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塑造現代具體的國際政治經濟體係？斯特蘭奇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體係是由掌握著結構性權力的個人、社會群體和國家塑造的。這正如考克斯所認為的那樣，世界秩序是由個體組成的社會力量以及站在其背後的國家塑造的。下麵以英國與美國塑造國際秩序的經曆來說明市場和國家的關係以及社會力量和國家在塑造秩序中的作用。
1．19世紀“自由放任”國際經濟體製的建立
19世紀“自由放任”的國際經濟體製是由英國主導建立的自由開放的國際市場體係。這一體製是英國國內經濟體製在國際範圍內的反映。它的最重要的體現是“自由貿易”和“金本位”。英國成功地建立這一體製得益於以下幾個原因：（1）市場經濟引發的工業革命帶來了經濟繁榮；（2）自由主義國家的建立逐步地消除了國內影響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3）適合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條件為英國塑造這一體係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4）殖民體係和殖民擴張把歐洲以外地區納入了這一體係。
英國是首先成功地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工業革命成功不僅是當時經濟現代化的標誌。工業革命的成功還為英國確立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地位。在工業革命的影響徹底顯現出來的19世紀中葉，英國進入了繁榮的“維多利亞時代”。1851年首屆萬國博覽會在英國倫敦水晶宮舉行，這是英國財富與科技實力的展示，標誌著英國“世界工廠”地位的確立。除此之外，英國還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當時現代化的標誌是蒸汽動力和（機器生產）紡織品，與此有關的基礎工業產品是煤與鋼。1848年英國擁有100萬匹馬力的蒸汽機，擁有1700多萬枚機械化紡錘，每年生產出200萬碼棉布，每年產煤約為5000萬噸（煤的產量大約占世界產量的一半），年進出口貨物達1.7億英鎊（是其歐洲競爭對手法國的2倍），生鐵產量占世界經濟發達地區生鐵總產量的一半以上（人均消費生鐵是比利時的2倍，美國的3倍，法國的4倍以上）。當時與英國進行貿易的國家或成為其原料的供應國和或成為其工業產品的出口國。不僅如此，作為世界金融中心，英國的對外投資——占美國外來投資的四分之一，整個拉美的外來投資的五分之一——從世界各地帶回2億—3億英磅的紅利和彙票。英國當時龐大的商船隊在世界首屈一指。經濟的繁榮為英國奠定了建立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物質基礎。然而，新的自由市場體製的建立，沒有新興資產階級這樣的階級基礎是不可能的。
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絕不是自發的，它是市場體製的成功，市場體製成功是建立在政府作用基礎上的。湯因比（Arnold Toynbee）曾經評價工業革命的本質是“以競爭取代了中世紀的各種規章條例”。英國政府為英國的工業革命提供了巨大保障。首先，英國通過“圈地”運動，改造了傳統農業，為工業革命創造了三個基本功能的準備：（1）增加生產，提高生產率，以便養活迅速增長的非農業人口；（2）為城市和工業提供大量不斷增長的剩餘勞動力；（3）提供一個積累資本的機製。同樣，在西歐其他國家也存在著“圈地”，但英國取得如此成功在於其強大的國家機器。其次，政府還通過各種法令“……消除各種行會限製市場交易”的行為。另外，英國政府還通過殖民為其新興工業如紡織業爭奪海外市場，並且提供一定的保護，以促進這些工業的發展。而且，政府還通過間接的方式向新興工業提供資金，政府的資金通過私人銀行家間接地促進了私人企業的繁榮。19世紀上半葉英國自由主義國家完全確立之初，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政策幫助工業資產階級進行資本積累，或為資本提供政治與財產保障，如1832年的議會改革（擴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參政權）、1841年的皮爾預算案（稅製改革）、1842年的《礦山法》（保障礦山私有權）、1846年廢除《穀物法》（消除穀物進口限製）。英國建立勞動力市場，加強國家的警察力量，如1829年警察改革，在大倫敦區建立起一支有紀律的城市警察隊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英國通過漸進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建立自由主義國家，這保證了經濟變革在有序的社會秩序中進行，避免了革命對經濟發展的破壞作用。
自由市場經濟與工業革命的成功給英國塑造國際經濟秩序帶來了動力。自由貿易、金本位是19世紀中葉形成的“自由放任”的國際經濟體製的集中體現。1860年英法簽訂的《科布登-謝維裏埃條約》（或簡稱《科布登條約》）標誌著這一體製的開始。1846年《穀物法》的廢除標誌著成功的英國需要把市場交換的體製拓展到世界，形成“世界工廠”與“世界農村”的國際分工。沒有工業革命的成功，英國就沒有這種需求，也就沒有吸納海外的農產品的能力和勇氣；沒有工業革命在英國的成功就沒有自由貿易的需求和條件。金本位是英國主要經濟力量妥協的結果，雖然工業資本家對它頗有微詞，但它提供了穩定的貨幣環境。由於英國的金融中心地位，金本位對英國金融資本是有利的，它可以為國家間貿易交往提供可預見的穩定金融環境。自由市場和金本位作為英國市場經濟的樣本必然反映到英國建立的國際經濟體製中，因此，19世紀的國際經濟體製實質上是英國體製的國際“投射”。這種“投射”其實是一種英國為其國內工業進一步開辟國際市場的過程。
英國創造國際經濟體製離不開良好的外部地緣政治與經濟環境。拿破侖戰爭的結束為英國消除了歐洲大陸最大的競爭對手，這為英國建立國際經濟秩序消除了一個巨大阻力。其後英法建立的友好協約（cordial entente），以及英國在歐洲地緣政治中的平衡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歐洲反動政權對自由主義革命的鎮壓，為歐洲大陸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保護作用。這為一個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創造了良好的國際政治環境。另外，英國的成功引發歐洲國家的學習與模仿。這種學習與模仿對整個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為英國建立國際經濟體製營造了合適的地緣經濟環境。較早進行工業化進程的英國在18世紀“……的強盛主要奠基於它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因此，到18世紀80年代，所有自命實行理性政策的歐洲大陸政府也開始推動經濟，特別是工業的發展”。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進一步加速歐洲國家學習模仿的進程。拿破侖戰爭結束後，西歐主要國家的工業革命的開展體現著這一學習模仿趨勢。西歐的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繁榮為自由國際秩序創造了經濟基礎。
西歐的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繁榮緩解了社會矛盾，這為西歐普遍接受自由放任的市場模式提供了社會條件。西歐的政治穩定從1848年之後歐洲沒有爆發大規模革命這一事實反映出來。1848年之前，農業經濟在歐洲還具有重要影響，農業收成的好壞對社會的影響巨大。但1848年之後，工業主導了歐洲國家經濟，舊式農業波動失去了往昔的衝擊力。所以，“1848年歐洲革命是一場最後的、也許是最大的舊式經濟危機引發的……這種舊式危機是發生在依賴收成和季節的靠天吃飯的社會”。然而，工業革命使得世界經濟擺脫了傳統“農業波動”的影響，經濟的繁榮暫時緩和了社會矛盾。這種社會矛盾緩解的直接表現就是革命政治的“冬眠”。西歐各國工業革命的成功帶來的經濟繁榮“為被革命動搖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喘息時間，同時也毀滅了革命者的希望”。在英國，“憲章運動”變得銷聲匿跡，甚至連激進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如科布登、布賴特之流也成了政治上的少數派。歐洲大陸的其他國家也呈現出類似的狀況，18世紀中葉後革命者革命的希望因“群眾由於這一段時間的繁榮而變得冷漠昏沉”變成泡影。盡管有社會改良和政治鎮壓的因素，但經濟繁榮是革命政治結束、社會矛盾緩解的最重要因素，這為歐洲接受自由的國際經濟體製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
最後，英國在世界範圍的海外擴張和殖民戰爭把一個個歐洲以外的地區納入了新的國際經濟體係。與歐洲傳統的殖民運動和戰爭不同的是，工業革命之後“日不落帝國”觸角伸到哪裏，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就開始推廣到哪裏，以資本主義為中心的國際分工就在哪裏逐步形成。通過這種分工，不發達民族成為新國際經濟體係中的依附部分。如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使印度成為英國的棉花供應地和工業品的銷售市場，英國對中國的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迫使封閉的中國的經濟開始與資本主義國際市場建立商業聯係。而歐洲舊式殖民運動沒有建立起這種世界工業與農業的分工，而主要是土地的占領、奴隸貿易和貴金屬掠奪。由於工業革命的開展，其他工業化國家的殖民運動在這一時期也逐步順應了這一趨勢。
19世紀自由國際經濟體製的建立說明，英國自由市場體製帶來的工業革命，需要更廣闊的國際市場；不論是國內自由市場的建立，還是國際自由體製的建立，都是資本主義市場發展的需要，是資本發展的需要，離不開國家的有效支持。英國作為19世紀的霸權國是新經濟體製的最初試驗場，它的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為它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吸引了有關國家的模仿與效法，引發有關國家拓展市場的需求，特殊的地緣政治機遇為英國掃清了國際阻力，這為其創造自由國際經濟體製營造了重要的國際環境。
2．20世紀中葉美國主導的國際體製的建立
二戰結束後，美國建立的國際經濟體製是一個“嵌入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體製。這種體製“……不是30年代的經濟民族主義，而是性質上是多邊主義的；它不是自由主義和金本位的自由主義，而是建立在國內幹預基礎上的多邊主義”。它融合了“新政”所體現的原則。美國之所以能建立這一體製得益於：（1）新式工業化帶來的經濟繁榮；（2）美國作為一個新興的改良自由主義國家的成功；（3）特定的地緣政治與經濟的條件；（4）新型的海外擴張模式把發展中國家納於其中。
1890年美國的經濟產值已經名列世界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是公認的世界超級大國，其經濟指標遠超其他國家。美國工業產量占資本主義工業總產量的60%，對外貿易額占世界的1\/3，黃金儲備占世界的3\/4，穀物生產占世界的1\/3，棉花占世界的50%，享有全人類整個年收入的45%，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唯一的債權國，並且擁有巨大的技術和科技人才優勢，是名副其實世界的全能超級強國。這種經濟基礎使美國具有重塑世界秩序的物質能力。美國的經濟的卓越地位不僅得益於美國獨特的自然條件、兩次世界大戰提供的機會，也得益於美國在19世紀末期的工業化進程。
19世紀末期美國工業化的成功得益於不斷開拓的市場。西部邊疆的不斷拓展和外來移民為美國提供了原料、礦產和廣闊市場，促進了資本主義大農業的發展，帶來了歐洲的工業技術與人才。由於是一個新興的移民國家，美國較少有歐洲國家的傳統束縛，存在著較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美國工業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南北戰爭的結束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障礙，專業化分工得到發展，市場得到統一。至19世紀80年代初美國工業實力已躍居世界第一位。美國的工業化基本完成，工業總產值超過農業的兩倍。這種成功可以說為今後美國塑造國際經濟體製打下了物質基礎。
然而，在經濟大發展的過程中，美國與其他工業大國一樣，不斷地陷入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周期性波動與危機。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負麵影響隨著美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撕裂著美國社會。從“進步時代”開始，美國就開始了經濟與社會體製的改革進程。這一進程在羅斯福“新政”時代達到了高潮，形成了一個具有強有力的國家幹預特色的體製，把傳統的自由主義國家改造成一種新興的民族國家——福利國家。福利國家為資本緩解了國內的社會危機，通過政府的幹預適度解決了自由市場造成的許多重大的負麵影響，如壟斷形成的市場不公平、失業和社會保障等問題，這使得市場在國家維護下能夠有效運作，資本的再生產過程得以維護與發展。
福利國家體製是自19世紀末以來，工業化國家應對自由市場體製帶來的社會矛盾普遍采納的國家形式。但福利國家在解決國內市場危機的同時，也為資本爭奪國際市場進行相互廝殺，其最集中的體現是帝國主義戰爭。這種廝殺已經開始威脅到資本的生存和國際市場的統一，迫使國家進行協調來維護國際市場。美國戰後建立的國際經濟體製正是這種資本國際協調的體現。
美國較為廣闊的國內市場、特有的經濟勢力範圍和民主傳統，為美國福利國家體製的良性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使它沒有走上德國法西斯式的福利國家道路。美國的體製，一方麵繼承了傳統的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財產私有製度、政治民主與自由；另一方麵加入了國家幹預和經濟計劃的成分，在經濟繁榮的基礎下，較好地緩解了社會矛盾與衝突。這對於美國體製得到國際接受有著重要的積極作用。
美國的成功還得益於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有利地緣政治與經濟環境。這種外部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不僅促進了美國的發展，而且還為美國在二戰後塑造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提供了條件。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美國贏得了極其寶貴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機遇。德國、日本等國戰敗和被占領為美國改造這些國家，把它們納入其建立的國際體製提供了便利。英法等國遭受巨大戰爭創傷已經無力抗拒美國，戰後經濟重建與恢複不得不依賴美國資本、技術和市場，對所謂的蘇聯“共產主義擴張”的恐懼和“冷戰”的爆發使它們不得不接受美國的領導。在這種難得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條件下，美國有了把其國內的“新政”經濟社會體製“放大”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機會，有了消除大蕭條時代經濟民族主義形成的國際市場堡壘與障礙的條件。
二戰後西歐和日本經濟的迅速恢複和發展，不僅得益於美國的經濟援助、資金和技術支持，而且得益於二戰後國際經濟體製帶來的市場開放，以及這一體製為它們在國內實施福利國家政策提供的製度保障。這一切都為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接受與融入美國建立的國際體製創造了條件。二戰後西歐和日本的資本主義穩定與鞏固，有效地抵禦了所謂蘇聯體製的“誘惑”，加強了對國際新經濟體製的認同，有助於資本主義國際市場的協調。這使得美國這種體製在世界範圍緩解了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與衝突。
在新的國際經濟中，美國把發展中國家納於其中的方式已經不同於傳統的殖民運動和海外擴張。它更多地借助經濟援助、軍事援助和跨國公司。二戰後殖民體製的瓦解和民族解放運動使許多新興獨立的國家麵臨著不同的社會經濟體製的選擇。美國通過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扶持這些國家的親西方資本主義的力量，幫助它們獲得\/鞏固政權，選擇投入資本主義陣營。而對於原來一些名義上獨立的國家如拉美一些國家，美國則通過跨國公司和政治控製來防止這類國家出現擺脫資本主義體係的社會革命。總之，美國在二戰後把許多發展中國家納入其建立的國際體製的過程中，較少使用殖民強製與武力手段，更多地使用了“胡蘿卜”策略，更多地扶持內部的親資本主義力量，更多地使用經濟激勵和誘導。這與過去的英國體製存在著很大的不同。這固然與蘇聯體製產生的競爭有關，也與美國特殊的經曆與國情有關。
美國建立的國際經濟體製過程適應了資本獲得長足發展與集中後，開拓國際市場的需求，也反映了國家在為資本開拓國際市場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壟斷資本需要一種新型的民族國家——福利國家來為其緩解國內社會衝突，爭奪國際市場。然而，這卻釀成了帝國主義爭奪國際市場的大危機。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避免相互廝殺中毀滅，它們需要進行協調。正是在這一條件下產生了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體製，美國由於其物質實力和獨特的優勢較好地適應了這一需要。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製下，民族國家與市場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契合，福利國家為資本協調國內外市場，資本也為國家所做的一切提供了巨額的經濟資助。
二、國際經濟體製的內在規定性和治理
正如前述，任何現實的市場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市場，它體現著不同的價值取舍。國際市場體製也是如此。國際市場體製是霸權國塑造的結果，它必然體現著霸權國國內體製具有的價值分配傾向。這種價值分配的傾向決定了國際體製的倫理特征和合法性程度，影響到有關國家對它的認同。一個國際經濟體製的長期存在和維護，除了其自身的價值分配傾向這一內在的根本基礎之外，還需要一個國際治理機製，因為任何市場經濟都需要一個政治和安全框架來保障其秩序。下麵仍從19世紀和20世紀兩個國際經濟體製來分析其內在價值分配和治理。
1．19世紀國際體製的內在規定性和治理
英國建立的自由市場體製的主要特征是自由國家、自我管理的市場、金本位和均勢以及殖民統治。在價值分配上，這些都更多地體現了強調市場自由，輕視社會公平，把社會秩序置於市場自由需要之下。這不僅在國內是如此，在國際上也是如此。
工業革命過程後，工業資產階級逐步處於社會的統治地位，他們要求取消過時的法令規章，消除對市場自由的限製與束縛以及種種封建特權，為此要求更多的政治參與權。1832年的議會改革，特別是1935年的《市政法》使工業資產階級實質上控製了國家政治權力。雖然英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沒有直接當政，但它的社會權力成了國家政治的基礎，建立了所謂的“自由主義國家”。自由主義國家的功能就是：拆除封建與重商時代建立的阻礙市場自由的藩籬，為商品與勞動的自由市場創造條件，確保幣值穩定，國家為確保自由市場的運行調動金融資源，建立有利於市場運行的公共基礎設施。正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自由市場才完全確立下來，所以，卡爾 · 波拉尼說，自由放任的經濟市場是國家精心行動的產物……自由放任是計劃出來的。
這種國家支持下的市場體製最大的特點就是給予資本充分的自由，較少關注社會的公平。一個典型的事件是1834年新的《窮人救濟法》的頒布。這部法律修改了過去國家對窮人的救濟方法，通過建立環境惡劣的窮人救濟站迫使窮人進入勞動力市場而不依賴救濟，由此全國的勞動力市場得以建立。勞動市場的形成迫使工人接受企業的工資價格和勞動條件。雖然後來英國頒布了工廠法和最高工作時間法令，但整個社會沒有最低工資製度和社會保障製度。在這種原生態的市場中，國家較少進行市場幹預，個人的生存、福利和發展完全依賴於其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市場體製導致的周期性波動（或不穩定）完全通過自身痛苦的調整來實現，調整的代價主要由個人承擔，政府不承擔社會的福利責任。因此，這種資本主導下的“自我管理的市場”，必然導致社會的貧富分化與階級矛盾的加劇。隻要讀一下恩格斯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就會看到當時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工人階級的貧困狀態。
在國際範圍內，以自由貿易和金本位為特征的自由經濟體製也依賴於市場的開放和自我調節。通過有關國家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新的經濟體製逐步消除了過去重商時代存在的種種貿易限製藩籬，形成了自由開放的國際市場（詳見第三章相關內容）。金本位製度通過休謨的所謂自動調節機製，使貿易逆差國與順差國自動平衡國際收支（詳見第四章有關內容）。這些都對國際經濟的增長與繁榮，以及生產效率的提高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特別是對在工業革命中領先的英國來說，自由放任的國際經濟體製對其出口工業品，廉價進口農產品和原料具有巨大的益處，而且金本位製下英鎊作為國際通用貨幣，對其國際借貸有著重要的便利作用，並且有助於英國通過國際借貸保障規避休謨的自動調節機製帶來的負麵影響。
但同樣地，這一國際體製不關注公平問題。這一體製對國際市場帶來的經濟波動沒有製度上的相應救濟安排，貿易不平衡由市場的自動調節來完成，國家對由此帶來的調整痛苦不承擔任何責任。因此，國際經濟體製基本上也呈現出一種市場自我調節的特點。但必須承認，在這一自我調整的進程中，隻有在工業化上領先、具有大量貿易順差的國家，才可以通過國際投資來規避調整。
雖然，英國的這種體製存在著公平的嚴重缺損，但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它具有進步性。從支持這種經濟體製的意識形態——古典自由主義中可以看出這種進步性的所在。亞當 · 斯密和李嘉圖等人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學說認為，平等的個人在市場中按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分工，通過市場交換使個人與集體的福利都得到增長，社會資源得到有效利用，由此使得追求經濟利益的個體在經濟依存的條件下達到利益的一致，從而實現社會的和諧。自由貿易同樣達到這種效果，國家按比較優勢進行分工，通過交換實現國家間利益的和諧，從而保障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這種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現的意識形態與法國大革命產生的“自由、平等”的自由主義政治學說有著異曲同工的效果。古典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市場帶來福利，帶來和諧與安全，帶來個體的發展，但前提是個體的平等與自由，沒有平等與自由就沒有市場平等的主體，就沒有選擇的自由，就沒有市場帶來的繁榮、穩定與和諧。正是從這種角度，這種意識形態闡述了這種原生態市場製度的進步性，因為較之於封建製度和重商時代特有的人身依附與特權，平等與自由無疑有著巨大的進步性。而且，正是因為這種市場體製體現出來的價值分配，市場特有的效率作用才得以發揮，這帶來了生產力的提高。然而，必須承認，它輕視市場自身帶來的不平等、貧富分化以及由此帶來的不自由（非人身強製），必然導致階級的衝突與對立。所以，隨著這些問題的逐步激化，這一製度不能長久維持。
由於自由市場體製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它不會帶來穩定與安全，需要一個外部強製的力量作為這一體製的安全保障。自由主義國家建立的過程，伴隨的是國家強製力量的加強。英國1829年首先在倫敦建立由內政部統一管理的新機動性警察力量，之後把這種警察力量擴展到全國。在這一時期，英國很難算是一個現代的“自由民主國家”。維多利亞女王的權威，較低的民主選舉人口，使得此時的英國還不具備現代民主國家的特點。另一個自由主義國家法國，在路易 · 波拿巴統治下完全就是一個威權國家，軍事專製統治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是當時法國的特點。所以，沃勒斯坦認為，自由主義國家是一個“強國家”，是一個“能夠保護他們（資產階級）免於工人不滿的破壞性影響”的國家。同樣，在國際範圍內，它也需要一種政治的強製力量來維護國際秩序。在19世紀，這一國際市場秩序依靠的國際安全結構是英國強大的海軍力量以及它在歐洲地緣政治中扮演的均勢角色。工業優勢和巨額的財富使英國有能力建造和供養強大的海軍。英國強大的海軍保證國際自由航行，保證國際貿易通道的暢通，強大的海軍還可以保障殖民地的安全，進行海外擴張。同時，精明的外交平衡技巧加上強大的海軍力量使得英國保持了對歐洲大陸“仲裁者”的優越地位，通過權力製衡阻止其他的歐洲列強破壞國際秩序現狀以保障國際經濟體製穩定運行。卡爾 · 波拉尼認為19世紀的和平與穩定依賴的四個機製——均勢、金本位製、自我管理的市場和自由主義國家——就說出了這一體製的基本治理框架。自由管理的市場和金本位構成了這一秩序內在的通過市場自我管理的治理機製，而自由主義國家和均勢構成這一種秩序的從內到外的外部保障機製。這反映了當時的自由市場的自我管理機製並不能自動保障安全與穩定，它內生性地會產生動蕩與衝突，需要自由主義國家暴力機器、國際權力製衡和英國強大的海軍來維護。
最後，這一體製的治理機製還有殖民統治的成分。英國等西方工業大國對殖民地或勢力範圍的統治和控製構成了這一體製中心對外圍的治理結構，它同樣也反映了不公平。
19世紀的體製四個要素——自由主義國家、自我管理的市場、金本位和均勢（加上殖民統治）——賦予了不同階級和國家特有的政治權力。新興資產階級在這種市場體製中獲得了重大的經濟權力與政治影響，它們與傳統的社會貴族共同分享了國家的政治權力，達成了兩個階級的政治妥協。這一經濟體製產生了新興的工人階級，雖然，他們擺脫了傳統的人身依附，但為市場帶來的非人身強製所束縛，經濟上受製於資本控製的市場交換，生活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這種生產關係狀況必然導致社會衝突與動蕩。為了解決這種社會衝突與動蕩，民族國家對市場的幹預是必定要產生的結果。在國際層麵，這一國際性的市場體製的建立是英國國際霸權的體現。經濟上，世界性分工按英國的要求進行了劃分。英國控製著世界的金融權力，倫敦城成為世界的借貸中心。在政治上，英國通過均勢策略影響了歐洲的政治局麵，保障著歐洲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推進，防止歐洲傳統的君主國幹預歐洲各國內部的資本主義變革，其強大的海軍保證了國際貿易通道的安全，而殖民統治與勢力範圍保證了英國與不發達民族之間的中心與外圍的格局。
在英國治下的世界秩序下，民族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是：自由主義國家作為民族國家這一時期的形式基本上屈從於國內外市場，其代價是不顧國內的社會公平與國際的民族平等。
2．美國建立的國際市場體製的內在規定性和治理
美國建立的國際經濟體製是“新政”的國際投射，或者說是福利國家有管理的市場體製的國際翻版。福利國家是對自由主義國家的改造，但保留了自由主義國家作為自由市場監護人和生產資料私有原則的核心內容。福利國家補充了自由主義國家的功能，用國家幹預來彌補自由市場給社會帶來的巨大負麵作用。福利國家承認，失業、工人的生老病傷是自由市場下個人無法應對的社會問題，市場失敗內生的問題既影響市場正常運行，也帶來社會的重大隱患。為了保障市場的運行，避免社會衝突，隨著民族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國家必須通過自身的作用來糾正市場產生的社會問題。福利國家對市場的幹預措施（上一節民族國家對市場反應中所提及措施）來影響市場，使得市場成為一個有管理的市場。這樣的市場已經沒有了原生態市場的特征，增加了社會公平和國家幹預的特點。這種市場體製顯然較自由市場具有了一定的進步性。它為市場的健康運行、再生產的循環與擴大、社會矛盾與階級衝突的緩解提供了暫時的解決方案。
凱恩斯主義是這一新型市場體製背後的意識形態。它摒棄了古典自由主義把市場帶來的社會問題歸咎於個人弱點和懶惰的學說，強調通過國家的管理與補救措施維護社會公平，糾正市場的弱點。社會公平的元素是這種新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最具進步意義的成分，它強調了結果公平、起點公平和規則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更全麵地體現了古典自由主義鼓吹的“自由、平等、博愛”原則，修改了自由市場給這些原則帶來的缺損。正是這種製度帶來的倫理進步性，使得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工人階級逐步地“認同”了民族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支持國家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在十月革命之後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浪潮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沒有被這一浪潮衝垮，都與福利國家製度實施有著密切的關係。
但福利國家在國際領域帶來的問題是經濟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為了國內的經濟增長和就業，19世紀末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通過各種經濟民族主義的措施和海外擴張的方式尋求市場，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與戰爭成為轉嫁國內社會矛盾與危機的重要而便捷的方式，特別到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時這種狀況達到了頂峰。兩次世界大戰是福利國家帶來的政治經濟危機的集中體現。它表明壟斷資本下，爭奪市場的競爭已經無法用和平的手段解決，戰爭成為唯一的手段。代表資本的國家為了市場隻能通過血腥廝殺來獲得積累，解決社會危機。這是壯大的民族化資本走向世界，進一步爭奪世界市場過程中必然產生的浩劫。但這種血拚的“決鬥”也帶來了世界市場的分割與碎片化、資本主義可能的毀滅。是通過帝國式征服重新統一世界市場，還是通過某種協調重新統一世界市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英與德意日挽救資本主義的不同方式。隻要讀讀《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家宣言》，看看德意日對外征服計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差異。最終，由於法西斯主義的失敗，勝利者美國把其“新政”中的實踐應用到國際範圍內，通過在其控製下的國際協調“重整山河”，重建資本主義世界秩序。這一體製不再遵循過去英國自由市場體製下的市場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原則，而是融入了正式的製度約束，把國際管理與協調與國家幹預的協調起來。
戰後國際經濟製度一方麵從製度上約束國家遵守開放市場的規範，防止經濟民族主義惡性競爭，引發民族國家的政治衝突；另一方麵賦予了各國在一定的條件下幹預經濟的自主權，防止國際市場競爭對國內經濟的過度衝擊，引發國內矛盾與危機。前者在製度安排上主要體現在關貿總協定中一些促進市場開放、消除貿易堡壘、不歧視等原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確立美元-黃金本位、固定彙率、取消外彙管製以及經常性項目自由兌換等規定上。後者則主要體現在關貿總協定的保障和例外條款所體現的救濟原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家對資本項目保留管理權、短期貨款救助等規定中。除此之外，戰後經濟體製中，建立各種多邊的國際開發銀行，促進經濟落後國家的發展，也是促進國際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雖然，戰後國際經濟體製在促進社會公平的具體實踐上還存在著重大的不足，存在著被美國用來實現其國內外政治和戰略目標的現象，但仍在一定程度上較英國體製促進了社會公平，因為它在製度上容納了福利國家的某些幹預功能，賦予了一定的國際救助手段與資源。所以說，有學者稱這一體製是一種“嵌入式自由主義”，這已經不再是自我管理的原生態市場，而是既強調市場自由與調節，又一定程度兼顧社會公平的市場。這種體製自然較之於英國治下的國際市場體製有著倫理上的進步性。
由於美國戰後建立的國際市場體製是一個有管理的、正式製度化的體製，它在治理上更多體現了國家幹預與國家間多邊協調而非市場自我調節的特色，這與英國體製治理特征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在戰後國際經濟治理的結構中，由於美國的實力地位，它成為國際多邊協調的領導者和協調者。
由於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中所占的優勢資金份額，以及在關貿總協定中最大經濟體\/市場的談判優勢，美國成為這一體製的領導者。作為這一體製的霸權領導者，美國通過其龐大的市場、技術優勢和金融特權管理著這一體製。通過向“體製內”國家開放市場，把“體製外”國家排斥在自己的市場之外，因為美國有著巨大的市場規模並影響著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場；可以作為獎賞，通過運用金融的力量讓朋友進入資本市場，也可以作為懲罰，不讓敵人進入資本市場，因為美元在國際貨幣金融體係中處於核心地位，美國可以操縱國際投資和國際資本流動；通過技術轉讓和知識擴散，向有關國家提供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技術和專門知識，因為美國是世界高技術的主要發源地；最後，美國還起到為世界的市場穩定提供穩定器的作用，如充當國際貨幣體係中的最後借款人，為其他國家虧本的商品（應該說是相對過剩的商品）提供市場，為資本穩定的流動創造條件。美國就是通過這些巨大的經濟優勢力量迫使其他國家遵守國際經濟規則，抵製各國的經濟民族主義的傾向，管理著國際經濟體製。雖然，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隨著其戰後經濟的恢複與發展在這一體製中獲得了一定的權力，但在整體上受美國製約；更重要的是通過政治領導與軍事聯盟關係，美國能有效地控製這些盟國，並在國際經濟協調中起主導作用。
