。１９３７年３月，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並一度兼代主持行政院。抗日戰爭爆發後，以外交部長名義發表抗日聲明；且先後申述於國聯大會和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向日本施壓；又代表國民政府與蘇聯駐華大使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以共同對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隨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為確立中國的大國地位作出了努力。１９４５年４月，代表中國出席在美召開的《聯合國憲章》製憲會議，參與了聯合國憲章的製定。

蘇聯報紙評論日本侵華【莫斯科廿四日中央社哈瓦斯電】蘇聯各報評論中日糾紛，僉以為局勢極端嚴重，不僅對於蘇聯如此，即就全世界言之亦然。《莫斯科日報》稱：“此項糾紛發生於盧溝橋、豐台及北平附近一帶，並非出於偶然，日本所以擇定該處為進攻地帶者，誠以各該地方，乃華北各主要鐵道線之交叉點，若能加以盤踞，即可經由平綏鐵道運兵前往察哈爾，蓋以對付察境內日益滋長之抗日運動。不寧唯是，日本且複希望控製華北全部，借以開辟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西北與中部侵略之道路，而外蒙古與蘇聯，亦為其侵略目的。”《莫斯科晚報》則稱，【中略】“沈陽事件［１］發生後，日本於七天內，奪取‘滿洲’全部。但在華北，則雖經發生十數次事件，殆兩年之久，僅勉成立冀東偽組織［２］，亦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雲。

———《北平晨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解讀［１］沈陽事件，即“九一八”事變。

［２］偽冀東組織，主要指在日本操縱下於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成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由漢奸殷汝耕任執政長官，而實際上“自治政府”的行政、軍事都受日本控製。

６６七七事變真相責任日本內閣派兵華北的聲明［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中國方麵的侮日行為接踵發生。對此正在隱忍靜觀之中。一向與我合作、負責華北治安的第二十九軍，於七月七日半夜在盧溝橋附近進行非法射擊［２］。

由此發端，我方不得已而與該軍發生衝突。為此，平津方麵形勢緊迫，我國僑民瀕於危殆，而我方未放棄和平解決的希望，根據事件不擴大的方針［３］，努力作局部地區的解決。第二十九軍雖曾答應和平解決，但於七月十日夜，突然再次向我非法攻擊，造成我軍相當傷亡，而且不斷增加第一線的兵力，更使西苑部隊南進，同時命令中央軍出動等，進行戰爭準備，對和平談判並無誠意，終於全麵地拒絕在北平進行談判。

從以上事實說明，這次事件完全是中國方麵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已無懷疑的餘地。就帝國和“滿洲國”來說，維持華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贅言。為維持東亞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國方麵對非法行為，特別是排日侮日行為表示道歉，並為今後不發生這樣的行為采取適當的保證。由此，政府在本日內閣會議上下了重大決心，決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華北。

然而，維持東亞和平，為帝國之夙願，因此，政府為使今後局勢不再擴大，不拋棄和平談判的願望，希望由於中國方麵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態圓滿解決。關於列國權益的保全，當予以充分考慮。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卷，原書房１９６９年版，“文書”第３６６頁解讀［１］日本為出兵華北找借口，不說日本對中國百般欺辱，隻說中國排日侮日；不說日軍非法演習，卻說中方非法射擊，完全是黑白顛倒。衝突一發生，便迅速作出“立即增兵華北”的決定，可見日本早已期待這一天的到來。實際上，日本明治時代就把在中國進行的兩場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稱作“自衛戰爭”。到別國領土上進行戰爭，卻稱是為了“自衛”，完全是軍國主義的擴張邏輯！因而在挑起盧溝橋事件後，日本又像以往一樣，稱是在一再“隱忍”之後，實在“不得已”，“決定采取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６７必要的措施”，也就是擴大戰爭。日本學者山田朗在《日本如何麵對曆史》中對這種借“自衛”以擴張的行徑進行了分析：“明治時代日本視朝鮮為‘利益線’，日俄戰爭後，日本合並了‘利益線’朝鮮，把那裏變為‘主權線’後，接下來‘滿洲’便成為‘利益線’。到了昭和，把‘滿洲’變成為‘主權線’後，接下來，根據‘華北分離論’將中國華北設為新的‘利益線’。如此的擴張理論是日本發動戰爭的背景。”（李海譯，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７月版，第１２４頁）遺憾的是，至今日本有不少論著還在複述近代擴張是“自衛”的老調，稱讚“自衛戰爭”的勝利“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這就是為什麼至今還有一些日本人美化後來的全麵侵華戰爭的根源所在。

［２］“非法射擊”，是日方把衝突責任推向中方的借口之一。這一借口後來一直為一些日本人所承襲，如服部卓四郎在圖２６日軍不斷找借口挑起事端其《大東亞戰爭全史》第一篇第一章中就稱，七七事變是“正在北京郊區盧溝橋北麵演習場演習的日本軍隊的一支小部隊，受到當地中國軍隊的非法射擊後應戰而引起的”。

［３］不擴大方針，指七七事變發生之初，日方表示將其作為地方性事件處理，防止事態擴大的方針。但實際上日方很快就推翻了這一方針，將局部戰爭擴大為全麵侵華戰爭。

日本侵占中國的惡毒外交手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除大規模的軍事政治的進攻之外，日本政府更采取以下的外交方針。

甲、將事變之過失，完全諉之於中國身上，認為在中國領土上作大規模軍事演習，占領中國地方，屠殺中國人民，摧殘中國主權，都是“合法的”，是根據《辛醜條約》與《塘沽協定》所賦予的“應有的權利”的。而中國軍隊在中國自己領土上的自衛，都是“非法的行動”（日政府聲明）。這樣據日本帝國主義意見，中國如要不犯“非法行動”之大罪，就應當“讓人家軍隊無限製的出入我們中國的國地，而６８七七事變真相我們本國軍隊反要任受限製，不能在中國土地內自由駐紮，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的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見蔣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談話）。日本帝國主義就是根據這種奴隸主的外交原則，推諉一切罪過，圖使中國成為忍受一切罪過的“奴隸”。

乙、反對其他國家幹預中日衝突。日外務省在說明其“一貫不移之政策”中公開聲明，“倘若英國果真與法、美諸國聯合幹涉中國時，則日本當本於日本之不容第三國幹涉與上海戰爭［１］之舊例，以當其鋒。中日問題隻容中日兩國單獨解決”。“日本態度早定，如有幹涉毫不介意”。而日本駐英大使吉田並曾正式向英外長艾登證實，“日本對於中日之糾紛不能接受外國之調停”。日本顯然的是要襲用“九一八”以來的故智，直接壓迫中國屈服退讓，以便達到自己強盜目的。什麼國際公約（如九國公約［２］等）國際信義，在日本已是一掃而盡的事了。

丙、但是日本之所謂“中日單獨解決”，還不是日本與整個中國間的解決，而是日本與地方當局的單獨解決。日本政府公開聲明，“堅持盧溝橋事件地方解決之方針”，並威脅地說：“倘若南京不放棄幹涉地方談判的手段，則事態唯有惡化”。以大軍相臨，反對中央幹涉地方談判，企圖將中央與地方分裂起來，再以“既成事實”，強迫南京政府承認，並使各國不能置喙———這就是日本蠶食吞並中國的毒辣的狡譎的辦法。

———黎平：《日本的進攻與中國所應取的對外政策》，載《解放》周刊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版解讀［１］上海戰爭，指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爆發的中日衝突，史稱“一·二八上海抗戰”。日軍在這天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還擊，雙方在上海及周邊地區戰鬥了一個多月，最後在英、美、法等國調停下，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

［２］九國公約，是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至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國際會議上通過的公約之一，公約全稱為《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簽字國為中國與美、英、法、日、意、荷、比、葡九個國家。公約的核心是肯定美國提出的在華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並賦予它以國際協定的性質，從而確定列國在中國共有的政治經濟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日本獨占中國的野心。

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６９徐謨呈蔣介石條陳日軍違約中國調兵理由正當［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４日）一、某數外國得駐陸軍隊伍於天津等特定地域，原經辛醜和約之特許，僅為應付當時之特殊情狀。時至今日，條約中關於駐兵條款，其命意本早不存在，故有關係之各國駐軍，均已減至最少數目，且未嚐越出條約之特定地點，亦從未與中國方麵發生任何事件。獨日本於近數年來屢次增加其所謂駐屯軍，其常駐數目已足隨時采取攻擊姿勢，而又越出條約所特許之地點，任意行動，晝夜演習；陸軍以外，又駐有未經條約許可之空軍，甚至占用民地，建築機場。凡此情形，均為他國所無，而在條約範圍之外者也。

二、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立即調動大批關東軍入關，至七月十五日止，已由榆關開往天津兵車共二十列，每列掛車自二十七八輛至四十餘輛不等。同時又令駐朝鮮第二十師團出動至華北。在朝鮮之工兵聯隊、炮兵聯隊、騎兵聯隊，自十二日起，分批向天津出動。在日本之第五師團、第十師團及第十二師團等，均先後奉命開拔。甚至在鄉軍人，亦下令征集。大批飛機陸續來華。總計此時日本武裝隊伍已侵入河北省內者，已達數萬人。日方此項行動，顯屬毫無條約根據，而為純粹的侵犯中國之領土。

三、我河北省內本有相當數目之駐軍，足以維持治安，應付任何不測之局麵，乃因日方已經自關外朝鮮及日本本部非法遣派大軍進入河北，中國政府不得已遂開始調動他處軍隊，開入河北內，準備自衛上之必要措施。我方自始即無擴大事態之意，更無陳兵示威之念。此次軍隊之調動，除防衛外，實無其他作用。

四、日方藉口所謂《何梅協定》，指我國軍隊開入河北省內，係屬違反該“協定”。姑無論民國二十四年六月間，日本天津駐屯軍向北平當局請求之事，其性質與手續異常曖昧，並無若何條約性的拘束力。即就所謂了解事項而言，亦絕無中國國軍永久不得開入河北省內之約言。況現在日軍已在河北省內非法集，造成敵對局麵，天下寧有外國軍隊可越境挑戰，而本國軍隊反不能在自己領土內防衛之理？吾人深望日人及早複員，恢複平時合法狀態，則吾方對於軍隊之調動，庶可重加考慮。

———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２編，台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６４—６５頁７０七七事變真相解讀［１］徐謨（１８９３—１９５６），字叔謨。“九一八”事變以後曾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代理司長、外交部常務次長，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任外交部政務次長。戰後曾作為中國代表參與了聯合國憲章起草委員會處理國際糾紛部分的起草議定工作。

圖２７１９３３年簽署《塘沽協定》的中日代表法學家對日軍在中國領土上演習的評析我國某著名法學家對日外務省發言人七月十日所發表辯護日本駐屯軍在華北演習的聲明，發表意見如下：日外務省發言人對日軍在盧溝橋附近的軍事演習，似以一九年十二月廿二日列強關於庚子事變聯合照會中第九條及一九二年七月十五日中國與各國（日本在內）關於《交還天津照會》的第四款，以為辯護根據，實則該發言人忘卻該列強的聯合照會，要求保持北京與海口的交通，係以各國占據若幹彼此同意的地點為條件，而此項同意，後即載入一九一年九月七日所謂《辛醜條約》，計沿北京奉天鐵路共有十二地點，在此十二地點，並無自廿五年秋以來即為日軍所占的豐台，更無位置在平漢鐵路線上的盧溝橋。平漢線上的盧溝橋與北京至海口的交通絕無絲毫關係。日本發言人殆又忘卻《交還天津照會》第四款所謂“田野演習來複槍實習，除實彈演習外，不必知照中國方麵”。照該項照會規定亦僅適用駐在天津的軍隊，天津以外的其他十一地點軍隊，即不適用。即不在北平奉天鐵路線上的盧溝橋，自更不適用。且所謂田野演習，來複槍實習，自有限度，不能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７１解釋為如最近來日本悍然不顧我抗議所屢演大規模演習。最後該法學家以為，日本在盧溝橋演習，不但無法律根據，且亦昧於適可而止之義。觀於日軍此次行動，使人相信侵略者行為絕無止境。

———《盧溝橋血戰紀錄》，東北圖存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１５—１６頁秦德純在遠東國際法庭上關於七七事變的證詞【本報上海航訊】據東京二十二日電：遠東國際法庭前為酷熱所阻，茲因冷氣設備竣工，二十二日起繼續開庭審訊。中國國防部次長秦德純出庭作證，揭破日本侵華陰謀為土肥原一手包辦。秦氏稱：“中國政府為求和平，不惜一再妥協，但日本軍閥之侵略，從無止境，土肥原實際控製全局。”日人製造一連串意外事件，藉此向中國提出新要求。日本兵闖入中國滋事，倘提出質問，則以受辱而提出抗議。被告鬆井於１９３７年派往北平，企圖遊說中國軍事領袖，共同自亞洲驅逐美國勢力。秦氏之證詞口述及書麵並用。

【中略】秦德純氏之第二陳述書詳述七七事變經過稱：事變前擔負華北察省政治責任之機關為冀察政務委員會［１］，委員長為宋哲元將軍。日敵於“九一八”侵略我東北三省後，繼即進窺熱河，收華北各地於掌中，平津間之鐵路遂成為第一線。我軍以二十九軍為主，在華北察哈爾、平、津各地交戰。七七事變之發生地點為盧溝橋，在北平西南二十華裏處，係北平西方之要衝。此乃日本侵略中國之第二階段。其時在民國二十四年夏至二十六年春間，敵人見政治攻勢及經濟獨占均不得逞，乃圖２８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的秦德純將軍決定使用武力脅迫。

———《華北日報》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４日解讀［１］冀察政務委員會是《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簽訂後，南京國民政府勢力退出華北，而於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８日新設立的行政機關，負責處理河北省、察哈爾省、７２七七事變真相北平市、天津市一切政務，由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任委員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隸屬國民政府行政院，實際上在人事、財政、稅務等諸多方麵有較大的獨立性。因此，日本千方百計策動華北特殊化，欲通過與冀察政委會的交涉，使之徹底脫離中央，倒向日本。但這一目標遲遲難以完全實現，因而日本最終訴諸武力，挑起了盧溝橋事變。

７月１３日孔祥熙在美國對記者發表談話［１］吾人應知盧溝橋位處平漢鐵路，彼處日本無遣兵舉行實彈或假演習之權。當日軍於晚間在該處演習時，彼等顯係遵照其預定之計劃，以完成其確定之目標。吾人翻閱地圖，即可了然豐台及盧溝橋地帶，一方麵可以控製北平及其南方之交通，另一方麵又可控製北平與華中之聯絡，日本軍人之目標在此，已了若指掌矣。是故餘希望無人誤信日本宣傳機關在世界各處所作之宣傳。中國固希望與日維持友好關係，但不能再屈服與忍受日軍在華北繼續用侵略政策強力占領中國之土地，中國政府已被迫采取防禦方策。掀起衝突之日軍，應負此種後果之責任。【中略】如和平與敝國主權不相違背時，仍亟願與日本保持和平，但若唯有自衛，始能保障敝國領土之完整時，吾人決當不惜犧牲以自衛也。

———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解讀［１］孔祥熙（１８８０—１９６７），字庸之。他曾擔任國民政府實業部長、財政部長、行政院長、中央銀行總裁、中國銀行總裁等職，主管國民政府財政金融多年，對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抗戰籌措資金、恢複工商業與農業生產，作出過貢獻。

１９３７年３月出使英國，６月從歐洲到美國，與西方國家洽商借款、購買武器和其他戰備物資，頗有成效。但他與他的家族以權謀私、貪汙腐敗，頗受到輿論指責。

中方對日本頻繁演習曾提抗議事件發生以前，盧溝橋附近中國方麵的情況，顯然日趨不穩，此種情形在“步兵第一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戰鬥詳報”中有如下的記述：事件發生前，駐盧溝橋的中國軍隊增加兵力，態度突然傲慢起來。【中略】對我演習的抗議：盧溝橋附近一帶，是北寧鐵路取用砂礫的采掘地區，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７３隻能種植花生等植物，因此在夏季各地高粱茂盛時期，該地區卻成為豐台駐紮部隊的唯一可供演習的場地［１］。然而，最近當我演習之際，中國軍隊卻指稱侵害農田，對夜間演習則要求事前通知，並對夜間進行實彈射擊提出抗議等等，同時還逐漸加強了警備。

———［日］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冊，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版，第２１頁解讀［１］以盧溝橋一帶為砂礫地區而成為唯一的演習場所的說法，這顯然是借口。隻有打算進攻某地，以某地或與某地相似的環境作為演習地，演習才會有意義。選定盧溝橋一帶為演習場所，從另一方麵說明日方進攻盧溝橋是早有預謀的。

今井武夫試圖否認日軍進行了非法實彈演習這時我就有關最近北平實施夜間特別戒嚴問題向他提出了質詢，心直口快的馮治安卻突然沉默不語，避不作答，同時也不掩蓋他感到不高興的心情，因而使氣氛一時變得甚為尷尬。但他又忽地改變了語調，向我提出了責難：“日本軍借口夜間演習的名義，於六月二十九日向盧溝橋的市街進行實彈射擊，希望今後要慎重一些，不要再做出這種非法的行動來。”我出於個人的經驗，對日本軍隊的軍紀嚴明是有著堅定的信心的［１］，因此他的這些話使我感到非常突然，覺得可笑而不可信。

“日本軍會幹出這種沒有常識的事情來，這是根本無法想象的。”我就這樣帶著抗議的口吻向他提出了反駁。

但馮卻一臉正經地，甚至說了這樣的話：“如果你認為這是說謊的話，那末，盧溝橋那邊的城牆上還有著清楚的彈痕哩［２］，過幾天我們一起去檢查好啦。”———［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１０—１１頁解讀［１］日軍的軍事管理是嚴明的，也正因為嚴明，更證明了他們在演習中向宛平城的實彈射擊，是日軍有意所為。

７４七七事變真相［２］這段史料證明，盧溝橋事變爆發前，日軍已屢向中國軍隊駐守的盧溝橋、宛平城射擊，這是否可以看成是日方引發事變而開了第一槍呢？

日軍為奪宛平控北平而挑起盧溝橋事變由這———日軍兵車一列（共九輛），由山海關方麵開來，七日下午四時許到津，八日到達豐台———一段消息中［１］，我們可以看出日軍這一次的行動絕對不是偶然的。【中略】在上月廿七日起，就有一次平、津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那時候的謠言便很多，平、通長途汽車上就搜出了許多不法文件，北平城裏的漢奸浪人幾次想暴動都未得逞。在大演習過後，緊張局麵似乎稍平靜了，而不幸的是盧溝橋事件八日晨突然發生了。這是七日夜間日本軍隊在盧溝橋一帶演習，次晨零時的時候，鬆井（日本駐平特務機關長）忽然用電話向冀、察軍政當局報告，說是夜間演習時忽然聽到槍聲，及收隊點驗，一中隊缺少一兵，同時認為放槍者已逃入縣城，要求即刻率隊進城搜查。這一個要求，很顯然的是要假造機會占領宛平。我方在盧部隊竟日並未出城一人，且因深夜殊足引地方不安，乃婉加拒絕。鬆井不允，並聲稱以武力保衛前進。其實這個時候，日軍早已將肥城（即宛平）取包圍前進形勢。當我方得到消息後，再與日方商定，雙方派員即刻前往調查阻止。日方所派為寺平副佐、櫻井顧問，我方派冀省第三行政專員及宛平縣長王冷齋、外交委員會專員林耕宇，暨綏靖公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等，四時許抵達宛平縣區。寺平仍堅持日軍入城搜查，在交涉間，東門外的炮聲忽然大作不止，片刻西門外的炮聲也響了起來。隨即機關槍步槍的聲音連續不斷，意在以武力作為交涉後盾，而很自然的奪取這方城池。那末占得通州、豐台與宛平後，正好扼住北平幾段咽喉。將來前進，奪取整個的華北以及全國，都會易如反掌了。

———陳國輝編著：《炮火下之華北》，上海，華光書局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６７—６９頁解讀［１］事變發生前，日軍已經在往平津運兵，可見已在準備對華動武。

蔣介石“總統府”檔案關於盧溝橋事件的記述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陽事變發生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本其一貫之大陸侵略政策，悍然不顧一切，繼續施用武力，強占我東三省，並製造偽滿洲政權。繼又發動“一·二八”淞滬之戰。二十二年初，複攻我熱河，進迫長城各口，發生長城之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７５戰。是年五月塘沽停戰協定成立，日軍行動表麵雖見緩和，但其蠶食中國企圖，實現大陸政策之野心，迄未稍戢。嗣以我內部多故，國聯亦無力製裁，乃益肆無忌憚，采取軍事、政治聯合進取之策略。始而用兵察東，策動內蒙分化工作［１］，繼而力謀華北五省（冀察晉綏魯）成立特殊組織，並嗾使漢奸殷汝耕［２］在其卵翼下，首先宣布冀東二十二縣自治，嗣複驅使偽滿軍偽蒙軍侵犯綏東，窺伺晉北，陰謀暴行，有加無已。我政府始終本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之主旨，忍辱負重，相與周旋，期在平等互惠與互尊領土主權之原則下，循由外交正軌，與日解決糾紛，恢複友好，共策永久和平。終以日本軍閥缺乏遠識，一意孤行，百般向我淩壓，遂致發生七七事變，激起我全民族反侵略之怒潮，中日戰機，遂致一發不可收拾。

二十六年六月下旬，日軍按照預定計劃，將平津駐屯軍河邊旅團兩個聯隊以上之兵力，集中於平郊豐台一帶。七月七日之夜，在宛平縣城外盧溝橋附近舉行演習，藉口失蹤士兵一名，日武官鬆井於子夜要求帶隊入城搜查。其時我駐宛平部隊為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吉星圖２９話劇《保衛盧溝橋》劇情介紹之一文團之一營，以時值深夜，恐擾地方安寧，當予拒絕。日軍即以步炮兵突擊該城。該營以守土有責，乃奮起抵抗。

———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２編，台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解讀［１］分化內蒙的工作，早在１９３３年日本就緊鑼密鼓地在進行，鼓動內蒙古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人稱“德王”）糾集西蒙各旗王公向南京中央政府請願，要求自治，獲得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１９３６年，德王與關東軍相勾結，試圖成立“蒙古國”。後在日本操縱下，成立了“蒙古軍政府”。抗日戰爭爆發後，德王被傅作義打敗，“蒙古軍政府”名存實亡。

［２］殷汝耕（１８８３—１９４７），曾留學日本，精通日語。１９３５年，土肥原策動“冀７６七七事變真相東暴動”，成立了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出任主席。後還投入汪偽政府任偽職。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處決。

山雨欲來風滿樓１９３７年５、６月間，日方有關華北形勢的報告［１］一、教育總監部本部長香月清司中將前後一個半月在“滿洲”、華北對軍隊進行視察，６月５日就華北狀況作出如下報告：華北形勢相當緊迫。因此，增強兵力很有必要，也許馬上還辦不到，最少希望增強熱河的兵力，以備華北方麵使用。【中略】二、５月，曾到中國和“滿洲”與現地機關進行聯絡的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２］，談當時狀況如下：日華邦交調整繼續在惡化道路上走著。首先一點，無論如何要撤銷冀東政府使華北明朗化，沒有這一點，日華融合是不可能的。５月，決定陸軍省派出軍務課長柴山大佐、參謀本部派出第七課長水津佐比重［３］大佐，帶著撤銷冀東政府的腹稿，一同到中國調查實情。【中略】這次旅行，特別對華北的視察很有必要，用了幾天時間在北平、天津會見了中日要人，征求他們意見和感想。結果都認為中日雙方很緊張，頗有一觸即發之感。然而感到在駐屯軍內部卻毫無戒備。

三、和柴山大佐同時來華的參謀本部第七課長水津佐比重大佐，於６月８日就中國形勢作如下報告：【中略】擔心華北不一定什麼時候，或什麼樣的事件要爆發。不久將來，華北萬一發生不測事態，最擔心的是青島一帶需要警戒。平津方麵表麵看很平靜，【中略】不定什麼時候會出事，不可麻痹大意。

四、【中略】井本［４］參謀的視察所見報告如下：中國排日、抗日、侮日形勢達到高潮。軍隊幹部，尤其下級幹部態度更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７７加露骨。日本方麵軍部派出的人員對中國的動向觀察大體一致，但在對策方麵存在分歧。少數人的意見認為，應是日華平等互惠，和平共存；而大多數的意見認為，對中國打擊一下就能改變局勢。日本僑民身受中國挑釁，因而激起了對華的敵愾心。這種狀態還不明白是不是意味著中日戰爭。在通州的殷汝耕說，“山雨欲來風滿樓”，當時我對此話也很難理解。

五、石原［５］第一部長對於流傳的這樣說法：“不久華北要發生什麼事”頗為憂慮，並認為對盧溝橋附近的形勢必須留意。【中略】六、當時擔任大使館陸軍武官輔佐官的今井武夫少佐談北平附近的動向：【中略】（三）自６月２６日起，冀察政權對北平實行夜間特別戒嚴，受第三七師師長馮治安指揮。實行特別戒嚴理由不詳，傳說不一，有的說是由於駐紮北平附近日軍頻繁演習，國民政府指示應加以注意；有的說收到情報，受日本人唆使的一些中國人要占領北平，或者說北平市內要起暴動等等。

（四）我收到中國方麵提出的關於“日軍６月２９日夜，以夜間演習為名，向盧溝橋街裏進行實彈射擊”的抗議。於是，對本駐屯部隊進行秘密的全麵的調查。但是，這樣的事實根本沒有。此外，“謎”一樣的事情經常發生。

（五）７月３日，接受第三七師師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馮治安的招待，並隨同師長訪問保定，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款待。但視察途中情況，在盧溝橋附近的永定河左岸中國兵在大舉演習，在保定北麵構築有堅固的陣地。還有，突然訪問保定的中國兵營時，看到那裏進行著強烈的排日教育，給人以極大惡感。

———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１卷第１分冊，田琪之譯，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２１—１２４頁解讀［１］盧溝橋事變以前日方已經預謀武力解決“華北問題”。一些日本軍官在華北遊曆後所作的報告，反映了這一現象。“對中國打擊一下就能改變局勢”成為不少日本軍官的共識。因而，“不久華北要發生什麼事”的傳言在東京不脛而走，也就不足為奇了。由於日軍已把盧溝橋作為他們演習的假想敵目標，駐守盧７８七七事變真相溝橋的二十九軍不可能不提高警惕，預防非常事態的發生。

［２］柴山兼四郎（１８８９—１９５６），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２４期、陸軍大學第３４期。曾逼迫國民政府解散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１９３６年３月晉升輜重兵大佐、陸軍省軍務課長。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持不擴大派主張。後出任不同地方的特務機關長，從事分化瓦解抗日組織的工作。又先後任輜重兵監、汪偽政權最高軍事顧問等職。最高軍銜為陸軍中將。戰後被指控為戰犯獲徒刑。

［３］水津佐比重，時任日本大本營參謀本部第七課課長，軍銜大佐。

［４］井本雄男，時任日本大本營參謀本部作戰課參謀，軍銜大佐。

［５］石原莞爾（１８８９—１９４９），日軍侵略戰略的理論家。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２１期、陸軍大學第３０期。曾到中國各地進行所謂“考察活動”，對中國國情有較深入的了解，提出了日本稱霸世界的“石原構想”，而實現構想的第一步，就是首先武力占領滿蒙。由此他參與策劃了“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件爆發後，主張“不擴大方針”，但隨著“擴大派”得勢，他備受指責。後又因與東條英機不和而失勢。

