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對於排在第二號和第三號的嫌疑對象，呼蘭公安局同樣不敢掉以輕心，分別派遣出專門的辦案力量分頭實施追蹤和抓捕。
自“6·6”案件發生以來，呼蘭公安局高度重視，第一時間成立了專門負責此案偵破工作的專案小組。局裏更是傾盡全力，調動了全局的核心骨幹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到該案件的調查和偵破當中去。
局長張福田與副局長董超身先士卒，帶領著一眾幹警日夜不停地投入到緊張的工作當中。與此同時，以劉也副局長為首的哈爾濱市局力量也展現出高度的積極性，全力以赴地參與到這起案件的偵破之中。
然而，時間悄然流逝，直至 1987 年 9 月，盡管大家付出了諸多努力，案情卻依舊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始終未能挖掘出任何具有重要價值的線索。
就在眾人感到焦慮與沮喪之時，一個令人驚喜的消息傳來——張福貴年僅七歲的小女兒張玉珠，在經曆了一段時間的醫院精心治療與悉心護理後，竟然如同奇跡降臨一般頑強地存活下來。
並且身體狀況逐漸好轉，最終完全恢複了健康。呼蘭公安局毫不猶豫地決定將這位不幸成為孤兒的小女孩收留，並義不容辭地肩負起撫養她成長的重任。
眾多幹警們紛紛向小玉珠伸出溫暖的援手，他們宛如嗬護自己親生女兒那般關愛她、照料她。每個人都竭盡所能地給予她失去的父愛、母愛以及姐弟之間的深厚情誼，那種真摯的情感流露實在讓人不禁為之動容。
可惜的是，年幼的張玉珠終究年齡尚小，心智尚未成熟。即便她已經康複如初，但腦海中依然深深地印刻著當初那句“我爸和我媽打架了”的記憶。至於那場致使她家破人亡的慘烈慘案，她無法提供哪怕一絲一毫可供參考的線索。
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案件遲遲未能偵破，這無疑給負責此案的專案組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驗。
在經曆了起初那場猶如疾風驟雨般激烈的調查行動之後，處於基層第一線的民警們不可避免地開始顯露出些許疲憊與懈怠之情。
而與此同時，專案組的領導層也由於內心深處對於最初所選定方向正確性的擔憂，漸漸地被更為沉重的焦慮情緒所籠罩。
畢竟，他們自始至終都放心不下一個關鍵問題——這名案犯究竟是不是流竄作案之人？他會不會僅僅隻是碰巧路過張福貴家時突然心生歹念，先是入室行竊，而後又進一步演變成殘忍的殺人並搶奪槍支事件呢？
倘若事實果真如此，那麼要偵破這起錯綜複雜的案件恐怕將會變得異常艱難。
然而，事已至此，想要輕易改變既定的偵查策略顯然已經不太可能了。於是乎，摸排走訪工作依舊在按部就班地持續推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