最後，憑借軍事上的實力，美國領導下的政治軍事聯盟，作為國際經濟體製最後的強製力量，武裝保護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它通過聯盟關係把資本主義大國攝納其中，防止其經濟民族主義再次引發政治軍事衝突，同時也預防著有關國家或國際範圍內蘇聯體製的“侵蝕”與“滲透”。從經濟意義上也可以說，冷戰是美國領導下的西方遏製蘇聯經濟體製擴張，保護世界資本主義免受蘇聯體製侵蝕的表現。隻要讀讀被視為冷戰宣言之一的1947年《杜魯門國情谘文》就可以體會到這一點。杜魯門說：“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造成一種局勢，俾使我們和其他國家都能塑造出一種免於威脅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美國把保證資本主義經濟體製帶來的生活方式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必要時可以通過軍事手段加以保障。但從戰後的實踐來看，美國的確是這樣，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美國其他的一些國際幹預戰爭都與保障資本主義國際邊界有關。但一般條件下，美國並不使用武力強製力量，而更多地是用經濟手段管理著國際經濟體製，並通過自身的經濟繁榮和促進這一體製內有關國家的經濟增長來充分地顯示這種體製的益處，誘使其他相關國家遵守國際製度。
所以，維護戰後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的支柱是：福利國家及其國家幹預下的市場、美國領導下的多邊國際協調，以及作為最後執法者的美國軍事實力以及它領導的軍事聯盟。這與19世紀英國治下的世界秩序依賴的四個要素——均勢、金本位製、自我管理的市場和自由主義國家——完全不同。
美國及美國的領導層即所謂的 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種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是這一體製的霸權者。戰後國際體製給予美國除軍事手段之外影響世界的經濟手段，而且美國可以利用這一體製進行財政擴張，為其產品的出口、國內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條件，為美國企業海外跨國生產獲取原料和美國海外駐軍進行戰爭提供便利，並為美國拉攏盟友，打擊敵人提供了經濟手段。同時，這一體製也帶來了相關國家的繁榮與安定。納入這一體製的工業化國家，在國際體製的約束下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過去“以鄰為壑”的經濟民族主義做法。它為各國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各自封鎖市場產生的發展障礙，這給經濟增長與就業都帶來了一定的益處。更重要的是，這一體製為戰後資本主義體製的鞏固與發展奠定了基礎，有效地阻止了蘇聯體製對歐洲工業化國家的“誘惑”。
“嵌入式自由主義”體製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內，不僅緩和了國內的社會矛盾與階級衝突，而且協調了民族國家解決這些矛盾的政策衝突。福利國家是前者的方案，美國戰後建立的國際經濟體製和美國領導的軍事政治聯盟是後者的方案。這種廣泛的政治經濟影響是資本主義戰後發展的新成就，它挽救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挽救了資本主義。在這一體製下，民族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是：福利國家作為民族國家的新形式在國內外管理與協調著市場，防止因資本的“任性”而造成市場斷裂與危機。與19世紀的體製相比，這時的民族國家更像是市場的“管家”，而不像過去是“仆人”。
三、國際體製的變革及其內在動因
國際市場體製變革的內在動因是市場這種生產組織及其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內在的矛盾，以及它所引起的階級和國家間的衝突。或者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說，是某種生產方式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導致的階級和民族國家間的衝突，促使國際經濟體製變革。
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建立確立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即生產資料私有化加自由市場的生產組織方式。這種生產組織方式為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生產力提高和工業成就，帶來了生產關係的重大變革，而且帶來整個世界的地緣政治和經濟麵貌的變化，形成世界的“中心”與“外圍”分工基礎下的政治經濟結構。但是隨著這種生產方式或現代化進程的不斷發展，即市場化的組織方式從地方走向全麵，從國內走向國際，工業化國家內部新的階級矛盾與衝突成為社會的主要問題，而且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矛盾與衝突也逐步顯現，這些競爭、矛盾與衝突逐步衝破舊的國際經濟體製，促成了國際經濟體製的變革，形成國際政治經濟的新秩序。
以下通過分析“英國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和“美國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變革和變化的過程來說明這一命題。
1．19世紀自由放任的國際體製的瓦解
19世紀工業革命在歐洲國家的開展與深入，造就了越來越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自由主義國家的建立也是民族國家的建立，它隻是解決了舊的生產關係（資產階級與傳統貴族階級之間）的矛盾，並沒有解決新的生產關係的矛盾，壓製工人力量、“馴化”工人階級的任務遠沒有完成。自由市場經濟導致的貧富分化矛盾與“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並不兼容。工業化越是發展，自由市場越是深入，這一矛盾就越加突出，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中，這種矛盾就越尖銳，危機就越顯現。馬克思曾預言，資產階級“一方麵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麵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來克服危機。曆史證明馬克思這一預言隻說對了後一半。資本主義及其民族國家在適應生產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尋找各種方式來解決內在的社會矛盾與危機。19世紀末資本主義解決這一矛盾的方式一是國內的變革，二是加速海外市場的開拓。前者以福利國家的形式出現，後者以經濟民族主義的形式出現。這兩者既使自由市場體製走到了盡頭，使民族國家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福利國家，也使民族國家之間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與衝突。
工業革命的不斷發展和自由市場競爭產生的熊彼得稱之為“創造性毀滅”的機製，把越來越多的人拋入無產者的行列。貧富分化與大工業生產的發展產生的矛盾使得社會的再生產變得難以為續。在各種社會主義的思想影響下，工人階級的反抗使得社會衝突再度興起。因為自由市場導致了工人階級和其他一些市場競爭失敗者的自由平等之類“天賦人權”的喪失。即使市場競爭的勝利者也感到，在財富越來越集中和大工業化的條件下，市場的功能也在逐步喪失，因為相對過剩的產品找不到購買市場。這種經濟與政治矛盾促使西方民族國家的執政者思考如何處理矛盾與危機的對策。
這樣，從19世紀後期開始，福利國家作為一種解決危機的手段逐步從西歐發展起來。福利國家是緩解舊市場體製下的社會階級矛盾、協調勞資利益、擺脫危機、促進經濟發展的一種製度創新，它也是在資產階級創建民族國家過程中形成的政治共和製度必然的發展結果。共和體製是資產階級爭取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產物，它也必然使得“自由民主向大眾民主過渡”，由此工人階級獲得選舉權順理成章。工人階級選舉權的逐步獲得對自由主義國家產生了巨大壓力，過去自由主義國家放任市場自由的實踐逐步不適應新的社會政治結構與形勢。通過國家幹預，從經濟上安撫工人階級，使之忠誠於民族國家，疏遠“共產主義的幽靈”，成為民族國家馴化和安撫工人階級的重要手段；同時，福利國家經濟幹預功能還可以帶來消費購買力的提升，促進社會生產再循環的經濟結果，這在工業化過程帶來的大機器生產、生產高度集中、經濟處於壟斷的狀態下尤為重要。國家幹預不僅帶來自由市場的衰落，而且導致了金本位受到侵蝕。金本位製既限製了政府財政的擴張，也跟不上經濟增長的速度。另外，為了保證資本與勞動的妥協與共贏，還需要保護國內市場和不斷地擴大海外市場，產生出口“乘數效應”，促進就業與增長。這樣，經濟民族主義成為福利國家必需的而且是順理成章的選擇。這種結果既背棄了國內的自由市場原則，也破壞了國際自由放任的體製。
福利國家首先在德國由保守的政治家俾斯麥較為成功地建立起來。本來這一“桂冠”應該被拿破侖 · 路易 · 波拿巴摘得，但他太急於建立不辱沒於“拿破侖”這一姓氏的功名，“誌大才疏”使他的福利國家實踐過早地隨著他在戰爭中的失敗夭折了。德國作為一個後起的工業化國家，在福利國家和經濟民族主義的引導下，得到迅速發展，到了19世紀末德國已經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其他歐洲國家隨後也紛紛效法開始了福利國家的進程，最後連自由市場的堡壘英國也不得不順應曆史潮流，加入福利國家的行列。然而，工業化國家走進的福利國家卻導致了民族國家間為爭奪海外市場開始了新型地緣政治競爭。因為在經濟民族主義條件下，爭奪海外市場是福利國家解決社會問題必需的任務，而殖民統治、獲得勢力範圍是“實現這一任務的最 ‘方便’方式”。這就必然打破既有國際秩序下的平衡，由於發展的不平衡，新發展起來的工業大國在舊的殖民體係下已經難以插足，找到市場，必須從老殖民帝國口中“奪食”。另一方麵，新老大國眼睛都盯上了日漸衰微的舊式帝國如土耳其奧斯曼帝國、中國等，都企圖在這些老帝國崩潰過程中分得更大的“一杯羹”。這種結果導致了19世紀末出現了資本主義瓜分世界的狂潮，工業化資本帝國相互傾軋，為爭奪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展開了新型的地緣政治競爭。原來英國通過均勢戰略維護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方式逐漸無法順應這一新型地緣政治的競爭。競爭的最後結果是軍備競賽和帝國主義戰爭。戰爭破壞了國際貿易賴以運行的環境，而且使得金本位無法滿足戰爭帶來的巨大開支。自由市場秩序逐步遭到廢棄。
這樣，19世紀“英國治下的世界和平”的四個支柱逐步失去了作用。自由主義國家被福利國家替代，自我管理的市場被國家幹預的市場替代，均勢戰略在民族國家的不平衡發展和競爭中失效。而最後一個支柱——金本位製在福利國家和經濟民族主義的衝擊下，也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福利國家的經濟政策、帝國主義戰爭使得金本位製無法從政治和經濟上滿足其需求，金本位被拋棄是工業化發展、福利國家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民族主義的必然反映（有關內容詳見第四章中的《金本位製瓦解的原因分析》）。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建立的國際經濟體製被參戰各工業大國拋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世界曾經嚐試過恢複這一體製。但曆史發展潮流已經使拯救這一落後於時代的舊體製的努力徒勞無益。雖然曾經有過短暫的回光返照，但到1929—1933年大蕭條時期，英國創建的舊體製在各國保障民族福利、轉嫁經濟危機的競爭下徹底瓦解。各國實施高關稅，競相貶值貨幣，建立歧視性貿易集團……種種經濟民族主義的做法，把以自由貿易和金本位為特點的自由國際經濟體製撕得粉碎。從此，它隻存在於曆史的記憶之中。
英國的自由國際經濟體製從衰落到崩潰的曆史經曆說明，國際經濟體製變革的根本的動因在於市場這種生產組織方式與民族國家的內在屬性產生了巨大的矛盾，由此帶來的巨大階級矛盾與鬥爭、民族國家間的競爭與戰爭導致了這一體製走向衰亡。市場化生產組織方式的出現要求自由的競爭和平等的市場主體，而專製國家的封建特權與壟斷與這一生產組織方式格格不入。資產階級在確立市場經濟體製的過程中必然要建立適應這一經濟體製的國家形態，這一形態就是體現人民主權的民族國家。但最初的民族國家形式——自由主義國家隻是使得資產階級成為民族主權重要體現者之一，它沒有真正履行民族國家這一具有共和特征的共同體內在的社會職責，即解決社會衝突與階級矛盾，隻是服務於資本的開拓市場的需要。隨著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發展，自由主義國家——民族國家的最初形式——僅僅保障市場自由的功能逐漸地不適應民族國家成員社會化的形勢。工業化的發展和市場運行的負麵社會影響同民族國家的內在規定性發生了越來越大的衝突。在這種社會危機中，福利國家作為民族國家的新形式應勢而生，民族國家通過這一新形式來解決社會的階級矛盾與衝突。但這種新國家形式所新增的經濟福利功能，一方麵改變了國內市場自我管理的模式，另一方麵也為工業化國家增添了經濟民族主義的動力。經濟民族主義既破壞了國際自由經濟體製，也助推了工業化國家的海外殖民擴張。後者最終破壞了原來的國際政治平衡，導致了工業大國之間為了爭奪海外市場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因此，正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生產組織方式與民族國家體製及穩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之間的矛盾，導致了“英國治下的世界和平”的四個支柱（均勢、自由主義國家、金本位和自我管理的市場）坍塌。
2．戰後國際體製的衰落
正如前麵所說，戰後美國建立的國際經濟體製是一個兼容自由市場與社會民主、自由貿易與福利國家的體製。但這一體製從上世紀60年代末起也開始衰落與變化。它體現在兩個方麵：（1）布雷頓森林體係出現了重大變化，美元-黃金本位演變為非黃金基礎的美元為主導的多國際儲備貨幣，固定彙率製演變為由市場主導的浮動彙率製；（2）關貿總協定擴大了貿易自由化的範圍。本質上，這一變化雖然還沒有完全抹去“嵌入式自由主義”的特點，但從總體上向自由市場、放鬆管製的方向發展。
美國體製的衰落仍然應歸咎於市場這種生產方式所產生的社會矛盾與衝突，以及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雖然，現在還不知道未來的國際經濟體製走向何方，但經濟全球化產生各種社會矛盾與衝突，使得原來國際治理的機製不適應新的現實，探索建立新的全球經濟治理的任務擺在了世界的麵前。
國際經濟體製和國內經濟體製一樣，總是會對生產過程中不同的社會力量帶來不同的政治經濟結果，它的運行總是會產生新的矛盾。各種社會力量麵對這種矛盾會本能地做出不同的反應，導致國家政策的變化，造成國家間相互競爭。這種社會力量博弈和民族國家間的競爭最後總是帶來體製的某種變化。戰後國際體製是自由市場兼容福利國家的“嵌入式自由主義”體製，自由市場和經濟民族主義相互競爭與博弈必然體現在體製的過程中。代表市場自由的社會力量和尋求社會公平的社會力量之間的較量決定著這一體製的走向，福利國家間的經濟競爭以及地緣政治的競爭附加在這種較量之中，也促成了這一體製的變化。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促成戰後體製的變化，並且使之處在深刻的調整過程中。下麵具體來分析戰後國際經濟體製變化的原因。
（1）市場自由與福利國家的矛盾
市場具有的地理擴張性是市場競爭內在動力驅使的結果，它要求市場不受任何政治與地理疆界限製，實現更經濟的、超越政治疆域的資源配置和規模效應。特別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地理的擴張性更受到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力驅使。“資本主義市場是一架機器，它總是對抗著一切內外劃分。這一機器會因壁壘與排斥而不暢，隻有不斷地把更多區域包容於其領域內才會繁榮。利潤總是通過聯係、接觸、交換和商業產生。世界市場的實現將構成這種趨勢的終點。其理想的形態是世界市場沒有外部，整個地球都是它的領地”。但市場內在擴張的趨勢在戰後仍受到了福利國家特有的經濟民族主義的阻礙。因為，雖然戰後的國際經濟體製在一定程度上協調著兩者的矛盾，部分消除了戰前福利國家設置的經濟民族主義的諸多障礙，但還保留了福利國家的諸多堡壘。削弱福利國家必然成為資本的內在要求，一旦有了外部條件，資本就會啟動市場全球自由化的進程，削弱福利國家。
戰前資本主義的生產主要立足於國家疆域內，市場的國際擴張隻表現在要求外國向本國生產的商品開放市場。通過這種市場的開放，實現資本國內生產的更大規模效應，完成資本的積累過程。二戰結束時，這種立足國內生產的國際性生產格局仍占主體。因此，戰後體製在促進市場開放、減小各國市場壁壘上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另一方麵，戰後體製為民族國家保障國內經濟福利保留了種種保障措施和壁壘，又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自由貿易，與市場的地理擴張性存在著矛盾。生產的國際化是繞開這一福利國家壁壘的重要方式。生產的國際化，既可以消除這種市場堡壘，又可以為國際生產的接受國帶來經濟增長、就業和稅收等經濟福利。但實現跨國生產的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而實現這種要素的國際流動需要一定的外在條件來衝破福利國家的體製束縛，這種條件與下麵談到的民族國家的經濟競爭、工業化國家內部的社會力量博弈和冷戰等特定的地緣政治有關。
歐洲美元市場的形成為戰後資本自由跨國流動提供了條件。在戰後建立的國際經濟體製中，資本跨國流動受到極大限製，布雷頓森林體係賦予了國家對資本流動的控製權。促進戰後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主要就是讓國家放鬆對金融的管製權。戰後西歐國家為了恢複經濟，促進就業，防止國內工人階級受蘇聯體製的“誘惑”，迫切需要外來資源的“補血”，同時金融資本也需要通過資本的再生產實現增殖。正是在這種考慮下，西歐國家通過特殊的方式，以不影響國內金融管理為前提，以優惠的條件吸引外來的資本，建立起歐洲的美元市場。由於巨大的利潤誘惑以及競爭的壓力，美國銀行為更大的利潤與競爭需要也紛紛在歐洲開設分支機構。從歐洲美元市場建立開始，戰後世界開啟了金融全球化的進程，這一進程逐步削弱了國家對資本的管製（詳見第四章第二節、第三節有關國際金融的內容），促進了資本因素的自由跨國流動的進程。
生產國際化的形成與美國具有的跨國生產傳統有著密切的聯係。美國是世界工業化國家中最早進行生產國際化的國家。以國際化生產為特點的直接投資，是實現更大市場規模和更經濟的資源配置、避開貿易堡壘、實現更大利潤的手段，也是戰前美國企業應對當時歐洲經濟民族主義的一種重要方式。從19世紀末開始，西方國家都對跨國生產持一種歡迎態度，因為它能帶來經濟福利，但這種生產方式直至二戰前規模都不大。後來由於戰爭的因素，這種生產組織方式一度幾乎停頓，戰後這種生產的國際化重新得以拾起與美國企業有關。戰後強大的美國公司為了繞開福利國家的市場壁壘，控製國際市場，獲得壟斷利潤，憑借著技術的優勢，積極地進行跨國生產。美國政府、強勢的美元為這種跨國生產提供了支持。西歐和日本戰後經濟恢複後，一些大企業為競爭國際市場也加入了跨國生產的行列。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由於西方國家的經濟滯漲，企業不堪國內福利國家帶來的高稅收、高工資和高福利以及消費萎縮，紛紛利用海外生產來規避國內福利國家的幹預。這樣，作為資本應對危機的方式，跨國生產的步伐由此加速。而上世紀60年代末以後，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為了尋求發展資源加入生產國際化的行列，也是促進這一國際化生產進程的因素。一方麵發展中國家優惠的稅收、便宜的勞動力、低要求的環保，對西方公司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麵跨國生產既可以為西方企業帶來更大利潤，也可以促進發展中國家一定程度的發展，這樣，西方資本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需求，促進了跨國生產的發展。
跨國生產的迅速發展帶來了戰後新的貿易形式，如基於產品周期的貿易、產業內貿易、公司內貿易。而這種貿易在國際貿易體製內的曆次談判中都受到了鼓勵，其限製都得到放寬（見第三章第二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貿易製度》的相關內容），這種國際製度上的鼓勵反過來又促進著跨國生產。雖然這一趨勢衝擊著發達國家的福利國家政策，但關貿總協定及其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仍在促進這一進程，特別是 WTO 的投資協定的簽訂，是促使跨國生產進程發展的重要標誌。由於各國對跨國直接投資的爭取，國家間“逐底競爭”又在進一步破壞福利國家政策，迫使國家放鬆管製，造成國際經濟體製向著自由化趨勢發展。
所以說，正是作為對市場自由與福利國家這一矛盾的回應，跨國生產這種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得到了大發展，造成了戰後國際經濟體製的衰落與變革。但這一過程離不開福利國家的競爭，離不開國家內部的政治博弈，離不開冷戰及其冷戰後的地緣政治等因素的作用。這些內部政治結構、地緣政治與經濟因素影響著戰後國際經濟體製的變化。
（2）民族國家間的福利競爭
在馬克思時代，資本通過讓工人為經濟利益競爭無法團結而獲得巨大優勢；現在資本通過讓福利國家為了民族福利相互競爭也獲得了巨大優勢。這一優勢造成了福利國家的世界性倒退，使戰後國際經濟體製向著有利於資本的方向傾斜。
戰後民族國家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峰，其標誌就是福利國家。而福利國家帶有強烈的經濟民族主義色彩和保障就業的特點。但經濟民族主義帶來的國際競爭，保障就業帶來的通脹和債務負擔，卻導致了福利國家走向了反麵。
隨著戰後國際經濟體製的建立，保護性的、惡性競爭的經濟民族主義受到了抑製，而積極性經濟民族主義卻得到了發展。這種積極性經濟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通過國家的作用吸引外來的資源，發展經濟，增加福利，保障就業。這形成了福利國家新型的地緣經濟競爭。戰後西歐和日本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得益於它們獲得了大量來自美國的經濟資源。後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也得益於國際資本。這些國家對外來資本與技術的吸引，除了其他的因素外，其“優勢”就在於工資水平低、生活成本不高、幣值較低等，原來較低的福利水準成為競爭國際經濟資源的重要手段。同時，國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國家通過特殊的優惠政策來吸引外來的資本和技術，如放鬆稅收、勞工、金融管製等諸多方麵的優惠政策。國家的這些優惠政策本來是為了經濟發展，為了未來福利的提升，結果卻造成了一種集體行動的“悖論”：各國為吸引資本“逐底競爭”，競相放鬆管製，導致福利國家的倒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加入生產國際化的進程後，它們的“後發優勢”加速了福利國家的失落。
福利國家的保障就業的政策是其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戰後福利國家為了保障就業，一是通過國內擴張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的擴張；二是通過對外出口，產生乘數效應。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導致的通貨膨脹曾作為一種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有利於增長與就業，而且在固定彙率條件下，還有助於出口，產生乘數效應。但擴張的政策帶來的增長逐步加劇了通貨膨脹和債務，引起了資本的不滿。保障就業與刺激增長使得公司和國家越來越傾向於借貸。為了獲得進一步貸款，國家開始越來越關心自己的（國際）信用等級，這最終導致公司和國家受製於投資者。隨著國家大量的稅收用於償債，財政拮據的政府變得更要對（國際）債務市場而不是本國公眾負責，以便可以進一步借款刺激經濟或借新債償老債。這樣，政府的福利政策逐步受到了（跨國）金融資本的製約。要恢複經濟增長隻有依賴於投資者，特別是海外借貸者的信心，而這種信心又依賴於某種能控製工會和政府財政的“紀律”，防止公司的成本上升、利潤下降和國家的濫發福利、無錢償債。投資衝擊和資本外逃成為任何政府都不敢忽視的因素。這樣，公司和政府一樣沒有了自主性，國家和企業競爭力與債券信用等級相關，國家與公司都臣服於華爾街等地的金融操縱者。放鬆管製、削減社會開支、控製企業成本成了獲得借貸的重要條件。
由於出口對就業的重要性，戰後西歐和日本隨著經濟恢複與發展，雖然獲得了巨大的國際收支順差，但它們寧願把外彙收入存入歐洲美元市場或購買美國國債，也不願讓貨幣升值，其中的原因就是擔心貨幣升值導致國內經濟受到影響，特別是就業受到影響。而美國則通過印刷美鈔或借貸來平衡國際收支，卻不願或無法以縮減國內福利的方式來平衡收支。這種福利國家間為了國內經濟福利的競爭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係發生重大的變化。美國為了自身的福利，隻能放棄黃金-美元本位，改變彙率製度，以求解決經濟危機，因為高估和沒有彈性的美元使得美國缺乏出口競爭力，美元與黃金脫鉤和浮動彙率製有利於美國通過貶值美元來促進出口和就業。這種變化直接導致彙率市場化，國際貨幣製度向自由市場方向變化。
這樣，福利國家悖論式地走向反麵，追求民族經濟福利的政策反而導致了各國放鬆管理，削弱福利，促使福利國家的倒退。隻要某些國家開始這一倒退進程，就會帶來“破窗效應”，帶動其他國家一個個向著放鬆管製和自由市場的方向發展，否則，資源外流，經濟與就業更加糟糕。這種“悖論”式結果必然反映到國際經濟秩序上，導致整個國際經濟秩序向著自由化方向發展，促使國際經濟製度向著自由化方向轉變。這一悖論並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它是福利國家國內社會力量博弈與較量的結果，特別是西方大國內部的社會力量博弈與較量的結果。因為西方國家是國際經濟秩序的主導者，作為完善而典型的福利國家，它們向新自由主義國家轉變，必然導致國際經濟體製向自由化方向轉變。
（3）國內社會力量的博弈與較量
在戰後西方社會，福利國家作為協調資本與勞動之間矛盾與衝突的一種方案、一種階級鬥爭的妥協、一種國內社會力量的契約，維係著市場與社會的和諧關係。但隨著民族國家之間的福利競爭、市場地理擴張的趨勢和資本內在的積累要求，這種妥協與契約開始解體。戰後福利國家逐步發展，走入巔峰時代，社會公眾對社會公平的要求不斷地加碼，而資本則越來越感到加碼的社會福利的要求影響到它們的競爭力、積累率。特別是到了經濟危機來臨時，如何解決危機成了福利國家何去何從的轉折點。這時何種社會力量處於政治的主導地位，成為福利國家何去何從的關鍵，關係它的承繼與衰敗。
大衛 · 哈維的《新自由主義簡史》對西方國家從“嵌入式自由主義”轉變為新自由主義，從福利國家轉變成新自由主義國家的過程做了較為詳盡的描述與分析。更早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羅伯特 · W．考克斯也曾對這一過程做過一定的描繪與分析。這兩本書的共同之處就是，描述分析了上世紀60年代末出現的經濟危機在促使戰後福利國家轉型過程中，社會力量及其相關意識形態的鬥爭發揮的作用；描述與分析了代表新興資本力量的政治人物如撒切爾夫人、裏根執政之後，如何通過國家的政治權力削弱了福利國家，壓製社會民主的力量，促使了國家向自由主義國家的轉變，並且如何在國際範圍內引領了新自由主義發展的進程。從他們的描述與分析中，可以看到資本力量不滿福利國家對其積累的損害而發動新一輪階級鬥爭和改造民族國家的複雜過程。
戰後隨著福利國家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導致資本顯然越來越感到積累的下降，越是發達國家的資本（如美國）越具挫折感。因此，它們需要製服要求社會公平的社會力量，需要重新塑造民族國家的國家形態，需要通過國家的力量重新進行社會的分配。為此，它們一方麵宣揚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就是以保障自由為核心，宣揚國家幹預對個人的危害，宣揚自由是恢複增長和效率的基礎；另一方麵，利用福利國家帶來的負麵作用和經濟危機，引導公眾重新恢複對自由市場的信賴。而隨著代表新自由主義社會力量的撒切爾夫人和裏根的當政，英美兩國的放鬆管製、推動自由化的措施帶來的經濟增長似乎證明了新自由主義的可行性。這樣，在世界範圍內，資本在促進競爭力、發展前途的名義下，加速了國家的改造進程。同時，資本在被改造的國家——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幫助下，重獲階級權力，而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治中的發言權受到壓製，政治影響下大幅下降。由此，在這種新的社會力量權力分配的格局下，福利國家失去社會基礎，走向衰落成為必然。
福利國家向新自由主義倒退，實質是民族國家的倒退，因為它把民族認同又帶回了非實質的認同。福利國家帶來的認同是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基礎上的認同，通過福利國家讓社會大多數人感受到個人福利的增進，通過社會民主加強民族的認同感，新自由主義國家和經濟全球化導致了這一基礎的漸失。資本從過去建立民族國家、依賴民族國家來解決國內危機開始轉向改造和破壞民族國家來實現積累。現在資本要求民族國家“瘦身、精幹”，使民族國家從福利國家形式倒回到類似於19世紀的自由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國家的作用如同自由主義國家一樣，為商業提供良好的自由市場環境，為企業削減成本而大幅降低工人的福利和社會保障。所以，民族作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隻有它給有關階級帶來福利，帶來利益，帶來保障，有關階級才會認同它，建設它，鞏固它；反之，就要破壞它，改造它，拋棄它。不僅資本如此，工人階級也是如此。世界革命時，為了爭取世界革命的勝利，民族國家作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受到拋棄；保衛勝利成果時，民族國家作為巨大的堡壘受到格外珍視。熟知十月革命後的國際共運史的人，對這一些不會陌生。
這場新的社會力量鬥爭及其帶來的國內政治結構的變化，盡管沒有使西方社會完全回到19世紀的原生態市場體製之中，盡管福利國家的印跡在不同國家不同程度地保留著，但福利國家對市場的幹預、社會再分配的機製、工人的組織力量和權利已經大大地削弱了，這為世界經濟秩序向自由化的轉變消除了巨大的政治阻力，使得資本更加暢快地進行全球市場的建設。
（4）地緣政治的因素
冷戰和冷戰結束帶來的地緣政治形勢也是促使國際經濟體製向自由化發展的一個外在的因素。冷戰是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社會製度的競爭，這種競爭對西方福利國家既產生了推動作用，也產生了負麵作用。
為了抵製蘇聯製度的誘惑，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積極發展福利國家以作為抵消所謂“共產主義影響”的重要手段。為此，福利國家為了經濟的發展積極地獲取發展的資源，特別是外部經濟資源。但這種對外部資源的需求又導致了上述所談的福利國家間為迎合外部資本的政策競爭，這為資本擺脫福利國家的沉屙提供了條件，形成了福利國家悖論式的自我否定。同時，製度的競爭損傷了美國經濟，破壞了國際製度的基礎。為了能夠促進西歐、日本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發展，鞏固資本主義體製，抵製“共產主義”的滲透，美國對這些盟國采取相對“寬容”的市場開放政策，這既對美國的經濟力量的增長，也對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產生了負麵影響，是導致美國出口低落，國際收支越來越失衡，無力維持美元黃金平價，導致布雷頓體製失效的重要原因。
另外，冷戰導致美國同蘇聯展開耗資龐大的軍事競賽，為盟國提供軍事保護，為遏製所謂“共產主義”擴張打局部戰爭，為了爭奪發展中國家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的較量，這種過度的軍事擴張消耗了美國大量的經濟資源，造成美國巨大的收支赤字，導致了保羅 · 肯尼迪所說的“大國衰落”。其直接結果是美國無力維持黃金美元的固定彙價，促使布雷頓森林體係進行重大修改——美元地位衰落，浮動彙率。這種修改既是美國衰落的標誌，也是國際貨幣製度向市場自由化發展的重要體現。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國國力的衰落，不能不使美國對戰後經濟體製進行修改。
然而，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家獨大的地緣政治局麵又促進了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世界性拓展。蘇聯集團的解體，導致東歐國家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係，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失去了依托蘇聯向西方討價還價的籌碼，失去了替代性的援助來源和社會經濟製度的選擇性。這一狀況為資本在世界範圍內推廣新自由主義經濟體製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另外，蘇聯集團的解體暫時消除了世界範圍內的製度競爭，特別是過去的社會主義大國融入世界經濟體係後，世界地緣政治競爭的目標和方式發生了變化。現在大國地緣政治的競爭目標不再是摧毀或保衛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製，而是發展經濟，掌控經濟全球化，使全球化對自己有利；方式不再是主要通過軍事競爭，而更多地是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取更多的經濟資源，從這種經濟全球化中獲得更多的收益。這是民族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為了麵對其帶來的危機與挑戰的本能反應。為了在經濟全球化中維護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凝聚民族向心力和維護社會的穩定，民族國家隻有爭取外部資本，發展經濟。然而，這種對外部資源的競爭，提高了資本與國家的討價還價的能力，迫使國家以縮減福利的方式加速發展，這標誌著福利國家的衰落和世界經濟秩序向自由化方向的滑落。