盧溝橋事變前日方已有在華北挑起事端的預謀他［１］在說了這一篇開場白之後，就對華北最近的形勢征求我的意見。對此，我先分析了今春以來當地中國人的群眾運動的險惡形勢，然後說：“對這種事態放任不管的話，發展下去必然有爆發不幸事件的可能，如果日本真的想避免發生這種情況，那末，對現行的日本對華政策，特別是對在華北過急地提出經濟權益的要求，實有重新加以考慮的必要。”大穀除了重複他的“現在日本想在華北挑起事端是不適宜的，必須設法加以防止，製止爆發意外的戰爭”這種說法以外，又提出了這樣的希望：“北平武官無論如何要回日本去一次，把剛才提到的那種意見向內閣總理大臣以及所有的閣員講一講。因此，我已經派跟隨我來的橋本文治從這裏直接回國，對促成你回國的事作好準備工作。”【中略】關於岡本對華北形勢的觀察是否正確，我無意加以批判，隻是對於當時東京突然把大穀、岡本兩人相繼派到華北來進行現場考察，其真意究竟何在，卻覺得有加以判明的必要。

後來聽說，那時候，在東京政界的消息靈通人士之間，私下盛傳著這樣的謠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７９言：“七夕的晚上，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２］對此大吃一驚的軍部和政府的一部分消息靈通人士，似乎就不約而同地秘密派出了各自的視察人員。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１４—１７頁解讀［１］他指的是大穀光瑞（１８７６—１９４８），日本西本願寺第２２代法主。後辭法主職，不斷到中國各地及東南亞遊曆，利用其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影響，支持日本軍部的侵略行動。他主張對華采取強硬措施。曆任近衛文、小磯國昭內閣的參議、顧問等職。

［２］柳條溝事件為日軍發起“九一八”事變的借口。柳條溝為南滿鐵路靠近北大營的一個小村落。日軍於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在此炸毀鐵軌，反誣這是中方所為，遂對北大營的中國駐軍發起進攻，進而占領沈陽。今井武夫回憶，盧溝橋事變前夕，東京又盛傳第二個柳條溝事件即將發生；另據嚴寬於當年７月５日從北平發給何應欽的密電，其中也有“平津謠諑”盛行之語，可見盧溝橋事變是日方有預謀策動起來的。

今井武夫記述：事變前已有大戰將爆發的預兆［１］七月六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前一天，我應邀在陳子庚家裏吃晚飯，他的家就在北城鼓樓西邊，再往北就可以看見城牆，地名叫小岔海［１］。那天我是和擔任翻譯的大倉公司北平分公司經理林龜喜一起去的。陳子庚過去當過前國務總理靳雲鵬的秘書長。

【中略】不料在開宴時，一個不速之客———冀北保安總司令石友三卻穿著一身中國長衫翩然出現了。我和石友三早在五年以前，當他還在山東韓複榘手下時就有過交往；冀察政權建立後也和他有著私人的親密交情。因此，他好像知道我今天在陳家裏，特地前來看我的。石突如其來地向我提出質問：“武官！日華兩軍今天下午三時在盧溝橋發生衝突，目前正在交戰中。武官知道這個情況嗎？”刹時間我大吃一驚，堅決地否定說：“我不知道這樣的事，也不會有這樣的事吧。萬一有那樣重大的事件發生，日本軍是不可能不通知我的。我泰然自若地８０七七事變真相待在這裏，就是沒有發生這樣重大事件的證明，所以，定定心地喝酒吧。”對此，石友三仍堅持己見，而且不知為什麼隱瞞著這一情報的來源，總是固執地說事實沒有錯，甚至還說：“即使日華兩軍突然發生全麵戰爭，我在北平北郊黃寺的部下，對於日本軍隊是不會有作戰意圖的，請你務必設法不要去攻擊他們。”也吃不準他的這些話究竟是真的還是開玩笑，但他的態度卻始終是慌慌張張定不下心來的樣子。不久開宴，上了最初的幾道菜和燕窩後，大家照例幹杯一番，他就急急忙忙離席而去了。

【中略】後來回想起當天晚上的情況，我對自己未能覺察僅隔一天所發生的事件，不禁慨歎自己目光之短淺。石友三的話，就在事件爆發的前一天，從時間上來說是提早了一天，但好像預見到盧溝橋事件似的，而且他對此深信不疑。如果把他的話和東京的消息靈通人士中流傳的謠言，隻看成是單純的巧合，那就再恰當也沒有了［２］，這真使我感覺到好像落在五裏霧中了。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１７—１９頁解讀［１］應是什刹海。

［２］石友三從某個渠道獲悉日軍即將發動進攻，與東京一個時期以來有關華北將有重大事件發生的傳言正相切合，證明盧溝橋事變是日本有預謀的行為引起的，日方認為屬偶發性事件是站不住腳的。

七七事變前日方收買無賴滋事，企圖趁亂生事［１］盧溝橋事件，一般觀察者認為並非偶發事件，事前漢奸及朝鮮浪人，在北平滋事，顯係盧溝橋事件之先聲，故“九一八”沈陽事件勢將重演於北平。英文《大陸報》刊載北平通訊一篇，頗為詳細，其原文雲：北平現狀，猶如火山，有隨時爆發、釀成“九一八”事變之虞。漢奸暨滋事之鮮民，被警務當局捕獲者，已有兩百餘名。而過去五日來，據報第二十九軍部隊暨另有某部軍隊，開近城廂駐防，以備意外事變。【中略】不穩分子擬在河北、天津、北平、保定各地，發生事故，以此有關當局戒備甚嚴。平警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８１已實施夏防規則，曾有一兩晚，類似戒嚴性質之狀態。記者已悉冀察政委會暨第廿九軍雙方，已探悉日軍收買中、鮮無賴，在平市企圖生事，以便造成事故。此種情形，已有多時，幸軍警當局機警，悉多於事前設法破獲消弭。

———《中國全麵抗戰大事記》，美商華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第２頁解讀［１］為了製造侵略中國的借口，日本會使用各種挑釁的手段。收買中國和朝鮮的無賴尋釁滋事，便是手段之一。

圖３０為防不測事件，北平戒嚴日方的情報收集戰區附近，漢奸活動相當厲害，這似乎說明中國人心之不齊一，足以引為悲觀。然而詳細分析，漢奸的內幕，實在也可憐，而他人謀我之深遠，亦足以為國人警惕。原來他們平日在中國施行毒化政策，使若幹無知愚民墜入鴉片嗎啡的氣氛中，麻醉了意識，而且窮困破產之後，成了遊民，每日的癮病，逼著這般毒夫不得不想解決急切需要的法子。於是人家乘機而入，賂以重金，每人每日二十元，鴉片白麵管飽，如果情報確實，比方能確實探明我方高級司令部目標，而為其炮火確實擊中者獎洋一千元。自然，他們說的話，不會可靠，不會如此慷慨，然而毒夫是漢奸主要的成員，卻一絲不假［１］。

８２七七事變真相我們在這些特種工作上，做得不夠，而且很少有經過特殊訓練者，隻能很形式的、很機械的做些外形表皮工作，並不能機敏的技術的對抗外來的諜報，而展開自己的情報網。如二十日日軍第三次違約猛烈炮擊宛平城後，城內守兵疑係平日參觀人泄漏消息，告訴日軍炮擊目標，故遷怒外麵入戰場慰勞、調查等人士，同時不準城內婦孺出城，仍以恐泄軍情為理由，此皆未曾了然於近代作戰之根本的意義，而徒為過分之操切，增加吾民在戰區中之痛苦。其實日軍之測量盧溝橋、長辛店等地之詳細軍事要地，有曾為日軍向導之某君言，自豐台被占後，日軍以演習為名，來此實測者，已不隻二三次，平日無對抗，非自今日始。且累次交涉停戰之彼方人物，即為實戰場再詳測之人物，我們不能將其如何，而重苦吾民，不能不謂有相當值得考慮地方。

———範長江：《盧溝橋畔》，載天津《大公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解讀［１］用毒品麻醉並收買漢奸是日本獲取情報的手段之一。何鍵《“六三”禁煙紀念演講詞》謂：“據各地破獲敵方的間諜機關，也往往用毒品來麻醉、收買我們無知的同胞去做他們的走狗。”（《新華日報》１９３８年６月３日）日方的野心日寇向我挑戰的行動，盧溝橋事件的爆發，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日寇一貫侵略政策的必然結果。隻要看看在最近兩月來平津的謠言紛紛［１］，人心是經常處在擾攘不安的狀態中，日寇不斷的在華北軍事演習，大舉增兵華北，通縣及冀東各地日夜趕築工事。日人往返於平津間。【中略】這一切都已經明顯地象征出來了，第二個“九一八”的號炮將震蕩於華北。盧溝橋事件的發生絕不是偶然，正如日報所載，“事件的起因，由來已久”（同盟社東京九日電）。

日寇在盧溝橋的軍事行動，我們顯然可以看出，其作用是在壓迫二十九軍退出華北，以造成華北清一色的漢奸政權。把華北的咽喉———平津———完全控製在日寇的手裏。所以當戰事發動之後，日寇即提出“二十九軍撤退盧溝橋”的要求，最後經各方麵的周旋，該地由石友三的保安隊接防（按石友三是國人共知的漢奸）。對於日寇當然占著很大便宜。但日寇絕對不會因此而心滿意足，故近日各方電稱：日兵並未撤退，源源不斷的援軍，仍然往北平豐台增援，朝鮮軍準備出動應付事變，日駐華海軍第三艦隊亦待機出動（同盟社東京電）。這些消息，已經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８３暴露了日寇侵華的野心。

———《盧溝橋事件》，載《新中華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解讀［１］事變發生前已有將發生大事的傳言，事變發生後，即使在日本人內部，也有許多人承認，事變是由日本方麵一手製造的。香月清司曾說：“當時在平津地方的日人、華人之間到處流布盧溝橋事件係日本方麵有意製造的悲劇，係駐屯軍中的過激分子與日本僑民中之不良分子合作所共同製造，亦即意圖擴大這一事件，挑起日華糾紛以擴充日本的對華權益之傳聞。”（香月清司：《中日戰爭回憶錄摘記》，載《現代史資料（１２）·日中戰爭》（四），轉自《近代史資料》總第８５號，孫祥澍譯）日本媒體宣稱事變原因在於中國排日反“滿”［１］【東京十日同盟社電】關於盧溝橋事件之善後處理問題，雖已經雙方約定由軍政當局分派代表近日內舉行現在解決之討議，然日方陸軍中央部對今次事件，未認為係偶發之事件，其事實之根本原因，當歸於中國政府之中央化之工作也，並由於排日反“滿”繼續潛在行使以來，其為必然之結果也。假使以上事件由於當麵處置交涉到達解決點時，然其根本之中國〔一〕側之排日的工作，不再改消，對於以上同樣事件確為難保不再發生也，是以由於南京不放棄排日工作，而華北之空氣當更加險惡矣。日方如再三的隱忍自重，亦難以〔免〕發生今次同樣問題，是以日方當局對以上事件設法處理善後外，為根絕此次事件之禍根著想，當對中國當局提出極嚴重之抗議，並於中日雙方軍事當局間當要求遵奉業已實施之“梅何華北協定”。倘中國方麵對日方之真誠意旨不加諒解，而繼續工作侮日之行為，蹂躪協定精神，再發生如何不祥事件者，則華北一帶當有不可避免之惡化事態發生。果如是者，日方不得不持以重大之決意以對之，敵對目下現地交涉之進展，亦極為注視雲。

———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解讀［１］日本軍部也承認盧溝橋事變非偶然事件，他們認為中國排日反“滿”，因而日方要挑起事端，並威脅不按他們的要求，華北還將發生“不祥事件”。按日本８４七七事變真相把中國東北變成他們控製下的“滿洲國”，中國人民不可以反對嗎？日本還想進一步侵入華北，中國人民豈有不因此而排日嗎？日本軍國主義把侵華視為理所當然，中國人民隻能接受，不能反對，這完全是強盜邏輯。

三、最初的交涉現場交涉７月８日前線中日交涉概況【北平電話】事件發生後，雙方即派員交涉，同時並會同派赴當地調查，我方之林耕宇、王冷齋諸氏，及日方之寺平、櫻井數人，昨晨到達宛縣時，係用繩子縋入城內，旋又以繩子送出城外。比有日方森田中佐領導赴日方陣地視察，日方原來條件，既定我方先撤軍隊而後談判，首限二時以前履行，次展至下午六時，但無具體結果，故六時以後即行開炮至七時許，炮落城內達三四十發，旋略停。七時以後，有斷續槍聲，縣長王冷齋及秘書洪大中，均固守城內未動。現雙方仍賡續進行交涉，截至今晨四時止，雖無具體結果，但雙方均望事態不再擴大。據日方昨夜宣稱，日方已由今井及和知［１］二人在平與我方之馮主席、秦市長進行交涉。

———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圖３１衝突現場中日談判代表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８５解讀［１］和知鷹二（１８９３—１９７８），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２６期、陸軍大學第３４期。在日本參謀本部工作多年。１９３６年任中國駐屯軍參謀。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主張就地解決，強調北進反蘇。長期從事特務活動，日本梅蘭竹菊四大特務機關的蘭機關長就是指他。

金振中回憶７月８日的中日交涉［１］八日晨六時許，由東駛來兩輛汽車，我和王冷齋出城迎接，一起來到專署（即宛平縣政府）。日方來代表四人：日本特務機關部輔佐官寺平、冀察政務委員會軍事顧問櫻井、秘書齋藤和一名隨從；我方代表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專員林耕宇、冀察綏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河北省行政督察專員兼宛平縣縣長王冷齋。雙方坐定後，櫻井提出三條無理要求：一、宛平縣城內中國駐軍撤退到西門外十華裏，以便日軍進城搜查丟失之日兵，否則日方將以炮火把宛平城化為灰燼；二、昨晚日方所遭受之損失，應由華方負責賠償；三、嚴懲禍首，最低限度處罰營長。我方代表對以上無理要求十分氣憤，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當即指出：豐台距盧溝橋八裏之遙，又是雨夜，你們偏偏到我警戒線內演習，險惡用心已暴露無遺；二、你方丟失一兵，應由你方帶兵的負責，與我方何關？三、你方昨夜炮轟宛平城，民房被炸倒，軍民被炸死、炸傷多人，慘不忍睹，應由你方賠償我方損失。我軍保衛國土，打擊入侵之敵，何罪之有？你們才是禍首。

談判進行到九點半左右，日方又開始炮轟宛平城，炮彈擊塌縣府屋角，室內煙塵彌漫，我方代表非常氣憤，退出會場。

———金振中講述、郭景興等整理：《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載《中國青年報》１９８５年８月２日解讀［１］金振中另撰有《七七事變點滴的回憶》一文，經作家方軍整理，將其中有關事變過程的記述收錄在《二十九軍老兵在盧溝橋上最後一次集結》（遼寧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７月版）一書中，其文敘述當時情形更為詳盡。唯該文中似亦有若幹誤記。如提及７月８日從北平開兩輛車到盧溝橋現場調查的人員中，包括鬆井，按當時到現場去的日方代表有三人，即櫻井、寺平、齋藤，鬆井沒去。另外，８６七七事變真相金振中記有四個日方代表，其中翻譯愛澤在城裏被我方處決。據王冷齋回憶，７月９日雙方初步達成停火口頭協議後，河邊正三還派笠井顧問、廣瀨秘書、愛澤翻譯三人進宛平城，表示“和平實現”。則７月８日至９日的談判過程中金振中是否處決日方代表，是個疑問（此事也未見於其他當事人的記述）；即使有處決的事，也不是愛澤。以下為金振中回憶節錄：“在這反複衝殺的激烈戰鬥中，至夜下２時，許處長又來電話說，現日方提出兩點建議，我方已同意：（１）雙方立時停止射擊，雙方陣地所遺留的死傷官兵可允許各自運回；（２）由綏署二人、日方四人（內有日高級顧問纓井德太郎）一共六人，預定天亮後，６時，乘汽車兩輛，進入宛平城內進行調查昨夜所出的事故。我方已同意日方提出這兩點，望你通知所屬，不要誤會。我接到此通知後，把原通知後又加了兩句：來的汽車，至我崗哨前５００公尺處，令其停止，經我崗哨檢查後，才可放其行過來。此外又通知王冷齋及時到城東門來。我就急忙來到東城門上，接著王冷齋也到來，我就把綏署來的電話和昨夜所發生的事故各向王介紹，轉眼遙遠就看到由東來了汽車兩輛，漸漸駛到我警戒線內，被我崗哨阻止，經檢查後，才向我城門駛來，我和王冷齋出城迎接汽車來的綏署兩人，日寇高級顧問纓井德太郎也相繼下車，各敘幾語，就共同到專署。剛坐下，纓井德太郎首先就向我說，為使昨夜所出的事故不致擴大，應就地解決，華軍應接受以下三點：（１）現時守城和橋的華軍要撤出城西１０華裏以外，以便日軍進城搜查昨夜晚所失沒的一名演習兵，否則日軍要以極猛烈的炮火，把城和橋化為灰燼；（２）昨夜晚日方所遭的損失，應由華方負責賠償；（３）嚴懲這次造禍的禍首（指我）。當時我就考慮到，這次日寇代表來宛平，名為調查，而其實際不外下列兩點：其一，他想襲用豐台車站前例，以嚇唬和威脅，把城和橋讓給他，這樣既能符合他的上級唆使，又符合他的單位軍事領導向上邀功的願望；其二，昨夜晚攻擊我城與橋的日寇遭到挫敗後，其傷亡和勞累的官兵以及彈藥的消耗，亟待整補和休息，他借這個調查，拖延時間以達到上述所需要的願望。並可以繼續施展他的嚇唬和威脅。如果仍不得逞，再繼續攻擊我城和橋。根據上述兩點判斷，我就當時回答纓井德太郎：（１）豐台距宛平八華裏之多，在這雨黑夜，頂麵均辨不出人的麵貌，隊伍根本不能出來演習，而你方隊伍又偏偏來到我城與橋警戒線內演習，你方的險惡用心更暴露世人的見聞；（２）你說少一名演習兵，何憑何據何人證明，這樣憑空捏造事故，是卑鄙行為、訛詐作風，世人聞之更加憤憤不平；（３）你方軍隊駐在豐台車站，我方軍隊駐在宛平，你方日製各種槍炮彈，均紛紛降落我宛平和盧溝橋以及周圍，使我方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８７居民房屋被炸塌炸倒累累，而軍民被炸死炸傷的慘不忍聞，你方駐豐台車站以及周圍的人看到這樣慘苦的災禍沒有？而你方反而嫁禍於我方，攪賴有害於此嗎？也是益增你方暴橫不可比擬的惡劣行為，想你方也不乏正義之士，聞之必指責你方這類肇禍的禍首們。總之，我方遭到這樣偌大的損失，應由你方負責賠償，因禍首完全在你方。

在這談判爭論過程中，已達到上午９時半，日寇隊伍應整頓補充等已得到就緒，仍得不到他方代表出城回答他的要求，料想光用口頭威脅，勢難成功的。於是再加以武力威脅，迫使我方即時就範，因此又糾合各兵種，向我城和橋進行猛烈攻擊，談判桌上，即時也遭到炮彈降臨。在參加談判的除我和四個談判的日寇外，其餘均一哄而散，纓井德太郎等四個日寇乘此緊急關頭，又無其他人在，向我提出如下兩點：（１）先把我四人送出城回到隊伍裏，說明城橋的華軍於日落後可撤出城橋。（２）我等四人（纓井說）願與你到城東北角插上白旗，表明已允許日方的要求，也可終止日方的攻擊，並保證你（指我）一切安全等等騙言來愚我。我聽到這一係列的騙言後，勃然大怒，連忙厲聲說，先把你這四個寇頭砍下來，紀念我方死傷的官兵，也不足泄我官兵之憤恨。由此激怒了我隨從兵和宛平公安隊，從屋內把這四個日寇揪出來，日寇通譯官愛澤首先被就地槍決，綏署來的林更〔耕〕宇、周永業，從旁私下向我建議，餘下三個日寇可暫緩處決，作為人質。我想說得有理，接受他二人的建議，但剩下的三個日寇均嚇得戰栗不止，立時麵呈死灰色。纓井德太郎擰住我右胳膊，鬆井擰住我左胳膊，輔佐寺平擰住我背後衣下襟均擰死不鬆，我命隨從兵把這三個談判日寇個個背手捆縛起來，連成一串，隨我到城和橋上，示給攻我城橋的日寇看看這三個日寇醜態。當時我隻顧指揮戰鬥，忘卻把這三個談判的日寇拍照下來，事後很為後悔。”日軍戰報簡述７月８日中日交涉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大佐負責對事件的聯絡，直接與冀察方麵談判，派出日華代表團赴現場，為防止事件擴大而進行工作。一行於３時半從北平出發去現場。首先由櫻井少佐，接著是寺平大尉作為軍方代表和中國方麵的代表一同進入盧溝橋城內；營長金振中也參加談判。當時一木大隊已開始戰鬥行動，所以一行首先要求雙方停止戰鬥。１１時半，代理聯隊長森田中佐向中國軍方代表、第二九軍參謀王啟元提出，將盧溝橋城內的中國軍隊移至永定河西岸，一木大隊移至河東岸。兩軍隔離，否則解除城內中國軍隊的武裝。但中國方麵表示，８８七七事變真相沒有這樣權限，所以談判移到北京去了。

———《駐屯步兵第一聯隊戰鬥詳報》，載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１卷第１分冊，田琪之譯，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３３—１３４頁圖３２談判代表從宛平城牆上縋城而下７月９日中日雙方的談判及落實情形［１］【本市消息】盧溝橋事件，經日方代表天津駐屯軍高級參謀和知，協同駐平特務機關長鬆井，日使館武官今井等，前晚訪晤平市長秦德純磋商，鹹以事件不宜擴大，仍以和平解決為目標，徹夜談判，決定昨晨三時，由中日雙方先行下令停止戰鬥行為，靜待以外交途徑解決，並商定雙方部隊各歸原防，同時中日當局，特派外委會專員林耕宇，日軍事顧問中島［２］，銜命前往，向雙方軍隊傳達平方中日代表談判結果。林氏等四時許抵盧，首赴平漢路盧溝橋車站（宛平城東北一裏許）日軍臨時司令部，會晤日軍旅團長河邊正三、第一聯隊長牟田口。旋入宛平西門，與冀四區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駐軍團長吉星文晤麵。六時雙方軍隊開始撤退，中日雙方並派張允榮［３］、鬆井，於十時前往監視雙方撤退。日軍此次共設防線四道，計官兵六百名以上，撤退時由炮兵掩護，施放空炮一百四十發，日騎炮部隊一部，昨下午二時已撤至大井村（廣安門外十餘裏）。步兵集中日司令部（盧溝橋車站），迄至昨晚尚未撤去。由津通開往聲援之日軍四百餘名，坦克車十二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８９輛，及鐵甲車、輜重彈藥等，均停於盧溝橋附近。截至昨晚，盧溝橋一帶，仍時有槍聲發現，秩序一時尚難恢複。我方當局昨日下午三時，在某處舉行會議，討論善後應付辦法。

———《華北日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解讀［１］據此報道，日方一麵談判，一麵卻在運兵增援。９日衝突前線的日軍約有６００人，由天津等地開來的列車又載著４００人前來增援，並運來坦克、裝甲車，顯然是準備將戰火擴大。隨後談判說好了雙方均從衝突的地方撤退，而日軍並未按約定後撤。

［２］中島弟四郎，時為日軍派駐第二十九軍的軍事顧問，中佐軍銜。參與了盧溝橋事變的談判。

［３］張允榮（１８９６—１９６６），字省三。曾投身馮玉祥領導的國民革命軍。１９３５年，任沽源警備司令的張允榮在張家口與日本人簽訂秘密協定，開始了賣國活動。１９３６年任冀察政委會交通委員會委員。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主張對日妥協，成為參與和談的活躍人物。

宛平縣長王冷齋追憶事變中與日軍交涉詳細經過事變發生於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間十時。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附近實行夜間演習畢，集合回隊時，突然揚言有日兵一名失蹤，在宛平城外到處尋覓不見，意圖進城搜索，並開槍數響示威。一麵由北平日特務機關向我市政府及外交委員會交涉，謂日兵失蹤定被盧溝橋駐軍或該處土匪所害，應準日軍進城搜索，如有其他情形，須由我方負責等語。我當時接到各方電話後，即通知駐軍金營長對於城防切實戒備，一麵並令警察保安隊代為搜尋，曆一小時毫無影響。乃親赴市府及外委會報告，當奉命赴日本特務機關部向鬆井機關長交涉，到達日軍機關部時已午夜二時左右，斯時外委會主席魏宗瀚、委員孫潤宇［１］、專委林耕宇、綏署交通副處長周永業、日特務機關長鬆井、顧問櫻井均在座，當就本案與鬆井已得報告謂失蹤日兵現已歸隊，唯須明了如何失蹤情形以便談判。我當反詰以如何失蹤隻需訊明該兵即可明了，即為周到起見由雙方派員調查亦可。當即決定我與周、林、櫻井，並日通譯齋藤五人前往。正擬出發間，得報告駐豐日軍數百人全部武裝開赴盧溝橋，事態已見嚴重。同時日軍聯隊長牟田口並請我同林耕宇前往一９０七七事變真相談。當即同林赴日兵營與牟接洽。牟見我即詢：王專員此去能否負處理事件之全責？我答雲：頃間在機關部所商係負調查使命，事態未經明了，尚談不到處理，且此事責任應由何方擔負，此時亦不能臆斷。牟複謂：假使事態明了總以當地處理為宜，日本方麵現已決定由森田聯隊副全權處理，因為事機緊迫，勢或不及請示，閣下為地方行政長官，發生事件係在貴轄內，自有權宜處理之權［２］。我仍以先事調查再談處理為原則，對牟所求堅決拒絕。

圖３３宛平縣縣長王冷齋在被日軍炮轟過的縣政府大門前如此談判約半小時，牟見無法，乃允先行調查。我同林出日兵營時，見日兵三百餘人分載大汽車八輛，已向盧溝橋出動，乃急會同周永業、櫻井、齋藤等出發。我與林二人在後一車中。當車抵宛平城東北角沙崗時（距城約一裏），見該處已為日兵占據布防，士兵多數伏臥均作射擊準備。斯時突有日特務機關部輔佐官寺平奔至車前，阻止前進，並手出地圖向我雲：現在事態已十二分嚴重，不及調查談判，應請貴專員迅速處理，下令城內駐軍向西門外撤退，日軍進至東城門內數十米，達地點再行談判。我答雲：此來係在貴機關部商定先從調查入手，適間牟田口所求處理責任我已拒絕，貴輔佐官所雲離題太遠，究奉何方命令本人實未明了。寺平當謂：平日日軍演習均可穿城而過已有先例，何以今日演習不能進城？我當反詰謂：恐爾來華不久，尚未明了此間情況（寺平係接濱田任不及三月），向來日軍演習均在野外，從未有一次準其穿城而過，爾所謂先例請指出某月某日事實以為佐證。寺平語塞，還惱羞成怒雲：此項要求係奉命辦理，勢在必行，請君見機而作以免危險。同時森田即請我與林君下車，指示日軍陣容，槍炮並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９１列，意在對於手無寸鐵的我示威。森田並向林雲：要請王專員迅速決定，十分鍾內如無解決辦法，嚴重事件立即爆發，槍炮無眼，殊為君等危！我當時雖自揣身陷敵陣備受威脅，但責任所在，生死早置之度外，當即嚴辭拒絕，謂僅奉命調查，他無所知，危險更無所顧慮。且第一步調查辦法係在特務機關部決定，前後方不應矛盾如是。此處非談判之所，如君等（指森田、寺平）依照後方決定原則辦理，即須在城內從容相商，否則一切責任應由君等負之。森田、寺平見威嚇不成，乃自行商定，由寺平同我及林君進城談判。