從以上對英國體製和美國的變革曆程的分析來看，國際經濟秩序變革的動力是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與既有的國家內部和國際層麵的上層結構的不適應。市場化這種組織形式的不斷擴展與內涵變化，生產的市場化組織方式的從地方走到全球，導致了自由主義國家向福利國家的演變，現在又使民族國家的最高形式——福利國家出現了危機。在工業化與市場的不斷發展下，國際政治秩序也在不斷變化以適應這一進程。英國主導下國家間的實力平衡及其製衡機製從穩定到失效，之後出現了以美國為領導的軍事政治聯盟的體係。這種民族國家間的製衡與聯盟控製機製現在也開始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新的全球治理的要求應運而生。但這種國際政治經濟體製的變革並不是簡單的單純經濟決定論，它的變化過程受到了特定條件下的國內政治和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因而這種變革過程豐富多彩，跌宕起伏，從中體現出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具有反作用的特點。
這種生產組織方式及其變革帶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變革的解釋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現實主義解釋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吉爾平在《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學》中提出了現實主義的變革動力解釋。吉爾平把動力歸於國際政治中的無政府狀態，他認為，在國際關係中的無政府狀態下，各國都力求在國際市場中尋求獲得比其他國家更多的財富，或者說為獲得相對效率領先而進行鬥爭。因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獲得更多的財富不僅對國家安全而且對國家內部的社會福利都有積極的意義。在吉爾平看來，市場製度雖然具有促進世界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作用，但它的促進作用並不平衡。這種不平衡表現在：（1）全球各地區的經濟增長率存在差別，增長的重心常從一個國家或地區轉向另一個國家或地區；（2）各個經濟部門的發展速度不盡相同，增長率高的部門最終不是在技術不先進的產業中，而是在技術比較先進的產業中；（3）經濟增長在長時間內不平衡，它不斷地波動，從緩慢增長期轉向迅速增長期。吉爾平對這三方麵的不平衡發展導致的國際關係變革做了下述解釋。（1）外圍地區在市場經濟中有財富擴散的功能，在這種擴散功能中，外圍地區享有“後發優勢”，如勞動成本低，擁有更多的建立最現代化的工業和投資的機會。因此，它具有比中心國家更迅速地實現工業化的機會。當外圍國家利用經濟民族主義通過市場力量發展了自己，成為一種新的競爭來源時，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就會發生爭奪世界市場的衝突，從而破壞國際市場體製的穩定。（2）各經濟部門增長不平衡，使得新經濟增長部門與傳統的經濟部門發生爭奪經濟資源的矛盾，如果這種新舊經濟部門分屬不同的國家，具有傳統產業部門的國家與具有新經濟增長部門的國家為了爭奪經濟利益往往會發生衝突，因為新的經濟部門意味著技術的壟斷權和壟斷的高利潤。（3）經濟增長的快慢交替性變化也促使了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衝突，由於經濟增長緩慢期影響國家的福利，易引發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從而導致國家間的經濟與政治衝突。這種衝突最後通過戰爭或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從而導致新結構或經過改造的新結構的出現。
雖然吉爾平看到任何一個國際市場體製運行必然帶來民族國家間的矛盾性，但他對國際政治經濟關係變革的內在動因的解釋是建立在政治現實主義的假設基礎上。他認為，無政府國際結構與國家安全和國內福利的張力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變革的根本原因。在無政府狀態下，各國為了安全與福利都力求在國際經濟中取得比其他國家更大的分配份額，都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成為新經濟增長部門的發源地，在世界經濟增長緩慢的時期把經濟危機轉嫁出去，因而引發民族國家的政治衝突，並導致國際經濟體製的變革。他把矛盾衝突的根源歸於國際的無政府狀態，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化的生產方式導致的社會矛盾與民族國家間的衝突。現實主義的解釋沒有看到，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帶來的政治經濟體製的巨大變革以及各種體製之間實質的不同，更多地是把這種變革視為沒有實質變化的結構循環。這種解釋具有曆史循環論的色彩，而從生產方式出發的解釋則從曆史唯物主義出發，側重於曆史的發展與進化。吉爾平的解釋中，沒有把民族國家對市場製度產生矛盾的反應視為主觀能動作用，而是看作一種機械式反應，或者說是以一種工具理性為基礎的反應，沒有認識到人在麵對市場體製造成的這些矛盾時所具有的主動反思意識。正是這種反思意識，使有些國家創造出新的社會體製來衝破舊市場體製的束縛，緩和了社會矛盾，發展了生產力，成為新的世界經濟的中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部門的發源地，創造出新的國際經濟體製。其實，福利國家和戰後的“嵌入式自由主義”都不是人類工具理性的產物，而是人類在麵對矛盾時主觀能動性的反映。
曆史唯物主義的解釋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係變革的動力從根本上來說在於經濟過程中產生的階級和民族國家的矛盾與衝突，這種矛盾與衝突的解決意味著國際經濟體製的規則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從一個體製變化過渡到另一個體製。這種變革過去曾經是通過戰爭來實現的，但最近一次的變革卻是和平過渡的。各種體製之間存在著繼承性，但沒有等同性。這種變革不是一個曆史循環的過程，而是曆史進步的螺旋式過程。曆史是人不斷努力與創造的結果，不是“物化”結構的產物。隻有記住這一點，才能發現曆史的變化性和進步性，才能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推動曆史的進步。
四、經濟全球化、危機和全球治理
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以金融全球一體化和生產全球化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進程逐步發展起來，在蘇聯集團解體之後，呈現加速發展的狀態。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市場出現在世界曆史中，這帶來了民族國家的改造與變革，帶來了舊的國際經濟體製變革。在這種狀況下，民族國家重新成為資本的仆人，無奈地聽命於市場的結構性力量。
經濟全球化帶來了民族國家的變革表現在，國家對內的保護功能受到了重大削弱，民族國家的主權受到了嚴重製約。由於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加劇，國內經濟開始變得更屈從於所謂全球自由經濟的需要，不管國家是否願意都在更有效地受製於體現全球經濟的結構。新自由主義國家正在替代福利國家越來越臣服於市場力量，強調市場自由調節和國家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放鬆了國家過去對經濟的諸多管製。雖然，目前的民族國家還沒有完全回到19世紀自由主義的狀態，但從福利國家倒退的跡象是非常明確的。
經濟全球化也使得戰後國際經濟體製逐步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原來國際經濟製度中的某些主要功能被拋棄，如布雷頓森林體係下的固定彙率製被拋棄，轉而采用了更加服從於市場的浮動彙率製；國際貿易體製中（WTO）更多地向促進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的方向發展。原來受到限製的貿易與金融領域越來越趨於開放與自由化。這種製度的變化使得全球經濟重新呈現出某種自由放任的特征。
民族國家的重新轉身和國際經濟製度的自由化發展標誌著戰後“嵌入式自由主義”世界經濟秩序向19世紀自由放任秩序的倒退。在這一進程中，這一狀況雖然帶來了效率，帶來了技術，帶來了財富，但也帶來了貧富分化的不公正危機，帶來了金融危機，帶來了生態環境的危機，更重要的是引發了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危機（有關分析見第六章）。
伴隨著這些危機的社會反應是，反經濟全球化運動隨著金融危機的頻繁發生、環境生態的警示不斷顯現而高漲。東亞金融危機之後，從1999年的西雅圖，到2000年的布拉格、2001年的熱那亞、2003年的坎昆，再到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凡是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氣候大會等重要的國際會議的會場外，都有反全球化的抗議。反全球化聲浪體現了一個重要的聲音：維護社會底層的就業和生活保障，反對資本對世界的盤剝，要求節製資本，保護氣候與生態，呼籲建立一個公正的、人道的國際經濟秩序。這些運動反映了公眾對經濟全球化不滿與反抗，反映了公眾尋求製服當今不公平的經濟全球化的願望。
伴隨經濟全球化發展而來的另一個重大政治危機就是民族國家合法性危機。市場這種生產組織方式在民族國家的嗬護下走到今天，在羽毛豐滿後似乎正在拋棄民族國家。市場最初在封建主義和重商主義的束縛下破土發展，靠的是民族國家（自由主義國家）的嗬護，它得到自由與放任，但也帶來了衝突與危機；靠的是民族國家（福利國家）的協調，轉危為安，但帶來的是世界性衝突與危機；又靠民族國家（福利國家）的國際協調，穩定了局麵，但帶來了市場的國際性管製與協調。然而市場地理擴張性的本能衝動和資本的積累本性再次衝破福利國家的束縛，在全球層麵獲得了新自由，似乎又回到了自由與放任的狀態。這一次它借助的仍是民族國家（新自由主義國家）。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社會不公正正在撕裂著社會，破壞著民族國家的認同性，造成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危機。因為它打破了原先的社會生產關係，重新調整了社會力量之間的權力與利益格局，造成了資本對勞動更加強勢的地位，破壞了民族國家獲得認同的政治基礎。過去福利國家通過協調資本與勞動的利益，維護著相對的社會公平，促進了民族認同。新自由主義進一步傾向於資本，造成了貧富分化，加劇破壞了這一基礎。
民族國家的危機導致一個重要的社會影響，就是全球化帶來的全球性問題是國家無力單獨應付的，需要全球的治理。資本發展市場的曆史過程是：從地方走到全國，從民族國家疆域內走向世界，從國際市場發展到全球市場。在這一曆程中，民族國家在其中功不可沒。然而，詭異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市場的形成卻在為民族國家“掘墓”。當今民族國家的確已經被市場與資本的力量衝得支離破碎，左右為難，無所適從，正在失去為市場協調利益、解決衝突的能力。然而，如果民族國家完全喪失了這些能力，沒有了解決危機的能力，市場的負麵作用會破壞市場賴以運行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也會導致民族國家失去認同的社會民主基礎。長期這樣下去，經濟全球化會失去生存發展的社會條件。
馬克思曾說過：“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裏。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隻有同盟關係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現在這一進程已經擴展到全球範圍，要求有一個全球的治理。由於市場對社會具有的天然負麵影響及其內在無法避免的“市場失敗”，要使市場免受危機與衝突的衝擊，健康運行，就必須在市場之上建立一個相應的上層建築，在當今就是要發展一種新的全球治理結構，用它來發展市場，嗬護市場，協調市場，解決市場帶來的社會危機與衝突。在過去的國家內部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條件下，發展市場、嗬護市場、協調市場、幫助市場解決社會危機的任務是由民族國家來完成的。但當今的市場是一種全球的市場，是生產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下的市場，而不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國家間市場，它帶來的是全球性問題。目前民族國家在全球市場的“緊身衣”下，屈從於全球市場的結構性力量，已經難以有所作為。各國為吸引資本進行的“逐底競爭”，又阻礙了民族國家通過合作應對全球性問題。因此，麵對全球化帶來的全球問題，單個的民族國家既無力應對，也存在著集體行動的困難。要在全球範圍內應對全球市場帶來的負麵社會影響，就必須有一個相應的全球治理體製。這既是經濟全球化資本的要求，也是民族國家生存與發展的要求，更是人民大眾的要求。但關鍵是如何建立一種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結構，這是擺在世界人民麵前的重要議題。
第二章 跨國生產的政治經濟學
生產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也是一切社會經濟與政治關係的基礎。人類從簡單的生產逐步發展到當今真正意義上的跨國生產，由此帶來了整個世界麵貌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物質層麵上，還體現在社會關係層麵上，帶來了人與人關係的變化，國與國關係的變化。生產的發展不僅意味著生產組織形式更加複雜，分工的深度與廣度不斷地加大，而且意味著人與人更加相互依賴，國與國相互聯係更加緊密。生產組織過程中產生的生產關係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權力關係，它是階級關係以及相關的意識形態的基礎，因此它對國家的性質甚至世界秩序狀態有著深刻的影響。雖然，從一個曆史的截麵來看，既定的階級結構、國家與世界秩序對生產有著巨大的反作用，但這些階級結構、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過去生產關係的產物。另外，生產還是其他經濟活動的基礎，生產決定著交換與分配。雖然貿易和分配對生產有著巨大的反作用，但從本質上它們應該都是服務於生產的。因此，生產是政治經濟最重要的基礎，不僅國內如此，國際也是如此。
跨國生產的興起與發展是當今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內容，它所產生的政治影響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
曆史上，世界經濟主要是以國內生產為基礎，通過國際貿易來聯係國家之間的分工，而當今世界經濟中，跨國生產已經使傳統國際經濟的特征發生了變化。跨國生產把各國的生產串聯成一個真正意義全球生產鏈，使各國的生產成為跨國生產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跨國公司，它是全球生產鏈的組織者與控製者，經濟依存關係的編織者。跨國生產性投資（或直接投資）相當大部分來自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占據了世界貿易的70%以上的份額，控製著世界主要的銷售網絡；跨國公司還控製著跨國生產的關鍵技術（80%以上的核心技術）、商標和特許權。因此，如何認識跨國生產形成與發展的政治經濟原因，分析跨國公司控製跨國生產的形式，是研究當今跨國生產的重要方麵。
當今的跨國生產拓展了市場生產組織方式，它是一種全球配置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組織方式，必然帶來世界性的政治經濟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涉及跨國公司的東道國，也涉及其母國。跨國生產對民族國家內部政治經濟的影響，民族國家對跨國生產的反應以及民族國家試圖共同管理跨國生產的努力，都是跨國生產產生的世界性政治經濟影響的重要部分。
另外，跨國生產已經不同於傳統的以國內生產為基礎而聯係起來的國際生產，它帶來了全新的全球生產組織形式。這種生產方式為國際關係帶來了怎樣的影響，特別是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關係帶來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成為研究跨國生產的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每一步發展都帶來了世界性的政治經濟影響，但過去生產組織主要立足國內，而今天生產的組織已經超越國界，正在深刻地影響著整個世界。當今的人們無法對它帶來的影響熟視無睹，漠不關心，因為它不僅涉及人類當下的生活，而且也影響著人類的未來。
第一節 跨國生產的起源與發展
跨國生產也稱為生產的國際化或生產的全球化，指商品在多國生產，跨國公司進行生產的組織和管理；各國之間建立起商品生產通道，彼此經濟相關度很高。跨國公司是這種跨國生產經營的主體。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TNC）有時也叫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C），其定義本身有幾種。有的是從地理學含義來界定的，如英國著名的跨國公司研究學者約翰 · 鄧寧說，跨國公司是一個“國際的或者多國的生產企業的概念……簡單地說，就是在一個以上的國家擁有或者控製生產設施（例如工廠、礦山、煉油廠、銷售機構、辦事處等）的一個企業”。有的是從產權屬性上來定義跨國公司的，指在海外擁有直接投資並能獲得（或參與）經營管理權的企業。第三種定義是從經營組織的角度來界定的，它認為，跨國公司，不論是水平一體化經營，或垂直一體化經營，或混合經營，都涉及生產要素的國際配置，而不僅僅是出口商品、出售技術和借貸資金的國內企業。第四個定義，是對前三者的綜合，即在一個以上的國家擁有生產設施，並在一個國家設有決策中心，使各個經濟實體實行統一的戰略，各實體間是通過股權或其他方式聯係起來的，相互分工，共同承擔風險、資源、利潤和責任。由於本章涉及跨國生產，因此采用的跨國公司定義是上述第四個定義。
一、跨國生產的發展曆程
今天人們經常把跨國生產與跨國公司聯係在一起，但早期的跨國公司並不像今天這樣，它們“基本上從事貿易而不是生產活動”。跨國公司的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紀初荷蘭的東印度公司、馬薩諸塞海灣公司和其他由荷蘭冒險商人組成的合營公司，還包括1600年英國建立的東印度公司。這些最早的跨國公司是西方國家對殖民地統治的象征，某些公司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不僅擁有跨國貿易的特許權，而且還擁有軍隊、鑄幣權、開戰權與媾和權、審判司法權。可以說，最早的跨國公司不僅是一個經濟實體，也是政治軍事實體，體現的是殖民帝國的權力。盡管如此，由於這些最早的特許“公司與許多工廠和地方貿易公司結合在一起，並組織起國際生產”，因此，這些公司的作用在於貿易中介，通過壟斷性的貿易中介把一些國際生產串聯起來。最早這些公司的中介作用在於把兩地的奢侈品生產串聯起來，工業革命後則是把宗主國的資本主義生產與殖民地的非資本主義生產串聯起來，比如英國的東印度把印度棉紗輸入英國，再使英國的紡織品泛濫於印度。這對促進宗主國資本主義生產有著重要意義。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最早的跨國公司主要是一種西方殖民主義工具，其海外經濟行為更多地體現在促進宗主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生產。
現代跨國生產應該說始於19世紀中後葉。此時資本主義大國普遍進入了工業化時代，資本主義大國開始了資本輸出。盡管這一時期的投資主要是以間接投資為主，但直接投資也開始出現，但這種資本輸出基本服務於國內的生產。
跨國生產在這一時期發展最快的是初級產品部門，主要是采礦和農業、林業、牧業這樣的部門。雖然製造業已經有了一定的跨國生產現象，但比重較少。據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直接投資隻占國際投資存量的35%，世界直接投資大約55%集中在初級產品部門，隻有大約15%集中於製造業，其餘的則集中於公共事業和服務業——主要是金融和貿易部門。初級產業部門占了直接投資的主要份額說明此時的國際生產程度有限，直接投資主要服務於國內生產，為國內的工業化生產提供原料。
此時從事跨國生產的公司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已經不同早期的跨國公司形式（壟斷特許的貿易公司），某些部門中出現了現代跨國公司的雛形。最初，大部分的公司都是以“獨立的”公司（“stand-alone”ventures）的形式（參與）管理一家相關的海外公司，而其本身未成為國際生產鏈的一部分。到19世紀末，在采礦和農業部門出現了在更加國際化基礎上組織的生產和銷售，特別是一些大石油公司開始出現國際化的控製初級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所以，當時的跨國生產大部分隻是一些發達國家的商人在海外開辦的獨立企業，隻有少數大石油和農業公司在海外建立了與本國企業生產形成生產鏈的公司。這些少數的公司具備了現代的跨國公司的形式，如像美孚公司這樣的美國大石油公司和聯合果品公司這樣的美國大農業公司就是比較典型的此類公司。
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少量的製造業的跨國生產跡象。美國是這種製造業跨國生產的最早國家。刺激這種直接投資的動力之一是獲取市場的份額，擴大銷售，占領市場。從事這類海外生產的公司或是擁有重要的技術發明，或是革新了過去的技術發明。由於壟斷了技術發明權，這些公司為了防止別國對其商品的仿製，以“先發製人”的戰略首先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占領市場。如美國的勝家縫紉機公司就是第一個進行製造業海外生產的公司。它在1851年獲得了縫紉機發明專利，為了防止競爭對手製造縫紉機，這家公司於1875年開始在英國設立第一家子公司，以後又陸續在歐洲其他國家建立分支機構，逐步壟斷了歐洲的縫紉機市場。以後進行類似海外生產的企業還有西方聯合電報、貝爾電話、愛迪生電燈、伊斯特曼 · 柯達、國際收割機、奧梯斯兄弟電梯、國民現金記錄器等公司。刺激這種製造業跨國生產的動因之二是避開貿易壁壘。一些公司希望通過東道國生產和銷售來擴大銷售，占領市場，以避開本國生產出口受到的貿易壁壘。如尤尼萊佛公司就是英國油脂和肥皂業巨頭萊佛兄弟為了對付荷蘭、比利時的高關稅而與荷蘭人造牛奶集團合並組成的一個跨國公司；荷蘭的人造牛奶公司為了避開德國當時的農業保護性關稅在德國開設了許多分廠；美國威斯豪斯空氣刹車公司出於避開法國鐵路當局要求空氣刹車裝置必須在法國生產的規定，而在法國設廠；1876年和1883年美國的杜邦公司和愛迪生公司到加拿大設廠也是為了避開加拿大政府的高關稅。從整體上來說，這一時期的製造業跨國生產在整個世界經濟中比重並不大，主要是在東道國生產，也在東道國銷售，與國內母公司整合度並不高。
同時，傳統的殖民形式的跨國公司形式仍有所發展。在非洲，西方大國仍然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模式進入非洲大陸。一些特許貿易公司取得特別壟斷權進行殖民、采礦活動，如英國的南非公司就從政府手中獲得“南非共和國的西、北麵和葡萄牙領地的西麵”以內的特許開發權。
可以說，從19世紀後半葉到二戰前，雖然出現了一些跨國生產的跡象，但整體上跨國生產在國際經濟聯係中並不是最重要的。產品的設計、加工、組裝的過程主要都是在國內進行的，生產的主要國際聯係是原料的海外開采和獲取以及商品的海外輸出，並沒有形成一種跨國生產鏈。其模式主要是世界經濟中心的核心國家生產的製成品向海外出口，而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國家出口原料和農產品（見圖2-1）。因此，那個時代的國際經濟還是以貿易為主，跨國生產與當今相比，不論是規模、深度還是廣度都不可同日語，屬於那個時代的世界經濟聯係的支流和邊緣現象，是一種“膚淺一體化”。
圖2-1 19世紀末至二戰前國際經濟聯係
這一時期的跨國生產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國家的貿易體製、交通以及通信的狀態是相適應的。19世紀後期，正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在西方國家興起的時候，它大大提升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能力。生產水平的大幅提高，使得銷售和原料市場競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原料與銷售市場的保證是維係生產循環的必要條件。特別是國內壟斷的發展造成生產的集中，使得爭奪海外商品與原料市場對國內生產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另外，各資本主義大國當時的經濟政策也是影響這種對外投資的重要因素。在19世紀後期，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為了保護本國的生產和市場，通過高關稅和其他一些貿易壁壘來限製外來的進口，同時積極拓展海外商品市場，為本國的生產服務。這種政策促使資本主義大國對外經濟聯係以海外原料和商品輸入（出）為主，海外生產並不是主要的。雖然當時也有少數企業為了避開市場的壁壘，采用了在海外設廠的方式，擴大銷售。但它並不是主流。因為，許多發達國家對海外直接投資仍然采取一定的限製。最後，當時的交通、通信技術雖然有了飛速發展，為跨國經營提供了便利條件，如19世紀後期，鐵路、海上航運工具大發展，電報、電話得到發明與普及，但當時的交通與通信條件還不足以把整個生產鏈散布到世界各地。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世界跨國生產的發展也不突出，其格局與19世紀末大體相近，主要仍體現在初級產業部門。所不同的是一些新產業加入跨國生產的行列，如汽車業。美國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開始在日本和歐洲進行生產。但是“即使這些產業，生產也是在一國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生產的全球化仍受到限製”。這一時期跨國公司發展不快的原因是：（1）戰爭破壞、戰爭債務以及戰後重建的費用使得歐洲大陸無力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除了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有較大的增長外，其他資本主義大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處於下降趨勢；（2）這一時期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導致各國采取了經濟民族主義保護政策，限製了外來直接投資的進入；（3）這一時期金本位製崩潰，而新的國際貨幣體製沒有建立，各國又采取傾向貶值的方式促進出口，不利於外來投資的進入；（4）這一時期國際卡特爾製度盛行，這一國際壟斷形式分割和控製了世界市場，限定了產量及銷售價格，劃分各自的生產銷售範圍和程度，不利於跨國經營的發展。
所以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還沒有當今意義上的生產的跨國化，少數出現的跨國生產仍是世界經濟的邊緣現象，特別是製造業的跨國生產更是邊緣現象，還沒有形成跨國的生產鏈。這些少數的跨國生產仍以西方的資本為主導，主要集中在初級產業部門，服務於國內生產。
跨國生產的真正發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逐步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全球生產鏈。然而，戰後跨國生產的發展是難以用數字進行準確統計的。一是因為通貨膨脹因素，通過各時期數字的比較來體現戰後跨國生產的發展狀況存在著一定的誤差。二是因為統計不完整。目前世界上相對全麵地反映跨國生產狀況的隻有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以下簡稱聯合國貿發會議）每年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WIR），其中最重要的反映跨國生產狀況的就是外國直接投資（FDI）的數據變化，但FDI數據不能反映非股權和其他跨國生產模式的複雜狀況。非股權形式產生的跨國生產數據在 WIR 中是鮮見的（隻有2011年的WIR中略有體現），而且數據仍是不完整的。另外，聯合國貿發會議在上世紀70年代才開始對跨國生產狀況進行統計，70年代以前的數據相當不完整。但是即使如此，從 WIR 提供的一些 FDI 數據中也能間接地窺見目前跨國生產的發展狀況。
聯合國貿發會議公布的統計數據表明，1970年世界直接投資年流量（流出）為133億美元，到了1980年達541億美元，到了1990年飆升到2081億，2000年為14.14萬億，2011年達17萬億，雖然近年來有所回落，但仍在14萬億左右（見圖2-2）。由於通貨膨脹的因素，不能準確地說出增長的倍數，但增長是巨大的。另外，可以體現跨國生產巨大增長的經驗事實還可以從直接投資的沉澱體現出來。1980年直接投資的流出存量是5400多億美元，到了1990年達到了2萬多億，到了2000年上升到8萬多億，到了2010年飆升到21萬多億，到了2013年已經有26萬多億沉澱（見圖2-3）。這種增長也是驚人的。最後，還可以從直接投資在世界以及各類經濟體產出中的比重來體現跨國生產對世界經濟的影響。1990年直接投資存量（流入）在世界整體、發達經濟體、發展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年產出（GDP）中的比重分別是9.7%、8.9%、13.4%、0%，到了2000年這組數據分別是23.3%、22.8%、25.3%、15.5%,2010年以後這組數據基本上都在30%以上（圖2-4）。這說明當今的跨國生產已經占到世界經濟和各類經濟體比重的1\/3，對世界經濟和各國的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圖2-2 1970年以來對外直接投資流量 （流出）增長曲線圖
圖2-3 1980年以來對外直接投資存量 （流出）增長曲線圖
圖2-4 1990年以來對外直接投資存量 （流入）在 GDP中比重圖
近三十年來跨國生產的增長（不論是流量還是存量，見表2-1中的第一、第二欄流出與流入量年增長率）都大大高於世界 GDP的年增長（表2-1中的倒數第四欄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除了2008年由於金融危機的原因FDI增長大幅下降外。這說明，通過直接投資進行的跨國生產近30年來處於大幅增長的狀態，而且通過每年的直接投資，跨國生產積累了相當大的規模（存量反映出來的指標）。近30年來這種積累的增長速度每年也都高於世界GDP的年增長率（表2-1第三、四欄年增長率與倒數第四欄年增長率比較）。從表2-1和表2-2可以看出，2012年整個世界的 FDI 流出\/流入存量分別是23.6萬億（美元下同）和22.8萬億，而30年前的1982年世界FDI流出\/流入存量隻有7900億和5790億，如果不考慮通脹因素，相差近30和38倍。雖然這種比較有一定的誤差，但也看出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生產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驚人。
表2-1 1982—2008年國際投資與國際生產的若幹指標①
①WIR 2009 ,p 18。2009年以後各年的WIR中較少提及FDI增長率，因此，我們這裏選用的年增長率數字隻到2008年。
表2-2 1992—2012年國際投資與國際生產的若幹指標
當今跨國生產的組織者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數量和經營數據的增長也可以反映戰後的跨國生產的發展。跨國公司的數量在戰後，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後有了迅速的增長，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所給的數據，1992年全世界跨國公司的數量不到4萬家，到了2000年突破了6萬家，2008年這個數字突破了8萬。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跨國公司近年來在迅速增長。2008年全球8000多家跨國公司中72%來自發達經濟體，28%來自發展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在此之前的1992年和2000年，這個比例是92%（發達經濟體）、8%（發展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和79%、21%（圖2-5）。這說明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的跨國企業也在迅速增長，並且增長很快。從跨國企業較近的經營數據來看，它們的海外子公司目前的出口額占世界貨物和服務出口額的約1\/3（從表2-2外國子公司的出口額欄與貨物和服務出口額欄推算），產值占世界GDP的產值大約也是10%左右（從表2-2外國子公司增加額欄與國內生產總值欄推算）。如2012年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額是7.479萬億，而世界貨物和服務出口額是22.432萬億，約為33%;2012年跨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的產值是6.607萬億，當年世界 GDP是71.707萬億，占比為9.2%（2010年這個比重是13%）。這些數字還不包括非股權形式和其他形式在跨國生產中的比重。
圖2-5 來自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跨國公司的數量（1992、2000、2008，單位：千）
由於跨國生產的飛速發展，目前它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已經與二戰世界大戰之前發生了巨大變化，徹底地改變了各國彼此的經濟聯係方式。整個世界各國的生產通過各種方式（市場交易、戰略聯盟、外包、合資、許可證、產業合作協議，見圖2-6）聯係起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跨國生產鏈，改變過去主要通過貿易方式聯係起來的方式。當今，全球生產的特點是：生產跨國化，跨國生產網絡使得世界性生產呈現分散化和碎片化，但全球生產的管理仍然控製在跨國資本手中。而二戰前生產的高度集中和壟斷主要發生在民族國家內部。“這一時期，國家資本家階級組織起全國性生產和服務鏈，在各自的國家疆域內生產商品，然後與別國生產的商品進行貿易”（圖21和26顯示顯示出兩者的區別）。
圖2-6 當代全球化過程中跨國生產聯係
跨國生產已經與曆史上主要集中於初級產業部門有所不同，當今跨國生產涉及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在份額上已經大大超過初級部門（見表2-3），尤其是過去很少涉及的服務業部門發展也很快。過去跨國公司隻在金融業、運輸業等領域進行規模不大的跨國經營活動，而現在商業零售業、通信、旅遊、法律谘詢、工程設計、教育、醫療衛生等行業都有跨國經營。
表2-3 直接外資項目的部門分布情況
二、當今跨國生產的形式與特征
1．當今跨國生產的形式
當今跨國生產聯係的主要形式，一是直接投資的跨國生產，二是非股權形式的跨國生產。
（1）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分為以下幾種形式：
① 投資者開辦獨資企業，直接開店，等等，並獨自經營；
② 與當地企業合作開辦合資企業或合作企業，從而取得各種直接經營企業的權利，並派人員進行管理或參與管理；
③ 投資者參加資本，不參與經營，必要時可派人員任顧問或指導；
④ 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上買入現有企業一定數量的股票，通過股權獲得全部或相當部分的經營權，從而達到收買該企業的目的，這也稱為並購。
（2）非股權投資
跨國生產的另一種形式是非股權投資（non-equity investment）。它是指跨國公司未在東道國企業中參與股份，而是通過與東道國企業簽訂有關技術、管理、銷售、加工製造、工程承包等方麵的合約，取得對該東道國企業的某種管理控製權。它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幾種。
① 訂單加工和訂單農業（contract manufacturing and farming）。即通過合同契約的形式在另外國家委托當地企業進行加工製造和農產品生產。這種合同委托生產既可以是跨國公司提出產品設計方案，當地被委托企業生產但不得為第三方提供采用該設計的產品，也可以是從設計到生產都由當地企業按跨國公司的要求自行完成，在產品成型後貼牌方買走。
② 服務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服務外包是指企業將價值鏈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礎性的、共性的、非核心的業務基於業務流程剝離出來後，外包給企業外部專業服務提供商來完成的經濟活動。
③ 特許經營（franchising）與許可（licensing）。特許經營是指特許經營權擁有者以合同約定的形式，允許被特許經營者有償使用其名稱、商標、專有技術、產品及運作管理經驗等從事經營活動的商業經營模式。被特許人獲準使用由特許權人所有的或者控製的共同的商標、商號、企業形象、工作程序等，但由被特許人自己擁有或自行投資相當部分的企業。許可是專利權所有人、商標所有人或專有技術所有人作為許可方（licensor）向被許可方（licensee）授予某項權利，允許其按許可方擁有的技術製造、銷售該技術項下的產品，並由被許可方支付一定數額的報酬。
④ 租賃（concessions）。租賃是指企業之間較長期的動產租賃。出租人一般為準金融機構，即附屬於銀行或信托投資公司的租賃公司，也有專業租賃公司或生產製造商兼營自己產品的租賃業務。租賃對象主要是資本貨物，包括機電設備、運輸設備、建築機械、醫療器械、飛機船舶，直至各種大型成套設備和設施等。承租人通常為生產或服務企業。
⑤ 戰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戰略聯盟是兩個以上的企業為了實現優勢互補、提高競爭力及擴大國際市場的共同目標而製定雙邊或多邊的長期或短期的合作協議。
⑥ 契約合資（contractual j oint ventures）。契約式合資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企業進行合作，通過協商簽訂合同，規定各方的權利與義務，各方的投資一般不折算成出資比例，利潤也不按出資比例分配，以此來開展經營活動的一種非股權投資方式。在合同中約定合作期滿時企業的全部資產歸一方合作者所有，另一方合作者可以在合作期限內先行回收投資。
⑦ 管理合約（management contract）。管理合約又稱經營合同、風險合同或工作合同，是指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企業簽訂協議，向東道國企業派出專業管理人員，從事日常管理工作，由此取得一定管理與控製權的投資方式。
2．當今跨國生產的特征
（1）生產的分散化與控製的集中化
主要通過上述這兩種方式，目前全球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生產鏈與服務於這一生產鏈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中，生產的分散化與控製的集中化成為目前跨國生產的第一個特點。分散化表現為目前跨國生產分布於世界各地，而控製生產網絡的主要是西方的跨國公司。截止到2008年，全球8000多家跨國公司中來自發達經濟體的占了72%，來自發展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僅占28%;在此之前，這個比例更低，1992年是92%（發達經濟體）、8% （發展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2000年79%、21%（見圖2-5）。更重要的是來自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而強，控製著技術與市場，有著更廣泛的全球控製力。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所公布的截至2012年全球非金融性跨國公司世界100強的名單，除三家來自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中信和中海運，馬來西亞的國家石油）外，其他全部來自號稱富國俱樂部的經合組織國家。這100家跨國公司中跨國性指數（TNI）不足50%的不到10家，其總資產達12.84萬億，海外子公司資產達到7.7萬億，平均海外資產率達60%。而2012年全球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總資產僅為8.57萬億（見表2-2），這100家跨國公司就占近90%。這100家2012年銷售總額是8.73萬億，海外銷售總額是5.66萬億，平均海外銷售占了65%，占全球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銷售總額（25.98萬億）的約22%。來自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特別是前100強的跨國公司控製整個世界的跨國生產。
西方的跨國公司對跨國生產的控製在於它們的所有權優勢。它們利用這一優勢通過海外投資利用一些地區的區位優勢實現所謂的內部化優勢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這成為西方跨國控製跨國生產的重要條件。由於西方大型跨國公司具有所有權優勢，在法律的保護下，不論在直接投資，還是在非股權形式跨國生產活動中，它們都具有巨大的討價還價權力，或成為買方或賣方壟斷者，或控製技術標準和技術專利等知識產權，形成實際控製全球網絡生產的壟斷力量。“目前本地資本雖保持著獨立性，但將生產和分配的本地循環與依據支配性的世界範圍內的積累模式的全球循環區分開來，越來越困難。本地資本和民族資本越來越受製於 ‘去本地化’，而且如果它們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與支配性的跨國資本相鏈接。”這就形成了大跨國公司把生產分布於資源和區位最佳的地區的局麵，它們利用當地勞動力、市場和區位的特殊優勢進行生產，並且通過所有權優勢形成對當地資本的控製。
（2）控製跨國生產的資本國際化或跨國化
目前跨國生產的第二個特點是控製跨國生產的資本國際化或跨國化。目前控製全球網絡化生產的壟斷資本已經不是來自一國，而呈現出跨國化。“世界各地的資本在各個層麵上日漸增加的相互滲透，這種滲透主要圍繞著跨國資本和跨國公司巨頭展開”。西方各國資本以參股的形式相互融合，形成資本的跨國壟斷特點。眾多大型跨國公司股權結構複雜，許多公司股權網絡化交叉在一起，使得許多公司沒有完全的單一擁有者，而是為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企業的資本所共同擁有，隻是份額不同而已。世界500強跨國性較大的公司股權結構就明顯地反映了這一特點，通用電氣有來自不同國家的93個公司股東，微軟有121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公司（基金）和個人股東。這一切都說明了控製跨國生產的壟斷資本形成了跨國化的特點，而過去，圍繞著壟斷資本進行資本相互滲透主要發生在國家內部。
當今跨國壟斷資本跨國整合手段有以下幾種。
① 通過直接對外投資，讓資本觸及全球，整合各地資本。FDI流出與流入存量即體現了這種狀況，如上述談到2012年整個世界這兩個數字是23.6萬億和22.8萬億，從這些巨額的存量數字可以看出，目前資本跨國化已經非常深入地伸入世界各地，與當地資本整合起來。由於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是主流，通過對外投資整合起來的資本控製權在西方跨國公司手中，這可以從聯合國貿發會議提供的各類經濟FDI存量數據中看出來（圖2-7、圖2-8）。發達國家其直接對外投資流出存量近20萬億（2012年），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國，其他經濟體則少得多。流入發達國家的 FDI 存量近15萬億（2012年），發達國家也是FDI流出的主體，這說明發達國家資本的跨國融合度非常高，規模也非常大，西方資本是跨國壟斷資本的構成主體。從直接投資流入發展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狀況來看，西方跨國資本與這些經濟體的整合度近年來也在發展。
圖2-7 1980—2012年 FDI流出存量
圖2-8 1980—2012年 FDI流入存量
② 通過跨國並購實現資本的國際化整合。並購是傳統的資本集中形式，過去多發生在國家內部，但目前跨國並購也得到迅速發展，成為壟斷資本跨國化的重要方式。表2-1所體現的跨國並購的增長速度非常驚人，1986—1990年間年均增長速度是32%,1990—1995年間是15.7%,1996—2000年間是62.9%,2001—2005年間是91.1%,2006年是38.1%,2007年是62%。綜合表2-2可以發現，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並購基本上處於上升趨勢，除2001—2003年、2008—2009年經濟衰退期（金融危機）外。上世紀80年代年跨國並購據稱不足百億，到2007年的最高，突破萬億。雖然2009年並購金額是2500億，處於低穀點，但仍比1990年990億高出2倍多。近年跨國並購有所回升，2011年和2012年世界跨國並購金額分別為5550億和3080億（圖2-9）。目前發達國家的公司仍是跨國並購的主體，占這種交易的2\/3。這些說明，西方跨國公司目前通過跨國並購使其資本國際化的程度迅速加大，而且由於這種並購主要發生在西方國家，其資本的跨國融合度非常高。2013年的微軟收購諾基亞手機業務就是典型的跨國並購和資本的國際融合事例。這種跨國並購產生了國際企業巨頭，進一步加劇了相關產業的集中，成為資本跨國壟斷化的集中體現。
圖2-9 1990—2012年跨國並購價值
③ 資本壟斷的跨國化還可以通過非股權形式等跨國經營活動實現。非股權形式的生產聯合原來都是國內生產經營中的做法，這些做法一旦跨國化就形成了資本的非股權形式跨國聯係。在這種聯係中，具有所有權優勢的大跨國公司處於主導地位，如通過訂單或合同，某些品牌產品、服務或技術等使用許可等，控製著各類民族的資本，使之整合在跨國資本之下，成為跨國資本組成部分，如飲料行業的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快餐行業的麥當勞和肯德基等都是這種支配的典型。同時，企業之間，特別是大企業間通過合資、少量股權投資、股權置換、共同研發和生產銷售、技術共享、市場分享、長期的采供協議和提供管理等形成戰略聯盟、契約關係和管理合約，從而形成了資本的跨國聯係與融合新形式。如世界民用航空的“星空聯盟”（Star Alliance）和“環宇一家”（One World Alliance）就是這樣的跨國聯盟，而智能手機領域則有以 Android（安卓係統）為紐帶的聯盟，包括三星、穀歌、摩托羅拉、宏達、高通等多個企業。現在每個行業都或多或少或多都存在這樣的聯盟，這種聯盟是列寧曾說的“卡特爾”“托拉斯”的全球形式，因而也是壟斷資本跨國化的重要表現。
（3）跨國金融資本的主宰
第三個特點是跨國金融資本是跨國生產背後的最高主宰。今天金融資本的集中化和跨國化也是當今壟斷資本跨國化的一種體現。目前少數大的跨國金融機構控製著巨額的資本，其觸角擴展到了全球眾多地區，呈現出金融資本構成的國際化、經營範圍的國際化的特點。據2012年統計，按地理分布指數排名的前50家跨國銀行資本總和約51萬億（表2-4），而全球2012年名義GDP才約71萬億。據估算2012年世界當年金融資產總量約為209萬億（因為2012年世界金融總資產與當年世界 GDP 之比是293%），而這50家銀行的資產占了近1\/5，這反映出世界範圍內金融資本巨大的集中程度。這些金融資本的構成也是跨國化的。以資產總量名列前茅的彙豐銀行為例，它有184個來自世界1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的不具名）的股東（包括公司、個人與基金），其中多數都是像高盛、摩根士丹利這樣的世界金融巨頭。這50家銀行中，國際指數除少數外都超過50，這說明這些跨國金融機構的經營業務在海外占相當高比例。當今世界融資渠道除了傳統的銀行、證券市場外，還許多非傳統的金融機構的基金，如養老和共同基金。然而，這些非傳統金融市場的金融機構的資本構成往往也是跨國性的，特別是金融資本的證券化運作，使得它們成為跨國金融資本重要構成部分。2008年金融危機中，隨著美國一些大型投資銀行的倒閉，其他一些國家的銀行、基金蒙受了損失，從這些現象就可以體察出這種跨國化。過去時代的金融寡頭在生產控製上發揮的作用如今出現在跨國生產上。列寧時代金融資本對生產的控製作用完全適用於當今，不同的是，過去是對國內生產的控製，而當今是對跨國生產的控製。比如對外直接投資、跨國並購離不開跨國銀行的支持，企業跨國擴張離不開證券市場（許多是跨國證券市場）的融資，跨國經營的風險來自國際保險市場的共同擔保。從全球上市公司的數據庫中（BvD-osiris）中可以看到，基本上所有非金融類大跨國公司股權結構中都可以看到世界大金融機構的身影，而且所占比例較大。可以說，基本上每一個西方大跨國公司背後都有著跨國金融機構的支持。
表2-4 2012年按地理分布指數大小排名的世界金融機構50強
可以說，當今的經濟全球化中的跨國壟斷是列寧時代國內壟斷現象的世界舞台重現，生產跨國化、金融跨國化以及相伴隨的壟斷資本跨國化是最基礎的特征，它使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
三、跨國生產的政治經濟學解釋
公司為什麼要進行跨國生產？跨國生產在戰後，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獲得迅速發展的原因是什麼？不同的思想流派對此有不同的解釋。
1．自由主義的解釋
一般而言，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相信：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技術等）國際轉移在經濟上產生的效果，與商品的國際流動所產生的結果是相同的。就是說，在國際範圍內貿易與投資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通過跨國直接投資，投資者讓資金和技術流向具有區位優勢的國家和地區以實現比較優勢的轉移，同樣可以產生以前僅靠貿易分工產生的經濟效應。由於貿易先於投資，根據比較優勢和區位經濟資源稟賦來進行貿易也可以促成沒有直接投資時的貿易利益。那麼為什麼企業會選擇跨國生產而不是貿易（或者技術轉讓）來實現其經濟利益？這就涉及一些環境因素。
第一因素是市場的地理分割或者說國家的貿易壁壘。如果沒有貿易壁壘，公司可以直接出口或轉移技術生產而不進行投資。正是外國政府設置的關稅以及其他非關稅壁壘，使得外來的商品進口遭遇重重障礙，商品價格缺乏競爭力，這是促使外國公司決定在當地投資生產的原因之一。
其次，與寡頭競爭的市場有一定的聯係。跨國公司大都是市場上的寡頭企業。寡頭壟斷下的市場競爭，有時需要先發製人的戰略性政策，搶占市場，形成生產規模，排擠競爭對手；為了競爭需要，有時並不注重眼前的經濟利益。
另外，有時企業的跨國經營主要是由市場的不完善造成的。市場的不完善，特別是跨越國界的市場不完善性，導致市場交易過程中交易成本過大和資產特別是無形的知識產權資產的流失。為了避開市場不完善性帶來的交易成本過大和資產流失，一些企業通過海外投資生產和經營，以公司的內部交易代替市場交易。
跨國生產有時還與跨國公司來源國工會勢力強大、工人的福利要求較高，以及環境保護要求較高聯係在一起的。通過海外生產，可以抵消國內勞動成本的上升以及保護環境帶來的成本因素。
自由主義對跨國生產主要是依據上述的解釋：公司的跨國生產有時是這幾種因素中的一種或多種促成的。正是由於這些影響貿易出口的外在環境問題，企業更傾向於跨國生產而不是貿易出口。這種解釋都是建立在經濟學理論上的，下麵分別介紹一下各種跨國生產的經濟學理論。
（1）基於“產品周期”的跨國生產理論
伴隨產品周期（見第三章對產品周期理論的相關介紹）階段的轉變，企業往往把產品生產放在不同的國家。創新期主要是在母國生產，利用母國的技術創新優勢，獲得壟斷利潤；成熟期在其他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生產。這種海外生產可以擴大生產規模，有效配置資源，或者保護自己的無形資產，還可以搶占市場，排斥當地生產者，避開市場的不完善性或避開貿易壁壘。在產品的標準化生產期，跨國公司往往通過在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和地區（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以及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生產並向包括其母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出口。這時的海外生產利用這些國家的區位優勢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環保標準低等優勢，可以節約成本，提高競爭優勢，避開市場的不完善、貿易壁壘或者本國的高生產成本。所以，跨國公司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把生產放置於不同的國家是出於多種考慮，既是為了充分利用各國的比較優勢和區位優勢，也是出於競爭、避開市場不完善、降低生產成本等考慮，但其中根本性出發點仍然是利潤。
產品周期理論是一種對美國公司跨國經營的模式解釋，因為美國公司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甚至更早的時期，就是通過這種模式進行海外擴張的。美國公司首先發明了某種新產品，這種新產品在初期由於價格較高，隻在一些發達國家才有銷售市場；隨著這種新技術的改進，為了維持市場，防止其他國家廠商進行仿製和搶占市場，美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在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如西歐進行生產，而美國本土的生產規模相對縮小；隨著生產技術日益成熟與標準化，這種產品甚至最後轉移到在中國台灣、韓國進行生產，而美國國內的消費則主要依賴國外的進口。在這些生產過程中，盡管美國國內這種產品的生產比例不斷下降，但擁有產品技術專利的公司卻通過海外的生產延長了商品的生產期，長期維持產品的技術租金。
（2）鄧寧與裏丁學派的跨國生產綜合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 · 鄧寧（John Dunning）及其所在的英國裏丁大學（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同事們共同創立了跨國生產研究的裏丁學派。鄧寧代表的裏丁學派提出了一種解釋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綜合\/折中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這一理論實際上綜合了以往一些學者對公司跨國經營的解釋和一些國際貿易理論，如作為裏丁學派的成員凱夫斯（Richard Caves）的壟斷優勢解釋、巴克利（Peter Buckley）與卡森（Mark Casson）的內部化理論、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等，並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公司跨國經營的各種模式進行全麵而統一的解釋。
國際生產綜合理論認為，公司的國際經營模式大致有三種：產品出口、國際技術轉讓和對外直接投資。這三種模式的具體運用取決於跨國公司是否具有下列三種優勢中的一種、兩種或全部。這三種優勢是：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
所謂所有權優勢是指，公司進行國際化生產時，與外國企業相比所具有的在產權方麵的優勢。它包括兩類，第一類是資產所有權優勢（asset ownership advantage），第二類是交易所有權優勢（transactional ownership advantage）。資產優勢包括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優勢。前者是指企業在規模經濟、多樣化生產和對產品市場與原材料市場方麵的壟斷優勢，後者是指企業在技術專利、商標、生產工藝以及管理和營銷技能方麵的優勢。交易所有權優勢是指跨國公司能對其擁有的分布於不同國家的企業進行統一管理，從而實現所屬企業內部交易所形成的優勢。
內部化優勢是指公司自我開發和利用具有優勢的交易產權，而不是銷售或出租給其他企業，這樣可以使得企業擁有的一些無形資產如技術專利與工藝得到保護，提高或延長這些技術的使用租金或期限，從而可以克服外部市場不完善性，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這些資產，保證自己的壟斷優勢。
區位優勢是指公司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東道國必須具備的生產優勢，如自然資源以及運輸與開發成本、生產要素的稟賦狀況、地理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容量、規範度和發展潛力、經濟結構、基礎設施、曆史文化習俗、商業習慣、法律製度等，即我們常說的招商引資的硬條件和軟條件。
鄧寧認為，三種優勢是決定企業國際經營的必要條件。三種優勢的不同組合決定了企業不同的國際經營的模式（見表2-5）。國際技術轉讓僅是企業具有一些資產優勢，而無法利用內部化優勢，或者東道國沒有區位優勢時采用的模式。產品出口隻是利用了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是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的綜合利用。海外投資生產一則打破東道國的貿易壁壘；二則可以充分利用內部化的優勢，在東道國建立競爭優勢，阻止競爭對手的出現，或打擊已有的競爭對手；三則可以在自己的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情況下，利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在東道國重建比較優勢，延續自己的壟斷優勢，或可以規避母國的稅收和環境的限製；四則可以通過直接投資產生貿易創造的效應，帶動跨國公司向東道國出口一些中間產品或資本產品來實現生產。但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競爭和利潤。
表2-5 跨國經營模式及其對應的優勢
（3）出於競爭優勢的跨國生產理論
邁克爾 · 波特（Michael Porter）從企業的戰略管理角度出發指出，企業要想保持競爭優勢就必須有總成本低、差異化、專一化的特點。波特將他的理論延伸到國際競爭上，提出在國際競爭中，企業可以將活動延伸到幾個不同的地點，並借著全球性網絡協調，讓不同地點的活動產生潛在的競爭優勢，提高價值鏈的產出。所謂的“價值鏈”就是指，一個公司內的任何一種活動都對該公司最後的產品和服務產生價值，最終產品和服務隻是公司內各種活動和資源產生的價值總和。波特認為，跨國生產經營是在世界各地尋求最佳的資源配置地，形成一種最經濟的價值鏈的方式，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結構的再塑造、戰略聯盟、向國外采購零部件進行生產、獲得專利、特許技術甚至委托生產或服務等都是建立價值鏈的手段。這樣，波特的出於競爭優勢的跨國生產理論仍然是以利潤為根本的。
自主主義者應用了經濟學家對跨國生產出現和發展的解釋，把跨國生產的興起與存在看成某些影響貿易形成的外部環境的產物，但較少考慮到跨國生產背後的政治原因或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原因。而持現實主義觀點和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學者往往更注重這些原因。
2．現實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解釋
現實主義者對跨國生產出現與發展更多地是從促進國家權力影響和實力的角度來解釋的。現實主義者都承認上述經濟學關於跨國生產的原因，但他們更強調促進跨國生產發展的政治原因。現實主義者認為：盡管公司的跨國經營不一定是國家政策的產物，但它的成功與否離不開國家的作用，離不開國際政治的環境。國家間競爭的需要使得國家為跨國生產的發展提供了巨大便利，並使之服務於國家的利益，這成為推動跨國生產的原因。而和平的國際政治環境則是跨國生產進行的條件。
現實主義者認為：跨國的行為體和過程都是依賴於特定的國家關係模式，不論是16世紀的商業冒險者、19世紀的金融資本家，還是20世紀的跨國公司，這些跨國行為體能夠在世界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都是因為它們符合主要大國的利益；由於國家實力的興衰而出現政治環境的變化，跨國過程也會變化或完全停止。所以，跨國生產的發展不是平等夥伴之間競爭的結果，而是在支配性大國經濟的出現和影響下發展的。
現實主義者往往認為，跨國公司密切地和最終地依附於各自的母國，不論公司怎樣國際化，“但實際上仍深深地紮根於本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國曆史、文化和經濟體係的產物”。因此，公司的海外生產是國家發揮其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國家從中獲得重大經濟利益的基礎。
吉爾平認為，戰後世界經濟中，寡頭競爭以及工業技術的發展與擴散，成為貿易和全球生產的重大決定因素，也使得公司在戰略上把貿易與海外生產結合在一起，這“推動東道國與母國利用產業政策和其他一些政策，使這些強大的公司為各自認為的國家利益服務”。在寡頭競爭的國際市場上，如果本國的大企業不能迅速通過貿易或海外生產占領其他市場，成為某個產業國際市場的重要角色，就難以在國際市場立足，難以獲得壟斷市場下的重大經濟收益（詳見第三章《民族主義貿易理論》中有關戰略性貿易政策的介紹）。海外生產並出口是擴大規模，降低成本，獲得產業國際壟斷地位，提高本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實現技術外溢和抑製經濟競爭對手的戰略舉措。特別是在工業技術的發展與迅速擴散的條件下，如果不通過跨國生產的方式使本國企業占領海外市場，就很可能會喪失市場、壟斷優勢和競爭力。實質上，這把公司的競爭優勢與國家的實力競爭聯係起來。國家間的競爭推動了本國大公司的海外生產。因為，要使國家具有競爭力，就要在世界市場上使本國的大企業占有重要地位，積極推動本國企業國際化是應對寡頭壟斷和技術發展與擴散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時依附於母國的跨國公司也是國家發揮重要權力影響的手段。
斯特蘭奇和約翰 · 斯托普福德（John Stopford）在《競爭的國家、競爭的公司》一書更鮮明地提出：與過去相比，國家之間現在更多地是爭奪在領土上創造財富的手段，而不是占有更多的疆土；他們過去如果習慣於將權力作為致富的手段進行爭奪的話，那麼現在更多地是將財富作為謀取權力的手段來爭奪——更多地是爭奪能夠保障內部穩定和社會團結的權力，而不是進行海外征服或者防衛進攻的權力。這樣，國家的產業政策選擇和經濟管理效益已經開始作為影響資源分配的主要力量，超越了外交或國防政策的選擇。企業間新的全球競爭模式的出現影響到政府如何爭奪財富，貧弱的國家在這種全球公司競爭中處於相對劣勢。全球性公司競爭模式的變化促進了國家間、公司與國家三方外交中的討價還價。在這種三方外交的討價還價過程中，國家與企業的行政能力成為獲取經濟利益的重要的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要想在這種競爭中擺脫困境，必須進行改革開放。這裏作者強調的是：國家繁榮與穩定是新的形勢下國家競爭實力的體現；吸引跨國生產落戶於本國，並從中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是促進國家繁榮穩定的重要條件，為此國家進行政策變革是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獲勝的決定因素。這就是說國家繁榮穩定成為跨國生產得以興起與發展的原因。
另一方麵，現實主義把國際政治的環境視為跨國生產的重要條件，認為跨國經濟活動的作用與影響受製於既定的國際政治環境，和平或衝突的政治環境是跨國經濟活動能否進行的必要政治條件。沒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就不可能有跨國生產發展的條件。
因此，現實主義者把推動公司提升國家國際競爭力、發揮本國權力影響以及和平的國際政治環境作為跨國生產興起和發展的政治原因。
3．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解釋
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美國學者斯蒂芬 · 海默（Stephen Hymer）是最早對跨國公司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海默早在1960年其博士論文中就對跨國公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跨國公司之所以能通過直接投資進行海外擴張在於它的壟斷優勢。這些壟斷優勢有：生產技術、管理方式、營銷技巧與網絡等無形資產，以及寡頭企業所具有的生產規模優勢。這些優勢使得跨國公司可以到一些原本不具備競爭優勢的國家進行投資生產，從而達到控製當地生產、實現國際壟斷的目標。海默的這些研究成果為後來的一些跨國公司研究者所吸收，如上述提到的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以及沒有提到的金德爾伯格、哈裏 · 約翰遜等人都采納了海默的觀點。但是，由於當時海默的馬克思主義傾向，直到1976年他的博士論文才正式出版。
海默對公司海外擴張的最終動因是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分析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的市場競爭必然導致資本的集中，為了更大的積累，這些大公司必然利用其壟斷優勢來進行海外擴張，獲得海外的廉價勞動力，爭奪海外市場，贏得比國內生產更大的壟斷利潤，以消除國內的生產利潤相對下降的趨勢。因此，在海默看來，跨國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戰後的新發展，是資本本質屬性的必然要求，是追求剩餘價值、消除資本主義危機的手段。
羅伯特 · 考克斯對跨國生產的分析也遵循著類似的邏輯，把它視為資本屬性的必然要求。考克斯認為，跨國生產組織以其自身優勢利用了國際經濟中各國要素稟賦的差異，特別是勞動成本的差異，通過內化這些差異來最大限度地降低總生產成本——“通過把各種社會生產關係聯係在跨國生產組織內的等級結構中產生積累”——跨國生產組織關鍵的問題是通過高生產率不斷增加剩餘價值和降低生產成本。這一切有利於資本擺脫一係列政治經濟危機。因此，跨國生產的出現與發展是戰後特定的曆史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是資本追求剩餘價值最大化的結果，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範圍發展的新階段，是資本在全球範圍內複製其過去在民族國家所做的一切。
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把跨國生產的產生與發展的最終原因歸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求不斷地克服地理界限，最大限度地追求剩餘價值，這才是跨國生產形成發展的根本基礎。在他們看來自由主義者所說的經濟原因隻不過表象原因，現實主義所說的政治原因不過是跨國生產過程中具體的政治因素所起的反作用。
第二節 跨國生產與國家的互動
跨國生產作為一種全球範圍的新型生產組織方式，像曆史上所有的生產方式變革一樣，既帶來巨大的效率和機遇，也必然給傳統的生產組織方式帶來衝擊。在過去立足於國內生產的條件下，國家的對外經濟聯係主要是通過貿易的形式，國內生產通過對外貿易與外國發生經濟交往；在這種國際經濟交往中，國家可以發揮一種“堡壘”的作用，通過種種限製性的措施隔離外來的衝擊，保護生產，促進就業。但隨著生產全球化新浪潮的到來，國內生產越來越成為跨國生產的一部分，國家之間的經濟聯係更多地通過跨國生產及其相關的貿易形成。跨國生產形成的國際分工不同於過去國內生產形成的分工（見圖21與圖26的區別），這使得國家過去的“堡壘”作用變得複雜起來。要想促進國內生產就必須適應跨國生產，就必須與跨國生產相聯係，除非回到自給自足的狀態。然而，回到這種封閉的狀態，將失去與不斷擴大的全球市場相容性，也違反市場本身就有的不斷的地理擴張的特性。而市場經濟是目前最具效率的經濟組織形式，它是國家實現民富國強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沒有經濟的繁榮，就沒有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全。所以，選擇市場經濟就無法不與全球市場相融合，無法不連接跨國生產鏈。這樣，在跨國生產過程中，如何使本國的生產成為跨國生產的重要環節，猶如過去促進貿易的作用一樣，關乎國家的經濟增長、社會的穩定以及其他社會職能的履行。然而，在加入跨國生產的過程中，國家傳統的“堡壘”作用又變得“支離破碎”了。
國家“堡壘”的最高體現就是福利國家，它以促進生產、保障就業為最高目標，以高福利、高保障為社會穩定的條件。在過去國內生產組織方式條件下，兩者可以做到相對的統一和協調，但在目前的生產全球化狀態下，這兩者的關係變得複雜化了，因為國家麵對的已經不是完全是自主控製的企業，完全服務於本國經濟的生產。國家為促進國內經濟增長與就業的政策措施必須竭力吸引外來的生產投資，但同時要犧牲國家的福利和保障的社會政策，因為高福利、高保障增加了企業成本。稅收作為國家實現其職能的重要物質基礎同樣麵臨著複雜局麵：跨國企業可以帶來一定的稅收，但同時跨國公司內部交易或轉移價格可能使得稅收變得困難；高稅率還可能嚇退外來的投資者。而國家社會政策受侵蝕意味著福利國家的基礎受到了動搖。
福利國家是在國內生產組織形式條件下民族國家建設的最高階段。近代以來，國家建設經過了從自由主義的“放任”與“不為”到國家主義的“幹預”和“保障”的過程。國家逐步地對市場帶來的經濟社會的負麵影響負起了全麵責任，這也為民族國家奠定了合法性基礎。越是發達的國家，這種國家建設的成果越是得到體現。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是這種福利國家的典型代表，它引發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效法。然而，在跨國生產下，這種福利國家體製正在變得滯步不前，變得進退兩難。一方麵它必須承擔民族國家內在屬性施加給它的職能，另一方麵履行這些職能又影響其經濟增長。因此，目前傳統的民族國家正處於一種重新定位的狀態。它一方麵需要適應經濟全球化，另一方麵要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竭力避免其帶來的衝擊。這樣，跨國生產對國內政治有一點影響是肯定的，就是福利國家正在受到實質性的挑戰，國家建設正麵臨著一種轉型的狀態。是走新自由主義的道路，還是走一種英國前首相托尼 · 布萊爾和安東尼 · 吉登斯等人所倡導的“第三條道路”，或者通過實踐創造的新道路，還有待於人類的探索。