進城後，周永業、櫻井、齋滕等已先至，當在專署會客室繼續談判。未五分鍾（時為四時五十分）而城外槍聲突發，槍彈紛紛掠屋頂而過。據報日軍已開始向我射擊。我當以電話向北平報告開火情形，一麵仍同櫻井加緊談判。雙方射擊約一小時，森田忽派人持刺來請求派員出城麵談，當經商定雙方下令停止射擊，由林耕宇君與寺平二人縋城而出與森田麵商。旋據報告並無結果，林等即返平報告，而雙方複繼續射擊，日軍並以迫擊炮轟擊城內，雙方均有死傷。迄午後四時牟田口派人齎函由城外鄉民繞道從西門轉遞進城，請我與吉團長星文或金營長振中出城親商，我與吉同以未便擅離職守卻之。五時牟複來函要求三事：（一）限即日下午八時止［３］，我軍撤退河東，日軍撤退河西，逾時即實行以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內人民遷出；（三）在城內之日顧問櫻井、通譯官齋藤等請令其出城。我當答以：（一）本人非軍事人員，對於撤兵一節未便答複；（二）城內人民自有處理辦法，勿勞代為顧慮；（三）櫻井等早已令其出城，唯彼等仍願在城內談商努力於事件之解決。斯時槍聲已停，雙方均抱沉靜狀態，以待事件之推演。至午後六時時鍾甫鳴，我忽思及專署地點實為攻擊目標，未便久駐，且櫻井等均係輔助辦理外交，並非軍事人員，自當盡我力之所及，切實保護，勿令罹難，因就附近另覓民房一所辦公，並請櫻井等同往。六時五分離開專署，各職員數十人亦同往。甫出大門約十餘米，而敵人大炮已連珠而至，每炮均落專署之內，自專員辦公室起以及客廳職員房屋均被毀，牆屋倒塌器具粉碎，炮彈破片累累，營長金振中受傷。敵人此次突於沉寂空氣中，出我不意發炮轟擊，其用心之刻毒可見。幸我等先兩分鍾離開，否則數十人立即粉身碎骨。自是而後，劇戰達三小時，平盧電線為炮火摧毀已不能通，命令報告均由豐台轉達。斯時我西苑駐軍一旅由何基灃率領，已開到八寶山，向五裏店大井村方麵截斷敵人後路。九時以後，我軍戰況甚佳，已將回龍廟及劉莊一帶敵人驅走，敵軍傷亡倍於我軍。斯時接到北平命令謂已向日方提出交涉，限日軍即晚向豐台撤退，否則我軍即行進攻，同時牟田口複直９２七七事變真相接致函與我，請派員協商停戰辦法。我以北平方麵已決定原則，對牟函不便答複。十時以後戰況沉寂，唯時聞斷續槍聲而已。十二時我軍實行夜襲，將鐵橋附近日軍殲滅殆盡，斬獲甚多。

至九日晨三時由豐台轉到馮主席治安、秦市長德純電話，謂已與日方交涉妥協三項：（一）雙方立即停止射擊；（二）日軍撤退豐台，我軍撤回盧溝橋迤西地帶；（三）城內防務由保安隊擔任，人數約二百名至三百名，定本早九時接防。我奉電後當即通知駐軍吉團長知照。乃至六時，日軍突以大炮攻城達百餘發，此為妥協聲中，日軍背約棄信之第一次。我一麵即電北平報告請向日軍交涉，經電詢日方，據雲係為掩護退卻，一切仍遵照北平所商三項原則辦理，並雲日軍已開始撤退。我當派便衣隊警赴城外偵察，據報五裏店日軍確已漸向大井村方麵撤退，同時北平來電亦謂保安隊已於晨六時向盧溝橋出發，計程九時可到。但至十時保安隊仍無消息，經派員探明，謂該隊到大井村後為日軍所阻不能前進，致生衝突，我方陣亡士兵一名傷數名。我當即電平請向日方交涉製止並履行諾言，至午後三時仍無結果。斯時北平所派雙方監視撤兵委員已到，計日方為中島顧問，我方為綏署高級參謀周思靖［４］，外委會專委林耕宇亦偕來。抵縣後，即分兩組實行監視撤兵，甲組擔任回龍廟及鐵橋一帶，委員為周永業及櫻井，乙組擔任大井村五裏店及東北角沙崗一帶，委員為周思靖及中島。雙方分途出發，至四時返城，均謂已監視撤退完畢，唯保安隊迄未進城。我當請周思靖赴大井村與河邊旅團長接洽，中島亦同往，嗣由周等帶進隊兵五十名請先行接防再議辦法，此為日方背約棄信之第二次。我以北平雙方所定三原則內，接防保安隊人數係為二百名至三百名，今隻到五十名，即連同本縣隊警亦不敷城防分配，當即拒絕接收。一麵通知吉團長注意，一麵並電話北平交涉（此時電話線已修竣，平盧恢複通話）。

約半句鍾得北平複電，謂已與天津日駐屯軍司令部交涉完妥，所有出發保安隊仍可全數進城，唯所帶機關槍則另派員押運回平［５］。六時左右保安隊全部進城，唯仍不足二百名之數。據雲每架機槍係由原隊兵三人運回北平，故人數減少。該隊由團副王揮塵、營長賈朗義率領，我與王、賈麵洽分配防務後，吉團全部移駐河西。斯時日軍河邊旅團長派笠井顧問［６］、廣瀨秘書及愛澤通譯官三人，攜香檳酒來縣向我麵致慰勞，各人並麵盡一杯以祝此不幸事件之得以短期解決，並盼以後永遠勿再發生。若按國際慣例雙方既飲香檳即屬和好之表征，乃笠井等甫去未久，我即查明城外東北角沙崗日兵尚有若幹未撤盡，且有去而複返者，數目約達三百餘人。我是時大為疑慮，除電話北平報告外，並通知吉團長、王團副切實注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９３意戒備，該處監視撤兵委員本為周思靖（現天津偽公安局長）與中島，乃周已先返北平，中島亦匆匆欲行，我以此事恐有餘波，因堅留其在城內協助處理，且彼本係監視撤兵人員，今既發現日軍尚未全撤，則彼之責任尚未盡，自有留縣必要。中島意雖不懌，隻得暫留。至翌晨二時二十分東北角日軍忽開槍射擊複圖攻城，此為日方背約棄信之第三次。幸我軍事先已有戒備，我除電北平報告外，即向中島交涉，令其詢問實情並製止射擊，經中島電訊北平旅團部及聯隊部後，答稱日軍旅團部亦已聞報，實係雙方哨兵因誤會開槍，日方決無攻城企圖等語。一小時後槍聲已停，接北平電話令與中島同往商決外交未了事件，我即於晨間七時與中島同車赴平，車過縣城東北角鐵路涵洞處，見日軍步哨未動，且有哨兵三人阻止前進，經告以赴平接洽停戰辦法始放行。

七時半同中島抵平，即與馮主席、秦市長麵晤，當報告日軍未肯全撤，非徹底交涉實不能視為了結，嗣櫻井、中島、齋藤等均到秦宅會商，我方為秦市長德純、程旅長希賢、周參謀思靖及我四人，日方為櫻井、中島兩顧問及齋藤秘書三人。我首即提出東北角沙崗日軍未撤問題，請注意討論。據齋藤雲：未撤日軍係為陣亡死屍兩具尚未覓得，故留此項部隊在附近搜索，並無他意。我當謂：搜索屍體無須許多部隊，且更不必攜帶機關槍、迫擊炮等兵器如臨大敵。齋藤雲：因恐我方射擊，故不得不多留部隊以資警戒。秦市長、程旅長均謂倘係單純搜索屍體此事甚易，我方亦可幫同辦理。當經商定組織搜索隊，委員六人，我方由二十九軍冀北保安隊及專員公署各派一人，日方為櫻井、中島、笠井三顧問共同組織，並由二十九軍及保安隊各派士兵十名、日軍派二十名，均係徒手，由六委員率領，就盧溝橋附近各地盡量尋覓，限定時間，無論發現與否，日軍均應在限定時內撤盡。議定之後，雙方均表同意，定於午後一時出發，乃櫻井、中島、笠井三人忽乘機離席往會客室說話，竟一去不返。同時各方報告接連而至，謂日軍已由天津、通縣、古北口、榆關等處陸續開到，且有飛機、大炮、坦克車、鐵甲車等多輛開至豐台，已將大井村五裏店占領，平盧公路業已阻斷，中外記者由平往盧者均半途折回，是日方之所謂搜索屍體顯係飾詞緩兵，至此已暴露無遺，此為日方背約棄信之第四次。我接各方報告後，憤激欲絕，益以三晝夜未眠，遂致咯血一口。傍晚徇友人之勸，入德國醫院醫治，經克禮大夫注射兩藥針，夜間稍能安眠，咯血亦止。

翌日聞戰端再啟，自念守土有責，戰中前後方事件均須親自主持，不能遵醫之囑稍事休養，即日從間道由長辛店返縣辦理一切，並率本縣隊警協助守城。自９４七七事變真相十二日以後，與日軍接觸數次，但僅有小衝突，因北平方麵仍在努力於事件之解決。乃至二十日午後三時於和平聲浪正在彌漫之際，日軍複突以大炮攻城［７］，且轟擊長辛店，共達數百發，宛平城內各機關及民房幾全被毀，死傷多人。長辛店附近落數十彈，死傷平民二十餘人。吉團長星文及縣保安隊大隊副孫培武均於是役受傷，吉裹創後仍奮勇殺敵，始終不退。

———王冷齋：《盧溝橋事變回憶錄》，載《抗戰建國第一年》，七七書店１９３８年８月版，第３—１０頁解讀［１］孫潤宇，盧溝橋事變爆發時任冀察政委會外交委員會委員，參與了事變時的對日談判。但他與齊燮元之流一樣，早就是親日分子。平津一淪陷，天津出現偽地方治安維持會，孫潤宇便是委員之一。

［２］牟田口廉也一再強調王冷齋的現場處置權，目的在於讓日軍在現場提出的無理要求得到王冷齋的承認，從而變得合法化。下文寺平忠輔阻止調查，催促王冷齋迅速處置，以及森田徹以武力要挾，催促“迅速決定，十分鍾內如無解決辦法，嚴重事件立即爆發”，也是這個意思。寺平還稱，“此項要求係奉命辦理，勢在必行”，更說明了這不是現場日軍下級軍官自作主張，而是奉其上級命令這樣主張的。

［３］據其他文獻記述，牟田口限定的最後時間為８日１８時。

［４］周思靖，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日本人關係密切。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任第二十九軍少校參謀，負責翻譯工作，參與現場談判及監督日軍撤退工作。但對監督毫不負責，並屢與日軍暗通情報。平津淪陷後，又參加偽治安維持政府工作。

［５］在日方步步緊逼下，冀察當局被迫同意二十九軍上千人的二一九團退出宛平城，換兩三百保安隊接防。而保安隊還不能攜帶機關槍。這樣，宛平城的防禦能力基本喪失，日軍下一步控製盧溝橋就易如反掌了。

［６］笠井牟藏，日本駐二十九軍軍事顧問，少佐軍銜。盧溝橋事變時曾參與現場談判。

［７］７月１９日晚中日雙方在天津簽訂了停戰協議，但次日日方又違約開戰，其一心要擴大事態的用心昭然若揭。

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９５圖３４被日寇炮擊後的宛平縣城樓圖３５宛平縣政府會客廳屋頂被日軍炸穿圖３６宛平縣政府被日軍炮火炸得一片狼藉９６七七事變真相周永業談七七事變交涉經過７月７日夜間約１１時，日本特務機關（附設在日本大使館內）寺平大尉（輔佐官）給我打電話說，日本演習部隊（河邊旅團之牟田口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和中國的駐軍發生了接觸，請我即刻到特務機關來，好共同研究解決的辦法。我接電話後，首先給冀察綏靖公署參謀長富占魁打電話，請示用什麼名義去和日本辦理這個交涉。富占魁回電話說：“用委員長的名義，代表委員會去處理這個問題。”我到了日本特務機關後，見著魏海樓（冀察政委會外交委員會委員）坐在南窗下的沙發上，東南角坐的是鬆井太久郎（特務機關長），櫻井德太郎和寺平太尉站在鬆井的北側，正北麵坐的是孫潤宇（外交委員），西北角是王冷齋（河北省第四區專員），左邊是林耕宇（外交委員）。

我便坐在一進屋的沙發上，麵對著鬆井。鬆井說：“周先生來了很好。”這時就聽到魏海樓反複地說：“如果有誠意，事情是可以解決的。”可是鬆井毫無理睬。我為了明白情況，便對鬆井說：“請你談談實際的情況。”鬆井說：“日本軍隊正在盧溝橋一帶演習中，你們駐龍王廟的軍隊突向日本軍隊用步槍射擊，約有十四五發，所以決定雙方派人到現場視察一下。”後來決定日本方麵派櫻井和寺平大尉，中國方麵派王冷齋、我和林耕宇。魏海樓和孫潤宇則托故不去。大家決定以後，我說：“暫緩一步，我說幾句話。我雖然代表宋委員長，圖３７中方代表林耕宇與日方代表但事實上沒有權力指揮軍隊。”又對櫻井寺平忠輔到達宛平城說：“你們日本軍隊裏一個上尉、一個少佐都可以指揮，但我就負不了責任。”林耕宇接著說：“王冷齋代表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意思是說王冷齋能夠製止中國軍隊的射擊。我便對王冷齋說：“冷齋兄，到時候真的開了火，我可不能（製止不了）。”王冷齋說：“我可以製止。”於是，櫻井和我一輛車，先行在前麵，王冷齋、林耕宇、寺平一車跟在後麵。

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９７到盧溝橋城的東門外一字山（實際是一個土崗子）［１］附近的鐵路過道時，我和櫻井的汽車已開到日本軍的火線前緣，當被日本衛兵製止。這時天還沒有亮，衛兵問：“誰通過此地？”櫻井下車說：“櫻井少佐。”這時日軍小隊長小岩井中尉來到車前向櫻井報告情況說，“我軍在演習中，由駐回龍廟的中國軍隊發射步槍子彈四五發”（回龍廟駐軍係第二十九軍何基灃旅吉星文團的第三營），話還沒說完，櫻井就接過去說：“周閣下在此（日本軍隊稱將官以上的為閣下）。”意思是不叫小岩井再向下講，小岩井便停止了報告，把我安置在散兵線後方指揮官處，櫻井和小岩井便到大隊部裏去了。約有４０分鍾的時間，櫻井和小岩井由大隊部裏回來。這時已是８日天亮，盧溝橋城裏也派出代表來歡迎這個視察團。我和櫻井乘車進東門，到了專員公署。不久王冷齋和寺平也到了。這時城門已經用土堵上，儼然如臨大敵一般。大家都到專員公署坐好以後，寺平站起來從圖囊裏取出一份文件說：“我受到長官的命令，叫你們把盧溝橋城讓出來。”我沒等寺平的話講完，用手一擋說：“日本長官的命令不能實施於中國。”寺平接著又說：“不能把盧溝橋全讓出來，可以兩下均分，中國占到西麵，日本占到東麵。”我說：“辦不到。”談話還沒有結束，就聽到城外槍聲四起，櫻井和寺平問，城外有沒有中國的部隊。王冷齋先說沒有，後來櫻井和寺平逼得緊了，又說有。櫻井就拖著王冷齋的手要到城外去製止軍隊的射擊。王當時很害怕，專員公署的職員說：“專員不能出去，如果專員出城，就沒有主持了。”當時的局麵就僵住了。我說：“冷齋兄在特務機關時，如果我說你擔當不了這個責任的話，我就是瞧不起你；現在槍響了，我們不能在國際上丟人。”我用手指著自己的臉說：“你姓周的兄弟替你去死一趟。”這時林耕宇正想打電話報告馮治安師長關於槍響的事情，我在旁刺激林說：“你在特務機關時說王冷齋能夠代表馮師長製止射擊行動，現在還報告馮師長，真是用不著。這叫不懂公事，亂搶纓帽。”［２］這樣，我和寺平坐在車裏，寺平穿著日本上尉軍服，櫻井穿便服坐在汽車的水箱上，手拿竹竿，上掛半幅白褥單，出發了。汽車到西門裏遇到了金營長帶一個連長和一個排長，三個人都手持自來得［３］。由於幾夜沒有好好睡覺，眼睛都紅了。金營長的腳上中了流彈，血流不止，還不下戰線。我讚揚這位營長，並鼓勵他好好幹。

汽車出了西門，上了盧溝橋的橋頭。櫻井搖動白旗，兩方即時停止射擊（當時中國部隊的方針是，日軍射擊就還擊；日本軍停止射擊，中國就不打）。汽車下橋停在橋的西側，橋底下高粱地積水很深。我對櫻井說：“貴官決定如何？”櫻井說：“我們通過高粱地，到日本部隊裏去。”我不同意（當時我覺得通過火線不論為哪一方麵９８七七事變真相所射擊，都是無謂的犧牲）。櫻井說：“貴官決心如何？”我說：“回城重新研究。”櫻井表示同意。這樣我和櫻井又回到盧溝橋宛平城來。汽車到了西門外，便看到２０多名的死傷士兵，鮮血直流，醫藥也跟不上，用裹腿代繃帶，慘痛景象令人不忍卒睹。

回到專員公署後，櫻井就勸王冷齋投降。我告訴王冷齋說：“我們不能投降，一個腦袋不夠。”正在這時，日軍送來一個通牒，叫寺平回去。林耕宇也要回去，城門已用土堵上，開不了，隻好用糞筐把他倆吊下去［４］。到下午（８日）一兩點鍾時，日軍又送來最後通牒一件，大意是，如果達不到日本所要求的和平，就要開炮，限午後６時答複。我們根本就沒有理這一套。這時北平市長秦德純（委員長宋哲元回到山東樂陵老家去了）給我來電話，用緊張的口吻說：“振工（我的別字）兄，無論如何你不能給他們簽字。因為你代表委員長辦理這個交涉，你的答應就發生了效力。”我回電話說：“我保證不這樣做，並要堅持到底。”秦又叫王冷齋接電話，他倆說什麼，我不知道，可能是叫王冷齋也不能簽字。但聽到王冷齋說了“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兩句話。與此同時專員公署的警務處長柏某某對我說：“現在離答複日本通牒的時間不遠了，我給你們找好西門裏娘娘廟那裏可以躲避一下，那裏有幾間房子，還有小樹林，比較安全。”我聽了以後，便對櫻井說：“我們另到個地方好嗎？”櫻井不幹。我對櫻井說：“快到６點鍾了（僅差十幾分鍾），你不怕，我也不怕，大家都是軍人嘛。”後來柏處長又來催促，叫我快走，我想到情形很嚴重，又叫櫻井走，櫻井仍堅持不走。大家靜默了兩三分鍾。我便用自己的左臂夾著櫻井的右臂說：“你在這裏得聽我的。”硬把櫻井拖出來。剛到大門，日本軍的炮響了。在路上看到士兵有被炮彈打傷的。據後來（９日）調查，專員公署客廳裏的沙發被炸彈炸得粉碎。原來日本炮兵早就把城裏的位置測量好了，所以彈無虛發。

大家到了娘娘廟後，天已黑了。王冷齋專員弄來幾張餅，給大家充饑。吃飽了後，我對櫻井說：“【中略】現在我提出來三個問題，請櫻井中佐給我答複。”櫻井說：“好。”我說：“第一個問題是，演習時，按日本陸軍規定，一般是不準攜帶實彈，你們為什麼攜帶實彈？”櫻井說：“日本軍隊並沒有攜帶實彈，是接觸後取來的。”我說：“從哪兒取來的？”櫻井說：“從豐台。”我說：“我們都是軍人。我很知道領子彈的手續。先用公文，再由倉庫撥發，最後用車輛輸送。由豐台到盧溝橋，以至於發到士兵手裏，再裝到槍膛裏，起碼得多少小時（意思是日本軍隊攜帶著實彈故意製造事件）？”櫻井不語。“第二個問題是，日本軍隊的演習為什麼攻擊我們的盧溝橋城（當時根據冀察當局和日本軍方的協定，日本軍隊在華北演習時，和中國駐軍的距離至少不能小於６００公尺，以防止衝突）？”櫻井說：“駐回龍廟的中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９９國軍隊無故向日軍射擊日軍才攻城的。”我說：“為什麼不經過外交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而偏要采取直接行動，是否合理？”櫻井又無言以答。“第三個問題是，過去日本軍隊在演習之前必有照會，這次為什麼沒有？”櫻井說：“被辦事人丟掉了。”我說：“我不這樣想。日本軍隊在演習之先，準備工作是綿密而周到的，決不會把公文丟掉，你同意我的想法嗎？”櫻井又無言可答。我把櫻井安置好了以後，便到團部找團長吉星文談話。我問吉星文：“你打算保不保這座城？”吉星文說：“當然要保住這座城。”我說：“如果決心保住這座城，在這樣情況下就必須把平漢鐵路的橋拿過來（當時日本軍占領著）。”於是和吉研究並決定子夜襲鐵路橋日軍的辦法。

我回娘娘廟和櫻井閑談以消磨漫長的時間。約摸一個鍾頭，這時是９日淩晨１點鍾，驟然聽見槍聲，隔了一會，團部參謀王啟乾到娘娘廟，附在我耳邊說：“我們的夜襲成功了，鐵路橋已經占領。”【中略】９日下午約５點鍾回到北平，我對秦德純作了詳細報告，並說情況極為嚴重，不能單純看成為地方事件，請特別加以考慮。秦德純說：“我已特別注意了這個事件。”馮治安在旁插嘴說：“他們（指日本）竟搗亂，不用理他們。”我說：“這是國際問題，不理是不行的。”———周永業：《七七事變交涉經過》，載《武漢文史資料》２００７年第７期解讀［１］日本人稱作“一文字山”，中國當地人稱沙崗。

［２］作者主動表示出城去中日衝突的火線進行交涉，令人敬佩。不過，這一段文字也頗有可疑處。本文所記，為７月８日之事。當時談判雙方即使表示兩方軍隊要同時撤退，也尚未開始實施，因而宛平城外有沒有中國駐軍，不應成疑問，肯定會有。這裏記王冷齋就城外有無中國軍隊被日方逼問得語無倫次，應是誤記，此其一；本文記述作者是代表宋委員長來談判的，雖然他稱沒有指揮軍隊之權，但其代表的重要地位是不低的，因而不能說他出城就是替縣長王冷齋去死一趟，此其二。另外，在中日對峙，日方既不講理又盛氣淩人的當口，中方談判人員本應一致對敵，而作者在此處的記述則是另一番情景，未考慮日方違約不撤退並開火的問題，隻強調中方槍響了，就會“在國際上丟人”，還諷刺王冷齋在特務機關時誇海口，又嘲諷林耕宇不懂公事亂說話，自己人相埋怨，恐與當時實際情況有出入。

１００七七事變真相［３］自來得，一種可換彈匣的駁殼槍。

［４］王冷齋《盧溝橋事變回憶錄》中的記述：“由林耕宇君與寺平二人縋城而出與森田麵商。旋據報告並無結果，林等即返平報告。”圖３８王冷齋（前排左一）、洪大中（前排左二）與二十九軍堅守宛平城上層的交涉國民政府外交部就盧溝橋事變向日方提出口頭抗議【南京八日中央社電】關於盧溝橋事件，外部八日晚八時得訊後即電詢肇事真相，並報告在盧當局。下午收到各方報告，事實真相漸明，遂於六時三十分派亞洲司科長董道寧［１］，赴日本大使館提出口頭抗議，略謂：據我方所得報告，此次事件之責任不在我方，顯係日軍挑釁，本人奉命向貴使館嚴重抗議，並聲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中日關係已至重要關頭，不容再趨惡化，應請貴方立電華北駐屯軍立即製止一切軍事行動，並令駐屯軍代表與冀察政委會所派人員速急根據正確事實，立謀和平解決，藉免事態之擴大。日使館參事日高信六郎［２］，當即表示，日本對此次事件無意擴大，深信不致惡化，並允將我方製止軍事行動等要求，立即電知駐屯軍雲。又日本駐京陸軍副武官大城戶三治［３］，本日下午六時到外部訪亞洲司董科長道寧，談盧溝橋事件，董科長當將我方立場詳言申說，詞意與向日高參事之表示略同。董氏並請其報告日本陸軍省及參謀本部，聞大城戶已允照辦雲。

———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１０１解讀［１］董道寧，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

［２］日高信六郎（１８９３—１９７６），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任日本駐華使館參事，多次參與對華談判。後曾任上海總領事、興亞院經濟部長、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等職。

［３］大城戶三治，曾任關東軍步兵第７６聯隊聯隊長。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任日本駐南京陸軍副武官。後又曾任華北方麵軍參謀長、華南方麵軍第十三軍第二十二師團師團長等職。

秦德純與今井武夫交涉【北平八日下午十時十分本報專電】秦德純八日晚九時對記者談：一、今日向盧溝橋守軍發出命令，謂“盧溝橋可為爾等地境［１］，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失守”。

二、今井今日下午訪餘談判，餘首質問謂：（一）日方此舉是否對中國有整個之舉動；（二）是否如豐台一樣，將盧溝橋占領。今井答稱，無此意思。旋要求我撤退駐盧軍隊。餘答稱，如日方願和平解決，則應雙方同時撤兵，恢複原狀，我方並允先將宛平縣城內一部分軍隊撤去，以示誠意，然後再由雙方同時撤兵。今井對此，允向田代請示，故目前交涉尚在停頓中，至於雙方軍隊，亦在對峙中。秦又稱，此事恐將擴大，因日方繼續增兵，似有預定之企圖雲。

———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解讀［１］按原命令中“地境”二字應是“墳墓”二字。新聞報道時做了改動。

７月１０日和談，日方隻為拖延時間十日晨，我化裝從豐台回到北平，王冷齋也和中島（七日夜仗打起來以後，王冷齋把他扣留在縣城）從盧溝橋回到北平。九點多鍾在秦德純家開會。日方出席人員僅僅是冀察政委會顧問櫻井等五人，沒有一個人能代表日本軍部，鬆井、今井等均未出席，一看便知日方對這個會是不重視的。

會上，日方公然要我方撤換有關軍政指揮官，還要我方向日方賠禮道歉。何基灃聽了勃然大怒，指斥櫻井：“這次盧溝橋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預謀、有計劃的侵略行動，是日方集結軍隊向宛平首先開火，明明是侵略行為，應向我方賠禮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再侵略，否則就消滅你們。”說罷就把小手槍往桌上一拍，櫻井再不１０２七七事變真相敢開口。馮治安聽罷很得意。我接著補充說：“豐台車站最近兩天不斷有關東軍進出，如果願意和談，為什麼繼續把兵員裝備武器運至豐台？你們是否有和談誠意？”王冷齋也指出日方不守信義，多次反複，短短三天就出現許多不值得依賴的事例，質問日方是否有和談誠意。

這個會是日方提議召開的，結果日方代表竟在會議休息時先後溜出大門，不知去向。何基灃旅長說：“對付他們隻有像奪鐵路橋和龍王廟戰役那樣，狠狠地揍他們，叫他們知道厲害才行，談判必然是吃虧上當！”正當我們尋找日方談判代表時，盧溝橋方向槍聲又起。事實證明，日本人的“和談”隻是緩兵之計，而我方則以和談為目的，所以最後弄得一塌糊塗。

———洪大中：《揮淚告別盧溝橋》，載《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今井武夫回憶談判過程十日，雨停了一會兒。今天才正式接到東京的訓令，方針是不擴大事件，就地解決問題。因此，與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大佐協商結果，決定對冀察軍提出我方下列要求條件。