正是因為跨國生產給國家與社會帶來的雙重性影響，人們對它褒貶不一，毀譽參半，國家對它五味雜陳，喜憂參半。國家與社會既希望獲得跨國生產帶來的好處，又希望限製跨國生產產生的傷害。下麵具體談談跨國生產究竟給國家帶來怎樣的經濟政治影響。
一、跨國公司與母國的互動關係
跨國公司給母國的經濟政治既帶來利益又帶來挑戰。因此，跨國公司的母國不能不對此進行回應，以實現國家內在的職能。
1．跨國生產給母國帶來的經濟政治影響
本國公司的對外跨國經營與生產對母國產生的影響有下麵一些（見表2-6）。
表2-6 跨國公司給母國帶來的政治經濟影響簡表
第一，跨國生產有利於擴大本國公司在國際市場的份額，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本國某些產品的出口。公司跨國生產經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他國家的貿易壁壘限製了本國生產的產品的出口。通過直接投資、非股權投資形式進行當地化生產，有助於繞過這些貿易壁壘，克服貿易障礙，迅速占領當地市場，擴大本國公司的產品在當地的份額；而且通過跨國生產可能帶動相關的資本品、本國的核心技術產品甚至相關的零配件的出口，這在一定程度可能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就業。如果這種跨國生產利用了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則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生產的產品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這有助於本國公司的產品增強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擴大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
同時也必須看到，公司在跨國生產中擴大國際市場份額的同時，也輸出了就業，導致本國經濟的空心化，進而形成就業壓力。不過，就公司的海外經營導致國內失業的問題，也有人指出，失業在一定程度上是技術改進的結果。市場的競爭導致生產者不斷地提高生產技術，這必然導致結構性的失業，與跨國公司是否海外擴張沒有聯係。必須看到，雖然市場上的競爭迫使企業不斷地提高技術，但技術的改進而帶來的生產的標準化特別有利於企業把生產轉移於海外，因為標準化生產有利於雇用通過短期培訓就可以勝任的低技術工人，而不需要工資較高的高技能工人。因此，跨國生產是當今一些許多發達國家製造業空心化和失業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第二，本國公司的對外投資有利於本國經濟對一些戰略性資源如石油和一些礦產的穩定獲得，這有助於保證本國經濟的穩定運行。“自然資源導向型”跨國投資往往是投向能源、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充裕的國家和地區，旨在彌補本國在這些自然資源方麵的短缺，保證本國經濟能獲得這些資源的供應，確保本國經濟正常進行。比如中國的一些企業海外投資都具有這種“資源導向”的傾向，這對國家的經濟安全有著巨大的積極作用。
但也應認識到，跨國公司也會利用自己在國際某些自然資源市場上的地位，與一些國家或公司進行相互串通，緊縮生產，抬高價格，導致本國市場上的原料供應緊張，價格大幅上漲，對本國經濟的增長和國際收支產生不利的影響。如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在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減產和禁運產生的“石油衝擊”中，美國一些石油公司也推波助瀾，大撈一把，根本不顧本國的經濟利益，導致本國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的赤字。
第三，公司的對外投資產生的利潤彙回國內有助於本國的國際收支盈餘。跨國公司由於獨特的優勢在國外的投資一般都可以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率。這些利潤彙回國內，有利於改善本國的國際收支。另外，必須看到，現在的跨國公司大都是現代股份公司，它的資本除一部分由較大股東持有外，主要是由國內外眾多股東持有，這種“資本的人民化”和“國際化”的傾向，使得海外股東可以從跨國公司的巨額利潤中獲得收益，同時也可以促進更多的外來資本的注入，這對於改善本國的國際收支有著積極的影響。跨國公司的巨大利潤也有利於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如果沒有發生避稅的話），而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有利於改善國家財政，這對政府履行職能具有積極作用。最後，跨國生產帶來的廉價進口商品有助於母國控製通貨膨脹，減少生產成本。
然而，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本身也是本國國際收支的支出，有時會加劇本國國際收支的逆差。美國在20世紀50—60年代不斷增長的國際收支赤字，與美國公司不斷擴大的海外投資有著一定的關係。還必須看到，有些跨國公司在對外經營中，利用跨國經營的便利，不惜製造虛假的經營業績騙取投資者，例如，本世紀初卷入醜聞之中的西方大公司如安然、世界通訊、普旺迪、帕瑪拉特公司等，不僅沒有為投資者帶來利益，而且為國家經濟帶來負麵影響。2001—2002年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在一定程度上有美國一些公司海外賬目造假的因素。同時，跨國公司有時利用轉移價格，把利潤集中於稅收較低或無稅收的國家，造成了國家的稅收流失，這不僅給國家的經濟而且給國家的政府運行帶來了負麵影響。目前，跨國生產造成的國家稅收流失是許多國家共同麵臨的一個問題。稅收一直是國家主權的重要因素，讓 · 博丹的“主權六論”中稅收權就是國家主權之一。現在由於跨國生產帶來的稅收流失，國家這一傳統主權內容正在受到侵蝕。跨國生產對國家主權的另一個破壞作用在於它破壞國家的經濟管理能力。各國為留住資本競相進行政策的惡性競爭，導致國家在維護社會公平中的作用逐步弱化。
第四，跨國生產在本國經濟增長的條件下，不會產生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在經濟增長乏力或危機時期，會引發經濟民族主義和強烈的排外意識，容易造成國內政治的極端化傾向，導致一些極端政治勢力的抬頭。從近幾十年的曆史來看，西方一些極端右翼勢力的影響力總是在國家經濟處於低迷時期時增強，在一定程度上，這與跨國公司對本國經濟造成的負麵影響有關。
第五，西方的跨國公司把一些研發中心、管理中心和金融中心設在本國，而把生產重心或威脅轉移至國外，這造成了本國內部工人階級的分化。傳統的藍領工人的地位下降，白領階層地位不穩定，一批所謂的“金領”階層被培養起來，導致了工人階級的兩極分化與分裂，勞工階層反抗資方或與資方討價還價的能力大大削弱，這使西方國家工人階級通過近一個世紀鬥爭得來的權益正在喪失，整個社會的民主程度下降，不僅貧富兩極分化加劇，而且政治對立加劇，過去通過福利國家形成的階級妥協和社會契約逐步解體。
第六，跨國公司對外擴張有利於傳播本國的文化和本國的價值觀，塑造本國的國際形象。海外生產、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物美價廉或優良的產品，加上企業文化的熏陶，使當地的員工和其他當地人產生一種對跨國公司母國的崇敬感與向往感，由此不知不覺地產生了一些母國文化、價值觀、消費觀的接受者、宣傳者和崇拜者。但同時也必須看到，跨國企業在跨國生產活動中也在力爭適應東道國的文化，更多地借助當地的文化傳統來營造對自己有利的生產經營環境，甚至刻意地強調自己的非民族特征，避免被指控帶有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特征。
第七，在對外政策上，跨國公司具有促進國家對外政策目標的功能。通過鼓勵本國企業對外投資可以向盟友提供經濟上的幫助，使盟友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稅收、就業等諸多經濟上的好處，正如戰後初期美國在西歐所做的那樣。有時，政府可以將阻止或鼓勵投資的形式作為外交壓力或獎勵，迫使東道國政府在內政外交上改弦更張，實現對外政策的目標。可以說，跨國公司編織的經濟相互依存的網絡，有時成為其母國，特別是那些發達國家，實現對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但同時也必須看到，有時跨國公司也與母國政府的政策意願並不一致。它們不願意放棄豐厚的經濟利益來服務於本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有時甚至直接阻撓本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甚至變相資助敵國。如20世紀80年代，西歐與蘇聯簽訂了合約，由西歐國家向蘇聯提供資金和技術，建立從西伯利亞到西歐的天然氣管道，向西歐供應天然氣。雖然美國政府極力反對這一工程，擔心蘇聯與西歐建立密切的經濟聯係，幹擾西方對蘇政策，但美國公司在西歐的子公司並不理睬美國政府的警告，仍積極參與這一項目，這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美國對蘇聯的政策。1989年後，西方國家為了迫使中國政府尊重其聲稱的“人權”而對華實施製裁，正是由於跨國公司不願放棄中國龐大的市場，這一政策最後被迫不了了之。
在跨國生產的過程中，跨國公司破壞著母國傳統的生產組織方式，造成傳統生產方式下的企業和社會群體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痛苦和衝擊，同時又在建設一種新的跨國生產方式，凡是順應跨國生產方式的企業和社會群體都是受益者和擁護者。這實質是新的生產組織方式階級分化與重組的體現。例如，跨國公司管理層、大股東都是海外生產的獲益者，因為他們可以從海外經營得到更大的回報；固守傳統國內生產模式的企業，則可能麵臨跨國生產企業的強大的競爭壓力。傳統的藍領生產階層如果其生產工作與跨國生產密切聯係，如為跨國生產帶動的出口生產，則受益；反之，如果他們的工作能被海外低工資工人替代，則是受害者。從國家來說，控製跨國生產的企業，是保證國家經濟政治受益於跨國生產的重要條件。比如跨國公司對海外資源的控製能否有利於國家，這取決於國家能否有效地控製本國從事跨國生產的公司。企業海外經營的利潤能否彙回國內，收入能否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都與國家對跨國公司的控製能力有關。跨國公司能否成為國家政策的工具和戰略利益的促進者也與國家能否控製企業有關。而國家能否控製住跨國企業與國家間的政策競爭有著密切的關係，也與國家的體製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有一點必須肯定，跨國生產已經對母國造成了衝擊，因為國家仍然是建立在傳統的國內經濟基礎上的，而跨國生產正在侵蝕傳統的國內經濟基礎，必然對傳統的國家帶來衝擊。
2．母國對跨國公司的鼓勵與限製作用
由於跨國生產對母國既可能帶來利益，也可能帶來損害，國家千方百計地希望“趨利避害”：一方麵積極鼓勵企業走出去，為其帶來經濟與政治的利益，另一方麵采取各種措施防範和限製跨國生產的企業帶來的消極影響。這些鼓勵和限製措施大體如下（表2-7）。
表2-7 母國對跨國公司鼓勵與限製措施簡表
跨國公司一般而言離不開母國的支持與幫助。跨國公司對外擴張的基礎是內在的競爭優勢，不論是弗農的產品周期理論，還是跨國生產的綜合理論都認為，跨國生產的優勢都來自母國。在產品周期理論中，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基礎在於技術創新。在跨國生產的綜合理論中，公司的對外投資的優勢在於財產權優勢。可以說，母國國內的商業環境、產業政策、國家對教育科技的支持以及基礎設施投入都是跨國公司建立特定的優勢的基礎，這些基礎是海外擴張賴以實現的條件。越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越多的事實說明，正是因為發達國家內部的經濟體製、政策環境和教育科技的先進，培育了本國跨國公司海外擴張的內在優勢。
跨國公司海外擴張同樣離不開母國政府的支持。海外財產權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國外投資領域的準入（包括準入條件）和投資機會的獲取、國外享受公平的待遇、利潤自由彙出、稅收的優惠、東道國對國際商業規則的遵守等，都需要政府來“保駕護航”。當然，跨國公司在投資前與東道國政府的討價還價的能力也可以實現這些目標。但是，沒有母國政府強大的後盾，以及母國政府通過雙邊和多邊國際協議形成的保障，僅憑跨國公司的能力是不足以讓東道國完全遵守承諾的。因此，母國政府簽訂雙方或多邊的協定與條約是促使東道國保障跨國公司的權益，為跨國公司的投資提供便利，減少各種妨礙投資的壁壘與限製的重要基礎。
同時，母國政府也對本國企業跨國投資進行限製以防止其傷害本國經濟政治利益。政府可能對海外投資設立限製領域和限製地區。如禁止本國公司對海外進行某些領域的投資，以防止核心與敏感產業和技術過早的流失，對國內形成競爭；或禁止公司對一些國家與地區進行投資，以防止對敵國或潛在敵國的資助。例如，美國通過《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禁止本國跨國公司對伊朗、古巴這樣的國家進行投資，美國與歐盟至今仍在對華技術出口上設立種種限製，防止西方的技術被中國用於軍事目的，破壞其軍事優勢。母國政府還可以通過各種政策和法律措施加強對跨國公司的監管，對違反這些規定的公司進行法律與行政製裁。如美國的休斯公司曾被美國政府懷疑向中國提供衛星技術，被美國政府課以罰款。
母國政府還可以通過各種措施如稅收優惠，改善投資環境或某種產業政策等，吸引本國的跨國公司把核心技術、研發和管理、生產留在國內，鼓勵企業把海外生產的產品向第三國出口或在當地消費，防止對本國就業造成衝擊；另外，政府鼓勵企業把利潤更多地彙回國內，幫助企業向貿易壁壘較高的國家投資以擴大國際市場份額；或鼓勵企業海外投資於稀缺資源以及特殊戰略部門，以保障國家的經濟安全。同時，母國也會加強稅收與監管措施來防止跨國公司各種逃避稅收和監管的行為。另外，國家也希望通過各種雙邊和多邊的協議來防止國家間政策的惡性競爭導致本國生產的外流，影響本國的就業。
然而，國家對本國跨國生產的企業的種種限製麵臨著巨大的挑戰。市場的地理擴張性本能，促使著企業必須不斷地開拓世界市場，而他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又加強了這一內在的國際擴張動力。另外，來自東道國的種種優惠進一步刺激著這種市場的內在擴張動力和外在競爭壓力。這一切導致母國的限製措施受到企業與外部世界的共同抵製，其效果往往背離初衷。因此，在公司和國家間的競爭下，跨國公司衝破母國的限製的能力越來越強，而母國為其在世界市場的擴張提供的保障與服務則越來越多。
二、跨國公司與東道國的互動關係
今天的跨國公司東道國有發展中國家，但更多的是發達國家。可以說，目前大多數國家都在想方設法吸引著外來投資，促進本國的經濟增長。然而，過去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生產投資，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一度曾被說成是對當地民族經濟的侵害，或者資本的帝國主義式的剝削與控製。即使在發達國家的東道國也存在類似的擔憂與指責。法國人讓-雅克 · 蘇文-施萊貝爾（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曾在20世紀60年代末寫過一本名為《美國的挑戰》的書，書中就表達了當時的法國對美國跨國公司接管法國和西歐其他國家的經濟的疑慮。雖然今天這種對跨國公司投資的擔憂與批評之聲仍不絕於耳，但各國對跨國公司態度有了巨大的變化。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受調查的四分之三的外交官認為所有跨國公司都采取不利於發展的腐敗做法與政策。而現在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為了經濟的增長，都在研究如何利用跨國公司的資金、技術和市場營銷網絡來幫助自己抵消過去由國家借貸導致的失敗後果。國家對跨國公司態度的變化客觀上講，確實是因為跨國公司給東道國經濟發展帶來了積極的成分。如果跨國公司給東道國帶來的全是負麵作用，眾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跨國公司的態度不可能發生變化。
跨國公司給東道國究竟帶來怎樣的經濟政治影響，下麵結合跨國公司的批判者和支持者的聲音進行分析。
1．跨國公司給東道國帶來的經濟政治影響
批評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東道國）作用的聲音包括如下幾個方麵。
首先，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投資沒有帶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它們不是在促進東道國的工業化，而是把東道國作為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造成了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畸形發展，形成了雙元的經濟結構，扭曲了當地經濟發展的性質，加大了當地的貧富分化。有人甚至指出，跨國公司在當地的生產沒有與當地的經濟發展相結合，促進當地相關產業的發展，帶動當地的工業化水平，而是通過投資形成一種與當地產業沒有太多關聯的“飛地經濟”；有時甚至是通過投資，形成壟斷，提高當地生產者生產準入的門檻或給當地生產帶來強大的競爭壓力，阻礙當地的民族經濟發展。
第二，跨國公司不肯向東道國轉讓核心技術，或者以不合理的價格轉讓技術，或者對技術轉讓附加種種限製條件，通過控製核心技術，形成技術壟斷，從東道國拿走了生產中產生的大部分盈餘，這阻礙了東道國通過生產積累進一步地發展。有人甚至批評，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對知識產權的強烈保護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技術壟斷，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獲得技術進行發展的成本。
第三，跨國公司由於各種優勢能夠相對容易地在當地進行融資，這樣，在當地金融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形成了強烈的競爭，搶走了本來可以用於東道國民族經濟發展的資金；跨國公司把大部分的利潤彙回國內而不是用於當地生產，或者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價格轉移了大部分的經濟利潤，都影響了當地的發展所需的資本。所以，跨國公司通過融資能力、利潤彙出、轉移價格榨取發展中東道國的發展資金，就使本來就資金匱乏的發展中國家更加缺乏發展資金，並且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
第四，跨國公司通過高薪等方式挖走了東道國的大量人才，或者由於跨國公司的高薪政策提升了當地的人才價格，這對發展中的東道國家來說，無疑是加劇人才資源的競爭，使得本來就缺乏人才的東道國企業更加雪上加霜，削弱了當地企業的技術研發與管理改善的能力，加大了它們提高技術與管理水平的成本。
第五，批評者還指責跨國公司造成了東道國經濟上兩極分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他們認為在東道國，跨國公司的代理人以及相聯係的產業獲得了更多的收益，而那些受到跨國公司衝擊的民族產業以及農業則舉步維艱，這加劇了當地的經濟分化和收入差距。
第六，跨國公司為了在政治上保護在當地的投資，特別需要一個穩定的親跨國公司的政府，往往幹預當地的政治。過去為了防止當地出現左翼革命，西方跨國公司往往扶持一些右翼獨裁政權，顛覆民族主義左翼政權，破壞當地的民主變革，鎮壓當地的民主人士，如美英跨國公司20世紀50年代初都參與了推翻伊朗摩薩台政權的政變，美國公司在20世紀70年代卷入推翻智利阿連德政權的軍事政變，事後在兩國都扶持了右翼獨裁的親西方政權。而且，當地的右翼政府在跨國公司的撮合下，往往與國際資本勢力結成聯盟，形成共同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共的國際政治勢力。這樣在政治上，跨國公司造就了東道國政府對西方的依附。跨國公司反對者在這一方麵舉出的最多例子就是20世紀50—70年代的拉美軍人獨裁政權。近年來，跨國公司幹預當地政治的現象也時有發生，2009年英荷殼牌石油公司被指控1995年與尼日利亞政府合謀，“捏造證據”絞死肯 · 薩洛-維瓦（Ken Saro-Wiwa）和其他八名環保人士，被告上紐約法庭。此外，殼牌公司還被指控長期與軍事當局共謀，暴力鎮壓當地人的和平抗議活動。
最後，批評者還指出，隨著跨國公司的進入，發展中國家往往出現一種依附性的文化和消費習慣。東道國在引入外來投資的同時，也引入西方頹廢文化和消費主義，造成人們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跨國公司的名牌消費品，奢靡享樂之風彌漫整個社會。這樣，整個國家資源在一種畸形消費中被大量浪費，民族經濟在這種崇洋文化中舉步維艱。因此，跨國公司造就了一種不利於民族發展和振興的依附性的社會文化。
近年來，一些反全球化人士進一步發展了對跨國公司的批評。
批評之一是，跨國公司利用發展中東道國急於獲得投資發展經濟的需求，把國內汙染的企業搬到了發展中國家，進行環境汙染輸出，破壞了當地的環境，甚至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環境汙染事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20世紀80年代在印度發生的博帕爾事件。1986年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爾的子公司毒氣外泄造成了眾多當地人員傷亡，至今仍有許多受害者沒有得到相應的賠償。
批評之二是，跨國公司為了獲得當地政府對其生產經營的支持以及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或為了利潤的需要，往往對當地政府侵犯人權視而不見，甚至在國際上或者在母國極力為這些政府辯護，阻礙了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
批評之三是，跨國公司加劇了對窮困國家及其工人的剝削。跨國公司為了利潤，在發展中國家製造一些血汗工廠，在極其惡劣的生產環境下迫使工人進行超強度的勞動，甚至不惜雇傭童工。
客觀地說，對跨國公司的這些批評與指責並不是沒有道理、沒有事實依據的。這都是跨國生產對東道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東道國，帶來的經濟政治的消極影響。但是，隨著跨國生產的全球發展，為跨國公司辯護的聲音也在高漲。這種辯護是完全與上述的批評與指責聲相對應的（兩者比較見表2-8）。
表2-8 跨國公司給東道國帶來的政治經濟影響
跨國公司的辯護者認為，跨國公司給當地帶來就業，增加稅收；跨國公司通過合資或合營可以使當地企業與國外市場建立聯係，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聯係性發展，迅速提高本地經濟的發展檔次；外來的競爭可以提高本地企業的競爭能力，從長遠看可以提升本國經濟的素質，有利於本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有人甚至說，隻有“與狼共舞”，才能培養出有競爭力的企業。
東道國通過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迅速趕上國際先進水平，實現本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因為發展中國家技術研發能力低下，開發這些技術存在著人才與資金的嚴重缺乏，引進技術是實現工業化的比較快的途徑。即使是勞動密集型的技術引進，對一般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也是一種增加就業的方式。跨國公司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為了保護創新，有利於促進人類的長遠利益。
外資的進入有助於東道國的國際收支改善和當地資本市場效率的提高。外來資本的進入本身就改善了國際收支，國際收支的改善有利於進一步吸引外來資本，從而使國家從海外獲得發展資金；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融資有助於提高當地資金的利用率，因為跨國公司有先進的技術和國際銷售網絡，信貸的安全性遠遠大於投資於本國企業。
跨國公司的進入增加了對人才的需求，也加劇了人才的競爭，這為東道國的教育發展和改革提供了契機；跨國公司雇傭當地人才也是為東道國培養人才，跨國公司在技術、管理上的先進之處也為東道國提供了學習便利，有助於東道國的學習模仿。同時，跨國公司的出現和對人才需求的加劇，也可以促進東道國重視人才，更好地利用人才，改變過去傳統的用人之道。總之，跨國公司是在促進東道國的人才培養與使用。
為跨國公司進行辯護的人還指出，跨國公司隻是為了利潤在東道國進行投資，並不涉及政治，跨國公司也在一些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進行投資生產，這種投資生產促進了經濟增長，有利於共產黨政府的執政。跨國公司與社會主義政府的合作不能說成是與當地的反動政府結成國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聯盟。他們甚至說，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投資有利於當地民主與法治的建設。跨國公司需要一個穩定的可預見的商業環境，就會要求當地政府尊重法製，依法辦事，這對於東道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
跨國公司的辯護者否認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建立“血汗工廠”，殘酷剝削當地工人。他們認為，跨國公司付給當地工人的工資高於當地的平均工資或以前的工資水準，而且由此帶動當地整體的工資水平；跨國公司的一些合資、合營或代工企業雇用童工，不是跨國公司自己所為，而是當地代工企業的所為。另外，他們強調，跨國公司對當地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有利於當地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跨國公司的辯護者強烈反對跨國公司是造成當地兩極分化的根源的觀點，認為東道國的貧富兩極分化是當地政府的政策失誤造成的，與跨國公司無關。
此外，跨國公司的支持者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不僅不對當地的文化產生負麵作用，而且產生了積極作用。他們說，跨國公司帶來了競爭與效率意識，這衝擊了當地傳統的保守文化，為落後的國家實現現代化帶來一種文化氛圍。另外，他們否認外國消費的模式隻適用於少數人，並不對整個民族的消費產生影響。他們認為這種消費模式對當地產生重要影響利大於弊，因為這種消費模式不同於當地傳統的自給自足式的消費，它有利於刺激生產，帶動經濟的發展。
跨國公司還否認自己破壞了當地環境，認為良好的環境也是它們進行投資時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特別是一些技術水平較高的產業對環境的要求也較高，這對當地改善環境是一種促進，而非破壞。當地環境的破壞與跨國公司無關，更多的是當地政府政策或執法不當所致。
這些對跨國公司的辯護一定程度也反映了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經濟政治產生的積極作用。正是這種積極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目前各國努力地吸引外來投資。
從上述的批評與辯護中，大體可以發現：跨國公司為東道國帶來了經濟增長的機會、技術進步可能、就業與稅收增加可能、更社會化生產或者更大的市場聯係的前景；同時，跨國公司也給民族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經濟依附的可能、政治屈從的可能、文化迷失的可能……並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市場經濟可能導致一些問題，如在當地造成社會與經濟分化。凡是與跨國生產組織方式相結合的當地生產與經濟部門（包括其中的各種社會群體）都得到一定的發展機會，凡是與這一生產組織方式相違背的當地生產與經濟部門都受到了一定的衝擊。同曆史上資本主義每一次進入帶來的衝擊一樣，東道國傳統的生產方式及社會結構都要經曆重大的撞擊，在進步中付出重大代價。正像馬克思談及英國把資本主義輸入印度那樣，“隻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那樣，隻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目前全球化生產也是一樣，隻有改變資本主義跨國生產的性質，這種更社會化的生產才可能不會“像可怕的異教神那樣，隻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當然，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是跨國生產的東道國，甚至像美國這樣最發達的國家也有許多跨國公司在此投資生產。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產生的影響與在發展中東道國產生的影響並不相同。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東道國其國家控製能力有限，受負麵影響的深度與廣度必然更大一些。發達國家在與外國的跨國公司打交道時，無疑較發展中國家更有討價還價的力量，因為它的市場吸引力、國家管理能力、對外國投資的選擇度等都遠遠強於發展中國家。
2．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鼓勵與限製措施
由於跨國生產對東道國經濟政治帶來的雙重影響，麵對這種跨國生產帶來的市場與國家的新矛盾，東道國必然希望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規範跨國生產，“趨利避害”，一方麵鼓勵跨國生產落戶於本國，另一方麵限製跨國生產帶來的種種弊端，使之服務於國家的利益。下麵依據一些東道國曾經對跨國公司采取的政策措施，歸納一下東道國在鼓勵和限製跨國公司中發揮的作用（見表2-9）。
表2-9 東道國對跨國公司采取的措施簡表
有的東道國通過各種稅收或準入政策措施鼓勵跨國公司與本國企業的合資、合營，以此來加強跨國企業與本國企業的利益聯係，帶動本國的就業和經濟的發展。
許多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投資進行產業準入限製，限製其在一些敏感產業的投資，保證國家對一些重要產業的絕對控製和國家安全。另外，國家還可以對跨國公司投資施加本地化零配件生產的比例要求，由此促進本國就業和經濟。
東道國通過提高教育水平、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整治環境、加強法治，營造良好的軟環境，吸引外來投資。因為高素質的勞動力、良好的基礎設施、優美的自然環境、相對健全的法製，都是吸引外來投資的重要因素。如東道國政府普遍立法保障外來投資者的資產一般條件下不被國有化，特殊條件下國有化將得到充分補償，這是吸引外來投資的重要的法律基礎。
東道國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和具體情況，對一些高技術產業或勞動密集型技術的產業的進入區別對待，加以政策鼓勵，如減免稅收。高技術可以提高本國技術水平，這對技術水平落後的國家有一定的幫助；勞動密集型技術可以提高就業率，這對人口相對龐大的國家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相反一些東道國根據本國情況，對某些類型的產業加以限製，防止其破壞國家的就業與經濟，破壞環境，損壞國家的政治體製與文化。另外，國家對關係其經濟命脈的某些服務業如金融業、通信業的外國企業進入加以一定的限製，防止其操縱自己的經濟。
一些東道國通過稅收、開放市場、放寬外彙管製、提供融資渠道等措施要求跨國公司轉讓技術；通過對外來投資施加某些出口比例要求，來減少跨國公司給當地企業造成的競爭壓力。
許多東道國通過設立開發區或自由貿易區來吸引外來投資，通過建立一些特別的服務設施來改善外來投資者的生活。同時，在吸引投資的過程中，東道國往往采取多家引進方式，讓跨國公司相互競爭，以最少代價獲得最佳的投資效果，並防止壟斷。
一些東道國還通過立法來要求跨國公司設立工會，讓勞資雙方在法律框架下協商工資和其他勞動或社會保障關係，防止跨國公司過度剝削勞工；也通過立法，禁止跨國公司參與本國的政治生活，幹涉本國的內政或破壞本國的風俗習慣。
但必須認識到，由於目前為了吸引外來投資，國家間經常進行政策“逐底”競爭，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沒有多大的對跨國公司的討價還價的能力，因此，往往無法過多地限製跨國公司，而是讓跨國公司獲得較豐厚的投資條件。相反，發達國家在這一方麵則具有較強的能力，國家對跨國公司的特殊優惠較少，但總體上也存在著鼓勵多於限製的傾向。
因此，東道國在麵對跨國生產這種新型生產組織方式時，體現出一種“愛恨交加”的情緒，一方麵希望利用跨國生產促進其經濟發展，一方麵竭力希望避免跨國生產給其政府職能帶來挑戰。跨國生產使得國家發展資源國際化，又讓國家無法完全操控這些資源，國家隻有更多地通過種種鼓勵措施來獲得這些資源。但是由於國家間的政策競爭讓跨國公司有了更大的討價還價的餘地，因此，東道國和母國一樣，在跨國生產麵前更多地表現為無能為力，屈從於跨國公司，越是相對發展落後東道國越是如此。
三、跨國生產的全球治理
由於跨國公司給國家帶來的一些負麵作用，不論是母國還是東道國，總是希望“趨利避害”。但在整個世界都在為吸引外來投資進行“逐底”競爭的情況下，國家單方麵的努力往往是勢單力薄的，難以奏效的。隻有國際合作，各國共同規範跨國生產行為，才可能使跨國生產的負麵作用受到一定的控製，承擔所謂的“公司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在國際範圍內建立規範跨國公司的製度的努力自20世紀中後期以來一直沒有中斷，但至今沒有很大起色，各國仍在各行其是，甚至相互拆台，可以說，至今沒有有效的規範跨國公司的國際製度。規範跨國公司主要還是依靠國家與跨國公司間的討價還價，取決於國家的能力。相反，各國競相放鬆對跨國公司的管製，而且在全球經濟治理上有相應的國際製度要求國家促進投資自由化。這種有利於跨國生產的國際治理結構說明，在目前全球生產過程中，跨國公司的勢力在主導著國際治理結構，而民族國家在規範跨國資本的治理過程中處於下風。下麵通過考察國際努力的進程，認識跨國生產的全球治理。
1．早期一些國際組織的努力
從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聯合國和一些國際組織曾經試圖對跨國公司進行規範，但是這種嚐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效。
最早做出這種嚐試的是安第斯條約組織。1971年由秘魯、哥倫比亞、智利、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六國組成的安第斯條約組織通過一個名為《關於外國資本、商標、專利權、許可證和版稅共同處理製度》的決議，規定：在15—20年內把外商擁有全部股權的跨國公司子公司變為東道國至少擁有50%的合營公司；跨國公司每年彙出的利潤不得超過投資額的40%；不準外資進入金融、保險、商業等部門及插手新聞廣播領域；禁止技術轉讓中的限製性條款；禁止外資企業使用東道國銀行的中長期貸款；等等。這是發展中國家第一次集體對跨國公司進行規範的嚐試。這種集體嚐試發生在拉美，與拉美長期以來受跨國公司的負麵影響有較大關係，但這種嚐試最後以失敗告終，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阻撓。如智利先是由於阿連德上台宣布實行激進的國有化政策而退出這一組織，後來阿連德政府在軍人政變中被顛覆，親西方的軍人政府上台後，對跨國公司采取了開放的政策，放寬了跨國公司彙出利潤的限製。另外，當時一些親西方的拉美國家軍人政權實行對外資開放的政策，如巴西、烏拉圭、阿根廷（庇隆政府倒台後為軍人政府），這對堅持這一規定的國家形成了壓力。1976年安第斯條約組織修改了這一章程，放寬了對跨國公司的許多限製，如允許進入某些產業和彙出利潤，在當地融資（長期貸款），等等。到了80年代，整個世界出現市場化改革浪潮後，各國普遍實行開放政策，強調自由市場成為世界主流，特別是在拉美債務危機後，這一章程與“華盛頓共識”格格不入。拉美許多國家進行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後，就基本上沒有執行這一製度。
隨著20世紀60年末和70年代發展中國家謀求變革國際經濟秩序運動的興起，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組織如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開始試圖改革國際經濟治理以規範跨國公司。1973年第四次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通過的《經濟宣言》和《經濟合作行動綱領》,1976年第五次首腦會議通過的《經濟宣言》和《不結盟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行動綱領》都涉及規範跨國公司行為的問題。77國集團在尋求改革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聲明中也提及要對跨國公司進行規範。1974年4月，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通過由該集團起草的《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其中涉及了發展中國家要求對在其國內經營的跨國公司具有控製權，以期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這反映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限製跨國公司負麵影響的願望。但隨著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77國集團的這些努力也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
由於發展中國家改革新國際經濟秩序的要求，以及跨國公司對發達國家同樣產生一定的負麵影響，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也提出了一些規範跨國公司行為的聲明作為集體回應。1976年作為富國俱樂部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 [OECD]）在巴黎發表過一個《關於國際投資和多國企業的宣言》作為反映發達國家對跨國公司國際管理製度的“指導性方針”。在這個宣言中，發達國家強調，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投資具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並要求東道國給予跨國公司子公司國民待遇，改善外來投資的環境，同時也提出一些規範跨國公司行為的建議，如：定期公布公司重要的財務和經營狀況；遵守勞動條件和勞工法規，防止就業歧視；禁止利用自身的產權優勢進行壟斷；在信貸過程中考慮有關國家的國際收支和財務狀況；提供有關征稅用的充分資料，以防止逃稅；在有利於有關國家科技發展的目標下，允許技術迅速擴散；等等。這些規範性建議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發達國家要限製跨國公司給其帶來的負麵影響的考慮。由於這一宣言隻是要求跨國公司在自願的基礎上遵守有關的建議，並且聲稱各國在執行這一指導性文件過程中存在爭議時應相互協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強製力。這一宣言還給了跨國公司和有關國家執行有關規範的自由裁量權，因而沒有形成這一領域的國際法基礎。但是，由於當時有23個國家表示自願執行這一宣言，因此這一宣言成為國際上迄今為止最有影響的規範跨國公司行為的最初國際文件之一。然而，這種約束隻是通過有關國家的內部法律和能力來發揮作用，不具有國際規範的作用。
2．聯合國係統的努力
在1974年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後，聯合國開始嚐試建立一個具有普遍規範作用的管理跨國公司的國際製度。但這種努力由於發達國家的反對至今沒有實質性的成果。
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下的國際投資和跨國公司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是聯合國負責製定跨國公司行為國際規範的最主要機構。它的前身是聯合國跨國公司委員會（U. N. Commission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聯合國跨國公司委員會成立於1974年，是經社理事會的輔助機構。1994年經社理事會同意該委員會轉為聯合國貿發會議貿易和發展理事會的輔助機構，並改名為聯合國國際投資和跨國公司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宗旨和任務是：研究跨國公司的定義、任務及其對政治、經濟和社會諸方麵所產生的影響；協助審查關於跨國公司具體問題的可行性措施或協議，並研究擬定共同協議的可能性；向聯大呈交關於自身行為活動的報告或有關建議；召開各類會議，研究跨國公司在實踐活動中所產生的矛盾和問題；製定跨國公司的行為守則，即不可侵犯他國選擇自己經濟和社會發展途徑的權利，不可侵犯東道國擁有自己領土上的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的權利，不可踐踏當地政府的社會經濟發展計劃、法律製度和社會經濟製度等。但是，這一機構的工作至今為止沒有取得多大的實質性成效。早在1975年，這一機構下屬的“跨國公司中心”就開始研究製定跨國公司行為守則，以圖建立一個規範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行為的國際性製度。1977年該中心拿出草案，並交各國磋商，但1983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沒有通過這一草案。1985年這一中心的有關專家綜合各方意見，再次提出草案，但也沒有獲得通過。之後，這項工作不了了之。這項工作之所以流產，關鍵是發達國家對此不積極，強調平衡跨國公司與東道國的利益，反對有“約束力”的行為守則。
盡管20世紀70—80年代聯合國嚐試建立對跨國公司進行規範的國際製度流產了，但是聯合國呼籲規範跨國公司的努力一直沒有中斷。世紀之交，聯合國提出兩項與規範跨國公司行為有關的倡議，包括“全球蘇利文原則”（The 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s）和全球協議。
“全球蘇利文原則”由非裔美國傳教士裏昂 · 蘇利文（Leon Sullivan）於1977年倡導，當時是針對南非的種族隔離製度，要求在南非的跨國公司抵製南非政府的種族歧視政策，在工作場所內外遵守平等地對待不同膚色的工人的準則。1999年聯合國秘書長科菲 · 安南（Kofi Annan）與蘇利文一起再次倡導跨國公司遵守一定的社會責任和道義準則，並擴大了最初“蘇利文原則”的範圍，呼籲跨國企業應遵從法律和承擔相應責任，並將有關原則長期性地整合到企業內部的經營策略，包括公司的政策、程序、訓練及內部報告製度之中，以便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及諒解，提升文明水平與維護世界和平。“蘇利文原則”主要有9條：（1）維護全球人權（特別是員工）、社區、團體、商業夥伴；（2）員工均有平等機會，不分膚色、種族、性別、年齡、族群及宗教信仰，禁止剝削兒童、生理懲罰、淩虐女性、強迫性勞役及其他形式的虐待事項；（3）尊重員工結社的意願；（4）除了基本需求，更要提升員工的技術及能力，提高他們的社會及經濟地位；（5）建立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場所，維護人體健康，保護環境，提倡永續發展；（6）提倡公平交易，如尊重知識產權，杜絕賄金；（7）通過教育、文化、經濟及社會活動，參與政府及社區活動以提升這些社區的生活質量，並給予社會不幸人士訓練及工作機會；（8）將原則完全融合到企業各種營運層麵；（9）實施透明化，並向外提供信息。
全球倡議是2000年7月由科菲 · 安南秘書長發起的全球運動，旨在要求行業領先的企業積極投入保護人權、提高勞動標準、保護環境和反對行賄的行動。按照協議，企業將和聯合國各部門、國際勞工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相關各方進行合作，建立起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經濟環境。
但是，聯合國的這兩項倡議都不具有國際法的效力，隻能依賴於跨國公司的自願遵守。
除了聯合國本身外，聯合國係統內的一些機構在其一係列製度中逐步提出一些規範跨國公司行為的條款，如世界人權組織（包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的人權規範條款、裏約熱內盧全球環境峰會中涉及環保內容的條款、國際勞工組織中有關勞工規範的條款、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有關禁止童工的規範……然而，這些條款都沒有強製力，完全依賴於有關國家和跨國公司的自願執行。
從上世紀90年代起，由於跨國生產的迅猛發展，跨國公司對發達國家政治經濟的負麵影響愈加突出。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和產業轉移以及由此帶來的廉價進口，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這些國家相關的勞工組織和機構要求限製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的呼聲日益高漲。為減輕政治壓力，發達國家試圖利用國際組織來形成在人權、環保、勞工、兒童權利等方麵的共同國際規範，以此來限製跨國公司行為。這就在這一時期，聯合國係統的一些機構在發達國家的倡導下進行了一些規範跨國公司的努力。
3．其他國際組織的努力
一些國際性專業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也在這一時期加入了這一行列，開始注意強調企業跨國行為中的共同準則、社會影響和責任問題，以減少跨國生產對有關國家的負麵影響。
國際商會聯合會在其涉及企業的行為準則中，國際標準化組織關於管理和環境管理的標準中，都強調跨國公司應該促進和維護當地的人權、環境、勞動者的工作條件和工作報酬等。還有一些非政府組織也在積極呼籲企業經營遵守“社會責任”，並提出一些“社會責任”的國際共同標準，希望推動各國立法建立一種全球性的規範公司行為的體係。這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經濟優先權委員會（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Agency, CEPAA）。這一組織希望通過三個方麵的努力在全球範圍內建立一個共同的“公司社會責任”體製：一是建立企業認證的國際化“公司社會責任”標準，二是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規章中規定企業的社會責任，三是在各國國內立法中規定企業的社會責任。
目前企業認證的國際化“公司社會責任”標準就是所謂的社會責任8000（SA8000），這是目前在世界範圍內最有影響的國際企業道德規範。雖然過去一些國際組織曾使用過公司的“社會責任”的概念，但這一概念一直存在爭議。為了使這一概念統一，一些國際認證公司和非政府組織進行了厘清標準的工作。社會責任8000就是這一工作的產物。它的提出源於瑞士通用認證公司（SGS Yarsley LCS）國際認證部執行董事意塞（Reg Easy）和美體國際公司（Body Shop）社會審核部高級經理威拉（David Wheeler）的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他們提出製定一個便於第三方認證的社會責任標準。後來，瑞士通用認證公司（SGS）積極支持並讚助製定這一標準。1996年6月，SGS主持了製定社會責任標準的首次會議，來自美國和歐洲一些公司和非政府組織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一致同意製定一個可用於審核的社會責任國際標準。1997年初經濟優先權委員會成立了下屬的認證委員會，負責製定該標準和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指南6-2（質量體係評估和認證機構的基本要求）來評估認可認證機構。該委員會在紐約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標準草案，最初名為 SA2000，最終定名為 SA8000社會責任國際標準，並在1997年10月公布。2001年經濟優先權委員會認證委員會更名為社會責任國際（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簡稱SAL）。SAL谘詢委員會成立時有28個成員，負責起草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它由來自11個國家的20個大型商業機構、非政府組織、工會、人權及兒童組織、學術團體、會計師事務所及認證機構組成。2001年12月12日，SAL 發表了 SA8000標準第一個修改版，即“SA8000:2001”。
根據SA8000標準2001版本的條款，公司應該遵守國家和其他適用的法律、公司簽署的其他規章和本標準。當國家和其他適用的法律、公司簽署的規章與本標準所規範的議題相同時，應該采用其中最嚴格的條款；同時這一標準還包含國際勞工組織（ILO）公約、《世界人權宣言》、《兒童權利公約》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有關內容。這一標準的主要內容包括童工、強迫勞動、安全衛生、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歧視、懲罰性措施、工作時間、工資報酬及管理體係等9個部分（內容見下表2-10）。
表2-10 SA8000主要9項內容
在推動SA8 0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章程和有關國家的立法上，發展並不平衡。在一些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有關章程中或多或少也可以看到這一標準的影子，如在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有關章程中，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區域一體化組織（東盟）也開始引進這一標準。但在執行上，都存在著商業集團設置的重重阻力。美國、歐盟等國在其國內立法中不同程度地借鑒了這一標準，如美國的《薩班斯-奧克利斯法》（Sarbanes-Oxley Act），但實際的效果如何仍取決於各國執行這些規章與法律的效果。如美國政府開始對 SA8000十分積極，要求對美國供貨的企業應該符合這一標準，但後來實際上並沒有很好執行。
應該承認，國際社會在規範跨國公司的國際治理上是做了一定努力的，這種努力對跨國公司的行為至少有一定的道義影響力，但整體上成效不彰，缺乏有效的製約力，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發達國家在許多情況下對規範跨國公司采取一種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麵希望通過要求東道國采取共同的規範措施，減輕其國內經濟、政治壓力，限製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因此遭到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同程度的抵製與反對，同時，也遭到許多跨國公司的抵製和反對；另一方麵，又不願自己做出實質性的努力對本國的跨國公司進行規範，更多地是進行道義上的呼籲，提出屬於自願接受的倡議，沒有實質性約束力。其次，在全球經濟化與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整個世界無法形成強有力規範跨國公司的國際製度，因為它與自由放任的經濟哲學的核心內容——自由市場與自由企業製度——是相背離的，不符合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倡導的國際自由經濟體製。所以，對跨國公司的規範仍然是由國家與跨國公司之間的討價還價來決定的。可以說，在對跨國公司的規範上，國際規範作用缺失，國家的不作為作用更大。一個西方學者對跨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所做的調查與研究可以表明這一點。
這一研究對2002年《財富》全球500強中的100家公司進行了調查。研究者從調查結果中發現：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相伴，已出現了公司道德觀念（這主要體現在公司的行為準則的內容中）的全球化；公司的價值觀（主要指的是社會責任）確實在它們的準則中得到了體現，但這些價值觀中，有一些是含混不清和未被具體說明的，其他則不盡相同。除了那些純粹的浮華辭藻，所有準則的共同之處在於，公司在決定將什麼內容納於其中時，國家內的要求比全球性的要求更有約束力。總而言之，受調查的公司所聲稱信奉的價值觀有著鮮明的國家特性，“不管是受到國家的文化、製度還是醜聞的驅動，一家公司將特定的因素納入其準則，與全球性的宣言、協定或公約關係甚微。相反，在傾向上，全球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仍然與國內因素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
這一調查研究恰好說明：在整個世界範圍內，對跨國公司的國際管理製度還處於非常稚嫩的階段。國際上各種關於規範跨國公司行為的標準、協議、原則、指導方針等都不具有實質性的約束規範力。對跨國公司的管理主體仍然是國家，管理的效果取決於國家的能力。
與規範跨國公司行為的國際製度沒有實質性成果相反，在促進跨國生產投資的國際製度建設上卻有了長足的發展。由於各國普遍的對外開放，由於國際貿易越來越自由化，目前跨國公司在世界範圍內所受到的限製與過去相比是越來越少的，它們受到的保護卻逐步加強。在國際貿易體製中，WTO 一直在致力於減少國家對與貿易有關的國際投資的限製，並通過加強知識產權協定來保護跨國公司的利益。如 WTO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TRIMs）中就禁止有關成員對與貨物貿易有關的投資進行如下措施：
（1）禁止要求企業購買或使用當地生產的或來自當地的產品；
（2）禁止限製企業購買或使用進口產品的數量，並把這一數量與該企業出口當地產品的數量或價值相聯係；
（3）禁止對企業進口用於當地生產或與當地生產相關的產品，進行外彙限製；
（4）禁止限製企業出口產品或為出口而銷售產品。
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對國家的製約，有助於便利跨國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促進目前在世界範圍內的跨國生產向著自由化方向發展的。更重要的是，由 WTO 建立起來的促進投資與保護知識產權的製度都具有強有力的約束力，得到了有關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積極維護。
第三節 跨國生產與國際關係
不同的生產組織方式帶給國際關係不同的影響。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資本主義民族壟斷下的生產組織方式帶來的是資本主義大國的對外擴張和對不發達民族的殖民統治，帶來的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戰爭。因為資本主義國內生產需要廣闊的市場和大量的原料以保證再生產的延續。這種國際衝突的經濟根源今天還存在嗎？這是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學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跨國生產不同於以民族境界為主的生產組織方式，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不是基於國內的國際貿易而是基於跨國生產鏈及其貿易。這個生產鏈的主體是跨國公司，特別是西方壟斷資本控製的跨國公司。它們現在成為全球市場中的寡頭公司。它們之間的競爭是什麼樣的競爭？它們在國際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這都成為跨國生產下國際和平與衝突的經濟基礎。
一、跨國生產與國際和平的理論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三大學派中，自由主義學派是跨國生產國際和平論的堅定支持者，它堅守著國際經濟交往帶來和平的傳統。而一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也認為，在跨國生產這樣新型國際生產組織方式下，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失去了經濟基礎，跨國資本已經把各國資本整合起來，正在形成一個世界性資本帝國，這個帝國已經使各資本主義大國喪失了爭奪市場的經濟動力，資本帝國不需要分割世界市場，而是需要對世界共同的控製。這種條件下，隻有世界資本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統治與戰爭，而不太可能有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戰爭。
1．自由主義的國際和平觀
自由主義者相信主流經濟學的觀點：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技術等）的國際轉移在經濟上產生的效果，與商品的國際流動所產生的結果是相同的。這樣它們相信，跨國生產帶來的國際政治影響與自由貿易是一樣的。既然“和平是貿易的天然成果”，那麼“和平也是跨國生產的天然結果”。因為資本的國際自由流動可以為各國帶來共同的經濟益處，就像自由貿易能給各國帶來經濟福利一樣，因此，跨國投資活動也可以促進國家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帶來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如高托姆 · 森（Gautam Sen）認為，各國和跨國公司合作生產，形成了一個互利紐帶，它有利於抵消或緩解各國因經濟不平衡發展而引起的經濟衝突。如果衰落中國家的公司能夠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繼續成為工業生產者，它們就不大會反對新工業國的興起，跨國公司及其政治上的盟國將保衛自由世界經濟和反對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擁護者托馬斯 · 弗裏德曼更是直接地說，“當國家經濟建設和未來發展與全球一體化、全球貿易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時，是否與鄰國動武，這個國家就會三思而行”，因為生產鏈連接著彼此，戰爭意味著失去生產供應鏈中的位置。
當今經濟學中的關於跨國生產的解釋似乎為這種和平觀提供了依據。從弗農的產品周期理論解釋的跨國生產原因可以看出，跨國生產使得產品各階段生產國都獲得了經濟增長的機會，帶來稅收、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各種要素的充分利用；各國都能從跨國生產過程中享有技術創新產生的經濟利益。從鄧寧綜合生產理論中可以看到，公司的跨國生產充分發揮了財產權的優勢，獲得保障的財產權帶來最大的收益，而有關東道國從中獲得了經濟增長、就業的機會，百姓獲得了廉價的商品。從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中，可以發現跨國生產鏈聯係著各國，帶動各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因為生產的環節或“價值鏈”聯係著各國。總之，在自由主義眼中，跨國生產帶來是各國經濟更密切的聯係，彼此“一榮俱榮、一毀俱毀”的狀態；這種狀態下，國家之間經濟利益成為彼此和平與合作的基礎。所以，自由主義秉承其一貫的傳統，認為國家間緊密的經濟聯係及其經濟收益是消除國家權力競爭關係的重要因素，是促使合作的重要基礎。跨國生產比過去立足於國內生產形成的貿易聯係更緊密地把國家聯係起來，建立了更為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因此，和平是跨國生產的必然結果。
有人甚至認為，跨國公司已經變得沒有國籍，是國際舞台獨立的行為體，它正在改造傳統的國際政治權力競爭的狀態，使得國家爭奪經濟相對收益動因變得無足輕重。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在其《沒有疆界的世界》等著述中就表達了這樣觀點。他認為：跨國公司正在變成國際舞台上越來越強大的獨立行為體，它正在與民族國家一比高低，其重要作用甚至已經超過民族國家；全球性（即沒有國籍的）公司自然可以應對有相似偏好的消費者的無疆界世界經濟；正在進行的經濟全球化已經改變了跨國公司自身的性質。早期的跨國公司把在國外的經營當作為製造國內設計的產品與服務的一種附帶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公司的國籍和各個管理環節是一清二楚的。而現在，由於廣泛從外部采購零部件及公司的生產和其他活動的全球一體化，跨國公司的性質已經大大改變，20世紀90年代的跨國公司變得沒有國籍，成為脫離母國的全球性公司。例如現在的公司進行生產活動的規劃時越來越從全球而不是本國的角度進行構思，甚至所有權也變得模糊了，因為股份製、合資或公司聯盟形式使公司跨越國界而緊密聯係起來，這使得現在的跨國公司逐漸地擺脫了民族認同感，變得與母國沒有什麼聯係。全球性公司之間的聯盟和聯係導致母國經濟在幫助公司取得競爭優勢方麵已經失去了重要性，公司的國際聯盟破壞了國家邊界的重要作用，建立了超越各國政治差異的跨國聯係，國際競爭是在大公司組成的工業聯合企業之間進行，而不是在單個企業之間進行。這樣，世界的主要經濟體存在著經濟趨同的趨勢，它們的生產、金融和技術結構都遵循著相同的模式，而且其經濟周期往往是同步的，經濟政策也是相同的。世界各大國之間的經濟聯係日益緊密，跨國公司既是這種日益一體化的原因，也是各國應對跨國公司產生的政策結果。主權國家的自主性正在受到跨國公司的製約，跨國公司編織的國際生產網絡把民族國家置於相互緊密的依存之中，國家主權的削弱和相互依存的緊密意味著一個“無疆界世界”的即將到來。這種“無疆界世界”在經濟上消除了各國間為爭奪經濟相對收益產生的衝突。
可以說，自由主義對跨國生產在國際關係上產生的結果是樂觀的，繼承了其傳統，認為跨國生產產生的全球性經濟依存正在改造著國際政治的性質，促進著國際的和平。
2．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國際和平觀
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從曆史唯物觀出發，認為生產方式的變化是所有政治變革背後的動力。目前的全球生產組織方式已經不同於曆史上資本主義立足於國內的生產組織方式。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國內資本壟斷方式下的生產不同於當今的全球化生產，今天的生產全球化把各國生產串聯起來，形成了一個全球生產網絡，改變了原來的以立足於國家的生產進行國際交換的格局。這必然帶來國際政治的新變化。
從當代跨國生產出發，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提出在跨國生產條件下，資本的跨國融合使得全球生產關係、階級結構和國家形態出現了新變化，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不同於列寧時代的世界秩序觀和新帝國主義觀。比如，羅伯特 · 考克斯提出：生產全球化產生的跨國經濟聯係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形成了跨國管理階級、中間階層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全球性低層階級；國家的形態已經從福利國家轉變為極端自由主義國家（hyperliberal state），即目前人們通稱的新自由主義國家；跨國的管理階級通過一些國際組織和新自由主義國家實行全球治理，並形成了一種帝國體係的世界秩序結構。這種帝國體係的結構“不等同於一些行為體，如國家或跨國公司，（雖然）這些行為體是這一體係的主導因素，但作為一種結構這種體係超過它們的總和”。簡單地說，考克斯認為，今天的跨國生產已經產生了跨國的統治階級和政體，使世界秩序和帝國主義發生了變化，不再表現為舊時代帝國主義大國衝突，而是一種世界性的跨國壟斷資本的集體統治，美國及其軍事同盟是這種集體統治的最後軍事強製力量。
這種觀點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中並非個別，哈特（Michael Hardt）和內格裏（Antonio Negri）也是從世界生產的變化出發，認為像一戰和二戰那樣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失去了經濟基礎，當代世界秩序是一種全球資本的聯合統治，從帝國主義向帝國轉變。跨國壟斷資本已經超越了國家，並且成為全球市場的主宰，建立起全球生產和金融的網絡。資本不需要國家為它獲得排他性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帝國主義建立起來的排他性市場已經不符合全球性壟斷資本的特點，它隻能造成全球市場的分割化，而且由此產生的帝國主義戰爭會破壞世界市場的正常運作。因此，全球資本需要的是一種全球的政治經濟統治，而且在跨國經濟的基礎上正在形成一種全球的資本帝國。這一切在經濟與政治上消除了資本主義大國傳統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威廉 · 羅賓遜（William I.Robinson）也是這類觀點的宣揚者。他認為，在當今“生產全球化條件下，資本的競爭與衝突呈現新的形式，不再以民族對抗來表現”，雖然“還存在著部分跨國資本與部分民族資本的衝突，還存在著跨國集團之間激烈的對抗與衝突，但這種對抗與衝突更多訴諸多種製度渠道，包括眾多民族國家，來追求自己的利益”。這種跨國壟斷階級的主要治理結構不同於傳統的國家政體，它沒有形成中央集權的製度形式，而是一個新興的網絡，包括西方大國以及一些超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論壇。經濟論壇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銀行等一些國際組織；政治論壇包括西方七國集團、經合組織、歐盟、歐安會等國際機構。這一新興政體對全球的最後強製力依賴於美國的武力。跨國資本間的競爭主要通過控製國家和跨國機構進行，而不是傳統的帝國主義式的國家競爭與戰爭。
這種資本主義大國和平論者的觀點是：今天的跨國生產產生了跨國統治階級及其政治統治，今天的資本主義大國關係已經不具有對抗性，它們的利益關係在跨國資本的協調下已經融合，具有了考茨基所說的“超帝國主義”的特點（雖然所用的名稱是“帝國體係”“帝國”和“跨國國家機器”）。跨國資本通過一些國際組織和美國這樣的跨國資本的代理人來統治世界，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統治。應當承認，這樣的觀點仍然符合馬克思主義，而且與當年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是有區別的。因為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建立在虛幻的世界經濟設想基礎上，當今的資本帝國論是建立在生產全球化基礎上，並沒有脫離具體曆史階段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
二、跨國生產與國際衝突的理論
現實主義者對跨國生產帶來的國際政治影響依然堅守其傳統，認為跨國生產與曆史上國際經濟聯係一樣，不可能帶來國際和平與穩定，各國在跨國生產中對相對收益的追求，必然導致國家間的衝突與戰爭，這是無政府的國際政治狀態和國家的內在屬性決定的。而一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則堅持列寧的“帝國主義觀”，強調跨國生產沒有消除資本主義內在的帝國主義經濟根源，資本主義大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必然的。
1．現實主義的國際衝突觀
現實主義者或經濟民族主義認為：跨國公司並不是什麼無國籍的公司，它們仍然從屬於母國，跨國公司的大部分生產還是立足於母國，外國市場的市場也是以母國的市場為立足點的，國內經濟結構和經濟觀念仍然有力地影響著跨國公司的戰略和活動；來自不同國家的跨國公司仍有著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的根源來自國內因素；所謂跨國公司間國際聯盟也是言過其實，這種聯盟大多是暫時的，而且是為了公司暫時的利益而結成的，並不穩定，它們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的競爭；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來自母國，並由母國來維護與支持；跨國公司並沒有改變世界的麵貌，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仍然是國家間的競爭組成部分。因此，在現實主義者看來，從屬於母國的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活動仍然是國家利益的延伸，公司之間的競爭依賴於母國，成為國家之間競爭的一部分。這不可避免地帶來國家為經濟利益進行爭奪，必然導致國家間的衝突。
現實主義者也引用經濟學關於跨國公司的解釋來佐證自己的觀點。波特的國家競爭理論為現實主義提供了證據：國家的競爭力來自公司，公司的競爭是國家培養的結果。產品的生產周期理論表明，生產轉移盡管帶來了就業的轉移，但更多的是本國公司戰略性搶占市場，造成等級式的分工與依附，是不對稱的相互依賴，因為核心技術有時並沒有轉移，生產的控製仍在母國。跨國生產的綜合理論表明，跨國生產並沒有削弱公司的財產權優勢，而是帶來更大的利潤，公司通過財產權優勢形成跨國生產網絡，增強公司的市場影響力，也給國家帶來了權力的影響。所以，在現實主義者看來，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背後蟄伏著國家之間誰主沉浮的雄心，無政府世界中國家競爭的邏輯必然導致各國利用跨國公司去攫取財富，鞏固權力。這一切必然導致國家間的衝突。