要求條件一、冀察第二十九軍代表應向日本軍表示歉意，對肇事的負責人應給予處分，並負責保證今後不得發生類似事件。二、盧溝橋附近永定河東岸不得駐屯中國軍隊。三、鑒於本事件多半是由所謂藍衣社、共產黨以及其他抗日係統各團體所挑起，今後對上述各團體應徹底取締。

以上條件如經同意，應以書麵向日本軍提出。

以上條件經中國方麵同意後，日華兩軍應各返原駐防地。但盧溝橋附近應按我方要求執行。

中國方麵選派天津市長兼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負責辦理交涉，但由於雙方條件不一致，交涉未能順利進行。【中略】當天下午四時，鬆井特務機關長約請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張允榮，作為張自忠的代表進行了約三小時的談判。中國方麵回答說，從盧溝橋撤兵和懲處肇事的負責人兩項有具體的困難，因而談判沒有結果。

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１０３【中略】到了十一日的早晨，夜來的陰雲已一掃而光，雨過天晴。但是冀察方麵的答複依然如故，毫無轉機。晨五時，最高負責人秦德純親自打電話，直接對鬆井特務機關長說：“其他條件都可以讓步，惟獨對盧溝橋撤退中國軍隊的要求，絕對不能同意。”這是對我方所提出的文件明白表示拒絕的最後答複。至此，交涉完全陷入僵局。

【中略】我感覺到，現在才正是日華之間和戰的關鍵，【中略】就要求會見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齊燮元［１］。上午十一時半，我懷著緊張的心情，由外交委員會專員林耕宇陪同，單獨前往張允榮住宅，會見了齊和張，並加上孫潤宇，一共三人。

我首先發言，反複談到了日軍的要求。對此，齊燮元回答說：“如果中國軍隊撤退後，盧溝橋為日本軍所占領，冀察政權豈不是喪失了立場？”於是，我擅自提出建議說：“萬一中國方麵能依從日本軍所要求的條件，在簽字的同時，日本軍可以自動地從盧溝橋周圍撤兵。”齊燮元立刻表示同意，回答說：“我相信武官的人格，日本軍所要求的條件，全部承認。”說著，親自取筆，就現成的信紙用毛筆擬就下列草案。當時認為這一下子總可以扭轉危機了。

一、中國與日本之交戰部隊以地主之誼對於日本軍表示遺憾之意，並將處分惹起事端之部隊長官，更聲明將來負責防止再惹起此類不幸事件。二、中國軍為與日本在豐台駐軍避免過於接近而易惹起事端起見，不駐軍於盧溝橋城廂，以保安隊維持治安。三、本事端認為胚胎於所謂藍衣社、共產黨、其他抗日各團體之嫁禍，故此將來對之徹底取締。

當時僅花了三十分鍾時間，就圓滿達成協議。齊燮元親筆所擬的上列草案，至今還保存在我手裏。

【中略】我把乘上飛機的參謀長［２］請下來，就站在那裏彙報了交涉內容，參謀長對於解決辦法，立刻表示滿意，並對簽訂協定的程序又作了一些指示。至此，我才鬆了一口氣，歡送參謀長啟程。連日來費盡心機，總算得到了收獲。

不料我在下午二時左右回到特務機關時，從天津軍司令部掛來的專線特急１０４七七事變真相電話，已經在等著我了。當時專線電話隻有兩條線，而兩條專線都在找我聽電話，知道一定有非常緊急的問題。馬上拿起電話聽筒，是軍司令部的情報參謀寺田盛壽少佐的聲音：“今天東京的內閣會議，下定重大決心，決定動員本土三個師團和關東軍及朝鮮軍的有力部隊。為了解決中國問題多年來的懸案，現在正是大好機會。所以，當地交涉已經沒有進行的必要，如果已達成協定，也予以撕毀。”【中略】由於這些內部情況，原來約定下午三時簽訂協定的時間推遲了數小時。通知中國方麵延期了數次，一直到下午六時，日本方麵代表才到張允榮住宅與中國方麵代表會見，首先以雙方同意的協定草案為基礎，進行文字修改。晚上八時，日華兩軍代表鬆井太久郎和張自忠兩人完成協定的簽字手續，我這時才安下心宋。協定內容如下：解決條件一、冀察第二十九軍代表向日本軍表示遺憾之意，並將負責人予以處分，更聲明將來負責防止再惹起此類事件。二、中國軍為了避免與豐台日本駐軍過於接近而易惹起事端起見，不駐軍於盧溝橋城廓和龍王廟，以保安隊維持治安。三、本事端認為多半是胚胎於所謂藍衣社、共產黨和其他抗日係統各團體的領導，故此將來采取對策，並徹底取締。

對以上各項均表同意。

【中略】可是，中央的內閣會議一旦作出了出兵的決定，天津軍內部的強硬主張也就提出來了，他們要求把道歉人由最初預定的師長級提升為軍長宋哲元，把受處分的負責人也由團長升為師長馮治安［３］。這樣地提高級別指定姓名，提出嚴酷的懲罰條件，故意刺激中國方麵的神經，不顧中國軍隊內部情況，想方設法迫使陷入困難狀態，因而造成的結果是一再拖延實施時間。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３３—４３頁解讀［１］齊燮元（１８７９—１９４６），字撫萬。曾參與軍閥混戰多年。蔣介石、馮玉祥、第一章七七事變：偶發事件抑或圖謀已久？１０５閻錫山大戰時，他站在馮、閻一邊，馮、閻失敗，他乃隱居天津北平。盧溝橋事變爆發，他是和談活躍人物，與日軍關係密切。平津淪陷，加入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後又成為汪偽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先後任治安總署督辦、內政總署督辦。又秉承日寇旨意，在華北推行治安強化運動甚力。抗戰勝利後，以漢奸罪被處決。

［２］指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

［３］日方已下定決心擴大戰爭，因而有意提高談判條件，以苛刻的要求迫使和議難以達成，從而反誣中方對和談無誠意而訴諸武力。

圖３９宛平城門內堆著防守的沙袋嚴寬致何應欽報告中日最初交涉結果密電（三封）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電重慶。軍政部長何：１．中日部隊現已停止衝突。２．我方態度鎮靜與強硬，日鑒是況，因之情況稍轉和。３．我、日雙方商討同時撤兵，另派保安一大隊入城填防（名雖保安，實是陸軍）。該隊此刻在五裏店準備入城換防中。４．日方刻雖表示不願擴大並現緩和，而此間仍按步驟準備，以防意外。５．平市已形戒備狀態。６．仍後究竟如何再報。職寬叩。佳巳［１］。印。

１０６七七事變真相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電重慶。部長何：１０１５密。極密。盧溝橋事變現階段概況如下：１．我軍馮師一營退往長辛店。２．日軍步兵撤出五裏店，炮兵撤豐台。３．盧僅由冀北保安隊１５０員名改服警裝，入城接防（查其原商改派張師一營，現未能實行）。４．日慣會取巧，以現狀觀之，似有取巧模樣。現由保安隊改服警裝填防，將使盧區等於非武裝區矣，前途殊可慮，乞鈞注。職寬叩。蒸寅［２］。印。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電南京。部長何：密。極秘。一、聞日方要求：１．撤退盧、龍［３］華軍。２．懲辦責任者（最低限度處分營長），治安與河邊晤麵道歉［４］。３．嚴厲取締華北一切排日抗日。４．反共。等項。聞該條件，真戌［５］由自忠、省三書麵簽字送達日方矣［６］。二、商定監視撤退員，我三、日三，並定午後六、七時開始撤退。我軍先撤，日軍後撤。三、盧案最後階段如何，能否和緩下去，亦在此舉。職寬叩。文［７］。印。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七七”事變至平津淪陷蔣何宋等密電選》，載《曆史檔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解讀［１］佳巳，９日上午９—１１點之間。［２］蒸寅，１０日淩晨３—５點之間。

［３］龍指回龍廟，其地是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的要害位置。

［４］讓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向日軍河邊正三旅團長道歉，這是日方有意設置中方不易接受的條件，意在中方不同意便可成為日軍重啟戰端的借口。後來日方又進一步提出更加苛刻的條件，要求軍長宋哲元道歉，師長馮治安撤職。所謂和談，就完全是走形式罷了。

［５］真戌，１１日１９—２１點之間。據今井武夫回憶，中日雙方簽訂停戰協議的具體時間是２０點前後。而就在１１日白天，日本內閣卻已作出了增兵華北的決議，則日方在事變現場的談判，純屬蒙蔽手段，隻是為了擴大事態而拖延時間而已。

［６］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所簽協議，係在張允榮（三省）的住宅中，由張自忠與鬆井太久郎簽字達成的。

［７］文，１２日。

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

———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抗戰初期的舉措全麵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對於抗戰的態度，究竟應如何評價？是積極的抗戰還是消極的抗戰？

對於抗戰初期蔣介石的抗戰態度，世人素有種種看法。中國內地學界或認為蔣氏一味求和，幻想以和平方式求得盧溝橋事變的解決；或認為他在和與戰之間猶豫不決，應戰而不求戰，僅僅是有條件地自衛抵抗；或認為“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後，國民黨在東南的統治中心受到威脅，他才被迫開始真正的抗戰，此前則基本上畏縮不前。台灣一些學者則認為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已認清這是日軍入侵華北的前奏，因而決心應戰，發動了全民的抗戰。可見對於蔣介石抗戰初期的態度，及由此影響到的國民政府對盧溝橋事變的處置，素來是眾說紛紜的。

上述諸說，均涉及蔣介石在抗戰初期的主張和決策的某些方麵，卻又都缺乏全麵性。僅僅從某一方麵去判定蔣氏的抗戰思想言行，是失之於片麵的。

無疑，“九一八”事變後的幾年中，蔣介石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把主要精力用於國內的所謂“剿匪”，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緊逼，一直采取妥協退讓政策。當時的對日外交，主張“四不”：“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實則不絕交不宣戰，意在妥協；不講和不訂約指讓步的限度。雖然他沒有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的協定，但他並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向日本要求歸還東北四省，從而在事實上默認了日本對東北領土的占領和對中國利益的侵犯。而且，在日方進一步覬覦華北時，為避免與日本的矛盾升級，除在經濟上努力與日本修好，為其在華北的經濟掠奪大開方便之門外，還按日方要求，撤銷河北及平津的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中央軍和憲兵第三團；撤換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取締河北省的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之所以對日如此妥協，是因為他認為１０８七七事變真相我弱敵強，不可“侈言抗日”，不可“輕言絕交和宣戰”。１９３４年７月，他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發表《抵禦外侮與複興民族》的講話時說：“貿然和日本開戰，日本可在十天之內，完全占領我們中國一切重要地區，就可以滅亡我們中國。”至於如何禦侮救國、複興民族，蔣介石的看法是，統一意誌，集中力量，先安內再攘外，這是讓全國遵從他的對內對外方針；步步為營，處處設防，隨時準備抵抗外侮，這是說要用節節抵抗的方式與外敵進行消耗戰。

蔣氏的上述想法，在西安事變後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再提“攘外必先安內”；七七事變爆發後，更是開始“改變他們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基本錯誤”，而“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毛澤東：《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毛澤東選集》第１卷）。

盧溝橋衝突一起，蔣介石就感到：“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並已預料到“戰事勢必擴大，不能不亟謀應付之方”。一方麵，他急電冀察綏靖主任宋哲元，要求他堅持國家立場，積極備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另一方麵，他下令派中央軍北上，協助宋哲元抗敵。蔣介石很清楚地認識到，“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對方的目的，則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他對於日寇的吞並華北的野心是洞察於心的，深知無論對日寇作怎樣的妥協，對方都依然會得寸進尺；他也深恐華北成為第二個“滿洲國”。因此，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表示如果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他畫了一條底線，即第一，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第二，冀察現存行政組織不容非法改變；第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第四，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如果這四點被突破，那自然就是最後關頭的到來了。可見七七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已認真思考了麵臨的嚴峻形勢，提出了為維護一個主權國家的尊嚴所應采取的對策———也就是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一旦和平無望，便決心抵抗到底，甘願付出最大的犧牲，“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某些論點認為，蔣介石在七七事變爆發後對日妥協，抗戰消極，是有失公允的。

當然，聽其言還要觀其行。蔣介石向全國人民發出了號召，一旦與日開戰，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一定要奮戰到底。這對於振奮全民抗戰的精神，使各社會階層、各黨派團體聯合在一起，為民族生存而戰，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不過，作為國家最高領袖的蔣介石也不能不考慮諸般客觀現實，即雙方實力懸殊，日本的經濟水平和軍事實力，都在當時的中國之上。尤其是中國的國防建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０９設，遠未達到有效抗敵的程度；軍隊素質和武器裝備，也遠低於日本。這不能不使蔣介石感到彷徨，隻怕大戰一開，中國國力必將遭受重創，大片重要的國土也會淪於敵手，中國命運，可謂岌岌可危。因而他的“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的主張，是他必然的選擇。他的“抗戰到底”之“底”，其實並非一定要“拚全民族的生命”血戰到底，隻要還存一線議和機會，他就不會放棄有條件的和議。即使在全麵抗戰一年半以後，即１９３９年１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他猶對“抗戰到底”做了如下解釋：“以為戰到中國亡了的時候才是到底，假使到底的意義是如此，那我們抗戰非到國家滅亡不可。”他說，這次抗戰的目的就是要“恢複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如果和談能達到這個目的，“可以開始談判”（蔣介石：《外交趨勢與抗戰前途》，轉引自《中外學者論蔣介石：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所收蔣永敬論文，浙江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月版，第８３—８４頁）。不能說蔣介石的觀點絕對錯誤，但由此也表明了他一直是在戰與和之間徘徊不定的。

事實上，在和談還是戰爭問題上，蔣介石也受到來自不同方麵的壓力。中國共產黨、廣大人民群眾，以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內部一批充滿愛國激情的人，強烈要求抗日，認為不戰必亡國；而某些知識精英，國民黨部分黨政軍要員，則力主妥協、和談，認為開戰必亡國。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平津被日軍圍困，猶“聞中央和戰尚未決定，前夜會議至四時半，和戰兩派爭執甚烈。主戰派發言雲去年西安事變，大家拚命主戰，今日日本占我華北，反主張和平，其勇於私鬥而忽於公敵，將何以自解。蔣召兩派個別談話，至黎明猶未決”（《聚興誠銀行上海分行內部通報》，引自李惠蘭等《七七事變前後———抹去灰塵的記憶》，中國檔案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５月版）。因而對於蔣介石來說，也處在艱難的抉擇中。隻是多年與日本打交道的經驗，讓他也有清醒的認識，即和談固然是心中所願，那樣可以讓中國有更多的國防準備時間；但是，日本軍國主義受其侵略野心驅使，不可能真心與中國和談，進行全國動員，投入到戰爭中去，是唯一的可行之路。

隻是從戰略角度看，蔣介石的抗戰是有局限性的。一是我國疆域遼闊，縱深空間大，人口又眾多，日本要想在短期內鯨吞中國是難以做到的；一旦戰爭長期化，則戰爭形勢必將向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轉化———蔣介石當時卻隻想到中日大戰，中國或可支撐半年，缺乏持久戰的構想。二是蔣介石也提全民抗戰，但是缺乏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共同抗敵的有效措施，片麵地認為作戰隻是軍隊的事情，沒有充分地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投入到抗日鬥爭中去。三是他強調步步為營的陣地戰模式，而非機動靈活的遊擊戰方式，從戰爭肇始，即表明很難有成效，１１０七七事變真相在軍事裝備占優勢的日軍瘋狂進攻麵前，終不免節節敗退。

對開戰後能否打贏缺乏信心，戰略上又有局限性，當然會影響到蔣介石對這場戰爭的態度的堅決性，因而他最初的徘徊也就不難理解了。表現在：其一，走的是一條“應戰而不求戰”的道路。既是不求戰，就不可能預先爭取戰場上的主動，就難免有畏首畏尾、舉棋不定之弊，抗戰也難免被人詬病為消極抗戰。全麵抗戰爆發後，不少人主張對日宣戰，他也遲遲未允，直到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這無疑也是抗戰初期“不求戰”態度的一種體現。其二，過於寄希望於國際調解，又是致九國公約國信函，又是派使者赴西方國家請求斡旋，“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溝橋事變的解決”。而事實表明，日本已下定決心大舉入侵中國，既不會因為對手不求戰就停止進攻步伐，也不會因國聯的幾聲指責就改變其既有的野心計劃。當蔣介石的一切和平努力都歸於失敗後，在日軍又向上海進攻的時候，他也就不得不拚全力抵抗了。

可知，蔣介石在抗戰之初對於開戰的態度是充滿猶豫的，隻是我們不能因此就指斥其抗戰消極、抗戰不力。

抗戰初期，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進行了積極的軍事部署，派軍隊北上擬協助宋哲元對日作戰。期間因種種原因而貽誤了一些戰機，而在平津淪陷後，中央軍在南口等地即與日軍進行了頑強的作戰，雖然最終未能阻止日軍向冀察周邊推進，但也讓日軍感受到了中國軍隊抗日的頑強意誌與決心，使之試圖重演“九一八”事變、輕易占領整個華北的夢想很快碰了壁。

“八一三”淞滬大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更是投入國家最精銳的部隊和武器裝備，與日軍對決。激烈的抵抗持續了整整三個多月，而日軍最初的預想，是三個月滅亡全中國，現在僅淞滬一役便打了這麼久，這對於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振奮國人信心，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遲滯了日軍向中國內地推進的速度，為中國東南大量的重要經濟實體的內遷，爭取了時間，有利於日後支撐中國的持久抗戰。這也就是所謂“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的體現吧。

一、蔣介石對日策略抗戰前幾年蔣介石一直努力避免與日本交戰［１］我們抵抗敵人的條件，有沒有完備呢？我們自己可以很簡單很沉痛的答複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１１一句話：一點也沒有。不僅是在物質上和實力上沒有具備，就是在我們思想上、精神上也都沒有統一！【中略】我們中國沒有在日本人眼裏。【中略】他叫我們中國叫“支那”，這“支那”兩字，照日本話是什麼意義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沒有我們中國，所以不稱我們中國為中華民國，而始終叫我們為“支那”。【中略】前年，我在“一·二八”以前，曾發表一篇文章，引總理的話，告訴我們中國一般國民說：全國同胞要知道，如果我們中國沒有得到時機，貿然和日本開戰，日本可在十天之內，完全占領我們中國一切重要地區，就可以滅亡我們中國！這句話就是我們總理在三民主義裏苦心警誡我們一般國民的話，後來一般反動派，說這話是我講的，就說我是怕日本人，不敢同日本人宣戰。這句話究竟是我說的，或是總理說的，自然有總理遺著可以證明，反動派盡管幫助敵人來攻擊我國政府，我們亦不必去計較。但是我們要研究總理何以說，日本十天之內可以滅亡我們中國呢？因為我們中國沒有現代作戰的條件，不夠和現代國家的軍隊作戰，如果不待時而動，貿然作戰，那隻有敗亡而已。不僅是十天之內，三天之內他就可以把我們中國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領起來。無論那一個地方，西邊不僅是到重慶，而且可以到成都；南邊不僅是到廣東，而且可以到梧州、邕寧，他的潛勢力早已準備充足。而且他的兵艦早已遍布各地，不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隨時可以占領，無論那一個地方都可占住；也不僅是東四省已正式被他占領，就是我們的華北，事實上也早已在他控製之下，凡我們華北所有的鐵路線和所有交通便利、形勢險要的地方，他都早有軍事的布置，隨時都可占領的。【中略】依現在的情形來看，他隻要發一個號令，真是隻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占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２］！

———《領袖抗戰建國文獻全集》，《大公報》西安分館編印，１９３９年７月，第２９—３０頁解讀［１］這是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３日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所作以“抵禦外侮與複興民族”為題的講話。從中既可看出他的危機感與緊迫感，也可看出當時他對於抗日的信心之缺乏。十天乃至三天亡國論，無論最初是由誰提出來的，都是對中國國情缺乏透徹的認識，後來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中國打持久戰的能力展現出來，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幻想，從而證明了十天或三天亡國論是過於看低中國的生存能力和抗戰能力的。當然，蔣介石所謂十天或三天亡國論，隻是對於緊迫１１２七七事變真相的日本威脅的一種形容，他內心其實也明白十天或三天滅亡中國，未免過於誇張。

［２］世人多據此抨擊蔣介石的三天亡國論，認為他在抗戰前因對抗戰沒有信心，而把三天亡國危險說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然而，在這篇講話中，實際上他還說了這樣的話：“我們雖無十分戰勝的把握，然而一定要作最頑強的抵抗，我們雖未必可以打敗敵人，但是被敵人打敗的時候，一定要使他受最大的犧牲，一定從敵人手裏取得最大的代價，這是我們一定做得到的。……如此，雖然緒戰失敗，我相信到最後必能得到一戰成功。因為用這種革命戰術，他要占領我們一省，至少時間就是一個月，如其統計起來，他們要占領我們十八省，至少要費十八月，這十八月時間，那國際形勢的變化還了得？何況他一個月，必不能迅速占領我們一省呢？所以我們各個人如果有覺悟，隨時隨地作防禦工作，隨時隨地準備犧牲抵抗，如此，不僅不怕日本人有三千架飛機，就是他再加三萬架飛機，對我也無可奈何。”這段話實際上否認了三天速亡的論調。

戰前胡適對蔣介石“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策略曾不以為然［１］以我觀之，蔣先生隻有“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算盤，似乎還沒有“不顧一切，破釜沉舟”的決心。我在廿二年熱河失守［２］後在保定見他，他就說：“我們現在不能打。”三年過去了，我看他似乎沒有對日本作苦戰的計劃。他的全副精神用在“剿匪”［３］上，這是我們知道，又能原諒的。但日本不久必有進一步而不許他整軍經武的要求。因為敵人不是傻子，他們必不許我們“準備好了打他們”。老實說，無論從海陸空的任何方麵著想，我們決無能準備到可以打勝仗的日子。我們若要作戰，必須決心放棄“準備好了再打”的根本錯誤心理。我們必須決心打三年的敗仗，必須不惜犧牲最精最好的軍隊去打頭陣，必須不惜犧牲一切工商業中心作戰場，一切文化中心作魯文大學。但必須步步戰，必須雖步步敗而步步戰，必須處處敗而處處戰。此外別無作戰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諸公甘心拋棄北方，而天天整飾南京，好像南京是沒危險似的！此種氣象真使全國人都感覺難受。

———胡適：《致王世傑》，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７日，載耿雲誌、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版，第６４８頁解讀［１］胡適（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適之。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曾積極投身思想啟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１３蒙運動，又在其所主持的《獨立評論》等期刊發表很多有社會影響的見解。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這封寫於１９３５年的信反映了胡適當時主張破釜沉舟與敵決一死戰的觀點，他對於蔣介石的對日妥協策略是不讚同的。然而，胡適在和與戰問題上，是左右搖擺不定的，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前後，他力主中央軍北上；平津淪陷前後，他又力主與日和談，並最後發出感歎：“和比戰難。”８月９日以後，他又主戰。抗戰時期曾出任駐美國大使。

［２］日本為了威脅北平，以迫使國民政府承認偽滿洲國，於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發起對熱河的進攻。裝備落後、士氣低落的東北軍雖進行了抵抗，但不到２０天便戰敗，熱河遂遭日軍占領。

［３］“剿匪”指蔣介石依據“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不顧日寇步步緊逼的國難危急，把主要軍事力量用於對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進行大規模“圍剿”。

１９３５年蔣介石指示宋哲元維持華北局麵勿與日軍衝突［１］二十四年夏秋之交，作者奉蔣委員長自廬山來電囑令前往，遵即遄赴廬山，報告華北態勢，並請示機宜。當時奉蔣委員長指示：“日本是實行侵略的國家，其侵略目標，現在華北，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準備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麵作戰，因此擬將維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軍長負責。務須忍辱負重，委屈〔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將來宋軍長在北方維持的時間越久，即對國家之貢獻愈大。隻要在不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大原則下，妥密應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僅可密告宋軍長，勿向任何人道及為要。”旋即返報宋將軍，慎密進行，之後與日方表麵上之酬酢往還，較前增多。此時國內外人士不明真相，本愛國愛友之心情，函電紛馳，責難頗多，既不能向其說明真相，隻有苦心孤詣忍辱求全，以待事實之證明。主持其事者的精神痛苦確達極點。

———秦德純：《七七盧溝橋事變經過》，載台灣《傳記文學》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６２年６月出版解讀［１］全麵抗戰以前的幾年，蔣介石一直讓宋哲元維持冀察局麵，讚其有“苦撐精神”，並表示“成敗毀譽，願與相共”。維持華北局麵的要點在於既保持主權領土，又不至與日開戰。因對日多有妥協，不免被世人指責，故蔣表示願與之共擔責任。

１１４七七事變真相圖４０抗戰前蔣介石一直不希望與日開戰１９３７年７月８—２６日蔣介石日記摘錄［１］七月八日預定：一、令孫連仲、龐炳勳、高桂滋部動員［２］。二、廿一與廿五師動員。三、抽調高射炮隊。四、令長江沿岸戒嚴。

注意：一、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二、故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乎？三、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四、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

七月九日一、乘此次衝突之機，對倭可否進一步要求其撤退豐台之倭兵，或取消冀東偽組織。二、歸宋負責解決。三、倭對宋有否進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機與倭折衝見麵。五、積極運兵北進備戰。

七月十日注意：一、石友三之行動與倭寇之侵略。二、見李仲平。三、倭寇今又反攻盧溝橋，是其不達目的不止也。四、惟我已積極進兵，北上備戰，或可戢其野心。我軍已開始北進，彼或於明日停戰乎？

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１５本周反省錄：倭寇於八日在盧溝橋挑釁，與我守軍對戰，其意在非奪取盧溝橋不休，至今猶未告段落。此為存亡關頭，萬不能失守也。動員六師北運增援。如我不有積極準備，示以決心，則不能和平解決也。

七月十二日預定：一、電宋、秦，商中央部隊集中地點。二、決定在永定河與滄保線持久戰。三、倭寇計劃威脅冀察當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以東為不駐兵區域，以及其防共協定。四、最大限度為其占領永定河以東地區，成立偽組織。然而平津責任則應由倭寇擔負，而且國際關係及各國權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單純安全占領也。五、政院［３］回京。

注意：一、非至萬不得已，不宜宣戰。二、明令宋、秦固守北平與永定河線。三、中央軍集中保定。四、倭寇空軍尚未出動。五、廿九軍內部是否推張出任與倭妥協。

【中略】倭寇關東軍到津。內閣宣言、動員，全國政黨與產業界宣言擁護其閣議，表示其外強中幹之態度。但勢必擴大，不能避戰矣。［４］七月十三日今日預定：一、抽高射炮到華北。二、運送子彈。三、派次宸［５］為石家莊行營主任。四、派戈定遠北上。五、發魏款。六、倭府宣言與同盟社電急呈。

注意：一、對運兵進駐保定之宣言。二、對宋之授意。三、對倭宣言：甲、維持冀察政委會現狀與人事；乙、塘沽協定範圍以外地區駐兵不能受限製。丙、倭在平津一帶駐兵地點及其行動，應遵守辛醜條約。

七月十四日注意：一、對盧案，英美已有合作調停趨勢。二、宋在津態度不定。不知其果為倭寇軟化受其欺乎？三、北進部隊應立於進退自如之餘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則中央部隊決不南調。四、如能辦到盧溝橋仍駐正式陸軍不受限製，則勝矣。

七月十五日注意：一、宋明軒為其個人計，亦無屈伏之理。二、宋如屈服，則看其程度如何。三、倭寇第五師〔團〕秦島集中，則其十二師〔團〕亦必用於平津而無在青島進發部隊，其仍為局部動作也。【中略】接明軒電，有放棄天津之意，嚴令禁止。豈１１６七七事變真相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七月十六日倭寇既備大戰，則其權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動彼，或可轉危為安。是較之平時權在下級與前哨者當易乎！其次，盧案已經發動十日，而倭仍徘徊威脅，未敢正式開戰，是其無意開戰，誌在不戰而屈之一點。此其外強中幹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戰爭，則餘之宣言發亦無害，故發表為有利也。