現實主義的跨國生產衝突論的理論基礎在於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它把國家當作無政府世界中的理性行為體，無政府的結構必然影響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競爭性，導致國家追求權力，追求國家間經濟交往中的相對收益。它把跨國公司作為國家經濟的組成部分，因此是國家獲取競爭實力的重要物質源泉和工具。本國跨國經營的大公司既為國家帶來巨大的財富，也為國家提供了權力的影響。各國大公司國際競爭的背後是國家的競爭，本國的跨國公司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利益，必然導致國家最後的衝突。從根本上，跨國生產從屬於國家的競爭性，因此，它不會帶來國際和平。所以說，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在國際舞台上跨曆史的本質決定了跨國生產不會帶來國家間和平。
2．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國際衝突論
一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也認為跨國生產不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大國間的和平。但它們與現實主義的出發點是不同的。如大衛 · 哈維、亞曆克斯 · 科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等人認為，國際政治體係具有自主性，與資本體係是兩個不同的體係，按不同的邏輯運行（二元邏輯論）。前者表現為追求權力的相對優勢，追求集體利益，固定於特定領土；後者是追求利潤，追求個人利益，不受時空限製。這些學者認為國際體係的自主性是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曆史遺留物。在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尤其是封建生產方式）下，由於財富獲取主要來自土地與土地上的人口，沒有通過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生產效率進而增加其收入的動力，統治者改善其物質境遇的主要途徑是通過領土的擴張，即通過掠奪其他國家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口來增加收益。在這種情況下，軍隊與武器投入以及立足於領土之上的用以保障這種投入的有效的政治組織就尤為重要了。因此，封建的生產關係成為領土的擴張和國家建設的動力。領土擴張是國家獲得生存必須采取的戰略，這導致在中世紀晚期和歐洲現代化的早期形成了國家間競爭的政治體係。所以說，國家間競爭的政治體係是封建財產關係“再生產規律”的產物。由於率先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少數西歐國家獲得了巨大的經濟財富，在國際競爭過程獲得了相對優勢，其他國家紛紛效法。這使得資本主義在歐洲傳播開來，各國政府極力發展資本主義來保證其在國家競爭中的優勢地位。資本主義為政治競爭的國家帶來了實力基礎，因而各國努力促進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支持資本的對外擴張。另一方麵，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製度下的資本既處於不斷擴張的狀態，也處於相互競爭的狀態，資本需要克服一個競爭對手，壟斷是資本實現生產目的的最好方式和獲取積累的最佳途徑，為此要實現世界的資本統一。但是在不平衡和綜合發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規律的作用下，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發生了實力消長，後來居上的資本主義大國總是破壞這種資本的世界統一進程。在這種資本的擴張與競爭中，資本也需要國家的政治支持與保護，而同時國家由於其地緣政治競爭的需要，必須促進本國資本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地位，獲取更大的積累，這導致資本主義大國的衝突和周而複始的帝國主義爭奪。
根據這種二元邏輯論學者的觀點，跨國生產並不能改變國家間政治競爭的特性，它仍需要利用跨國生產來提升國家間競爭的實力，由此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國際衝突不可避免。比如科利尼科斯就堅持認為，雖然經濟全球化產生了一定的資本跨國融合，但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對抗衝突仍不可避免。他認為，二戰結束後，由於美蘇之間的冷戰，資本主義大國的政治關係處於美國霸權之下，美國戰後建立的國際組織有效地管理了它們的經濟衝突，它們之間的政治經濟矛盾處於一種壓製狀態。但冷戰結束後，隨著蘇聯的解體和美國經濟的衰落，資本主義世界三大經濟中心（美、歐、日）形成了新的發展不平衡，阻礙著資本的世界統一進程；各資本主義中心需要資本的積累為其提供權力競爭的經濟基礎，而資本需要國家為其提供積累的政治保障，為其全球積累服務。這仍將在21世紀導致資本主義大國間的衝突。雖然目前資本主義大國仍保持著合作狀態，但這隻是二戰後美國世界霸權把其他資本主義大國納於其領導之下的曆史產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把這樣的結果作為一個默認情景賦予優先性”，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矛盾已經不斷顯現，長期看，它們之間的政治衝突不可避免。
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似與現實主義觀點有相同之處，比如它們都把跨國公司視為民族資本國際發展的產物，把國際政治體係視為自主的、競爭性的，但是它們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觀點仍是立足於生產方式，把封建生產遺留下來的政治結構作為分析國家間競爭體係的出發點，即認為國際體係的自主性是封建生產方式的曆史殘餘，對當今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具有反作用。而現實主義把國家間的競爭關係視為一種超越曆史、超越一切經濟形態的國家關係本質，因此，雖然上述持有跨國生產“帝國論”的學者認為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落入了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窠臼，但它與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完全不同。
三、跨國生產與國際和平及衝突
跨國生產是給國際關係增添了和平與穩定的因素，還是依舊保留衝突與戰爭的根源，這是一種需要曆史驗證的話題。曆史的發展並不受一種機械的宿命的支配，它是多種因素的產物，也是人的主觀努力的結果。目前跨國生產的確帶來了和平性的因素，但同時它沒有完全消除傳統的國際關係中的衝突性因素，特別是在西方對非西方國家關係上，傳統的國際關係因素影響仍然存在。
1．跨國生產帶來的國際關係結構性因素的新變化
國際關係的結構是影響和平與戰爭的重要因素。所謂的“無政府的狀態”使得國家處於一種“安全的困境”，這一“困境”使得國家在經濟相互交往中力爭保持著一種經濟上的相對收益。從現代民族國家的特性出發，國家由於內在的職能需要也要力爭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獲得更多的福利資源以保障國家的合法性。以往建立在國內生產組織方式基礎上的民族經濟主要通過貿易實現對外經濟交往，產品生產的全過程基本在國內，國內生產的成品對外出口（見圖2-10），海外市場的擴大意味著國內生產與就業的增長，以及社會的穩定與國力的增加。因此，對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來說，貿易與貿易的順差對國家有著特別重大的意義。然而，這種國際關係的外部結構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內在特性使得國家間的經濟交往中存在著競爭性特點。而經濟的競爭性進一步加強了國家間在政治上的競爭，加劇了國際關係的衝突性。這種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衝突性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表現得尤為明顯。
圖2-10 國內生產組織方式下的國際市場競爭
資本主義自從出現以來，生產一直主要是以國內要素進行配置的。這種生產的國內組織需要產品的出口和原料的進口，這樣，外部的產品和原料市場成為國內再生產的條件。隨著資本主義大國工業化的不斷發展，作為國內再生產的外部市場愈加重要，大國間為了爭奪世界市場的競爭從經濟發展到政治，資本的帝國主義就突顯起來。
一戰前由於第二次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大國生產的國內集中，壟斷資本在國內整合了市場，為了解決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矛盾，必須進一步開拓新市場和改造舊市場：（1）通過資本的輸出，實現國內大工業生產的商品輸出，並獲得原料以保證國內再生產的延續；（2）通過資本輸出實現的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繼續，可以保證國內的就業，緩解國內的階級矛盾與衝突，特別是由此實現的超額利潤“豢養”工人階級貴族（實質是福利國家的表現）也是一種對舊市場的改造，因為福利國家提高了工人的消費能力。
為此，資本主義大國為了順暢地實現其國內的再生產，需要不斷地進行海外市場的拓展，壟斷海外市場是最有效的方式。對不發達國家和民族進行殖民統治是實現這一任務的最“方便”的方式，半殖民地或勢力範圍是其“中間”形式的典型。海外擴張必須也必然得到政府的“鼎力相助”，因為這一是適應了國家對外競爭需要，二是這時的金融寡頭統治已經“滲透到國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控製了國家。而且此時的資本主義國內生產組織方式還產生了帝國主義的各種文化和意識形態。這一切帶來了兩個結果，一是資本主義大國對不發達民族的殖民統治（包括非正式的勢力範圍），二是它們間的帝國主義戰爭。因此，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大國當時生產組織方式的必然結果，當時的生產組織方式是世界性戰爭與衝突的結構性經濟原因。
然而，目前跨國生產給國際關係帶來了結構性的新變化，它一定程度上具有緩和國家間政治經濟惡性競爭的作用。跨國生產形成的全球生產鏈把越來越多的國家連接起來，每一個國家都成了產品部件的生產車間（見圖2-11），而且各國都在力圖加入這一生產鏈。國家間經濟交往越來越呈現出“非零和”性。跨國生產的組織方式把國內生產與跨國生產連成一體，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糅合狀態。國內生產的組織方式越來越受到跨國生產組織方式的挑戰，如果企業不能融入跨國生產就麵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麵臨市場淘汰的危險。跨國生產的方式帶來的企業的社會化行為，使得企業間的跨國聯係與融合日益加強，共同開發著世界市場。過去立足於國內的生產下，海外市場的擴大帶來了本國經濟的增長，以及他國生產與出口的萎縮，國際市場上國家間經濟競爭存在著“零和”性。而現在跨國生產組織方式是國際生產鏈融合各國生產，生產鏈上相關各國的經濟“一榮俱榮，一毀俱毀”，這導致了利益聯係的“正零和”性。這種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給國際關係的結構帶來了新的重大變化。不論國際關係的競爭性結構是否獨立存在，跨國生產產生的世界經濟結構至少衝淡了過去國際關係結構的“零和”性。
圖2-11 跨國生產方式下的市場關係
因此，當今的跨國生產帶來國際政治結構的重大變化，經濟利益的融合使得國際關係的競爭結構受到了製約。越是深入地融入跨國生產鏈的國家，相互間的地緣政治的競爭性越弱。這從資本主義大國半個多世紀的關係中得到了體現。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建立，消除了長期以來德國與法國的地緣政治競爭。美國支持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是由於美國公司在歐洲的廣泛存在，這使得美國對來自歐洲的經濟競爭擔憂弱化。
2．國際關係衝突性因素
跨國生產沒有消滅民族國家，它隻是衝擊了民族國家的最近形式——福利國家，要求民族國家的形式適應跨國生產。這樣，傳統的民族國家體係及其相應的文化作為曆史的產物，依然發揮著作用，有時是重要的作用。因此，國家間地緣政治的競爭在許多情形中還沒有完全消亡，特別是在跨國生產過程中經濟政治整合度較低的國家之間，仍在發揮著作用。所以，地緣政治的競爭性、國家間的安全戒備仍然是影響一些國家關係的結構性因素。它與跨國生產帶來的積極性作用此消彼長地影響著國家關係狀態，特別是西方大國與非西方大國之間的關係。比如中國與美國、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就處於這種狀態下，俄羅斯與西方大國的關係也是如此。
傳統國際關係結構因素的影響與目前跨國生產還處於發展的過程中，並且發展得並不平衡有關。目前跨國生產並沒有完全消融民族經濟，建立在國內生產組織方式下的民族經濟在各國經濟中都占有不同的比例，它是傳統民族國家的經濟基礎，也是競爭的民族國家體係的經濟基礎。跨國生產發展程度較高的西方國家間，通過生產的跨國化鞏固與加強了它們的經濟關係，同時，也整合了它們間的政治關係。它們之間已經形成了較高的政治經濟融合，有著共同的認同感。因此，在西方國家間傳統的國際關係結構性因素作用相對較小，地緣政治的競爭被跨國生產帶來的經濟與政治的整合所替代。而非西方國家則不一樣，它們在融入跨國生產的進程中存在著差異性、不平衡性，而且有的融入跨國生產的程度較深，有的程度較淺。比如中國是一個相對融合度較高的非西方國家，而俄羅斯則融合度較低。更重要的是，它們與西方國家之間沒有在跨國生產過程中產生政治的高度整合。在這種狀況下，西方與非西方還沒有共同的認同感，這就使這西方與非西方大國間的關係不同程度地處於傳統的國際政治結構影響下。
既然西方與非西方傳統的國際關係成分仍然存在，傳統國際政治結構中的強權政治就必然表現出來。一方麵“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所能做的一切，弱者隻能忍受他們必須忍受的一切”的邏輯作用於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以強淩弱，以大壓小產生的強權戰爭時有發生。在跨國生產過程中，國際資本也需要西方國家撬開不發達國家的大門，為跨國生產鏈和市場的拓展提供便利。另一方麵，地緣政治競爭的邏輯經常作用於西方大國與非西方大國之間。它們對安全的關注不時地衝擊著跨國生產帶來的積極效應，使雙方之間的關係處於一種複雜的不確定狀態。美國與中國就是這種關係比較積極的典型，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使中美雙邊關係有著共同的利益基礎，但政治上的競爭使得雙邊關係不時出現緊張與倒退。中美之間這種複雜的關係從根本上說就是跨國生產與傳統國際關係結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俄羅斯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大體是消極的典型，因為俄羅斯融入跨國生產的進程不深，國際關係競爭性因素更大地作用於俄美雙邊關係之中。由於跨國生產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西方國家間的地緣政治的衝突性變小了，但西方與非西方之間強權政治的傳統常常不同程度地發揮著作用，有些情形下甚至是重要的作用。
跨國生產條件下的國際關係還受到跨國生產所要求的世界政治統一的影響。經濟全球化要求有一個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全球上層建築。這種上層結構就是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談到的“跨國國家機器”、資本帝國或全球治理結構以及相應的價值觀，它要求所有國家的政治體製與意識形態適應於跨國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屬性。這對於一些政治上與西方國家整合度不高的非西方國家來說，無疑是對其政治體製和社會價值的挑戰。西方國家按其跨國生產的屬性改造非西方社會成為國際動蕩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改造往往是以一種正義的名義來進行，由於“正義的標準是以同等的強迫力量為基礎的”，西方大國的實力地位使其掌握著正義的話語權，以此對非西方的政治和社會體製進行改造，使之適應它們界定的全球治理，這必然帶來西方與非西方在政治體製、意識形態的對立與衝突。這些因素都會加劇國際強權政治，地緣政治的壓力也是改造非西方的一種戰略手段。因此，這種跨國生產帶來的世界政治整合的要求又形成了一種國際衝突的因素。
跨國生產組織方式的不徹底性、不平衡性，使得民族國家仍具有存在的經濟基礎，競爭性的民族國家體係仍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地緣政治的競爭、領土主權的爭議、意識形態的對立、政治體製的較量有時會阻撓跨國生產給國際關係帶來的積極作用，這一切都是國際關係傳統因素以及相應的文化的反作用。所以說，跨國生產雖然衝淡了傳統的國際政治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但沒有根除其影響。這在西方大國與非西方大國表現得特別明顯，跨國生產基本上消除了西方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的競爭，但西方大國與非西方大國之間還遠沒有發展到這種狀態。西方與非西方之間，強權政治、大國競爭的因素與跨國生產帶來的積極因素一起共同作用於雙方的關係。要消除西方與非西方的衝突，消除西方對非西方的強權政治，還有待於非西方國家的發展、跨國生產的發展與轉型。
第三章 國際貿易的政治經濟學
引言：貿易的經濟政治作用
貿易說到底就是交換的問題。交換是生產和再生產實現的條件，它對生產有著重要的反作用。貿易的順利進行對生產和生產關係的維係有著重要的作用，進而對社會和政治的穩定變革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國家的對外貿易不僅對國家具有經濟作用，同時也產生著潛在而巨大的政治影響；這種政治影響不僅具有國內意義，同時也具有國際意義。
從經濟意義來說，對外貿易關乎經濟增長和就業。貿易是國家經濟增長三大引擎之一（另外兩個是投資與消費），經濟增長會帶來就業的保障與增長。對外貿易本身的增長除可以帶來就業的增長外，如果對外貿易產業能在國內產生配套的相關產業鏈，就會產生所謂的“乘數效應”，引發相關產業就業的連鎖反應，帶動整個國家的就業水平的提高。如果國家分配製度比較合理的話，一般條件下就業增長意味著收入水平會保持平穩或增長的狀況，這對消費會產生相對積極的促進作用，形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貿易的增長也可能帶動投資的擴大，因為海外的需求要求產能的擴容，這也形成了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貿易的擴大還意味著企業規模效應的實現和經濟效益的提高，這對資本有著重大的吸引力，因為貿易帶來的利潤增加是吸引外來投資的重要因素。源源不斷的外來的生產性投資無疑是國家額外獲得的發展資源，貿易的盈餘又是國家國際收支順差和幣值穩定（或升值）的基礎，它反過來又為國家吸引了外來資金的流入。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國家帶來了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資本。
通過對外貿易，國家可以為本國的消費者提供新的消費選擇。通過對外貿易，國家可以用低廉的價格進口原料和中間產品，或進口本國缺乏的自然資源，這對本國的經濟增長和平穩運行有著積極的意義。
貿易積極的經濟作用還表現在它對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國際市場的競爭遠比國內的競爭激烈，它可以迫使企業不斷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技術和管理來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改變國家經濟增長的方式，這對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有著促進作用。對外貿易對社會還有一定的改造作用。貿易的開展可以促使人們開闊眼界，增長見識，克服封閉、落後和保守的意識；貿易開展可以促使人們產生效率和競爭意識，拋棄平均主義和論資排輩的傳統；這些社會文化的改變對經濟發展都具有潛在和基礎性的促進作用。另外，貿易帶來的經濟增長、就業的提升不僅意味著國家福利的保障，還意味著國家稅收的保障。國家稅收是政府發展教育、科技和文化等事業的物質基礎，它對促進經濟的競爭力、提高勞動力素質、增加人力資本有著重要意義，也對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作用。
總之，貿易的積極作用在於它可以促進國家經濟增長與就業，提升國家的福利水平，這又會產生重要的政治影響。就業的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加強、國民的素質提升都是社會穩定、政府合法性和實力增加的重要條件，為政府實現安全目標、發展目標、公平和自由目標奠定了物質基礎。
相反，貿易也能給國家帶來消極的後果。如果一國在對外貿易中缺乏競爭能力，國外廉價商品就會衝擊國內生產，導致本國就業率下降，貿易推動增長的發動機的功能失靈。貿易的逆差會導致資本外流，幣值不穩，引發金融危機。另外，貿易赤字會影響國家引進技術的能力，無法享受貿易帶來的技術擴散益處。在對外貿易中處於結構弱勢的國家，貿易不僅不會帶來收入的增加，反而會惡化貿易條件，導致一種“窮困化的增長”，這反過來會削弱企業改進技術的動力。貿易競爭力的不佳對國民精神的塑造有時也是負麵的。在受貿易衝擊的社會中，可能產生排外心理。這種現象在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所以，貿易也是一把雙刃劍，它也會帶來經濟的動蕩、失業率的上升、貧富差距、金融危機和社會的不穩定。
貿易也為國家產生積極的外部影響，通過對外貿易壯大經濟實力的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古希臘人在貿易上的成功為它奠定了海上霸權的基礎。孟德斯鳩在談到古希臘人的成功時提到，“因為這個經商勝利的國家給當時最強的君主製定法律，並摧毀敘利亞、塞浦路斯島、腓尼基等的海上勢力”。貿易在國際關係中對國家產生的積極作用到了近代以來表現得更為充分。16—18世紀，西歐普遍奉行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對於新興的世俗專製國家來說，這提升了國力的基礎，為其在新興的民族國家體係中保障國家安全提供物質基礎，因為隻有強大的財力才能供養強大的常備軍隊或支付得起雇傭軍隊來保衛世俗專製政權。
早期興起的資本主義強國都與貿易有關。15—16世紀海上新航路的開辟為西歐國家創造了新的海外市場，引發了一場新的商業革命，同時掠回的大量的貴金屬，成為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之一。後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的統治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貿易基礎上的，“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由於對外貿易是資本主義再生產實現的重要條件，它對國際政治也產生著重要影響。資本主義為了市場不惜對不發達民族進行一次次殖民戰爭，彼此之間進行爭霸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從經濟根源上說，就是資本主義大國爭奪市場的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通過戰爭來獲取資源的做法受到了抑製，而貿易成為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如日本和德國重新成為世界有影響國家的方式，因此，有的學者認為，貿易已經使國家獲得了過去希望從戰爭獲得的一切，“貿易國家的興起”意味著今後大國的崛起的主要方式是貿易。
正是因為貿易對國家的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家地位升降有著如此重要的影響，所以，每個國家都力爭使貿易條件有利於自己，力求為自己贏得更多的發展資源，這已經成為國家的重要職責之一，也是它們參與國際貿易的重要動機。同時，貿易又與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息息相關。貿易的順利與活躍往往和穩定與和平相伴而行；貿易的中斷與不暢往往與衝突和戰爭形影相隨。吉爾平甚至認為，“貿易連同戰爭一直是國際關係演進的關鍵”。研究國際貿易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研究課題。
在本章中，首先討論各種貿易理論及其背後的政治含義，如自由貿易理論、貿易保護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關於貿易的思想。然後，將討論世界貿易體製的發展變化的過程及其內在特征，特別是當今世界貿易製度的內在特點及其麵臨的困境。
第一節 國際貿易理論背後的政治含義
國際貿易理論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一般可以分為三種，即自由主義的貿易理論、民族主義的貿易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貿易理論。這三類理論有其不同的立論點和關注點，對國際貿易的目的、原因和結果的見解都不同，它們對貿易的政治影響也因此有著不同的理解。
一、自由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貿易自由主義作為正統經濟學的重要構成，主要把促進效率作為貿易的主要依據。它把各國在生產中產生的成本差異或比較優勢作為貿易發生的原因，認為貿易帶來的結果在經濟上是提高效率和增加財富，在政治上是促進和平與穩定。
自由貿易理論可追溯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鼻祖——亞當 · 斯密。他提出的絕對優勢論（the 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成為後來自由貿易理論的基礎。在1776年發表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中，亞當 · 斯密提出自由市場的理論，並把這一理論應用於論證國際貿易發生的基礎與利益。後來在李嘉圖的發展下，形成了鼓吹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自由貿易理論。
1．古典政治經濟學下的自由貿易理論
（1）絕對優勢理論
亞當 · 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學說基礎之上的，他認為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因而增加一國的財富。在《國富論》中，他開篇就說：“勞動生產力上的最大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這種分工不僅應用於國內，也可以應用於國家間，增加國家的經濟財富。他說“在每一個人和家庭的行為中是精明的事情，那麼這種行為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絕不是件愚蠢的事情。如果外國能以比我們自己製造還便宜的商品供應我們，我們最好就用我們有利地使用自己的產業生產出來的物品的一部分來向他們購買”。其基本原理如下。
應根據生產成本來判定一國的某種商品是否便宜，這是分工與交換的基礎。一國應把本國生產某種商品的成本即生產費用與外國生產同種商品的成本即生產費用相比較，以便決定是自己生產還是從外國進口，這就是“絕對優勢說”。他認為各國按照絕對成本差異進行國際分工，專門生產本國有絕對成本優勢的產品進行貿易，將會使各國的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將會大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各國的物質福利，節約勞動。每個國家都有適宜於生產某些特定產品的絕對有利的條件，如果每個國家都按照其絕對有利的生產條件（即生產成本具有絕對優勢的條件）去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後彼此進行交換，則對所有交換國家在經濟上都是有利的。
亞當 · 斯密認為，自然稟賦（natural endowment）即一國在地理環境、土壤、氣候、礦產等自然條件方麵的優勢，後天有利的條件或者說獲得性稟賦（acquired endowment），如人們特殊的技巧和工藝上的優勢，即通過訓練、教育而後天獲得的優勢，這二者是產生絕對成本差異的原因。因為有利的自然稟賦或後天有利條件可以使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成本絕對低於別國，因而在該產品的生產和交換上處於絕對有利的地位，各國按照各自的有利條件進行分工和交換，使各國從貿易中獲益。他強調各國都可以找到自己所擅長的具有絕對優勢的產業，為了公平，貿易應當自由，他反對政府對貿易進行限製和幹預，主張讓市場按成本優勢進行選擇。另外，由於貿易把各國的經濟利益聯係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經濟相互依存的狀態，這樣自由的貿易可以使各國從貿易中獲得收益從而促進和平。從此邏輯中，可以看出亞當 · 斯密這種自由貿易理論的內在政治含義。
① 貿易（市場）是促進國家福利的重要手段，政府要增進國家的福利，隻須依賴市場；政府“政治修明”，保障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消除貿易中的壟斷，就可以通過市場促進成本優勢的實現，通過交換實現福利的增進。政府要秉承公平與平等的原則，“……對其所屬的各階級人民，應給予公正平等的待遇；僅僅為了促進一個階級的利益，而傷害另一個階級的利益，顯然是違反這個原則的”。這體現了亞當 · 斯密的古典政治自由主義的風格，他強調通過市場這種製度也可以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在亞當 · 斯密之前的英國政治自由主義傳統強調，個人自私的天性，往往造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為此必須建立一個超越個人之上的“利維坦”（專製君王），以維護國家和國民的安全。雖然亞當 · 斯密沒有談及消除專製君王的必要，但他這種建立在經濟自由基礎上的政治自由主義已經含有共和民主政治的成分，因為市場可以在追逐私利的個人之間營造和諧的紐帶。
② 貿易也是促進國際和平的重要方式。國家通過貿易建立的經濟聯係，形成相互依存的狀態，可以消弭或弱化國家間在政治上的權力競爭，有助於建立國家間的和平與穩定。這種理論摒棄了霍布斯提倡的追求私利的國家之間隻能通過均勢方式維護穩定與和平的主張，在經濟上為國際和平提供了一個製度渠道。後來孟德斯鳩把這種通過貿易維護國際和平的邏輯概括成，“貿易的自然結果就是和平”。
亞當 · 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解釋了產生國際貿易的部分原因，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顯。該理論隻能說明國際貿易中的一種特殊情形，即具有絕對優勢的國家參加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能夠獲益，卻不能解釋現實生活中有的國家沒有任何一種產品處於絕對有利地位時的貿易現象。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 · 李嘉圖在亞當 · 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比較優勢論（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認為隻要各國之間產品的生產成本存在著相對差異（即比較成本的差異）就可以參與國際貿易分工，並獲取亞當 · 斯密在絕對優勢論中所說的全部貿易利益。
（2）比較優勢理論
李嘉圖同樣也是把分工從個人推及國家，認為不論國家是否有絕對成本的優勢，隻要國家間按“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弊相較取其輕”的比較優勢原則進行分工，就同樣可以獲得亞當 · 斯密所說的貿易利益。他認為，國際貿易不是一種“零和”博弈，隻要存在比較優勢，通過國際分工和交換，不論是大國或小國，競爭能力如何，就都可以從自由貿易中獲利，因此，政府不應對此進行幹預和限製。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成為後來自由主義國際貿易理論共同的基礎。
在表3-1的情況中，英國和葡萄牙兩國同時生產呢絨和酒，在生產技術條件和勞動同質的條件下，生產一個單位的呢絨，英國需要100個人勞動一年，而葡萄牙則需要90個人勞動一年；生產一個單位的酒，英國需要120個人勞動一年，而葡萄牙隻要80個人勞動一年。葡萄牙生產呢絨和酒的成本都低於英國，具有絕對優勢。根據亞當 · 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葡萄牙不需要向英國購買呢絨或酒，兩國間不存在國際貿易的條件。但是，李嘉圖認為在該情況中，國際分工與貿易仍然能夠進行並依舊對雙方有利。按照“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弊相較取其輕”的原則，隻要存在比較成本的差異，國際分工與貿易就可以進行。也就是說，貿易的條件並不是成本絕對的高或低，而是相對的高或低。在表3-1的假設中，英國生產兩樣產品的成本均高於葡萄牙，但是生產呢絨的成本是葡萄牙的1.1倍（100\/90），而酒的成本卻是葡萄牙的1.5倍（120\/80），相較之下，英國生產呢絨的成本相對較低，所以說生產呢絨具有比較優勢。而葡萄牙生產呢絨的勞動成本是英國的90%（90\/100），酒的勞動成本是英國的67%（80\/120），生產酒的成本低於呢絨，所以對於葡萄牙來說，生產酒具有比較優勢。
表3-1 英國和葡萄牙的比較成本差異
和絕對成本理論所分析的一樣，比較成本理論下的國際貿易同樣具有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產品總量、提高消費水平、節約勞動時間的好處。首先，分工前，兩國一年共生產2單位呢絨和2單位酒。分工後，英國專門生產呢絨，一年可生產2.2單位，葡萄牙專門生產酒，一年可生產2.125單位，分別多產出0.2單位和0.125單位的呢絨和酒。其次，以1∶1的比例進行交換，英國可以擁有1.1單位的呢絨和1.1單位的酒，比不分工時可以多消費0.1單位的呢絨和0.1單位的酒；葡萄牙可以擁有1.1單位的呢絨和1.025單位的酒，比不分工時可以多消費0.1單位的呢絨和0.025單位的酒。第三，要得到1單位酒，英國自己生產要120人一年的勞動，而通過國際貿易隻要100人一年的勞動（呢絨與酒仍以1∶1的比例進行交換），這樣每年就節省了22人的勞動。同理，葡萄牙通過與英國貿易獲得呢絨比自己生產可以節省11人一年的勞動（兩國利益分配見表3-2）。這樣，亞當 · 斯密所說的自由貿易的全部經濟與政治意義都可以適用於比較優勢理論。不同的是，從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來看，一個國家不論其經濟競爭力的強弱，隻要按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就可以獲得經濟利益，而不需要在某個產業具有絕對的成本優勢。