【中略】注意：一、宣言對倭寇影響為利為害，應再研究。二、倭誌在威脅冀宋不戰而屈，不惟無開戰之決心，而且局部之戰爭似亦有所顧忌也。

七月十七日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餘。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製彼凶暴，消弭戰禍乎？

【中略】注意：一、告國民書發表後之影響，是否因此引起戰爭？決不致此。我表示決心之文書，似已到時間。此中關鍵，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為危，而我以為安。更應使倭寇明知我最後立場乃可戢其野心也。

本日談話會，發表講演決心。下午修正《建國運動方式》完。

本周反省錄：【中略】二、倭寇調關東軍入關，威脅冀察脫離中央，以圖其擴張偽組織之野心。餘即派中央軍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擊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協定”也。三、倭寇屢攻盧溝橋不克，可以製敵野心。

下周預定表：一、發表為盧案告國民書，或改為談話式。二、決定共部解決辦法。三、對盧案應積極準備。四、準備回京主持一切。五、對倭寇不戰而屈之戰略，應注重還擊與反攻時機，不可太早，亦不可太遲。六、運用各國外交，使英美聯名〔合〕出任調解。七、戰費之籌備。八、核定戰鬥序列。九、國防會議日期；對魯、晉、桂、川之協商。

七月十九日注意：一、應戰宣言既發，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應戰矣。二、對沈等之處置宜早解決［６］。三、對共黨之收編應即解決。四、對冀宋與魯韓［７］之安慰與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１７勉勵。五、戰鬥序列之核發。

本日心苦而身樂，聞喜多［８］對敬之談話與高宗武［９］之報告後，決定發表告國民書。人人為危，阻不欲發，而我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但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惟此為對倭最後之方計耳。［１０］七月二十一日倭寇虛實與和戰真相，可於今日表現。如過今日尚無最後通牒或堅強動作，則我國精神戰勝者十之八，而形式勝利尚在其次也。然而此次集中一點，作最後之反攻則危矣。此乃攻心之道，運用在乎一心也。

七月二十二日應欽愚劣私陋，毋使預聞政治，否則害國誤國必此人也。【中略】注意：一、宋複電之請示用意。二、應停止軍運。三、盧案了結乎？當非如此之易。四、中央軍撤兵時機必待倭寇同時舉行。五、何梅諒解事項抄交英使。六、德、意態度不良，益露矣。

上午會客。批閱。聞盧溝橋卅八師撤退，而未知宋與倭交涉之內容為何，不勝惶惑。閱何致梅函稿而更憤激。何愚劣至此，誠賤種也。［１１］七月二十三日注意：一、倭閣近衛屬秋山派宮崎［１２］來接洽，而且要求極秘，果為何事？二、明軒隻報告十一日與倭方所協商之三條，而對十九日所訂細則尚諱莫如深［１３］。

似不加深究為宜，使其能負責也。三、從速完成滄、石防線。四、倭寇已悟中央部隊既入河北，對彼華北獨立陰謀已受重大打擊，不能達成其目的矣。

七月二十四日一、倭寇今夜以前之求戰更切，而今夜則忽求和。彼或知餘已同意於宋哲元之三條所致乎？可知，外交與軍事皆瞬息萬變，不可執一而終，但不能不有一定之目標耳。

【中略】本周反省錄：【中略】四、中央軍進入河北，倭寇至今始悟其華北獨立之陰謀已為我打破，而其大陸政策亦大遭阻礙。故此次派兵入冀，戰略之利在其次，對１１８七七事變真相倭政略戰勝之利，無人能知者。

七月二十六日遭必不能之戰禍，當一意作戰，勿再作避戰之想矣。

預定：一、編組共部。二、解決沈案。三、速定各地防空時刻。四、疏散物品。五、下令各處趕築工事。六、各部動員與遷移演習。七、各地壯丁召集之演習。八、糧服管理機關與人選。

注意：【中略】六、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時，倭向廊坊卅八師攻擊，今申又在北平廣安門對戰。倭必欲根本解決冀察與宋哲元，而宋始終不悟，猶以為可對倭退讓苟安，而反對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隊撤退。可痛心乎！

———曾景忠編注：《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團結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版解讀［１］此處日記係據《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摘錄，並依據日本《產經新聞》社編、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第４冊，對行文做了某些訂正或注解。蔣介石日記有不同版本，一為原稿本，即蔣介石親筆所寫；二為仿抄本，是蔣介石命秘書人員按原稿模式抄寫的日記本；三為類編本，即分類抄寫的日記本。版本一多，不同版本的日記出現文字出入，也就在所難免了。從蔣介石日記中可看出他在抗戰初期的思想起伏和心理變化。諸如，日本究竟有何意圖？日方是想全麵開戰還是局部作戰？宋哲元與日方交涉情況如何？是否會與日方妥協？又如，決定一手做好大戰準備，一手進行國際斡旋、借國聯之力壓製日本。作為國家最高統帥，蔣介石麵臨很大的壓力：戰爭已經爆發，如果戰爭擴大，國家遭受的損失將無可估量。因而是否公開發表他在廬山進行的“最後關頭”演講，他就曾猶豫再三，深恐一發表激起日方更大規模的入侵，但最終還是下定了決心：“應戰宣言既發，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應戰矣。”他在那一時期的焦慮、緊張與自信、期望，盡體現在日記的字裏行間。

［２］孫連仲，字仿魯，時任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龐炳勳，時任第四十軍軍長；高桂滋，時任第八十四師師長。

［３］指行政院。

［４］據《蔣介石秘錄》第４冊第１０頁所引日記，這段文字作：“倭關東軍到津。內閣昨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對華政策。全國政黨與產業界宣言擁護其閣議。以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１９餘觀之，皆為其外強中幹之表現。但戰事勢必擴大，不能不亟謀應付之方。”［５］徐永昌（１８８７—１９５９），字次宸。時任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抗戰勝利時曾代表中國到日本東京參加受降儀式。

［６］沈案指沈鈞儒等“七君子”案。

［７］魯韓指山東韓複榘。韓複榘（１８９０—１９３８），字向方。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兼山東省保安司令。後因抗敵不力，使山東大部淪於敵手而被治罪槍殺。

［８］喜多誠一（１８８６—１９４７），日本駐華使館武官。

［９］高宗武（１９０５—１９９４），原名高敏。１９３２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專員，１９３５年升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多次代表國民政府與日方談判，其堅守中央訓令毫不退讓的態度，深獲各方首肯。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成為議和派倚重的人物。１９３９年一度追隨汪精衛搞所謂“和平運動”，不久出走脫汪。

［１０］按《蔣介石秘錄》第４冊第１４頁所引此段日記，其文略有不同：“政府對和戰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以為危，我以為安。立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對倭最後之方劑，唯此一著耳！”“書告既發，隻有一意應戰，不再作回旋之想矣！”［１１］蔣介石細讀“何梅協定”，始悟兩年前何應欽與梅津美治郎之間往來備忘錄達成的協議，到此時造成了外交上的被動局麵有多嚴重，因而蔣在日記中對何責罵。

［１２］指日人秋山定輔、宮崎龍介，近衛文首相派其來華談判，但二人在出發前和出發時分別在東京、神戶被憲兵拘押逮捕而未成行。

［１３］表明蔣介石已知道存在一個和談“細則”（即後人所謂“香月細目”）。

７月９日蔣介石軍事部署手令［１］委座之緊急處置。七月九日手令：（１）令駐平漢路南段孫連仲第二十六路兩師，向保定集中，並電商宋明軒，令龐炳勳部與高桂滋部，皆向石家莊集中。

（２）徐主任轉程總長、唐總監、何部長［２］：倭寇挑釁，無論其用意如何，我軍應準備全部動員，各地皆戒備，並準備宣戰手續。如前令各部開動外，第二十一、二十五各師及第三軍，亦令動員候調為要。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２６０頁１２０七七事變真相解讀［１］這是何應欽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召開的國防會議上，關於中央軍事準備之報告稿的部分內容。

［２］分別指徐永昌主任、程潛總長、唐生智總監、何應欽部長。唐生智（１８８９—１９７０），國民黨訓練總監部總監。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軍進攻南京時，他力主死守，出任首都衛戍司令長官。但未守住，南京於１２月１３日陷落。

圖４１蔣介石７月９日為調兵北援致華北各將領電稿陳布雷［１］記蔣介石抗戰初期態度七月七日日軍攻我盧溝橋，山中聞訊較遲［２］，於九日以後始悉其梗概，蔣公知敵人意在挑起釁端，顧仍不願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並於談話會中發表講演，聲明我方最低限度之立場四點，以待敵國政府之覺悟。然敵軍閥蓄意欲擴大事態，蔣公爰回京主持。

【中略】其時頗有獻議設置大本營者，蔣公不許可，謂未經宣戰不必另設名目，即以軍委會主持戰事可也。

———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９月版，１７８—１７９頁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２１解讀［１］陳布雷（１８９０—１９４８），本名訓恩，字彥及。１９３５年後曆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最高國防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長期為蔣介石草擬文件，被稱為“領袖文膽”“總裁智囊”。

［２］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正在廬山舉行談話會，參加者皆社會名流。

李景銘日記記蔣介石維護主權態度堅決［１］七月十四日事變後，中央態度堅定，曾以十師之眾百架飛機［２］，聽宋調遣。而蔣自廬山通電話於秦德純，告以三事：一不能以寸地讓人，二任何條件不能接受，三犧牲到底。故二十九軍因以興奮。

———李景銘：《蛕齋日記》１９３７年７月，載《近代史資料》總６５號，原刊取篇名為“蘆溝橋事變後北平聞見錄”解讀［１］李景銘，字石芝。早年曾留學日本。１９３７年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專委。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他由河南來到北平；平津淪陷，任偽北平維持會主任秘書兼財政局長。

［２］此為傳聞，當時中央隻派六個師北上，未出動飛機。

王世傑記蔣介石決定突破“何梅協定”對中央軍的約束［１］七月十二日，蔣院長［２］一方麵因日軍之大部動員，一則因馮玉祥、胡適諸人之進言

［３］（是日行政院議在牯嶺蔣院長宅舉行，餘亦力主為切實有效之動員），決然命令中央停駐河南邊境之動員部隊（孫連仲所統率），迅即開赴保定，蓋已毅然不複顧慮“何梅協定”之任何束縛矣。

———《王世傑日記》第１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年，第頁１９９０６２圖４２蔣介石下定了抗戰決心１２２七七事變真相解讀［１］王世傑（１８９１—１９８１），字雪艇，法學家、教育家。盧溝橋事變爆發時，任中國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抗戰期間先後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政治部指導委員、國民參政會秘書長、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戰後任外交部長，曾作為中國的首席代表參加聯合國大會。此處所錄文字是王世傑於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追記的１２日日記。

［２］蔣介石兼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

［３］時馮玉祥、胡適等皆主戰。

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的“最後關頭”演說辭［１］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也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係。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外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征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２３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隻有讓人家軍隊無限製的出入於我國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製，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續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隻有犧牲，隻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從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曆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逼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戰爭既開之後，又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我們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係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係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溝橋事變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圖４３蔣介石在廬山作“最後關頭”演講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１２４七七事變真相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了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北平《華北日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解讀［１］本文是一篇向全國人民發出的抗戰動員令，是向日方表明我方嚴正態度的聲明。文中要點是盧溝橋事件關係國家命運，一旦和平無望，便是全民奮起抗戰的“最後關頭”的到來。文中聲明，我們應戰，但不求戰，要為和平努力到最後一秒鍾。而求盧溝橋事變的解決，必須保證一條底線，即不侵害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如果戰爭終不可避免，則全民一致，抱定犧牲到底的決心，堅決抗戰，以求最後的勝利。按蔣介石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的決心是值得讚賞的，然而，即使認識到了日本侵占華北的野心，卻仍存著與他們和平共處的幻想，這樣的主導思想，必然反映出對日軍挑釁的一再忍讓，和我軍備戰、抗戰方麵的某些消極性。此文發表在２０日的各大報紙上。此前，對於是否將其公開發表，蔣介石很猶豫，反複斟酌是否會因這篇文章使日本受到刺激而加大軍事進攻，最終還是決定無論戰爭如何發展，必須發出代表中國政府的這一抗戰聲音。

蔣介石廬山“最後關頭”演說辭要點及其對日寇的認識蔣委員長根據各方情報，深知日人蓄謀侵華之一貫野心，至此已無法戢止。爰邀集全國各界名流與黨政要員，共三百餘人，於十六日起，在廬山舉行談話會［１］，以共籌禦侮圖存之大計。十七日，在談話會中，嚴正表示盧溝橋案將為對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２５日和戰關頭最後之界限；並列舉政府對解決此事之最低立場計有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長宋哲元等，不得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受任何約束。又謂政府為保持民族之生命，決以全力固守此立場。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同日，並電示宋哲元，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當上海“一·二八”開戰前，本已簽訂和解條約，承認其四條件，乃於簽字八時以後，仍向我軍進攻。此為實際之經驗，特貢參考，勿受其欺。宋奉電後次日，以電話告熊次長斌，謂戰爭恐不能免，本人有犧牲決心，決不作喪權辱國之事。

———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２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１９８１年９月版，第１３４—１３５頁解讀［１］按美商華美出版公司《中國全麵抗戰大事記》７月１６日載：“廬山談話會，今日九時，在牯嶺圖書館大禮堂開始舉行，到一百五十餘人，蔣、汪親臨參加。”７月２９日蔣介石對新聞記者的談話［１］蔣委員長對於平津形勢驟變之政府方針，今日應新聞記者之詢問，發表下列之意見：（問）宋委員長突然離平，致失重鎮，未悉中央對其責任問題如何處理？

（答）在軍事上說，宋早應到保定，不宜駐在平津，餘自始即如此主張。餘身為全國軍事最高長官，兼負行政責任，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餘一人負之［２］。餘自信必能盡力負全責，以挽救今後之危局。須知平津情勢，今日如此轉變，早為國人有識者預想所及，日人軍事政治勢力之侵襲壓迫，由來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麵，絕非偶然。況軍事上一時之挫折，不得認為失敗，而且平津戰事不能算為已經了結，日軍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手段，則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決非其戰事之結局。國民隻有一致決心共赴國難，至宋個人責任問題，不必重視。

（問）今後我政府對日方針究竟如何？

（答）自盧溝橋事變發生，餘在廬山談話會，曾切實宣告，此事將為我最後關１２６七七事變真相頭之界限，並列舉解決此事之最低立場，計有四點，此中外所共聞，絕無可以更變。當時餘言我不求戰，隻在應戰，今既臨此最後關頭［３］，豈能複視平津之事為局部問題，任聽日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惟有發動整個之計劃，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為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國人須知我前次所舉之四點立場，實為守此則存，逾此則亡之界限，無論現時我軍並未如何失敗，即使失敗，亦必存與國同盡之決心，決無妥協與屈服之理。總之，我政府對日之限度始終一貫，毫不變更，即不能喪失任何領土與主權是也，我國民處此祖國之存亡關頭，其必能一致奮鬥到底。餘已決定對於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國民眾，沉著謹慎，各盡其職，共存為國犧牲之決心，則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也。

———《中國全麵抗戰大事記》，美商華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第５２—５３頁解讀［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日軍對冀察當局發出最後通牒，次日宋哲元通電全國表示拒絕日本通牒，中日雙方衝突升級。２８日，日軍在平郊開始全麵總攻，各處發生激戰。２９日淩晨，宋哲元率部撤往保定。由此北京門戶洞開，是時天津還在激戰。麵對平津形勢驟變，蔣介石就此發表這一談話。

［２］眼看平津即將淪陷，輿論對宋哲元多有指責。無疑，宋固然有責任，而蔣介石也有責任，故蔣介石表示“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餘一人負之”。

圖４４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對國內外新聞記者發表談話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２７［３］蔣介石在此明確表示平津即將淪陷，戰爭就到了他在１７日談話中所稱的“最後關頭”。可以說，至此，蔣介石才開始了對日的全麵抗戰。此前，他雖派出六個師北援，卻多有顧忌，基本完全靠宋哲元與日周旋，他與國民政府中央則無所作為，北援之師到達滄石一線還停止下來不再北進。

周佛海［１］評說蔣介石抗戰初期態度［２］九月十五日蔣先生對此次戰事似無遠大計劃，隻抱犧牲之簡單的決心，時局如何收拾，戰爭到何程度，似未在考慮之中，令人焦灼。豈對於不可期待之蘇俄尚有希望耶？無論俄不能參戰，即便加入，恐英、美將對日表同情，而我更陷孤立也。

十一月十七日王平秋來，談各方情形，並略商今後出路。並謂：劉湘［３］謂蔣先生以若輩為小孩子，國家大計均置於其個人腹中，決不提出商討，且不表示，但若輩自視則並非小孩。何以蔣先生如此對待？言下深致不滿。日來悲觀之至，謂中國從今後已無曆史，何必記日記？今日決仍繼續，因將數日未記者補記。

———《周佛海日記全編》１９３７年，中國文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版，第７１、９４頁解讀［１］周佛海（１８９７—１９４８），中共一大代表。後叛黨，投靠蔣介石，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盧溝橋事變爆發時，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深得蔣介石重視。後竟投身汪偽政權，任中央常務委員等要職，成為大漢奸。

［２］周佛海在日記中認為蔣介石徒有抗戰決心而無可行的抗戰計劃，且自行其是，不願與一些黨國大員和社會名流交流想法。按周佛海當時屬於議和派，蔣介石不願聽從議和派主張，故周對蔣的抗戰態度頗有看法。

［３］劉湘（１８８８—１９３８），又名元勳，字甫澄。民國時期一代梟雄，在四川內戰中逐漸削平群雄，統一四川。與蔣介石貌合神離，試圖在四川實行關門主義統治，與蔣矛盾漸深。迫於國民政府壓力，同意川康整軍方案，將川軍直隸中央統１２８七七事變真相一領導。適逢盧溝橋事變爆發，隨即請纓率川軍出川抗戰。他當時抱怨蔣介石不願聽他與其他一些人對時局的意見，恐與蔣對他們的信任程度不夠深有關。劉湘於１９３８年１月去世，逝前猶有“抗戰到底，始終不渝”遺言。

蔣介石談抗戰戰略與戰術［１］自從七月八日，倭寇無端在盧溝橋生事，借此橫逞其武力侵略的野心，竊據我平津，蹂躪我同胞，更遣軍調將，大舉入寇。眼見敵人無止境的侵略，就要陷我國家於滅亡；敵人轟炸、燒殺、奴辱、屠戮的獸行，如不加以正當的製裁，就快要臨到我們全國同胞的身上來了！我們為痛懲侵略者的野心，為確保國家的生存，為爭取民族的自由，這一次決心要發動全國一致的抗戰，要與倭寇拚戰到底，直到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為止。我全體抗戰將士，對於倭寇之不斷欺侮壓迫，久已義憤填膺，悲懷欲裂，要求與敵拚個死活。現在大計既決，殺敵報國，雪恥複興的時機已經到來。在這一次戰爭當中，大家一定要萬眾一心，團結一致，堅毅沉著，忠勇奮發，發揮我們革命軍至大無敵的威力，來消滅殘暴野蠻的倭寇，以收複我已失的國土，救出我被難的同胞，洗刷我重重的國恥。當此大戰爆發，各位正要開始拚戰的時候，本委員長除已發表第一書，將抗戰最初要義列舉詳告以外，再要將敵人戰略、政略的現實情況，和我們決戰獲勝的至道要術，愷切詳明的告訴大家。希望大家鼓舞興起，絕對一致做到。

大凡一個國家要對外作戰，戰爭的成敗利鈍，首先決定於其用的戰略、政略、戰術等之能否確定，能否貫徹。如果戰略不能確定，政略不能貫徹，戰術陷於被動，雖有怎樣強大的武力，也要歸於失敗。現在倭寇占據平津，他這個戰略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攫取平津作根據地，俾其主力於長城一帶，來對付其另一強敵蘇俄。對於我國，他的初意，就想運用不戰而屈的政略，唱出什麼“平津局部化”、“地方事件”，要求“就地解決”等“外交原則”，想繼續因襲其占我東北四省，侵我冀東、察北的故伎，恫嚇威逼，詐偽欺騙，來安然占有平津。但是，平津是列強勢力範圍，是各國共同勢力所在地，關係各國，決不會讓倭寇獨占；並且北平是我五百年的故都，是北方政治、軍事、文化的中心；天津是我華北的咽喉，是北方工商、經濟、交通的重鎮，我全國軍民，誰肯以之拱手讓人！現在我們既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就隻有決心全國起而抗戰。自從我大軍向北方布置以來，倭寇雖占了平津，其預定之戰略、政略，已完全動搖，而全部陷於被動地位。因為我們已有抗戰準備，他對俄的主力，作戰的正麵，就不得不移到平津以南，對蘇俄西伯利亞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２９的主戰場，不得不分散實力，甚至要完全放棄，但亦決不能一刻放棄，這是他戰略的失敗！

其次，平津既是我北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就是我整個國家命脈之所關，決不容許局部化，讓倭寇隨便奪去，我們決心拚全力要把他收複轉來。因此敵人就不得不向南壓迫我們，至少不得不用許多的兵力去駐守平津，但亦決不能壓服我們，決不能久占平津，這是他政略的失敗！

再次在戰術方麵，他現在調運大批陸空軍隊，分布平津一帶，想用速戰速決的方式，一直南下，攻占冀南，來統一河北，謀造成冀察偽組織的局麵，以達到他一步一步蠶食鯨吞的目的。但是自我十三軍及其他多數部隊，到達南口，集結實力，堅築工事以後，倭寇就不敢南下，就頓兵危城，不得速戰；而且他南下的兵力，又不得不逐漸向察、綏移動，而留向冀南部隊，亦不能如計運用。在戰術上，他又完全陷於被動，這是他戰術的失敗。

所以在現實情況之下，倭寇自竊占平津，其戰略、政略、戰術，無一不是失敗的。現在他表麵上西攻南口，東打靜海，南向平漢路威脅，北向察、綏增兵，全是虛張聲勢，充分表現他手忙腳亂而已。他舉國現在已陷於進退維穀的地位。敵人的戰略、政略和戰術既多失敗，就是我們戰略、政略、戰術無形勝利。這個失敗，就是他整個侵略計劃最後失敗的起點；我們這個勝利，就是全國抗戰圖存最後的根據。

各位將士要知道，局勢發展到現在，倭寇的主力，和其作戰的正麵，已不得不對我察、綏展開；但他對察、綏進攻愈急，對北方蘇俄主戰場愈不能放棄，並且在他所有的兵力當中，必須選擇其一大部分較好的部隊，配備於北滿、東蒙及國內各重要地點，以備萬一。因此，無論他有多少陸海空軍，無論他有多大的兵力，決不能全部用來對付我國；不僅不能以全力來對付我們，而且他一定隻是用一部分劣勢的部隊，向我們來驕橫恣肆，要求速戰速決，以遂其侵略的野心。我們看清楚了倭寇這種虛驕作偽，外強中幹，處處惹敵，處處慌亂的情形，大家就要抓住這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嚴守紀律，服從命令，集中心智，來對付我們唯一的死敵。更要熟練技能，精求戰術，加強工事，固守陣地，好隨時奉命出擊，來一鼓消滅侵我國境的強寇。我們革命軍人，不怕敵，也不輕敵，此次的戰爭，是我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所係，曆史絕續之所關，大家一定要以必死的決心，和抗戰到底的沉毅精神，出死力來消滅倭寇。我們國家、民族與我們個人，才有光明的生路。

觀察倭寇此次的企圖，在傾其全國可能對華的兵力，運用飛機、大炮、戰車的１３０七七事變真相威嚇，要求速戰速決，先解決冀、察，壓服我國，再來對付蘇俄。他們的陰謀詭計既是如此，我們就要抉擇一定的戰術來打破他。我們的應敵戰術是什麼？

第一，倭寇要求速戰速決，我們就要持久戰、消耗戰。因為倭寇所恃的，是他們強橫的兵力，我們就要以逸待勞，以拙製巧，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驕氣，我們就要以實擊虛，以靜製動，抵死拚戰，來挫折他的士氣。他不能實現速戰速決的企圖，他就是失敗，也就是我們的勝利。

第二，倭寇已陷於被動，我們就要站在主動的地位。如何站在主動的地位呢？就是曾文正公［２］所說的，守的為主，攻的為客。我們每守住一個地方或一個據點，無論敵人如何猛烈轟炸，衝鋒射擊，我隻是鎮靜防護，敵來即殺，使他無一幸免。如此，他一挫再竭，則氣落誌衰，士怨力疲，我們就可以乘機出擊，得到最後的勝利。曾文正公所謂：“以主待客，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就是這一個道理。

第三，我們要固守陣地，堅忍不退。這是我們抗倭勝利唯一要訣。隻要我軍能夠立定陣腳，始終堅持，屹立不動，抗戰到底，以如此大無畏的精神，來消耗敵人的實力，一定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但是我們的陣地，如何才能夠堅守不破呢？就要切實縱深的配備，要多築工事，層層布防，處處據守。據守一天，就要加強並擴充工事一天。更一麵講求戰術，一麵熟練戰技，使倭寇不敢深入我地帶之內，他的武器不能發生效果。敵人的利器是飛機、大炮、戰車，我們的利器是深溝、高壘、厚壁；敵人蠻衝突攻，我們鎮靜固守。到最後，他的氣勢和力量，就一天一天消滅，我們的心誌和精神，就一天一天的堅強，我們就沒有不能殺敵致果、光榮凱旋的。

第四，我們要利用民力與地物。這一次我們與倭寇作戰，敵人深入我們國境，凡戰場上的地物與人民，都是我們所固有的，我們就要充分利用。對於人民，要普遍宣傳訓練，嚴密組織起來；對於地物，就要調查統計，時刻安排利用。要知道，敵人到我們國裏作戰，不僅地形不熟，行動滯鈍，而且一入冀南或其他戰地，立即陷於四麵皆敵之境，真有草木皆兵之懼。隻要我們能充分利用民力與地物，發揚自動作戰的精神，堅守陣地，乘虛出擊，處處設阱設防，人人殺敵抗戰，無論倭寇如何厲害，一定迅速為我消滅。這是我們抗倭勝利最根本、最重要的一個秘訣。凡我將士，必須實心實力作到。

第五，要講求防避敵機、大炮、戰車、毒氣等的戰術和方法。防避敵機、大炮的方法，就是要隱伏；不但是我們人身要隱伏，就是我們一切防禦工事，武器裝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３１備，都要機密隱伏，使敵人找不到目標，攻擊無效。捉捕戰車的方法，就是要陷阱、壕溝築得深、築得寬；防毒的方法，就是要增進防毒的常識，熟練防毒工具的使用等。這些防空、防毒，防備大炮、戰車的積極和消極的戰術，都是我們目前趕緊要熟練精研的。

圖４５蔣介石親赴淞滬前線商議作戰方案我們這次決心抗戰，最要講求精確實在的戰術，上麵所舉五項，不過略示原則而已。茲更手擬簡要抗倭戰術十二條，特為頒布，希望我全體將士，精密研究，加緊習練，確切實施，一致做到，來發揚我們革命軍百戰百勝、強大無敵的威力，達到抗戰禦侮、救亡複興的目的。

———《先“總統”蔣公全集》第１冊，台灣，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編印，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０７１—１０７４頁解讀［１］這是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８日蔣介石所寫《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蔣介石分析了敵人欲速戰速決的企圖，提出了持久戰、消耗戰的戰略；並且提出了發動人民和利用各地物力，亦有打人民戰爭的含義。然而，在戰術上，仍太強調陣地戰，處處固守，加築工事，這不是良策。在敵人武器裝備比我強的客觀形勢下，單純靠硬拚未必能有好的效果。應當以運動戰應對才更能奏效。而且，強調要組織和運用民力，指導思想是正確的，但還缺乏落到實處的切實措施。我方沒有充分利用的資源，很有可能就被日方所占用，他們以戰養戰的１３２七七事變真相策略，便大大強化了他們在這方麵的優勢，同時也削弱了我方的實力。隻認識到敵人深入我國境會受諸多製約，而未揭示出他們充分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來打擊中國軍民，持續侵略戰爭，表明蔣的認識還是很有局限性的。

［２］曾文正公指曾國藩。

二、朝野各方主張和談主張徐永昌主張對日妥協和談［１］關於謀略與外交方針：１．徐主任意見：現在我準備未周，開戰難操勝算，必在此最困苦關頭，能忍耐度過。若日方真如其宣傳，確不欲事態擴大，則我似應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協，最好由中央給予宋明軒以妥協標準，使其便於麵談。【下略】———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政府軍事機關長官會報第一至十五次會議記錄》，載《民國檔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解讀［１］這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４日晚上舉行的第四次盧溝橋事件會報會上，中央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的發言要點記錄，他主張和談，並建議中央確定妥協要點告知宋哲元，以便與日方談判。

徐永昌致何應欽函主張對日求和［１］敬之先生勳鑒：宛平事件日人聲言不欲擴大，今先肯定敵情，日軍部之暴戾舉動果出整個日政府之意乎？抑非整個日政府之意乎？如出整個日政府之意，而猶聲言不欲擴大，是以欺騙言論激勵其國民，並求得世界之諒解。如非出整個日政府之意，則其聲宣似屬可信。就昨日求見我參部某科長之日武官所雲，其要求尚不甚奢，似有和平之望。

今更肯定我國果以及時抗戰為利乎？抑最小限尚須一年或半年之準備，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３３方較有利乎？若以及時抗戰口利無論矣；倘尚須一年或半年之準備，則此時以努力忍耐為宜，順日武官之緒而尋求，亦未始非計。果能維持和平以達我由忍耐求準備之目的，我固有利。即無結果，我又何嚐不可以求和平不得，益重日人之暴，而博世界之同情耶！總之，今日之事，似宜以小屈求大伸。我公謀國公忠，必有安危至計，弟以全國利害，不忍不竭其愚，藉資裁擇。乞亮察為。敬頌勳綏弟徐永昌手啟即刻———“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索（廿五）”３０４０，載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編《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第３輯第２９冊，第６０８７頁解讀［１］此信寫於１９３７年７月中旬。

７月２５日何應欽在國民黨元老會議上談不宜對日開戰［１］當天首先發言的是何應欽，他強調說：“作戰要靠軍隊，中國軍隊不行，尤其是缺乏先進武器彈藥、軍需糧秣，接濟也很困難。如果拿這樣的軍隊去同日本軍隊作戰，頂多能打幾個月就要垮。現在有人指責我們不抵抗，不實行對日作戰是妥協投降等等，這是不明白我們軍隊實力的人，是對我們的惡意攻擊。依我看，不打還可以幸存，等待時機。要打麼，隻要幾個月就會完全失敗，所以我不主張打。”何應欽反反複複地從這方麵從那方麵足足說了兩個鍾頭。總之，說過來說過去，就是說不能對日作戰，實在令人發指難忍。

———吳先樹：《七七事變後的國民黨元老秘密會議》，載《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精選（６）·抗日戰爭寫真》，中國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版，第１０３頁解讀［１］避戰議和主張會產生惡劣的負麵影響，尤其中央要員與主戰的聲音唱反調，會讓外界感到最高領導層尚且意見不一，將如何讓全民一心去抗戰呢？為此，《申報》１９３７年８月４日一則報道，表明了中央意識到高層意見不統一會造成的不良社會影響，故特意公開“辟謠”。報道主標題是，“政府同僚意見完全一１３４七七事變真相致”；副標題為“外傳何應欽等主張如何不確”。報道如下：“【南京】軍政部發言人談，自盧溝橋事件發生以來，我政府本既定政策，全國意見完全一致，政府同僚更無不同主張。外報所傳何部長等主張如何如何，絕對不確，想係傳聞失實。（三日中央社電）”主和派試圖說服蔣介石［１］蔣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廬山會議上作了關於中國現在處於最後關頭的曆史性的演說並公開發表。但是當時周佛海同胡適、陶希聖［２］、梅思平［３］等同誌商議，決定向蔣介石建議對盧溝橋事變采取不擴大的方針。

首先由《大公報》的張季鸞［４］打頭陣，接著由中國青年黨的左舜生［５］和李璜［６］跟上，他們會見了蔣介石，表白了不擴大事變的意見。但是反而為蔣介石所說服，他們的穩健論調沒有被采納。於是周佛海同陶希聖商議之後，作出結論：為了最後解決日華問題，除了汪兆銘［７］出馬以外，別無他法。

【中略】在這期間，胡適和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８］幾次會見蔣介石，提出關於日華和平的意見。但是蔣介石新成立了大本營，在會上以比胡、張等更高的調門和堅強的口吻，表白了他的悲壯的決心：我們決不是不想同日本和平。

但是到現在為止，日本的要求是沒有止境的。最初我們因為日本要滿洲，就照他們的想法辦了，但接著又說要華北。

這次如果任其所為，必定會又說要上海、廣東了。

日本的要求如果隻限於滿洲，我也可以負責同日本合作。然而誰能保證日本的要求有一定的限度呢？

我們必須排除任何困難，任何抗拒，一致共赴國難。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５月版，第８０—８１頁解讀［１］由這段記述，我們可以看到一串主和者的名單：陶希聖、梅思平、張季鸞、左舜生、李璜、汪精衛、張君勱……據後麵所引文獻，可以看到主和的名流還有高宗武、蕭同茲、程滄波、裴複恒、周枚蓀、蔣夢麟、周佛海等等，足見盧溝橋事變爆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３５發之初，議和派人數在社會名流中還是占有不小的比重，他們曾試圖對蔣介石的抗戰決策加以勸阻，但無效果。

［２］陶希聖（１８９９—１９８８），名彙曾，北京大學教授。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主張與日議和。後一度投身汪偽政府，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中央宣傳部部長，旋又出逃，並揭露汪偽簽訂賣國協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任蔣介石侍從秘書，起草《中國之命運》，並任《中央日報》總主筆，成為國民黨權威理論家。

［３］梅思平（１８９６—１９４６），中央大學教授。時任江蘇省第十區行政督察專員。曾作為周佛海的代表與日本人密談，為汪精衛投敵穿針引線。後任汪偽政府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組織部部長等職。戰後以漢奸罪被槍斃。

［４］張季鸞（１８８８—１９４１），名熾章。著名報人、政論家。《大公報》總編輯兼副總經理。其對時局的報道和評論比較公正、客觀，廣受各界關注，國共兩黨都給了他極高的評價。抗戰期間英年早逝。

［５］左舜生（１８９３—１９６９），譜名學訓，別號仲平。中國青年黨的黨魁之一。抗戰時曾任國民參政會委員。積極參與、推動了抗戰中後期兩次聲勢浩大的民主憲政運動。

［６］李璜（１８９５—１９９１），字幼椿，號學純。學者，政治活動家，國家主義派人士，中國青年黨創始人之一，曾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參議會參議。

［７］汪兆銘（１８８３—１９４４），字季新，筆名精衛。盧溝橋事變爆發時，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然而他於１９３８年離渝出走，通電響應近衛聲明，走上了賣國投敵的道路。在日本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淪為最大的漢奸。

［８］張君勱（１８８７—１９６９），原名嘉森，字士林，號立齋，國家社會黨創始人之一。他是現代中國堅定的憲政主義者，民國年間兩度參與起草憲法草案，影響甚大。他反對暴力革命，也反對獨裁，主張和平、民主的政治。

胡適急於謁見蔣介石勸其議和他［１］覺得我們的準備還不夠，戰事一發生，中央十年來準備的軍力將要毀壞，沿海各省的一切也都要毀滅了；所以他又主張中央再能忍讓，再有十年的準備，我們就可以不怕了。因此，他要去見蔣委員長，本來是要王世傑代為約定時間的，但王世傑認為蔣委員長七月十一夜的決定抗戰，是因先生與馮玉祥［２］兩人的談話之後才決定的［３］；現在中央軍已經開入河北，不能不打了，似１３６七七事變真相可不必再見。結果是由錢昌照［４］替先生去約時間的。（雪艇［５］先生親對編者說的。）———胡頌平：《胡適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５冊，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版，第１６１１頁圖４６胡適對時局充滿焦慮解讀［１］他指胡適。按胡適在抗戰前後的觀點是遊移不定的。１９３５年，胡適致王世傑信曾主張堅決抗日：“日本早已發難了，因為我國不抵抗，故日本雖發難了四五次，而至今不曾引起國際大波瀾。欲使日本的發難變成國際大劫，非有中國下絕大犧牲決心不可。我們試平心估計這個‘絕大犧牲’的限度，總得先下決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戰、苦戰、失地、毀滅。我們必須準備：（１）沿海口岸與長江下遊的全部被侵占毀滅，那就要敵人海軍的大動員；（２）華北的奮鬥，以至冀、魯、察、綏、晉、豫的淪亡，被侵占毀壞，那就是要敵人陸軍的大動員；（３）長江的被封鎖，財政的總崩潰，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毀壞，那就要敵人與歐、美直接起利害上的衝突。凡此三大項，當然都不是不戰而退讓，都是必須苦戰力竭而後準備犧牲，因為隻有如此才能引起敵人的大動員與財政上的開始崩潰。”（耿雲誌、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４６—６４７頁）胡適這一觀點，與全麵抗戰爆發後的戰爭實際進程是有幾分相似的。然而，在平津淪陷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３７前後，他又成為主和的重要人士。

［２］馮玉祥（１８８２—１９４８），字煥章。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力主抗戰。後相繼任第三、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因受排擠離職，但仍一直積極從事抗日救國活動。

［３］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初，胡適是主戰的。７月１１日，他在編完《獨立評論》第２４３期，寫下《編輯後記》時，就對事變做了這樣的論說：“此事開展到什麼程度，我們不得而知。在此際我們隻願表明我們的態度與決心：我們必須抵抗，如地方當局所表示，敵方再不速停射擊，我們唯有準備大犧牲！並且我希望無論作戰與交涉，全要聽命於中央！”因而他與馮玉祥見蔣介石後，談到抵抗，蔣還說已下令遣六師北援。

［４］錢昌照（１８９９—１９８８），時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５］雪艇即王世傑。

平津淪陷時胡適日記披露其為議和所做努力（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３１日）廿六，七，卅到高宗武家吃午飯，在座的有蕭同茲［１］、程滄波［２］、裴複恒［３］。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團也！

我們深談國事，決定了兩事：①外交路線不能斷絕，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

②時機甚迫切，須有肯負責的政治家擔負此大任。

我打電話與布雷，勉他作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過補闕的事。

廿六，七，卅一蔣先生約午飯。

在座者有梅［４］、伯苓［５］、希聖、布雷、蔣夫人，極難談話。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說話，隻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他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長談。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已找他談過了。宗武談甚詳。

１３８七七事變真相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ｍｉｒａｃｌｅ［６］，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的日記》下冊，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１月版，第５７６—５７７頁（１９３７年８月６日）回寓見蔣先生的談話通知，先作一長函，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主旨為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１）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

（２）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

（３）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標：（１）趁此實力可以一戰的時候，用外交收複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２）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五十年之和平。步驟應分兩步：第一步為停戰：恢複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狀況。

第二步為“調整中日關係正式交涉”———在兩三個月之後舉行。

———《近代史資料》１９５５年第２期（總第５號）解讀［１］蕭同茲（１８９５—１９７３），原名連昌，字漢傑。１９３２年起任中央通訊社社長２０年，１９３５年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一直是蔣介石的喉舌，智囊之一。

［２］程滄波（１９０３—１９９０），１９３２年起任《中央日報》社社長多年，又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等職，長期為蔣介石的宣傳骨幹，智囊之一。

［３］裴複恒（１９０２—？），曾任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秘書，國立上海商學院院長。為蔣介石的智囊之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投靠汪偽政權，與周佛海過從甚密。

［４］梅貽琦（１８８９—１９６２），字月涵。清華大學校長。抗戰時期以校務委員負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３９西南聯大的實際責任。

［５］張伯苓（１８７６—１９５１），原名壽春，字伯苓。著名教育家，南開大學創始人。

［６］ｍｉｒａｃｌｅ，神奇事物。

王世傑日記記胡適等人主張議和的活動八月三日今日午後與胡適之先生談，彼亦極端愁懼，並主張汪、蔣向日本作最後之和平呼籲，而以承認偽滿洲國為議和之條件［１］。吳達銓［２］今晨向予言，戰必敗，不戰必大亂，處此局勢，惟有聽蔣先生決定而盲從之。

今日午後，約胡適之、吳達銓、周枚蓀［３］、羅誌希［４］、蔣夢麟［５］諸人，在家密談。胡、周、蔣均傾向於忍痛求和，意以為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達銓則明謂戰固必敗，和必亂。餘謂和之大疑，在毫無保證，以日人得寸進尺為顯然事實；令蔣求和，不隻自毀立場，徒給敵人以一二月或數月時間，在華北增軍更強固，以便其進一步之壓迫。

八月五日今日午後晤汪精衛先生，據雲胡適之所提和議意見，彼已轉告蔣先生。蔣先生以為軍心搖動極可慮，不可由彼呼籲和議，亦不可變更應戰之原議，但蔣先生推舉王亮以外部資格仍與日方外交官周旋。餘謂和議之最大困難，不隻在日方條件之苛，而在無第三國願以實力出麵保證。如不能得第三者切實保證，和議條件之接受，將無任何代價。

八月六日胡適之於日昨親往蔣先生處，當麵提出彼之和議主張，蔣甚客氣，但未表示意見。

八月七日今日上下午均開國防會議，【中略】蔣先生在會議時頗譏某某氏（指胡適之）之主和［６］。惟政府既決定仍不放棄外交周旋，則胡氏主張，實際上並未被蔑視。參謀總長程潛［７］在會議席上指摘胡氏為漢奸，語殊可笑。

———《王世傑日記》第１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１９９０年，第８２—８５頁１４０七七事變真相解讀［１］逼使國民政府承認偽滿洲國，一直是日本試圖達到的目標。而胡適等為了議和，建議以承認偽滿為條件，此主張非同小可，頗招非議。故王世傑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日記記述，程潛在當日的國防會議上指責胡適為漢奸。

［２］吳鼎昌，字達銓，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時兼任軍事委員會第四部部長。

［３］周炳琳（１８９２—１９６３），字枚蓀。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

［４］羅家倫（１８９７—１９６９），字誌希，筆名毅。時任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１９４１年辭校長職，此後由教育轉向黨政工作。

［５］蔣夢麟（１８８６—１９６４），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１９３０年起出任北京大學校長，１９３７年平津淪陷後與梅貽琦、張伯苓一起先後主持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的校務。戰後不再任北大校長職，曾當行政院秘書長。

［６］蔣介石在國防會議上不點名地譏諷胡適的議和主張，表明議和派十餘天的頻繁活動毫無進展。

［７］程潛（１８８２—１９６８），字頌雲。時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後曾指揮平漢路抗日、蘭封會戰等戰役。

何廉回憶胡適主和遭軍方主戰者抨擊［１］真正對現代化戰爭有了解的人，卻深悉我們不能抗日。胡適就說出他的看法。他說：我們必須要知道，一個類乎中世紀的國家，是不能對抗一支現代化的軍隊的。他的見解非常坦率，以致使某些軍人懷疑到他的立場。在委員長官邸的某次會議中他說：我們必須考慮抗日戰爭的後果。我以為，在那種情況下，直言無諱是需要相當勇氣的。我記得胡適發言過後，桂係將領黃紹起立與他爭辯。會後，我到張衝家。當時張家常供軍委會一些人開會之用。黃也在張家。他說：胡適是漢奸，應該槍斃。當然胡沒有被槍決，他具有大勇，當別人默然無語時他敢發表他的卓見。後來，我將黃紹指責胡適的話告訴傅斯年。諸如傅斯年等我們這些胡適的朋圖４７胡適和議未成，繼而赴美任大使友都擔心軍人會對胡采取不利行動。不曉得是委員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４１長自己的意思或經別人推薦，不久胡即被派赴美從事宣傳工作，爭取美國援助中國抗日。

———何廉：《抗戰初期國民政府機構的變更》，載台灣《傳記文學》第４１卷第１期，１９８２年７月解讀［１］何廉（１８９５—１９７５），經濟學家，曾在國民政府曆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農本局總經理、農產調整委員會主任、經濟部次長等職。

周佛海日記記平津淪陷後主和派的活動七月三十一日午，蔣先生宴胡適、張伯苓及希聖等，托希聖等乘機進言，蓋渠等以賓客地位，易於說話，不如吾輩部屬之受拘束也。與公達［１］候希聖。二時半希聖來，言張、胡均進言，不可操之過急，仍須忍耐一次。聞之甚為欣慰，此時不宜在蔣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

八月十六日十時，適之、宗武、滄波來談。警報又至，上午共三次，轟炸尚不烈。適之等即在此午飯，已一時半矣。【中略】與適之、希聖密商外交進行辦法，為此次戰爭下場之準備。預計三個月後可開始外交，未知能否天隨人願也。

八月十七日下午約高宗武談外交進行方式，即：派員赴滬，與川越接洽；或由在野名流赴東京；且可電倫敦，由郭複初［２］由〔與〕駐英日使接洽。

八月十八日高宗武來，談與汪先生談話經過，因約胡適之來，請其在國防參議會約集同誌，製訂方案，促進外交。

八月二十日六時半起。宗武來，與談中日趨勢。鹹以當勝敗未分之際，最好進行外交。

１４２七七事變真相希其先與汪先生一談，再向蔣先生進言；如蔣先生不反對，即由渠赴滬與川越接洽。餘始終認為，中日關係非一戰可了也。晚，力子［３］、布雷、滄波、紀常［４］、浩森［５］等多人來談。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約宗武來談，仍商外交進行方式。四時，宗武訪汪及嶽軍［６］；六時返，報情勢甚佳，並謂英、法、美、德、意五國調停滬戰，尚未絕望，心為之慰。【中略】餘始終認為國力不足，戰爭隻可適可而止，宜準備外交接洽。未知能否實現也。

八月二十三日十時，希聖謁汪回。據雲：蔣先生不願派宗武赴滬見川越，因其為正式外交官。聞之不勝失望，蓋吾輩日來詳商結果，均主宗武即赴滬作外交進行也。無已，其待適之赴美經滬時進行歟？惟恐時機已失耳。

八月三十日八時起。偕希聖赴汪先生處，力陳戰事須適可而止，目前須開始外交之理由，並條陳步驟及負責人選；汪允向蔣先生力言。返家後，約適之、宗武商對日外交進行步驟及要點等具體方案，由宗武攜草稿至，與希聖斟酌，略加修改。餘並抄一副本，交天翼［７］隨時進言，正本決由希聖明晨送汪先生轉陳。

八月三十一日布雷、滄波來談。希聖接汪先生電話，謂吾輩貢獻外交進行方式，不被蔣先生采納。大為失望，相對無言者數十分鍾。

九月一日希聖謁汪先生回。據雲：蔣先生已完全同意原則，惟恐事機不秘，反多糾紛，且日人決不肯為吾輩守秘密也。但亦非全不進行，須另設他法［８］。稍為心慰。

———《周佛海日記全編》１９３７年，中國文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版，第５５—６６頁解讀［１］楊公達（１９０６—１９７２），字文彬，法學家、教育家。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任立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４３法院立法委員。後還曾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等職。

［２］郭泰祺（１８８９—１９５２），字複初，時任中國駐英國大使。

［３］邵力子（１８８２—１９６７），字仲輝。時任國民黨第五屆中央監察委員。曾作為國民黨代表參與國共兩黨廬山會談，協商合作抗日。

［４］穀正倫（１８８９—１９５３），字紀常。時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兼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部副監。後曾率憲兵參加南京保衛戰。

［５］曹浩森（１８８６—１９５２），本名曹明魏，字浩森。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政務次長。

［６］張群（１８８８—１９９０），字嶽軍。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抗戰時期曆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職。抗戰勝利後作為國民黨方麵三個代表之一參與了國共談判。

［７］熊式輝（１８９３—１９７４），字天翼。時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國民政府大本營第二部（主管政略）部長。是蔣介石的軍政高參。

［８］此前蔣介石一直不同意與日方議和，深知日方無誠意，議和非但無效果，而且有損蔣介石個人和國民政府形象。然而，經過與日軍一月有餘的激戰，蔣在議和派的不斷勸說下，議和之心終於有所鬆動，此時他對時局的判斷大約是：（１）日軍應當意識到中國抵抗決心之堅，速戰速決之不可達到，有可能同意和談；（２）中方損失慘重，禦敵過於艱難，能和談則和談。有心談判，又“惟恐事機不秘”，可見其內心的矛盾，深恐被外界知情，“反多糾紛”。因而他在公開場合未曾吐口說要議和。

汪精衛對抗戰前途充滿悲觀［１］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麵來。

【中略】這是我們固然愛好和平，而和平之存在，不取決於愛好和平之誌願，而取決於維持和平力量，沒有維持和平之力量，而言愛好和平，這不是愛好和平，而是輕蔑和平。世界上固然有尊重和平的國家，但隻知尊重和平，而不知拿出力量來，與其稱為和平之尊重者，毋寧稱為和平之嘲笑者。然而拿出力量來是不容易的，第一必先要我們自己拿出力量來；第二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雖然是人類應有的道理，然就現在世界上國家民族林立的局麵來說，那一個國家民族不是為自１４４七七事變真相己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那一個國家民族肯為別個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除非是共同利害。即使是共同利害，而權衡輕重，斟酌緩急，也大有提刀四顧，躊躇滿誌之餘地。由此可知一個弱國被人侵略的時候，全靠自己盡力掙紮，掙紮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舍此實無生路。

———汪精衛：《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載《汪精衛先生抗戰言論集》，北平，獨立出版社１９３８年６月版，第１４—１７頁解讀［１］這是汪精衛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所作的廣播講話稿節錄。文中所持被認為是失敗主義的論調。李富春《怎樣爭取全國抗戰的勝利》（載延安《解放》第１卷第１４期，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版）指出：“全中國人民，如果‘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惜〔借〕用汪精衛先生話），那就隻是堅決抗戰！可是狂〔汪〕先生的‘老實話’卻說得不老實，在他的老實話下麵，散布著失敗主義。這正如馮先生的演詞中所指出的，我們的抗戰不是為著死，而是為著生。”按馮先生指馮玉祥。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版）第２０章評汪精衛言論：“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衛在南京廣播，題目是《最後關頭》。那天汪說的完全是宣傳民族失敗主義。由此可見，漢奸的作用，汪、蔣兩個人是一致的。蔣介石剛剛有了千分之一的團結內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馬上這個賣國賊汪精衛又在那裏胡說起來，又加上蔣介石的心腹劉峙，從平漢路一直向後跑，弄得大局隻看見壞，看不見好。他們因此好宣傳：你們看抗日不能成功吧？為了用種種方法，證明不能抗日，糧食、彈藥、交通，什麼都沒有一點準備。”按７月２９日，汪精衛在《最後關頭》一文中稱：“我們今日是不是仍然要做傀儡呢？不做傀儡，隻有犧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國民，說到打倒別人，或者不能做到，說到犧牲自己，那就無論怎樣弱法，也沒有不能做到之理。如其不能做到，是不為，不是不能。所謂不為，便是沒有犧牲之決心，而隻有傀儡之決心了。我們不但因為不願做傀儡而犧牲了自己，我們並且因為不願自己犧牲之後，看見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們必定要強製我們的同胞，一齊的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汪精衛先生抗戰言論集》，北平，獨立出版社１９３８年６月版）雖然他宣稱不做傀儡，但他堅信中國不可能戰勝日本，抗戰就是“犧牲”。事實上正因為對抗戰沒信心，他最終卻淪為漢奸，實實在在做了日本人的傀儡。

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４５主戰呼聲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全國各報館、各團體、各軍隊、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暨全國同胞們：本月七日夜十時，日本在盧溝橋，向中國駐軍馮治安部隊進攻，要求馮部退至長辛店，因馮部不允，發生衝突，現雙方尚在對戰中。

不管日寇在盧溝橋這一挑戰行動的結局，即將擴大成為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或者造成外交壓迫的條件，以期導入於將來的侵略戰爭，平津與華北被日寇武裝侵略的危險，是極端嚴重了。這一危險形勢告訴我們：過去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新認識”“新政策”的空談，不過是準備對於中國新進攻的煙幕。中國共產黨早已向全國同胞指明了這一點，現在煙幕揭開了。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占平津與華北的危險，已經放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麵前。

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

全中國同胞們！我們應該讚揚與擁護馮治安部的英勇抗戰！我們應該讚揚與擁護華北當局與國土共存亡的宣言！我們要求宋哲元將軍立刻動員全部廿九軍，開赴前線應戰！我們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實援助廿九軍，並立即開放全國民眾愛國運動，發揚抗戰的民氣，立即動員全國海陸空軍，準備應戰，立即肅清潛藏在中國境內的漢奸賣國賊分子，及一切日寇偵探，鞏固後方。我們要求全國人民，用全力援助神聖的抗日自衛戰爭！我們的口號是：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

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

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延安《解放》第１卷第１０期，１９３７年７月出版１４６七七事變真相解讀［１］中共中央獲悉盧溝橋事變爆發，７月８日即向全國發出這份通電，號召全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建立全民族的統一戰線，抵抗外侮，救亡圖存。中國共產黨是當時主張拋棄幻想、堅決抗日的黨派，其要求全民族一致對敵的主張，深得民心。

圖４８毛澤東於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為盧溝橋事變題詞延安《解放》周刊發表社論呼籲堅決進行全民抗戰［１］盧溝橋的炮聲，是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發展其大規模攻略華北的號炮。第二個“九一八”出現了！在這中華民國生死存亡的關頭，整個民族浮沉的關鍵當中，每一個願與祖國共生死的皇〔黃〕帝子孫，應該立即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以沉著百折不回的堅韌性，擔負起神聖的民族抗戰任務！

由七月七日夜間起，直到最近（十三日）的情報，清楚地證明著日寇是重新用其五年前對付沈陽的辦法對付平津，用他吞噬東北的戰略來攫取我們的華北。誰都明白日本政府與外交部的“和平解決”與“不擴大”政策，隻是用來作緩兵的慣技，為的是利用時間以便集中其強盜部隊。現在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盧溝橋一帶日軍一次凶似一次的攻擊行動，援兵不斷增加，整個關東軍的準備開入關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４７內，朝鮮軍“準備應付任何緊急事變”的宣言，屠殺濟南的老劊子手笫五師團並且以板垣［２］為師團長開拔到中國，艦隊出現於廈門與汕頭，華北前線上陸續不斷的增兵，日本政府十二日以來連日發表“政府或將迫而采取可憂（！）的政策”與“唯有采取斷然手段以求中國的反省（！）”等類似宣戰的宣言，全日本東京帝國主義報紙動員起來散布“事件之解決唯有根絕中國抗日運動與情緒”以及種種侵略戰爭的空氣鼓動，軍事行動已擴大到北平各門，天津近郊日浪人的乘機蠢動，天津日空軍的大批的集中，連日以來日本內閣“緊急會議”中表現出來的空氣，充分地證明“和平”老實到了絕望時期。除了堅決下犧牲的決心，誓死與敵人周旋到底以外，我們再沒有別的出路！