表3-2 英國和葡萄牙在分工交換後的分配利益
無論是亞當 · 斯密的絕對優勢論還是大衛 · 李嘉圖的相對優勢論，在他們看來，當市場機製從國家經濟轉向世界經濟時，某種平衡將建立在國際經濟關係中，即不受約束的市場是最好的，政府應盡可能地被排斥在市場之外，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的政策。毫無疑問，比較優勢論比絕對優勢論更全麵地論述了國際貿易的成因，改變了一般學者關於自由貿易的利益隻在一切商品均在成本絕對低的國家生產的觀點，對鼓吹自由貿易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李嘉圖和斯密一樣，其理論的出發點都是靜止的均衡世界，因而所提及的貿易利益是靜態的短期利益（即與沒有進行國際分工與交換時相比獲得了更大的利益），這種利益是否符合一國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則不得而知。
（3）資源稟賦理論和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奠定了自由貿易的基石，在以後的自由貿易理論中，貿易基礎的分析基本上都是沿著李嘉圖所確立的比較優勢法則來說明和展開的。隻不過，以後的理論對比較優勢的產生進行了更深入、更切合現實的解釋，逐步強調了比較優勢的人為創造性。
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Eli Heckscher）與其弟子俄林（Bertil Ohlin）提出了要素\/資源稟賦論（factor\/resources endowment theory），即赫克歇爾-俄林模型，這是較早對比較優勢產生進行解釋的理論。這一理論主要通過生產要素的豐裕度並結合不同商品所需要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來說明比較優勢的產生和國際貿易格局。
資源稟賦理論認為，在技術水平相同的條件下，決定生產成本的不僅僅是勞動力這一單一要素，而是所有生產要素——資本、土地、資源等都是成本的決定條件，也是比較優勢的決定條件。簡單來說，一個國家擁有什麼生產要素、擁有多少就是這個國家的生產要素稟賦。假定各國的勞動生產率相同，產生比較成本差異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各個國家生產要素稟賦比率的不同；另一個是生產各種商品所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不同，亦即使用的生產要素的比例不同。一般來說，一國擁有某種資源的數量越多，這種資源的價格就越低，（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使用這種資源的產品的成本也就越低。要素稟賦決定生產成本，因此各國要素稟賦的不同也就產生了相對成本的差異，產生了國際貿易的條件。各國應盡可能利用供給豐富、價格低廉的生產要素，生產廉價產品輸出，以交換別國價廉物美的產品。如勞動豐富而資本匱乏的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而進口資本密集型商品；相反，資本豐富而勞動匱乏的國家則出口資本密集型商品，進口勞動密集型商品。另一個產生相對成本差異的決定要素是生產各種商品所需投入的生產要素的組合或比例，即商品生產的要素密集度。很少有產品產生於某一單一要素，因此在這一產品的生產過程中最密集使用的要素往往成為產品分類的標準，如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等。如果一國能夠對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進行最佳組合，密集使用本國豐裕的要素，同樣能夠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在國際貿易中獲得比較優勢。
要素稟賦理論不僅解釋了生產要素的差異如何推進國際貿易的進行，而且也指出國際貿易能夠反過來影響生產要素價格。如上文所述，A國是勞動要素豐裕而資本要素缺乏的國家，它就應該生產勞動密集型的產品進行出口，而進口本國稀缺的資本密集型的產品；B國是資本要素豐裕而勞動力缺乏的國家，它就應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而進口本國稀缺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於國際貿易，兩國對這兩種產品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滿足；而且國外市場的存在和擴大，也增加了這個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即密集使用本國豐富資源的產品）的需求，擴大生產本國生產要素豐裕的產品（A國是勞動密集型產品，B 國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同時相對減少本國生產要素相對稀缺的產品生產（A 國是資本密集型產品，B 國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由於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對勞動和資本的需求度不同，擴大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對勞動\/資本的供應狀態會產生影響。如A國，由於出口的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不斷擴大再生產，原本相對廉價的豐富要素資源（勞動）的需求開始上升；而國外的進口又使這個國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即密集使用本國稀缺要素資源的資本品）麵臨競爭而生產下降，原本相對昂貴的稀缺資本要素需求開始下降。這樣，隨著貿易持續進行，A 國因出口部門產品價格上升和勞動資源的供應狀態的變化而提高其勞動要素的報酬，因進口部門產品價格下跌而生產萎縮導致資本要素的供應相對擴大，從而降低其資本的報酬。與此相反，隨著貿易持續進行，B國則相對改善了勞動要素稟賦狀況和提高了資本要素的價格，改變了資本的稟賦狀況和降低了勞動要素的價格。
美國經濟學家沃爾夫岡 · 斯托爾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羅 · 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借此提出了“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根據這一定理，如果各國都以各自的生產要素稟賦比率差距為基礎進行貿易，其結果是貿易前相對豐富的要素價格上漲，相對稀少的要素價格下降。這樣發展之下，將會逐漸達到要素價格比率的國際均等化，這就是所謂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也就是說，國際貿易不僅使貿易參加國的商品價格趨於相同，而且使生產要素的價格也趨於一致。也就是說，在沒有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條件下，自由貿易仍然能夠使得各國的生產要素獲得同樣的報酬。
這一經濟定理的直接政治邏輯是：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隻要按市場規律進行國際貿易，所有的要素就都可以獲得相同的報酬，即發展中國家勞動者的收入與發達國家勞動者的收入將會相同，資本收入也會一致。那麼開展國際貿易不僅不會增加國家間的貧富要素收入分化，反而會縮小乃至消滅原有的貧富差距。這與一些學者批判自由貿易擴大貧富差距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
2．戰後的自由貿易理論
戰後的自由貿易理論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強調比較優勢的人為化，強調壟斷化市場特點，把人為因素而不是生產要素自然稟賦狀況作為比較優勢的關鍵因素。這一切都在美籍俄裔經濟學家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發現所謂“列昂惕夫之謎”之後產生的。列昂惕夫在1953年和1956年的兩次研究中發現了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按照傳統的要素稟賦理論，美國這個世界上具有最昂貴勞動力和最密集資本的國家，應主要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事實恰好相反，美國出口量最大的卻是農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量最大的卻是汽車、鋼鐵等資本密集型產品。這被稱為“列昂惕夫之謎”。後來，一些經濟學家對“列昂惕夫之謎”做出了不同的解釋，如勞動熟練解釋、人力資本解釋、技術差距解釋、自然資源解釋、生產要素密集度逆轉解釋、需求偏好逆轉解釋、貿易政策扭曲解釋……這一切都為戰後的新自由貿易理論提供了啟示。
戰後自由貿易理論比較著名是產品周期理論、產業內貿易理論、公司內貿易理論。
（1）產品周期理論
戰後國際貿易的一個重大現象就是一類產品的生產從發達國家不斷地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一類產品從研製、生產、出口最後到進口經曆一個周期性過程。這種新貿易格局與資源稟賦理論所說的固定靜態的比較優勢導致不同資源稟賦國家相互進出口不同類型產品的格局不一致。
弗農（Raymond Vernon）於1966年提出的產品周期理論（Product Cycle Theory, PCT）是一個既強調比較優勢來源於人為因素，也重視靜態資源稟賦對比較優勢形成的作用的理論。該理論采用了波斯納（Michael V.Posner）提出的模仿滯後假說（Imitation lag hypothesis）中技術創新對比較優勢有決定作用的觀點，較好地解釋了產品的周期性生產出口的現象。
波斯納1961年提出了模仿滯後假說，這一觀點開始把技術創新因素作為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之一。該理論放寬了H-O模型（資源稟賦理論）分析中世界各國都采用相同技術水平的假設前提，它假定各國並不總是能夠獲得相同的技術水平，並且技術從一國傳遞到另一國會有一定的時滯。它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滯後，模仿滯後和需求滯後。模仿滯後是指某種產品被A國發明出來後B國的廠商生產出它的複製品來的時間長度；需求滯後是指該產品從在 A國出現到被B國的消費者接受並作為其目前正在消費的產品的良好代替品這兩者所需要的時間長度。這一理論的關鍵點是將模仿滯後與需求滯後的時間長度進行比較，由此得出一個淨滯後的時間，如果需求滯後短於模仿滯後，國際貿易就會產生，在該段時間內 A國可向B國出口該產品，這段時間結束之後，B國廠商也將生產並提供該產品，從而對A國進口需求降低。因此，一國隻有不斷地創新推出新產品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出口者。從這一理論中可以看到，經濟學家開始重視技術因素對比較優勢的決定作用，重視人為的“動態”的比較優勢。模仿滯後理論說明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
弗農將一種產品的周期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新產品階段（new product stage），此時，創新國壟斷了新產品的生產，也壟斷了該產品的國際市場，獲得高額的壟斷利潤。創新國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是科研知識和技術創新能力。第二階段是產品成熟階段（maturing product stage），創新國之外的其他發達國家看到了該產品的潛在市場和高額利潤，開始仿製這種產品，於是一些一般標準開始出現，且開始使用大批量生產技術，規模經濟慢慢得以實現。由於發達國家擁有較為豐富的資本、訓練良好的勞動者和完備的製度，他們更容易模仿出國際市場的新產品，掌握其製造工藝。此時的比較優勢是工藝製造傳統、規模優勢以及學習優勢。第三階段是產品標準化階段（standardized product stage），生產技術的標準化需要大量的非技術型勞動者，因為這一階段的標準化生產過程對勞動者技術素質的要求大為降低，技術和資本失去了原本的重要作用。這樣，為了節約生產成本，勞動力價格成為主要的考慮因素，生產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一階段的比較優勢較多地取決於傳統的資源稟賦，比如說發展中國家相對低廉的勞動力。隨著這些發展中國家生產和擴大出口，創新國喪失了原有的海外市場，開始放棄這種產品的生產，成為該產品的淨進口國。至此，這一產品在創新國完成了它的產品周期。創新國要依靠其他創新產品打開國際市場，獲得壟斷利潤，開始新一輪的產品周期。
在產品周期理論中，在一種產品的整個周期的兩個階段即新產品階段和成熟階段中，出口國比較優勢都不是要素的稟賦狀況，而是科技創新能力、產品開發能力、技術模仿和改造能力。它們都不是自然要素稟賦所決定的，而是依賴於國家的科技教育水平與製度、良好的競爭製度和企業家敏銳與能力等。它們與國家的政策有著密切的關聯。隻有在產品周期的最後一個階段，要素的自然稟賦才成為出口的比較優勢之一。目前，許多發達國家不斷出現的產業梯級轉移現象與產品周期的理論非常吻合。發達國家創造出來的新產品，經過一段時間的模仿與競爭，生產過程趨於標準化，然後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勞動力作為比較優勢生產出口至發達國家。即使如此，承接產業轉移的發展中國家中，相對馴服的勞動者、穩定的政局和社會秩序、開放的政策、相對良好的基礎設施、低廉的土地價格、相對低要求的環保標準都是彼此競爭的“軟件優勢”，而這一切又與政府的作用和控製能力有著密切關係。因此，就產品生產的第三階段而言，比較優勢仍然離不開人為的因素。
（2）產業內貿易理論
戰後國際貿易的另一重大現象是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產業內貿易指的是一國既進口又出口同種類型的製成品，而產業間貿易指的是一國進口和出口屬於不同產業部門生產的產品。產業內貿易是隨著國家的工業化程度的提高而發展的，越是發達國家，其產業內貿易越成為貿易的一種主要形式，傳統的比較成本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這一現象，於是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嚐試用新的視角解釋國際貿易分工和產業內貿易的發展。
根據經濟學的解釋，造成產業內貿易的主要因素是：① 產品的差異、② 消費者偏好、③ 兩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和需求的重疊性、④ 規模經濟的需求。
所謂產品差異，是指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也不能完全替代的產品。產品差異一般分為三類：水平產品差異、垂直產品差異和技術產品差異。水平差異，是指同一類商品具有一些相同的屬性，但這些屬性的不同組合會使商品產生差異，如安卓係統智能手機和 iSO蘋果手機的差異。從水平差異分析，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原因是消費者偏好，即消費者的需求是多樣化的，當不同國家的消費者對彼此的同類產品的不同品種產生相互需求時，就可能出現產業內貿易。垂直差異，是指產品品種上的差異，如經濟型轎車與豪華型轎車的差異。從垂直差異產品看，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原因主要是消費者對商品檔次需求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取決於個人收入差異，收入高的消費者偏好高檔產品，而收入低的消費者隻能偏好中低檔產品。為了滿足不同層次的消費，就可能出現高收入國家進口中低檔產品和低收入國家進口高檔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技術差異是指技術水平提高帶來的差異，也就是新產品出現帶來的差異。從技術差異的商品看，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產品存在生命周期。先進工業國技術水平高，不斷推出新產品，而後進國家則主要生產標準化的技術含量不高的產品，因而處於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同類產品會發生產業內貿易。比如，同樣是自行車，發達國家生產出口新材料的自行車，同時可能進口國外生產的一般的自行車。
消費者的偏好、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重疊也影響著產業內貿易的展開。消費者的偏好是多種多樣的，並且受到其收入水平的製約。消費者偏好的差別若從需求方麵分析，同樣可以分為垂直差別與水平差別。前者指消費者對同類產品中不同質量、等級的選擇；後者指對同一質量等級的同類產品在其尺寸、款式、品種等方麵的不同選擇。因此，可選擇的產品品種、規模、款式、等級越多，消費者需求的滿足程度越高；消費者偏好的差異性越大，產業內貿易的可能性也越大。發達國家中有相當數量的中、低等收入者，與不發達國家高收入者的需求相互重疊。這種重疊需求使得兩國之間具有差別的產品的相互出口成為可能，但究竟有多大可能性，還取決於其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是產業內貿易的重要製約因素。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產業內部分工就越精細，差別產品的生產規模也就越大，從而形成差別產品的供給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均國民收入就越高，國民購買能力也就越強。在國民購買能力達到較高水平時，消費需求便呈現出對差異產品的強烈需求，從而形成差異產品的消費市場。在兩國收入水平趨於相等的過程中，兩國的需求結構也趨於接近，最終帶來產業內貿易的發生。
追求規模經濟效益的動機也是促成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原因。同類產品因產品差別與消費者偏好的差異而在國家間相互出口，可以擴大生產規模進而擴大市場。這樣，由於不同國家消費市場的疊加，就容易產生規模經濟效應，節約生產成本。產業內貿易是以產業內的國際分工為前提的，產業內的國際專業化分工越精細，越多樣化，不同國家的生產廠家就越有條件進行差異化和專業化的生產。這種生產上的專業化不僅有助於企業提高生產技術和生產效率，降低成本，而且有助於降低國家間相同生產企業的市場競爭程度，有利於廠商擴大生產規模和市場規模，從而充分體現企業生產的內部規模經濟效應。
從這裏可以發現，導致產業內貿易的因素不再依存於資源稟賦的差異，但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改變資源稟賦論的假定，把過去的規模效益不變、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產品無差異性的假設，改變為現在的規模效益不斷提高、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產品之間存在差異性的假定，則可提高資源稟賦論的變通性，仍然可以解釋產業內貿易。其實，這裏已經把過去自然形成的比較優勢變成了人為的。產品差異的生產能力，規模市場的占有，如果加上與產業內貿易密切相關的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沒有一個不與人的努力、企業家的精神、國家的支持與鼓勵相聯係。所以說，戰後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從傳統的資源稟賦向著人的努力、國家的能力變化。
（3）公司內貿易理論
公司內貿易（intra-firm trade）指的是在母公司與子公司或者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產生的國際貿易。它是戰後國際貿易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貿易。其實，公司內貿易是與前述的產品周期生產相關的貿易、產業內貿易的綜合。跨國公司往往是一個新產品的創造者和全球生產者，從創新研製，到標準化生產，跨國公司往往把產品生產從母國，先是水平轉移到相近發達程度的國家，進行水平化生產，最後在標準化生產成熟後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利用那裏的勞動力等優勢。因此，跨國公司的產業梯度轉移就是產品生產周期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過程，這一過程經常伴隨著跨國公司的投資。由於目前的國際統計上常常將零部件、中間產品以及加工產品都視為同樣的產品，因此，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也會形成產業內貿易。另外，跨國公司因為主要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規模相似的國家之間從事類似的經營活動，因此傾向於在各個國家都建立自己的生產和銷售體係，在當地生產，滿足當地需求。從表麵上看這種投資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國際貿易，但如果結合產品差異和消費者偏好來研究，則會發現跨國公司的水平一體化投資也是產業內貿易的重要來源。這種水平一體化的跨國公司在經濟發展水平類似的國家之間建立內部市場，進行差別產品交易，呈現出產業內貿易的特征，同時又有規模經濟的特征，在需求的拉動下，產業內貿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但是跨國公司跨國生產的優勢在於它的有形產權和無形產權優勢，這些產權優勢的獲得離不開人的努力、國家的扶持，國外的投資生產也離不開國家的幫助。因此，公司內貿易的產生或者說比較優勢與人為的努力密切相關。
從戰後新的貿易形式和理論研究中可以發現，貿易比較優勢已經更多地強調人為的努力與創造，即使強調先天資源的優勢，也更多地重視流動的資本對靜止資源的利用，即強調跨國生產產生的貿易優勢，實質上也是強調人為的比較優勢。因此，比較優勢在戰後自由貿易理論中，更多地體現為人的努力與智慧的產物，是管理與國家作用的產物、跨國生產的產物。邁克爾 · 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可以說是對這種人為比較優勢學說的集大成者。他在1991年所出版的《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指出：一國興衰的根本在於能否在國際競爭中贏得優勢，而取得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在於國家有合適的創新機製和充分的創新能力，而這又取決於國內需求條件、相關產業與支撐產業、公司的戰略、結構和競爭等要素條件以及機遇和政府作用的影響。
在這些強調人為比較優勢的理論中，可以發現，貿易的利益除了靜態的利益外，動態的利益顯得更突出。在國際貿易中，國家和企業要取得競爭優勢，必須積極開發人為的比較優勢，更加注重技術與管理，這樣才能不斷創新產品，使產品具有差異性，獲得經濟規模效應。在此過程中，人們的現代化意識會得到提高，經濟的結構會得到提升，資源的效率會得到更有效的發揮，甚至產生聯係性的經濟的積極外部性，如其他廠商的技術外溢和從“幹中學”（learn by doing）中獲得技術和知識。總之，在人為開發比較優勢的過程中，如果通過貿易實現了這些比較優勢，就會使國家得到發展，人的素質得到提升，社會經濟也會處於良性循環之中。
自由主義國際貿易理論經曆了從強調比較優勢的自然因素到人為努力的過程，但它們的共同點就在於都認為國際貿易可以為雙方都帶來好處，這種好處可以是靜態福利的增加，也可以是動態的技術進步。隻要發展中國家按照比較優勢原則進行生產，按照市場原則辦事，進行自由貿易，它們就能夠得到發展。這樣，各國都能從這種關係中獲益，國際貿易有助於各國間相互依賴關係的形成。因此，國際貿易又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杠杆。英國政治家理查德 · 科布登曾說：“自由貿易是上帝賜予人類的最好的外交手段，沒有比自由貿易更好的辦法能夠讓人類和平相處”。然而，自由貿易理論沒有涉及國家之間貿易利益分配的比較問題，而這一問題在一個競爭的國際環境下恰恰是一個主權國家必須應對的重要問題，因為貿易利益的分配不僅涉及國家的福利與穩定，而且涉及國家的安全與獨立。
二、民族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與自由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的主張完全不同，經濟民族主義的貿易理論雖然也認同貿易利益對國家經濟與政治的益處，但認為，自由貿易或完全的自由市場不一定能實現國家的經濟利益增加，或分配利益的相對增加，因此，強調用經濟保護主義和國家的幹預方式，如關稅、非關稅等手段來保護國內產業，促進出口，實現貿易收益或利益的相對增加。這一理論認為國家的保護作用才是獲得貿易利益或相對收益的保障。
比較優勢理論認為，隻要兩國（如英國與葡萄牙之間，根據上一節比較優勢理論的模型）在不同產品生產上存在著比較優勢差異，如果貿易條件（交換比例）在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雙方經過分工與貿易就都能獲得絕對收益，即獲得比沒有分工前更大的經濟利益。但這裏產生了一些問題：（1）這樣的貿易收益是平等的嗎？（2）如果不平等，國家願意接受這種不平等嗎？（3）這種分工對兩國的未來繁榮與發展產生何種影響？
從前麵表3-2所表示的英國與葡萄牙所獲得的貿易利益來看，顯然英國獲得的利益（1.1單位的呢絨，1.1單位的酒）超過了葡萄牙（1.1單位呢絨，1.025單位酒）。因為專業化分工生產後，酒的總產量是2.125個單位，如果平均分配，英葡兩國應該各得2.125\/2=1.0625單位的酒，而不是英國獲得1.1單位，葡萄牙獲得1.025個單位酒的結果。顯然，葡萄牙人的經濟福利在這種分工貿易中少於英國人。再有，葡萄牙用1.1單位酒所付出的勞動（1.1 ×80=88個人年勞動）與英國人的1.1單位呢絨所付出的勞動（1.1×100人年勞動）相交換，存在著勞動價值不平等的交換。
其次，在這種不平等的經濟利益分配下，葡萄牙人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會接受這種不平等？這裏涉及一個重要的國內與國際政治經濟條件。以國際政治條件來看，英國與葡萄牙如果處於長久和平的條件下，這種分工與交換或許能得以相對順利地進行下去。
如果以這種分工格局發展下去，英國將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而葡萄牙將成為一個傳統的工業國。因為呢絨生產還涉及與之相關聯的製造業，以及與製造業相關的冶金業，這對現代工業的發展有著促進作用，而葡萄牙則將大力發展葡萄種植業，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成分將占較大比重。現代工業國與傳統農業國在一個現代化的世界中其未來的繁榮與發展的不同是不言而喻的。
由比較優勢理論產生的這些問題是民族主義貿易理論關注的重要方麵。民族主義貿易理論則更關注如何分配貿易相對收益，關注以哪一個比例（或某種貿易條件）進行交換可獲得更多的貿易收益，它們認為，互利不代表公平，相對收益比絕對收益更重要。民族主義貿易理論更注重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認為國家處於國際政治的相互競爭的環境中，相對的貿易收益更有助於國家的經濟增長、社會穩定，民族的生存與獨立。民族貿易理論更關注在一個現代化世界中，現代工業對民族和國家未來發展的促進作用。因此，民族主義貿易理論希望通過國家的幹預作用來扭轉這種貿易利益分配相對不平衡的狀態，更加強調貿易對民族現代化工業的促進作用。
在這種利益分配格局下，顯然葡萄牙人獲得的收益（1.1單位呢絨，1.025單位的酒）小於英國人（1.1單位的呢絨，1.1單位的酒），因為自由貿易的收益沒有平均分配。
1．早期的重商主義理論
民族主義的貿易理論是與國家的安全和繁榮聯係在一起的。在早期重商主義者的著作中就有經濟民族主義關於國際貿易的理論根源，比如他們認為貨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國家的強大在於財富，財富表現為獲取更多的貴重金屬，政府必須采取措施將貴重金屬吸收到國內來並將貴重金屬留在國內。在采取措施吸收貴重金屬的方法上，重商主義主張少買多賣，采取關稅等措施限製外國商品的輸入，鼓勵商品的輸出（貨幣平衡論）；或者以保護國內工商業的發展方式，使本國處於貿易的相對順差狀態（貿易平衡論）。貨幣平衡論和貿易平衡論是重商主義的兩個發展階段，兩個階段各自反映著不同的商業政策。在第一階段中，出於對經濟力量的不信任，重商主義者認為隻能用行政手段來禁止貨幣出口，認為這是保留貨幣的唯一手段。如其代表人物——英國的威廉 · 司塔福特（William Sittaford,1554—1612）就反對運出本國的原材料而運進外國的製成品，因為這樣會導致本國貨幣的流出，認為應該禁止外貨進口或對其課以較高關稅，以提高本國商品的競爭力。在第二階段中，重商主義開始信任經濟力量的內部邏輯，主張對外貿易，使對外貿易吸收進來的貨幣多於用出去的貨幣。如其代表人物托馬斯 · 孟（Thomas Mun,1571—1641）就並不反對貨幣輸出，反之，他還要求取消禁止貨幣輸出的命令，但他主張出超的對外貿易，即本國的出口能夠多於進口，他說：“國外貿易是增進我們財富和寶庫的普通手段。在這個貿易中，我們應當永遠遵守下列原則：即每年我們所賣給外國人的貨物總額，應當多於我們所消費的外國貨物”。他反對以任何措施去限製出口貿易，要求降低出口貨物的關稅，主張以低廉的物價去增進本國商品在國外的競爭力。在重商主義者眼裏，“國家政權的援助，以及國家政權對經濟生活的保護，成了顯而易見的真理”，在所有重商主義者看來，國家幹涉貿易是獲取國家利益的有效工具，隻不過他們認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達到這一目的。之所以會有這種學說和政策主張是因為重商主義產生並盛行於15世紀到18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處於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貨幣對資本主義工業的起步和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世俗的專製王權迫切需要巨大的貿易盈餘來增強自身實力以便與羅馬教廷分庭抗禮，或與其他世俗王權國家進行競爭。
2．漢密爾頓的保護貿易思想
後來的民族主義貿易理論相當程度上繼承了傳統的重商主義的衣缽，高度重視貿易給相對收益，特別是給現代工業經濟，由此給國家安全帶來的影響。美國建國初期的保護貿易思想就與此相似。亞曆山大 · 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1—1804）是美國建國之初竭力鼓吹保護貿易的人物。美國獨立之初，美國資本主義工業還處於萌芽或成長時期而要求得到政府的保護。作為美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於1791年向國會遞交了《關於製造業的報告》，在這份報告裏，他力主實行保護關稅政策和強調“製造業優先”。他在報告裏係統闡述了保護和發展製造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為一個國家隻有擁有自己的工業基礎才能維護國家的獨立，保持國家的強大；認為製造業的發展，有利於生產更多的機器供各行業使用，提高整個國家的機械化水平，從而促進社會分工，有利於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就業，從而吸引更多的移民加入美國，加速美國國土開發；有利於提供更多的開創各種事業的機會，使個人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有利於自我消化大批農業原料和生活必需品，保證農產品銷路和價格穩定，刺激農業發展；等等。由於當時美國的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後，生產成本高，根本無法同英國、法國等國的廉價商品進行自由競爭。因此他主張實行高額保護關稅製度，以使新建立起來的工業得以生存、發展和壯大。
漢密爾頓之所以提出保護關稅是因為美國在政治上獨立之後，經濟上處於二元狀態，即南方為種植園經濟，北方為工業經濟。由於南方的種植園經濟與英國處於互補狀態，提倡自由貿易；而北方製造業非常落後，無法與英國等競爭，反對自由貿易。漢密爾頓為北方製造業代言，強調工業化是經濟上的自足與政治上的自治的基礎，認為國家的經濟繁榮、獨立與安全從根本上都依賴於製造業的發展。依賴於天然比較優勢分工的國際貿易無法使相對落後的國家實現以工業化為特征的現代化，進而會影響國家未來的生存、發展與繁榮。漢密爾頓的保護貿易思想和政策主張反映了後起工業化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另一種途徑，即後來被稱為“進口替代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它對後來的民族主義貿易理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3．李斯特的保護關稅思想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可以說是深受漢密爾頓思想影響的19世紀保護貿易理論的最係統的闡述者。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中，他對當時流行的自由貿易理論展開了猛烈的批判，並係統全麵地提出了貿易保護主義理論。
（1）李斯特重視各國經濟發展的狀態和國家所處的國際政治環境，主張國家應根據其發展階段和麵臨的國際環境采取不同的貿易政策，認為在一個分裂而競爭的國際政治環境下，不顧自己的發展水平實施自由貿易，隻能使落後國家依附於強大國家。李斯特批評自由貿易理論的根本缺陷就在於“沒有考慮到各個國家的性質……它們各自的特有利益以及情況”以及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他認為從經濟發展程度來看，國家都可以分為以下幾個發展階段，即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農工商時期，因此，在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上，不同的發展階段的國家應采取不同的貿易政策。李斯特批評亞當 · 斯密的理論忽視國家所麵臨的國際政治競爭環境，“……以闡述全世界範圍的商業絕對自由原則作為他的任務”，並依據“世界上一切國家所組成的隻是一個社會，而且是生存在和平局勢之下”的假定來建構其理論是與事實不符的。他認為在存在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國際體係中，自由貿易隻能使落後的國家不得不從屬於實力強大的國家，主張“要在彼此自由競爭下雙方共同有利，隻有當兩者在工業發展上處於大體相等的地位時才能實現”，因此應建立“由國家的概念和本質出發，使某一國家處於世界目前形勢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國際關係下，怎樣來維持並改進它的經濟狀況”的國民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