今日局麵的嚴重性，是比較五年前東北淪亡的當日更要危急，而在日本帝國主義方麵，他們有了吞噬東北當時的經驗，他們有了五年來大規模行動的準備，他們在國內已建立下了爪牙與特務機關，以及華北軍事行動的基礎；可是在我們中國，倘若再重蹈“九一八”當時的覆轍，那麼當時還有華北可以“退守”，現在連這“退守”之地都要轉落敵人手中。倘若仍然幻想日本真會“滿足”於華北，倘若仍然幻想日本會在吞噬華北之後“可以”“保證”華中華南的別一帝國主義權益因而仿佛可以借此徐圖偏安之局，倘若仍然幻想妥協退讓的屈辱辦法會和緩日寇的凶焰，那麼，華北淪亡以後，華南仍然可以成為“日滿華北”的“天然的發展而存在”之必須“特殊化”之區，這樣，第三個“九一八”仍然再接再厲的行將爆發於全國各地，而全中國將因是而完全的滅亡。倘若因軍部自身也曾聲明“中國是沙漠上的腳印，腳踵一離，沙跡即合，因而非長時間文化工作不可”的頗有暗示內容的言詞，因而幻想日本帝國主義“不一定”會再在華北“敢”於舉行大規模的侵略，那麼，這隻能是自欺欺人之談。日本帝國主義在“九一八”以前，也何曾不是如此的論調？沈陽的炮聲證明了什麼？盧溝橋的炮聲又證明了什麼？我們隻要將日本強盜曆來的政策從整個方麵觀察時，就可以明白，近衛曾經聲明“日本現時的政策非僅係維持現狀，而須基於國際正義（！）上求其發展”。廣田的重新強調三原則與華北係“適應滿洲國生存與發展之天然的命運而存在”。軍部許久以來故意的沉默更足以警惕我們使了然其用意。不管日寇發動的侵略行動行將立即爆發成為大規模滅亡中國吞噬華北的戰爭，或是利用猛烈的軍事行動，以作為外交上壓迫中國使實際上放棄華北的手段，以期導入於將來的侵略戰爭，但一件事實已經證明得千真萬確，即是華北已經危急，而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大陸政策”已證明其沒有止境。這樣，倘若我們不抵抗，華北就淪亡；倘若抵抗，華北將可以永１４８七七事變真相保，再沒第三條道路。而再一次證明隻有抗戰到底，一切集中在抗日問題，這才是中國應定的唯一國策！

唯有媚日，降日，以備在東京、大阪過逍遙日子的漢奸或漢奸預備隊，才會說華北的危急是誇大之詞。我們久已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奪華北陰謀始終不曾“和緩”過一點，堅決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內閣每一次更迭都是執行一次凶似一次的滅亡中國戰備的政策，毫不誇大地指出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強盜之所以瘋狂地加緊進攻中國的特質，盡情暴露了日本在占奪華北中種種公開秘密的準備與對民族的重大威脅，因此堅決地提出加緊準備抗戰的任務。現在，事實已經明白擺在眼前，鐵的事實證明了我們與愛國人民大眾的認識與估計是正確的，而重新警告著過去把握不住這一真理，而得出完全錯誤結論的人們。這些人物，包括國民黨中某些個別負責的人員，國民黨官辦或半官辦的報紙刊物，以至《大公報》與《國聞周報》之流，他們不敢提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趨勢的問題，他們公然希望日本強盜會“反省”，他們甚至認定近衛內閣的上台是“可以因其中庸性格（！）而對東亞大局起明朗化之作用”，他們甚至公開提出“抗日是消極，建國才是主要口號”，殊不知堅決抗戰的方針不確立鞏固，任何國家都“建”不起來。這一切根本謬誤的認識，完全基於顧慮與企圖用妥協辦法“保存”沿海工商業中心的私人權益，殊不知即便萬分退讓，在“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大陸政策下，即便將這些“中心”完全讓給日本而謀一安生之道，民族工業也唯有遭受盡情破壞而完全破產。這同樣證實了“隻有經濟建議才是國家急務”的誤算，這一理論的提倡者完全忽略了日本強盜侵略凶焰，不會讓中國有從容時間來完成自己必需的軍事工業。現在一切都暴露出來了，我們應該明白誠懇地指出，不管提倡這些理論的人物主觀上如何為國家打算，但客觀上，這些理論已經迷誤了過去的國策而生了不少的惡果。這在過去，已經為民族國家留下了很大的毒害，已經償付了許多血的代價。倘在現在的緊急關頭還不清算這些錯的見解而站到堅決抗戰的立場上來，就隻能使國家民族的前途蒙上不堪形容的損害，實際上也隻能是使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遂行更加順利而已。

現在日寇的步驟，是誰也看得出來了，除了一般業已知道的要求中國軍隊退出盧溝橋這一項而外，其他可能想象的，當然自有，將平津華北讓出來給日本實現其華北特殊化，要求將全國抗日運動加緊鎮壓來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要求立即實現“防共”協定以“保證”取締抗日運動的“誠意”，因為華北即是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４９“適應滿洲國生存與發展之天然之命運而存在”，則自然要求當局“承認滿洲國”。

目前近衛猶自聲明“希望外交談判手段仍能有效”，不外為貫徹上述目的的軟硬並用的手段。可是必須要指出，日本提出這些要求，是和其軍事行動同時並進的，因為在目前全國和平團結增進的今日，日寇知道依靠“和平”手段以實現“三大原則實非易事”（廣田談話），那麼，上述的“要求”，隻不過為其配合軍事占領行動的政策，使其強盜的掠奪品蒙上合法烙印的“交涉”，借以鞏固其軍事行動的手段而已。這是必須要認清楚的一點，否則以為隻要承認上述要求便可以停止暴日的軍事行動，那隻能是完全斷送民族國家的前途。“九一八”是我們血的教訓，日本帝國主義強占了東北。經過了五年，也未必完全需要一個條約或簽字。這回強占華北倘不幸而實現，又何嚐不會一樣？

現在，二十九軍的抗日官兵共同堅決抗戰著，全國的抗日武裝部隊都一致聲援英勇的二十九軍，並且許多部隊都已請纓抗日。紅軍立即發出了通電，請求國民政府授命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全國民眾都哄〔轟〕動起來、行動起來，要求抵抗到底，要求誓死為二十九軍後盾與暴日相周旋者不可以數量計。如果要說“民意”，那麼全國民眾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隻除少數的漢奸）是堅決要求抗戰的。如果要說“軍心”，那麼全國部隊的大部———由援綏軍、國民革命軍、中央軍，直至紅軍———的要求請纓殺敵，已成為異口同聲的呼籲，紅軍並且表示願意立即更名為國民革命軍，以便統一全國軍事指揮，與暴日拚戰到底。這樣，在客觀方麵說，中國已到達非抗戰則滅亡的命運；在主觀方麵，全國軍民大眾都一致認識非抗戰無以求民族生存，而全國民眾對抗戰支持、熱烈，也已經達到最高點。

在這樣的整個局勢之前，國民政府當局，應該堅決地、確定不讓一寸土地給敵人侵占，誓死保衛中國的領土主權，首先堅守華北平津的抗戰政策做基礎，動員全國人民，立即集中華北部隊首先增援盧溝橋與北平的前線，同時集中全國部隊作全國抗戰的準備，這就必須堅固地實現舉國一致團結救國的政綱，開放黨禁與實現聯合各黨各派以充實與鞏固國家首腦部的威信與權力，無條件地給予全國人民以愛國的民主自由，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對藏在中國內部的通敵漢奸與日本特務間諜機關立即實行迅雷般撲滅。在外交上立即實行聯合同情中國民族運動的國家。在抗戰方麵，應該放棄被動的單純防禦的戰略，應該主動的采用機動的，首先在華北方麵開展大規模的運動遊擊戰略，以配合正麵陣地堅守不移的作戰，首先集中優勢兵力，殲滅華北的日本駐屯部隊。

１５０七七事變真相華北當局方麵，應該徹底的認清不抵抗則全國將遭滅亡的危急萬分的現狀，認清倘若不抵抗，華北的滅亡隻是時間上的問題，抵抗才是保衛華北的唯一道路，必須無條件地領略過去東北軍的慘痛經驗，必須堅決的排除對敵人的一切幻想，堅決肅清內部的漢奸分子，不要將私人的權利地位放在笫一位，而應該把國家民族的利益視作高於一切。堅決與二十九軍抗日官兵站在抗日國防的第一線上，為光明磊落的民族英雄，為擔負起與平津共存亡的神聖職責，抗戰到最後一滴血。

現在除了漢奸以外，在主張抗戰的人們內麵約可以區分為兩種：一、抱著堅決抗戰決心，堅決保衛平津，認識抗日為唯一道路的，堅決主張聯合各黨各派舉國一致抗日的。這不獨在廣大抗日人民的各階層中，國防前線第一線的各部隊中，並且在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的重要人員中，是占著全國人口的大多數。

二、是說平津一望平原，不好防守，中國器械不如日本“精良”，於是乎倘全國抗戰發動，則沿海地區各城市將“不好保持”，“必被占領轟炸”，是以寧願放棄平津，或者隻主張小規模的“抵抗”一下以看日本動靜，但對堅持抗戰到底則萬分動搖猶豫，直到現在還滿口“中日兩國本應和平相處”，主張“退守長江”徐圖後起等等，是隻占著全國人民的最少數。

從南京政府對華北抗戰給以實力的援助看來，中國政府似已下抗戰的決心，這是值得全國人民讚助的。但是抗戰決心的程度，是局部的或堅持到底，這還待事變的發展給以證明。國民黨當局方麵，應該忠實於“倘若中國主權再被損害，則是最後犧牲時候”的諾言，應該忠實於三中全會上“抗戰”的標榜［３］。現在已經到達民族國家的生死存亡關頭了！應該堅持抗戰到底。

———矢鉞：《堅決保衛平津華北！堅決抗戰到底！》，載延安《解放》周刊第１卷第１１期，１９３７年７月出版解讀［１］這是一篇對形勢分析透徹、堅決主張抗戰的社論，指出了日本吞噬中國的圖謀，中國妥協必然亡國，並對國民政府當局、華北當局提出了希望和規勸，充分表達出全國各階層救國抗戰的心願。

［２］板垣征四郎（１８８５—１９４８），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１６期、日本陸軍大學第２８期。１９２９年成為關東軍高級參謀，參與策劃了“九一八”事變，又策劃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５１成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還試圖挑動“華北蒙疆自治”。盧溝橋事變後，率第五師團由廣島出發，途經朝鮮釜山，於８月間到達天津。此後他率軍橫行華北，成為日軍的王牌。１９４０年後參與扶植汪偽政權，後又企圖誘降蔣介石。日本侵華戰爭中所策劃的曆次重大陰謀，多有他的身影。１９４８年，他以甲級戰犯被遠東國際法庭判處絞刑。

［３］指１９３７年２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會議基本確定了停止內戰，實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則，標誌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初步形成。

中共中央關於抗戰的八項綱領［１］（一）全國軍隊的總動員。動員我們的二百幾十萬常備軍，包括陸海空軍在內，包括中央軍、地方軍、紅軍在內，其主力立即出動開到國防線上去，其一部分留在後方維持治安。委托忠實於民族利益的將領為各方麵的指揮員。召集國防會議，決定戰略方針，統一戰鬥意誌。改造軍隊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確定遊擊戰爭擔負戰略任務的一個方麵，使遊擊戰爭和正規戰爭配合起來。肅清軍隊中的漢奸分子。動員一定數量的後備軍，給以訓練，準備上前線。對軍隊的裝備和給養給以合理的補充。按照堅決抗戰的總方針，必須作如上各項的軍事計劃。中國的軍隊是不少的，但不實行上述計劃，則不能戰勝敵人。以政治條件和物質條件相結合，我們的軍力將無敵於東亞。

（二）全國人民的總動員。開放愛國運動，釋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２］和《新聞檢查條例》［３］，承認現有愛國團體的合法地位，擴大愛國團體的組織於工農商學各界，武裝民眾實行自衛，並配合軍隊作戰。一句話，給人民以愛國的自由。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阿比西尼亞的覆轍［４］，前車可鑒。如果堅決抗戰出於真心，就不能忽略這一條。

（三）改革政治機構。容納各黨各派和人民領袖共同管理國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親日派和漢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結合。抗日是一件大事，少數人斷乎幹不了。勉強幹去，隻有貽誤。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國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眾，要實行民主集中製。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這樣的政府。國民大會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權力機關，要掌管國家的大政方針，決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計劃。

（四）抗日的外交。不能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沒收其１５２七七事變真相財產，廢除其債權，肅清其走狗，驅逐其偵探。立刻和蘇聯訂立軍事政治同盟，緊密地聯合這個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夠幫助中國抗日的國家。爭取英、美、法同情我們抗日，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條件下爭取他們的援助。戰勝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於敵人的。

（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並立即開始實行。苛捐雜稅的取消，地租的減少，高利貸的限製，工人待遇的改善，士兵和下級軍官的生活的改善，小職員的生活的改善，災荒的救濟：從這些起碼之點做起。這些新政將使人民的購買力提高，市場繁榮，金融活潑，決不會如一些人所說將使國家財政不得了。這些新政將使抗日力量無限地提高，鞏固政府的基礎。

（六）國防教育。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製度。不急之務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廢棄。新聞紙、出版事業、電影、戲劇、文藝，一切使合於國防的利益。禁止漢奸的宣傳。

（七）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財政政策放在有錢出錢和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的財產的原則上，經濟政策放在抵製日貨和提倡國貨的原則上，一切為了抗日。窮是錯誤辦法產生出來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後決不會窮。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說財政經濟無辦法，真是沒有道理的話。

（八）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執行抗戰的方針和上述各項政策，依靠這個聯合陣線。中心關鍵在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政府、軍隊、全國各黨派、全國人民，在這個兩黨合作的基礎之上團結起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這個口號，不應該隻是講得好聽，還應該做得好看。團結要是真正的團結，爾詐我虞是不行的。辦事要大方一點，手筆要伸暢一點。打小算盤，弄小智術，官僚主義，阿Ｑ主義，實際上毫無用處。這些東西，用以對付敵人都不行，用以對付同胞，簡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在今天，誰要是在團結兩個字上不生長些誠意，他即使不被人唾罵，也當清夜捫心，有點兒羞愧。

這一套為著實現堅決抗戰的辦法，可以名為八大綱領。

———毛澤東：《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載《毛澤東選集》第２卷解讀［１］這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毛澤東發表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５３途》一文第二部分中的內容，所提八條抗戰辦法，作為中共中央發表的《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中，要求國民政府采納的八項綱領。

［２］《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是南京國民政府於１９３１年１月３１日公布的法律，對於有共產主義信仰的革命者和進步群眾，往往采用這一法案，以“危害民國”罪名治罪。這一法案的實施是國民黨壓製異己力量的一種手段。

［３］《新聞檢查條例》指南京國民政府於１９３４年８月製定的《檢查新聞辦法大綱》，其中規定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報紙上發表的任何文字，在刊出以前要送國民黨檢查官審查，審查過關方可發表。這是當時言論不自由的體現。

［４］阿比西尼亞，舊時對埃塞俄比亞的譯稱。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領導國人抗戰，但抗戰失敗，海爾·塞拉西一世被迫流亡國外。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說：“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阿比西尼亞主要地是因為封建製度的統治，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不能發動人民的積極性，所以失敗了。”朱德發表反對宋哲元與日軍和談的主張（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前線的士兵正在以生命與頭顱來與日寇搏戰的時候，日寇正在源源不絕向平津等處輸運大軍的時候，全國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奔向抗戰的時候，從平津透露出來與日寇交涉和平解決的惡〔噩〕耗。我們希望宋哲元將軍認清現在的趨勢，不再上日寇的惡當。這種的和平解決能給我們甚麼呢？盧溝橋附近以及平津道上被日寇蹂躪殆盡了，該地成千成萬的同胞被迫走上逃亡與饑饉的路上去了，日本開來了多少萬大軍盤踞在平津各地作隨時攫取華北為己有的準備，平津陷在日軍的包圍下，二十九軍的後路亦被截斷了。這樣的和平解決是與虎謀皮，是自取滅亡，賢明的平津當局當不至出此吧！現在全中國已踏上了一個新的抗日階段，再不允許一個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或何梅協定出現於中華人民的眼前！華北人民與二十九軍的英勇將士再不容忍一個這樣的條約！擺在我們麵前的唯一問題是抗戰，抗戰到最後的勝利！

———朱德：《實行對日抗戰》，載延安《解放》第１卷第１２期，１９３７年７月出版１５４七七事變真相圖４９《塘沽協定》與《何梅協定》一樣，為世人深惡痛絕，圖為簽訂《塘沽協定》的中日代表社會對宋哲元和談不滿並呼籲放棄對日寇幻想冀察當局在盧溝橋事件發生之後，始終沒有一定的堅固的立場，全國人民對冀察最高領袖的態度始終表示著疑慮。在事件爆發之初，全國人民均熱望宋哲元馬上離開家鄉到北平去主持抗戰大計，可是事與願違，宋哲元一溜煙跑到天津，與日寇進行什麼“和平談判”，因之全國群情憤慨，疑雲百出，紛紛電訊宋哲元之態度，足證明全國人民是在如何熱望宋哲元成為一個守土抗戰的民族英雄，並實際地幫助與督促冀察當局的抗戰之途前進。在近數天來的消息，不得不使我們失望，特別是宋哲元的書麵談話，什麼“本人而〔向〕主和平”，“盧溝橋事件發生決非中日兩大民族之所願”，“中日兩大民族彼此互讓相信，促進東亞和平”等等，是要冀察當局負完全責任的。宋氏的談話，我們認為和蔣介石先生十九日所發表之談話［１］是兩樣的。【中略】冀察當局甘願冒大不韙而與日寇訂立為全國人民所一致反對的口頭協定，宋哲元甘自棄於國人，我們不能不為之可惜。但是我們仍然希望宋哲元懸崖勒馬，回過頭來重新走上抗戰的康莊大道。

目前華北局勢的發展，很明顯的擺著有兩條道路：一是立即動員全國，發動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來抵抗日寇的新進攻，而這一條路也是全國人民急切需要的，是中華民族徹底解放的大道；一是和平妥協以求得日本帝國主義暫時緩進，把平津送給日寇，這條道路必為全國人民所反對，是斷送華北，陷中華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的絕路。因為日寇對中國的侵略是無止境的，東三省陷落、熱河失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５５守、察北變色［２］、冀東偽組織的建立，無數次血的教訓，已經清楚的告訴了我們，任何對日寇侵略會止步的幻想，實際上就是等於幫助敵人，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

———《我們的出路唯有抗戰》，載《新中華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解讀［１］按指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的“最後關頭”談話，談話內容於１９日以後見諸報端。

［２］察北變色，指日本人企圖挑起所謂“滿蒙自治”，扶植蒙古族親王德王建立類似偽滿洲國的“蒙古國”。但隨著傅作義將軍率軍擊敗德王，日本人的陰謀未能得逞。

圖５０《申報》發表的《我們要拚死在疆場》版畫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為盧溝橋事件發表宣言日本野心的軍閥，理性日滅，氣焰日張。去年十月中旬，已無理由的迫我撤去豐台的駐軍，今年七月七日，又夤夜在盧溝橋附近實彈演習，想欲模仿襲擊我沈陽的故伎，侵入我宛平縣城，以控製我七百年來文化中心的故都；經我守軍阻止，遂借端挑釁，開炮轟擊。兩周以來，日方不但毫無信義，屢違雙方同時撤兵的１５６七七事變真相約定，而且據我北寧鐵路，運集重兵，侵占我農田，傷害我禾稼，在我國土之內，擅設日本軍用機場；東則在我北方重鎮的天津，占領車站，檢查郵電，逮捕記者；西則在我平漢鐵路的線上，用機槍掃射火車，殺害旅客，又隨地強製拉夫，征用軍需，依恃武力，欺侮良善。這些暴行，都是中外人士所共見共聞的；這些暴行，非特我們從國家的立點所不能忍，即從人道和正義的立點，亦不能再忍。【中略】我們深願世界文化界的同誌，共同起來幫助我們，喚醒這些迷夢中的日本政客和軍人，如不立即覺悟，逼迫我們這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使不得不共起抗戰，則非特中日兩國同遭浩劫，即使世界的驚濤駭浪，也要從此掀動了。

———《中國全麵抗戰大事記》，美商華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第４４頁民眾反對二十九軍接受敵人無理的和談條件二十九軍全體長官士兵鈞鑒：聽到敵人要撤換你們的高級長官，強迫你們南調的消息以後，我們的心髒都炸裂了。我們憤恨為什麼中國軍隊不準駐紮中國的地方？為什麼中國的內政要他們來無理的幹涉？

幾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敵人的侵略是無止境的。民國二十二年於學忠的軍隊被驅出河北，二十四年中央軍和商震軍被攆到黃河以南，現在這同樣的命運又要輪到你們的頭上了。親愛的二十九軍士兵們！華北危亡已到最後關頭，我們不能再事容忍了。

不管敵人口頭上是如何欺騙，但是它的實際行動與最後目標是絕對不會變更的。它最近已陸續調來四萬大軍，它的最後目標是驅逐一切中國軍隊出華北，使華北永遠變成它的殖民地，使華北人民永遠變成它的牛馬奴隸。

親愛的長官士兵們！我們對於你們的處境困難與長官們委曲求全的苦心是十分諒解的。不過委曲求全已到絕望關頭，現在隻有掄起大刀衝破困難，為國家民族殺出一條生路來。

中國民眾對於二十九軍是始終擁護的，喜峰口的抗敵光榮［１］還深深的刻在我們人民的心坎上，我們今天唯一的希望是你們繼續抗戰，領導民眾來抗戰，為國家生存而戰，為民族解放而戰，我們堅信你們不會也不能辜負我們的希望。

———《天津各界自衛會給念九軍的一封信》，載天津《永生》第１卷第１６期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５７解讀［１］喜峰口的光榮，指第二十九軍在長城喜峰口的抗敵戰鬥。１９３３年，日軍進犯熱河，中國在華北的軍隊組成８個軍團在長城沿線進行抵抗。其中以二十九軍在遵化東北１５０裏的喜峰口之戰最為振奮人心，將士們經過浴血奮戰，擊敗強敵，殺敵兩三千人。

圖５１北平各界慰問二十九軍孫科與新聲社記者談中國沒有退路隻能抗戰［１］日軍進侵華北占領我交通樞紐、軍略要地後，其誌在必得，故屢戰屢和，借以增厚實力。本人在兩星期前，即致電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說明及早抗戰之必要，以免平津淪於危境。今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等相率離平走保定，可見北平孤城已非常危險。今日唯一希望，為二十九軍能堅守平津，以待援軍趕上應援，長驅反攻，使華北領土主權恢複完整。

吾人須知，日本並無對華全麵作戰之決心，其所取策略，為分化中國，逐步並吞。今日聲稱對付二十九軍，先控製平津。目的達到之後，即將並吞整個河北察綏；河北察綏到手後，必索山東山西；晉魯之後，又要隴海路。囊括中原及西北，勢必及於長江流域。如此逐步侵占，其借口雖為對付某人某軍或某某政權，而非與整個中國作戰。但吾人決不能為敵人宣傳所惑，以為今日戰事為日駐津軍與１５８七七事變真相二十九軍之戰，墮其術中。吾人必須認為中國為整個的，中國軍隊為整個的，無論侵略何處，必須全力以赴。日本進行其各個擊破之陰謀，吾人必須以全麵抗戰答複之。如此始有和平希望可言。否則，敵人步步進迫，吾人著著退讓，何異率全國以降敵！

有人以為中國今日準備尚不充分，不能即起抗戰，此種論調，實似是而非。第一，今日之事非吾人求戰，而為敵人迫我們不得不戰，如再屈服，即等於投降。投降後尚有何準備可言？第二，我準備敵亦準備，永無並駕齊驅之一日。且敵人不容我從容準備。第三，中日戰爭非強國與強國作戰可比，因強國與強國戰，雙方軍備實力相等，可決勝於邊境陣地之上。我們則不然，戰場在我國境內，我唯有革命戰法，始足應付之。及全國人民均隨時隨地參加作戰，以中國之大，人民之眾，日本有幾何兵力可以征服中國？戰事延長，日本自然隻有失敗。又有人以為中國經濟重心均在沿海，戰端一啟，損失太大，能不先作準備？其實亦似是而非，因吾人必認明抗戰目的在求民族生存，當然不能不受犧牲。如怕受犧牲，則準備亦無用，欲以經濟重心移於內地，固非短時可辦到，被敵人咄咄進迫，定能容我準備十年廿年乎？

———《盧溝橋》，桂林，前導書局１９３７年９月版，第３５—３６頁解讀［１］這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孫科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談話。其時平津正在激戰，宋哲元等已退守保定。形勢危急，孫科主張，必須努力保衛華北，因為日寇對中國采取的是蠶食政策，占領了華北，下一步就覬覦河北察綏，進而要山東山西，進而要隴海線，進而要長江流域。中國越退讓，日寇就越得寸進尺。他還駁斥了中國準備不充分不宜開戰、中國經濟重心在沿海開戰對中國不利的論調，指出中國已到了沒有退路隻有抗戰一途的最後關頭。所論極是。孫科（１８９１—１９７３），字連生，號哲生，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

７月３１日鄒魯［１］致電蔣介石建議宣戰［２］讀廬山及豔日談話［３］，誠中國救亡興國之要旨，凡有血性，同深感奮。顧二十餘日來，北方抗戰，皆陷敵人戰而不宣之詭計。其為害有三：（一）國際方麵，仍為敵人局部問題所箝製，對於國際間條約，無從緊張運用；（二）我既未宣戰，則無論戰區與非戰區，敵得自由行動，利用漢奸，破壞我軍事與政治上之種種措施；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５９（三）既未宣戰，則仇貨仍可自由輸入，榨我血膏，充彼軍實。綜上三因，非即日正式宣戰，不足以資挽救，正國際之視聽，而振軍民之精神。謹實愚忱，以資卓奪。

———鄒魯：《鄒魯回憶錄》，東方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版，第３３４頁解讀［１］鄒魯（１８８５—１９５４），廣東大埔人。民國政治家、教育家，國民黨元老。時任中山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常委和國府委員。

［２］盧溝橋事件爆發後，因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還存有和平幻想，不希望刺激日本擴大侵略步伐，因而遲遲沒有對日宣戰，以便為可能出現的和談留有餘地。即使平津淪陷，日本宣布改“華北事變”為“中國事變”，正式承認全麵侵華，國民政府仍在忍耐著。直至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對日宣戰，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因此，抗戰初期一些人的宣戰主張，沒有被政府采納。

［３］廬山及豔日談話，分別指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的“最後關頭”談話，和７月２９日平津形勢劇變後蔣對新聞界發表的關於時局的談話。

馮玉祥談抗戰如何正確估計敵我力量［１］我們應如何正確的估計敵人，這個問題，我們又可以分成三點：（一）六年來敵人不斷的對我國侵略，尤其是最近敵人在盧溝橋和平津的襲擊轟炸，已經最後一次的打碎了少數人以為日帝國主義的侵略還有止境的幻想，另一方麵這些慘痛的事實，又不免激起一部分同胞把全日本人民都看成敵人的錯誤認識。我們要知道侵略中國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凶橫殘暴的是日本軍閥，至於日本人民，我相信大都還是愛好和平、擁護公理和正義的，我相信他們終有一天會和我們攜起手來，製裁他們橫行無忌的軍閥！【中略】（二）我們還有些人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高，把我自己的力量估計得太低。他們所以把敵人力量估計得太高，一方麵是太高估計了敵人炮火的效力；另一方麵又相信日本可以在我國國民中用威脅利誘的卑劣手段，收買許多人去做工具。【中略】比如敵人早已把二十九軍和二十九軍的將領看成可以隨意支配的工具，然而宋哲元到了緊急的關頭，還是要不顧一切的還手；二十九軍的官兵，還是要忠義奮勇的抗戰起來。所以二十九軍這次幾千人的死亡，死的真有價值，實不愧為中國的革命軍人！再如日本一手製造的冀東偽組織之下的保安隊，因為張慶餘和士兵的幡然反正，一天功夫就把通州的日本兵殺死了二百多，而舉起抗敵的旗幟，由此可知敵人所製造所希望的我國１６０七七事變真相內部的矛盾，在民族生死關頭的時候，必然能夠一致的站在抗敵戰線上共同挽救危亡！而日本所誇耀的武力，並非是不可戰勝的。況且現在有的不過是前哨的戰鬥，如果展開了全國的持久戰時，他們的內部問題，還要更多更大。（三）另一方麵又有些人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低，以為隻要我們的軍隊一還擊，敵人就得敗亡，這也是不合事實的想法。因為民族革命戰爭，固然不是單靠武器的優良，但是我們隻要有決心，有計劃，有準備，我們要避免敵人之所長，以襲其所缺；益用我之所長，以攻其所短。因為敵人內部，固然有許多矛盾，士兵們都有畏縮怕死不願打仗的心理，但是亦必須在我們長久的抗戰與反攻之下，他們內部問題和矛盾，才能完全暴露出來。總之，我們對於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高或太低，都是錯誤的。估計太高了，結論隻有等待做亡國奴，或是甘心情願的做漢奸；估計太低了，不免要受許多不必要的失敗和損失，反而增加了敵人的凶焰。

———《盧溝橋》，桂林，前導書局１９３７年９月版，第２８—３０頁解讀［１］這是馮玉祥於１９３７年８月６日在南京中央廣播電台所作的《我們應如何抗敵救國》演講詞節錄。

蔡廷鍇答華美晚報記者問號召團結抗日［１］記者問蔡將軍此次入京，對抗戰意見如何？（答）（一）我此次入京，因全國人民在中央決心抗日之下，一致起而共赴國難，我分屬軍人，雖雲在野，不敢放棄天職，況我乃始終力主抵抗暴日者，此際更責無旁貸，為期貫徹向來主張，尤應站在最前線，與敵周旋。（二）關於民眾方麵，我以為無論任何地方，均須力持鎮靜；任何階層分子，均應負各個人應負責任，齊心協力，各盡各的力量，為我民族爭生存與獨立，甚至遭遇最大犧牲，亦所不惜。至於袍澤方麵，無論在朝在野，均應一致奮起，以前此革命精神，同仇敵愾，在全國最高軍事領袖領導之下，依照既定計劃，向前邁進，雖戰至一兵一卒，亦應抵抗到底。如此堅持勿懈，相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三）全麵抗戰，凡屬國民，須團結一致，充分發揚愛國精神為國效命，慎防貪圖小利者為敵利用。我特別提出此點，係因淞滬抗戰時有少數無知者，竟作敵探及向導，為虎作倀，可痛孰甚。（問）蔡將軍同行者有幾人？（答）除六十師師長沈光漢、四十九師師長張炎已先入京外，現偕行者有李盛宗、譚啟秀、葉文泉、程鴻軒等雲。

———《中國全麵抗戰大事記》（８月８日），美商華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６１解讀［１］這是１９３７年８月８日蔡廷鍇將軍到南京時接受記者的訪談。蔡廷鍇（１８９２—１９６８），字賢初。第十九路軍上將總司令，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中率軍奮起抗日，擊碎了日軍侵占上海的陰謀。後參與領導福建事變，曾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簽訂了反蔣抗日協定。因屢次得罪蔣介石，十九路軍被分化解散。抗戰時蔡廷鍇一度複出，因手中無兵而沒有大的作為。

普通民眾反對和談的態度所謂談判是用語言和文字去解決關係方麵間的一切爭端。因此，談判隻是一種手段，它並不是解決爭端的必要條件。躲在談判後麵的自然是實力了，除非一方麵於另一方的實力而讓步，而委曲求全，根本是談不下去的。

中日兩國間的關係，現在很自然，日兵已源源地在中國領土的平津一帶橫行，並且慘為〔無〕人道地在飛機上向平漢列車掃射了［１］，在煽動各地漢奸的一貫政策下，他們的毒辣手段又不斷地向我們實施。然而我們身負國防最前線的軍事長官［２］卻依違兩可，舉棋不定。並且在大批漢奸的包圍下，還要去和日軍談判。不喪權不辱國的談判，我們原是不反對的。但若說中國和日本談判，而不喪權不辱國，就連孩子也不相信。而況這種談判，在日本方麵，一方可以用大兵威脅，一方又可以偷窺布置。我們的將士，雖然說都是忠勇為國，但在主將的優柔寡斷下，不免要使那“一鼓作氣”的勇氣，多少受點打擊。

現在主將被包圍在漢奸們如簧之舌下，被籠罩在談判的空氣中。事實很明白，談判一成功，中國便永陷於萬劫不複之境；同時，宋將軍抗敵的英名，也跟著國家的主權和領土一同喪失。宋將軍現在的處境，情形雖然複雜，但我們從大處著眼，以國家的利益為前提，則又好像“背水陣”一樣，隻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問題隻在宋將軍的是否肯下決心。以我們看來，宋將軍上承中央意旨，下有將士用命，並且有這麼多的民眾———全國的民眾，誓為後盾，不僅可以“應”戰，而且可以“決”戰；不僅可以“抗”敵，而且可以“殲”敵。如果要輕輕放棄這個大好的報國機會，那我們就要不客氣的說，這是自尋死路而已。

本市商會、地方協會等五團體致宋將軍一電，說得最為透徹。他說現在沒有妥協，妥協就是屈辱的別名（大意），因為事實已很顯然，中國對日本妥協了幾次，喪權辱國幾次。妥協絕對不能圖存，隻有抗戰才是生路。我們所以擁護宋將軍，擁護廿九軍兵士，隻是因為他們能夠戰而已。在現在這種形勢之下，應戰已經不１６２七七事變真相是我們積極的方略。在勝算上，“應”戰已經不及“出”戰了，我們被欺騙在和平的煙幕下，讓他們運兵運械，到我們國土裏來屠殺。蘇聯名片《予打擊者以打擊》說得好：“我們不但要在我們國土之內予他們以打擊，並且要到他們自己的領土內和他們作戰！”［３］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就是這樣，不予打擊者以打擊，絕不會有真正的和平。我們雖然不願以平津作戰場，但在敵人沒有被驅逐出國門前，卻不惜以平津作戰場的。宋將軍負守土之責而且首當其衝，他的責任，自然要比一般將領還要重大。我們慰勉宋將軍，我們正告宋將軍，現在絕不是帶同陳覺生［４］、齊燮元去拜訪香月作和談判的時候了。談判有什麼用呢，國人皆曰“戰”！

———派克：《不要再談判了》，載《盧溝橋血戰紀錄》，東北圖存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６６—６８頁解讀［１］《大公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報道“日機掃射平漢車”：“【中央社南京十八日電】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有日本軍用飛機二架，飛往河南境內。當過平漢路漳河橋時，適有該路列車正在行進，日飛機竟以機關槍對該列車射擊，當死二人，傷二人。同日十二時由保定南下之第七十二次客車，當達到河北邢台縣（即順德）屬官莊站時，亦遭日機之機關槍射擊，傷十餘人。又十二時三十五分某次列車在河北元氏縣亦被日機掃射，傷十餘人。”為此中方向日方提出了抗議，報道說：“外部據報即日向日本駐華大使館提出嚴重書麵抗議，認為該軍用飛機在我國境內私自飛行，已屬不法，今竟開槍射擊列車，尤為侵犯我國領土主權，蓄意挑釁，要求該使館立即轉電日本軍事當局，嚴令約束該方軍用飛機，不得再有同樣非法行為，其發生結果，應由日本負責，至關於此事各種合法要求，我方並聲明保留。”［２］指宋哲元。

［３］１９３７年５、６月間，蘇聯影片《予打擊者以打擊》在中國公映，引起轟動。片名及片中台詞“予打擊者以打擊”成為抗戰時期國人經常引用的話語。

［４］陳覺生（１８９９—１９３７），早年曾留學日本。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被聘為第二十九軍司令部少將顧問。後又出任冀察政委會委員、北寧鐵路管理局局長兼冀察交通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軍通過鐵路向華北增兵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還與張允榮、齊燮元等包圍宋哲元，企圖拉他脫離國民政府，實行“華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６３北自治”。前文所說“現在主將被包圍在漢奸們如簧之舌下”，即指此事。但陳覺生做了走狗，不久卻因故惹惱日本人而被日本人毒死。

一個記者對冀察當局和談的態度張自忠在津宣言：“姓張的決不做對不起民眾的事。”我們聞其“聲”，如見其人。拍著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

盧溝橋之役，決非一朝一夕之故。日本時常違約進攻，也是慣技。所謂和平，所謂談判，正與大炮飛機同樣是使我們“屈服”的武器。拍著胸膛盡管說，“姓張的決不做對不起民眾的事”，並無用處，事在做給人看。

截至記者執筆為止，天津的談判又鑽入牛角尖裏去了。我們希望的“和平”，卻正幫助敵人的增兵。華北的軍事當局，不管如何聲言不屈服，但終於自國的軍隊，先在自己的土地上，複員給敵人看了。而敵人卻未絲毫卸除作戰的一切準備。除華北駐屯軍、關東〔軍〕不算之外，從他們的國內又調動了大軍到我國來，而我們倒要“複員”了，這實在是使全國民眾惶惑不解的。

自然，華北的主要負責者，是宋哲元將軍，但戰爭一開始負全責者應為中央。宋將軍除與日本接洽“休戰”的臨時辦法外，一切外交事件，皆當由中央處理。即休戰的最後協定，還當告中央。但中央的三點指示［１］，早已到平；而華北軍事當局處理此事，似未能依照三點進行，殊覺可惜。

在今日我們覺得二十九軍下級幹部的忠勇衛國，確實可被擁戴。而圍繞在宋將軍左右的一批文人舌士，多以賣國自任，此誠使我們痛心飲〔泣〕血。那位坐失北寧路主權早被彈劾的陳覺生，此次竟作了“和平”的使者，奔走於中日之間，一若自己是個第三國人。我們必須予以嚴密的監視。

總之，這次盧溝橋事件，是全國的事件，不是一個姓張的不做對不起民眾的事就可以卸責的，而是整個冀察政委不應做對不起民眾的事的時候，是中央政府不應做對不起民眾的事的時候。中國每一個人民都準備著犧牲，大家都叫著：“抗戰到底！”———“寧為玉碎，毋為瓦全！”隻要華北當局記住這些話，也就算對得起民眾了。

———小民：《要對得起民眾》，載《盧溝橋血戰紀錄》，東北圖存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８月版，第７２—７３頁解讀［１］宋哲元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與日方所擬協議內容太空洞，而遲遲未向中１６４七七事變真相央彙報詳情，直至７月２２日才向中央報告。其致何應欽密電說：“關於交涉經過，曾於本月十一日概略協商，擬定下列三條：即１．廿九軍代表對於日本軍隊表示遺憾之意並責任者處分以及聲明將來負責防止再惹起此類事件。２．中國軍為日本在豐台駐軍，避免過於接近易於惹起事端起見，不駐軍於盧溝橋城郊及龍王廟，以保安隊維持其治安。３．此事件認為多胚胎於所謂藍衣社、共產黨、其他抗日係各種團體之指導，故此將來對之求講對策，並且徹底須取締。等語。”（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七七”事變至平津淪陷蔣何宋等密電選》，載《曆史檔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７月２３日，蔣介石複宋哲元電，對上述三條作出指示：“所擬三條，倘兄已簽字，中央尚可同意，與兄共負其責，惟原文內容甚空，第二條之不駐軍，宜聲明為臨時辦法，或至某時間為止，並不可限定兵數；第三條之徹底取締必以由我自動處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為限。此點應明加區別。至此事件之真正結束，自應以彼方撤退陽日後所增援部隊為重要關鍵，務希特別注意。”（［日］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１１冊，日本產經新聞連載、台北“中央日報”譯印，１９７７年５月）這就是中央當時的三點指示。

民眾呼籲二十九軍上層盡快對日抗戰“華北已到了第二‘九一八’的前夜”，這句話最近有許多人在高喊著。不錯，的確華北的危機已到最後關頭（尤其是平津）。因為有許多事實在告訴我們，要免去這危機，唯抗戰一條路。抗戰能給我們殺出一條生路，反之則華北定必淪亡無疑，因為敵人的是非將華北入其手中不可。像這一次盧溝橋事件，凡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並非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一種有計劃的行動。照例這一次的抗戰，冀察當局是應下決心去幹一下的。

我真不知冀察當局抱的什麼心理，還不肯趁早“先下手為強”，而繼續還在開所謂“和平談判”，這所謂“談判”，是敵人的一種緩兵計，他一麵在“談判”，一麵還不斷地遣兵調將，這好說是“和平談判”嗎？

希望冀察當局不要自陷絕境，亦不必猶疑，下決心的去幹罷！何必等敵已將援兵調齊後，再開戰端，到那時勢必要受敵人重大的包圍，非但老百姓犧牲，即廿九軍弟兄亦何嚐不呢？

廿九軍的長官們，抗戰罷，下決心的幹一下罷！不必猶疑，你們後麵有著一群群的國民作後盾咧！

———沈鍾：《下決心去幹》，載上海《社會日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６５三、外交努力７月１１日中國外交官與日駐華使館參事交涉【中央社南京十一日電】十一日午後四時，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訪外交部陳次長［１］，談盧溝橋事件，各就所得不同之報告相互辯論後，陳次長列舉日方最近向平津增兵之事實，謂顯與日本國內外當局不願事態擴大之聲言完全相反，要求迅電日政府製止日方軍事行動，俾盧溝橋事件得以和平解決。日高稱中國中央軍隊目下有向北移動之消息，日方對此甚感不安，陳答：深信中國軍隊並無向日軍挑戰之意思，但對於任何外國任意增兵來華侵略中國領土主權，殊難容忍，自不得不作正當之防衛，深望日本當局幡然反省，勿陷中日國交於危險之狀態。日高亦以為然，談至五時半始與辭而去。

———《日高昨再訪晤陳介》，載天津《大公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解讀［１］陳介（１８８５—１９５１），字蔗青，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

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言人聲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據所得報告，日軍不遵照雙方約定之停止軍事行動辦法，拒絕全部撤至指定地點。首則遺留部隊二百餘名於盧溝橋東北之五裏店，繼則調動大部軍隊千餘人集結於盧溝橋東北三裏許大瓦窯。於十日下午六時起，連續向我盧溝橋駐軍猛烈進攻，同時並調集日本國內外大軍，絡繹向平津進發，意圖作大規模之軍事行動，而貫徹其最初目的。至是盧溝橋事件，遂又趨於嚴重，其責任自應由日方負之。查此次事件發動於七日深夜，日軍在盧溝橋非法演習時，聲言演習兵士一名失蹤，要求入城搜查，經我方拒絕，彼遂發炮攻城，致起衝突。其為日方有計劃有作用之行動，至為顯然。而盧溝橋原非條約所許外人可駐軍演習之地，其行為之不合法，尤無疑義。我方除盧溝橋駐軍守土自衛奮勇抵抗外，一麵由外交部向日本使館提出嚴重抗議，要求立即製止日軍之軍事行動，並聲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一麵由地方當局與日軍代表折衝，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決。我方維護和平苦１６６七七事變真相心，可謂舉世共見。差幸八日晚雙方議定辦法：一、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二、雙方出動部隊各回原防；三、盧溝橋仍由我軍駐守。方謂事件於此可告一段落，初不料所謂撤兵辦法，竟係日軍緩兵之計，毫無和平解決之誠意。中國國策，對外在於維護和平，對內在於生產建設，舉凡中日間一切懸案，均願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之方式，謀和平之解決。深盼日本立即製止軍事行動，遵照前約，即日撤兵，並為避免將來衝突起見，切實製止非法之駐軍與演習，庶使事態好轉，收拾較易。否則一誤再誤，日本固無以自解其重責，遠東之安寧或將不免益趨於危險，恐尤非大局之福也。

———天津《大公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外交部次長陳介報告中日外交情勢【南京十二日中央社電】十二日上午九時，外部舉行總理紀念周，外次陳介主席，領導行禮如儀後，即席報告中日外交情勢，略謂：七日晚盧溝橋事件發生後，八日晚已停戰；不意十日雙方複起衝突，昨日又約停止。但據確息，迄今晨止，仍有槍聲，足見尚未實行停戰。第一次衝突解決辦法，係由雙方撤兵，衝突地帶由保安隊接防，但不知何故，停戰以後忽又衝突，目前戰事範圍不大。然從近日日方軍事行動視察，似為有計劃之大規模策動。東京方麵情勢緊張，近衛公爵十一日赴葉山謁見日皇，陸軍、海軍、外務三省及參謀本部徹夜辦公，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有病已命令香月代替，關東軍仍源源開動，朝鮮總督府亦有聲明，日國內之第五師團已開拔來華，第十師團亦待命出發；再觀日方當局對內對外之聲明，顯有擴大事態之勢。現中央對此極為注意。軍事方麵行動，吾人不知；外交方麵，除屢次抗議外，並已有節略送致日本大使館。同時電令駐日大使館楊參事，向外務省嚴重抗議。本部昨已派員赴平津實地調查，以為將來交涉之準備。昨日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來見，探聽中國軍隊移動情形，當告以軍事情形，圖５２九國公約國際會議討論遠東局勢外人不得而知，中國軍隊決無向任何國家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６７挑戰之意。但如任何國侵略中國領土主權，則有應戰之決心。現日本積極向平津增兵，實與日本國內外當局不願事態擴大之聲言完全相反。日本如有心維護東亞和平，應即停止軍事行動，日高亦以為然。然日方之所以一麵增兵，一麵進行談判，不能不令人認為遷延時日，借謀大舉。現在外交情勢如此緊急，事務倍增，諸同人幸勿以在暑假期間，稍有懈怠。我國駐日許大使年高多病，屢次請辭，茲以外交緊急，院部盼其回任。今晨派人來部表示，願打消辭意，不日即返東京。老成憂國，至可欽佩，深盼諸同仁有此精神，努力公務雲。

———《陳介報告中日外交》，載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圖５３顧維鈞在九國公約國際會議上譴責日本入侵中國中國政府致九國公約國聲明之節略［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６日）此節略係同時送遞華盛頓九國公約各簽字國，惟日本不在其內。（按即美、比、英、法、義［２］、荷、葡等七國。）此外並送遞蘇聯與德國，內容均屬相同。略稱：“此次紛擾發生之際，係在七月七日夜間，其時日本軍隊正在舉行演習，最初發生衝突之地點，係在盧溝橋一帶，日本軍隊在該處毫無權利足以根據，蓋一九○一年《辛醜條約》第九條，規定外國軍隊駐在地點，並未將盧溝橋宛平城及豐台包含在內，日本根據此項條約而提出要求，原已不合時宜，絕無根據，且即就各該１６８七七事變真相地方駐紮軍隊舉行演習，亦絕無理由足言。……日本軍隊藉詞要求在中國軍隊防地內搜尋失蹤之日本兵士一名，竟圖以強力於夜間侵入中國軍隊所駐防之宛平縣城，明知中國軍隊必加以拒絕，乃故意出此，藉以發動對於華北更進一步之侵略行為，此固屬顯而易見者也。”節略繼稱，現有日本飛機百餘架，陸軍約二萬員名，集中北平及天津附近，“中國當局竭盡一切方法，甚至允許雙方相互撤兵，以冀停止敵對狀態，無如每次獲得解決辦法之後，輒因日本軍隊重行進攻，以致立即成為無效”。節略最後則稱，中國政府認為，“此項侵略行為”，實屬破壞華盛頓九國公約所規定之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倘任其發生，則足以在亞洲及全世界產生重大之後果。此在中國方麵，現仍準備談判任何種榮譽之協定，“惟中國國民政府，對於談判解決之基本條件，不得不加以密切之控製，蓋恐嚇地方當局促成華北分裂，原為日本軍人慣用之策略，而為世人所熟知也。”———《中國全麵抗戰大事記》（７月１６日），美商華美出版公司１９３８年７月版解讀［１］國民政府幻想各九國公約締結國出麵主持公道，對日本在華的侵略行徑進行幹預，但事實證明指望當時的國際社會出麵為中國主持公道，是不可能有多大效果的。除非列國自身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否則它們隻會袖手旁觀，至多給中國和日本發個照會，對中國表示聲援，對日本表示遺憾，而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阻止日本的侵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２編附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１９８１年９月初版）記述當時情形：“自盧案發生後，世界各國均甚注意，七月十二日，美國務卿赫爾，對中、日兩國大使提出照會，希望雙方停止武裝衝突。同日英外相艾登與日大使吉田會見時，亦對遠東和平表示關切。十六日，我政府向九國公約簽字國（除日本外），提出華北問題備忘錄，鄭重指明以下二點：（一）按辛醜和約第九條之規定，日軍無權在盧溝橋演習；（二）日軍侵略行為，實屬破壞九國公約。關於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規定，並請各國密切注意日本企圖分裂華北之陰謀。蔣委員長到京後，複連日接見英、美、德、法等國大使，分別告以東亞已入最危險關頭，請轉告其政府注意作轉危為安之計；蓋猶冀華北事件能在國際正義策助下，促成侵略者之反省，而獲得和平解決也。乃日本包藏禍心，一麵虛與我周旋，一麵增調大軍入關。著著布置，致平津情勢日趨嚴重。”天津《大公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亦據中央社倫敦１５日哈瓦斯電報道：“華北事件發生後，英法兩國原擬提議由英法美三國政府聯合行動，而在英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６９法美三國京城同時進行交涉，但美政府不欲參預任何種外交陣線，對於上項提議認為未便接受，故乃改變方針，現聞英美兩國政府已決定分別向日政府交涉，以期維持和平，並使目前中日糾紛獲得友誼的解決。”按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在英美提議下，九國公約簽署國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日本拒絕參加。會議沒有形成對日本予以製裁的決議，甚至沒有將日本定義為侵略國。

［２］“義”指意大利。

圖５４市民大會籲請九國公約國支持中國反對日本何應欽答複日武官喜多誠一［１］（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目前緊張情形，全係日方派遣大量陸軍空軍所造成，我方自始希望和平解決，並無擴大之意，但鑒於日方調派大軍於河北省，不能不有所準備。此種準備，全係出於自衛，並無挑戰之意。中國軍隊均是國軍，無所謂中央軍與其他軍，中國政府在中國領土內必要調動國軍，係屬當然之事。但如日本能將新增之軍隊撤退，中國方麵亦可考慮作同樣之行動。總而言之，事態之擴大與否，在日方而不在中國也。

———《盧溝橋》，桂林，前導書局１９３７年９月版，第３７頁解讀［１］喜多誠一於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８日夜１１時自上海乘車前往南京。《華北日１７０七七事變真相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上海十八日中央社電】日武官喜多十八日夜十一時車晉京。”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喜多晨七時由滬抵京。下車後，即赴陸軍武官辦事處召集各武官會議，聽取報告，並作重要協商。十一時訪問日高，下午四時晉謁何應欽，晤談。”７月１９日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對日記者發表談話餘因回國之後得病，未赴廬山，並無攜行華北事件之具體的解決條件，然中國政府現已決定解決方針為（一）不擴大事件、（二）以外交交涉解決事件之兩項，日方所謂中國之抗日論，實與吾人觀念不同。故中國並無純粹之抗日。餘回國四月間，未曾由任何要人聽過抗日議論，餘確信不論任何方麵，如以誠心誠意對付事態，則不難解決本事件。對於中日兩國人民，今年為最嚴重關頭，兩國朝野之最大努力，與改善目前狀態之熱心，乃為必要。餘切望日本當局不拘泥於目前事情，應就東亞大局之立場，努力解決事件。

———《中國的抗戰》第１集附錄，密勒氏評論報１９３８年８月版，第２７１—２７２頁。

圖５５中國大使許世英（右）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左）交涉７月１９日外交部向日使館提交備忘錄［１］【南京十九日中央社電】本日下午二時半，外部派科長董道寧赴日本駐華大使館，會晤日高參事，麵致備忘錄，內容如次：自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國始終不欲擴大事態，始終無挑戰之意，且屢曾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謀得解決，乃日本政府雖亦曾宣示不擴大事態之方針，而同時調第二章妥協還是抗戰？１７１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迄今未止，顯欲施用武力，我國政府於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作自衛之適當準備，然仍努力於和平之維持。本月十二日，外交部長接見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時，曾提議雙方停止軍事調動，並將軍隊撤回原地，日方對此提議，迄無表示，不勝遺憾。現在我國政府願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雙方約定一確定之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並將已派武裝隊伍撤回原地。日方既抱和平折衝之希望，想必願意接受此項提議。至本事件解決之道，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商議，俾得適當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總之，我國政府極願盡各種方法，以維持東亞之和平，故凡國際公法或國際條約，對於處理國際紛爭所公認之任何和平方法，如兩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我國政府無不樂於接受也。

———天津《益世報》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０日解讀［１］這份遞交日本大使館的照會，體現了國民政府一再忍讓的態度，一再向日方表達希望和平、不擴大事態的願望。但也重申，“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也表明了日方與冀察當局之間所簽任何協議，必經國民政府中央許可方為有效的態度。而事實上，當天（１９日）晚上，冀察當局即悄悄與日方簽了一個秘密停戰協議，且未及時向中央彙報詳情。可見當時中央對華北事態的掌控已處在鞭長莫及的狀態。

７月２０日中國外長與日交涉【南京二十日下午七時發專電】日大使館參事日高二十日晨至外部謁外長王寵惠，就十九日我外部所提備忘錄有所談洽。日高詢我備忘錄是否為對十七日晚日方備忘錄之答複，抑係我方另外提出之件，王謂我方注重內容，至形式上視為答複可，視為我方另提之件亦可。日高繼言北方問題，向由冀察政委會接洽，此次何妨授權該會折衝，王答交涉須由中央辦理；次又談及撤兵問題，王鄭重聲言，須兩方同時撤兵。最後日高謂，蔣委員長演詞已大體讀過，而未詳加研究，蔣委員長真意果如何？王答，蔣之演詞實際乃外交部迭次對日方所明言者，不過引申而詳言之。其最可注意者，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和平”二語。日高行時稱，王外長所答意思完全明了，惟恐日政府尚未能認為滿意１７２七七事變真相之答複也。

【中央社南京二十日電】日大使館參事日高於二十日上午八時赴外部官舍晉謁王部長，繼續交換關於盧溝橋事件之意見。王外長告以際茲事機緊迫，彼此不必作無益之辯論，貽誤大局，務須雙方采取迅速行動，避免事態之擴大，如謂中國在河北省之軍隊調動有可非議之點，則日本大部軍隊之在該省，當尤顯為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王部長旋更重提昨日節略中之提議，謂雙方應立即約定日期，彼此同時停止軍事行動，撤退軍隊，以為此係惟一可能的避免衝突之方法。王氏並稱雙方既均謂不欲擴大事態，且均謂軍隊之調遣不過預防萬一，則中國之提議自無不接受之理由。關於地方交涉一點，王部長則謂任何國家之外交，無不由中央政府主持辦理，就本事件而論，中國政府固無時不準備與日本政府交涉，以謀迅速公正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方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最後王部長並稱，中國政府已屢次表明其熱烈之願望，願將此不幸事件得一和平解決，隻須有一線和平希望，中國決不放棄其依據外交途徑從事和平解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