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西安，我是奉命參加這個城市的古文化藝術節書市活動的。書市上設有我的專門書櫃，瘋狂的讀者抱著一摞一摞的書讓我簽名，秩序大亂，人潮翻湧，我被圍在那裏幾乎要被擠得粉碎。幾個小時後幸得十名警察用警棒組成一個圓圈，護送了我鑽進大門外的一輛車中急速遁去。那樣子回想起來極其可笑。事後我的一個朋友告訴說，他騎車從書市大門口經過時，正瞧著我被警察擁著下來，嚇了一跳，還以為我犯了什麼罪。我那時確實有犯罪的心理，雖然我不能對著讀者說我太對不起你們了，但我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離開了被人擁簇的熱鬧之地，一個人回來，卻寡寡地窩在沙發上哽咽落淚。人人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我的經比別人更難念。
對誰去說？誰又能理解？這本書並沒有寫完，但我再沒有了耀縣的清靜，我便第一次出去約人打麻將，第一次夜不歸宿，那一夜我輸了個精光。但寫起這本書來我可以忘記打麻將，而打起麻將了又可以忘記這本書的寫作。我這麼神不守舍地捱著日子，白天害怕天黑，天黑了又害怕天亮。我感覺有鬼在暗中逼我，我要徹底毀掉我自己了，但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這時候，我收到一位朋友的信，他在信中罵我迷醉於聲名之中，為什麼不加緊把這本書寫完？！我並沒有迷醉於聲名之中，正是我知道成名不等於成功，我才痛苦得不被人理解，不理解又要以自己的想法去做，才一步步陷入了眾要叛親要離的境地！但我是多麼感激這位朋友的責罵，他的罵使我下狠心擺脫一切幹擾，再一次逃離這個城市去完成和改抄這本書的全稿了。我雖然還不敢保險這本書到底會寫成什麼模樣，但我起碼得完成它！
於是我帶著未完稿又開始了時間更長更久的流亡寫作。
我先是投奔了戶縣李連成的家。李氏夫婦是我的鄉黨，待人熱情，又能做一手我喜愛吃的家鄉飯菜。一九八六年我改抄長篇小說《 浮躁 》就在他家。去後，我被安排在計生委樓上的一間空屋裏。計生委的領導極其關照，拿出了他們嶄新的被褥，又買了電爐子專供我取暖。我對他們的接納十分感激，說我實在沒法回報他們，如果我是一個婦女，我寧願讓他們在我肚子上開一刀，完成一個計劃生育的指標。一天兩頓飯，除了按時去連成家吃飯，我就待在房子裏改寫這本書。整層樓上再沒有住人，老鼠在過道裏爬過，我也能聽得它的聲音。窗外臨著街道，因不是繁華地段，又是寒冷的冬天，並沒有喧囂。
隻是太陽出來的中午，有一個黑臉的老頭總在窗外樓下的固定的樹下賣鼠藥，老頭從不吆喝，卻有節奏地一直敲一種竹板。那梆梆的聲音先是心煩，由心煩而去欣賞，倒覺得這竹板響如寺院禪房的木魚聲，竟使我愈發心神安靜了。先頭的日子裏，電爐子常要燒斷，一天要修理六至八次；我不會修，就得喊連成來。那一日連成去鄉下出了公差，電爐子又壞了，外邊又刮風下雪，窗子的一塊玻璃又撞碎在樓下，我凍得捏不住筆，起身拿報紙去夾在窗紗扇裏擋風；剛夾好，風又把它張開；再去夾，再張開，隻好拉閉了門往連成家去。袖手縮脖下得樓來，回頭看三樓那個還飄動著破報紙的窗戶，心裏突然體會到了杜甫的《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的境界。
住過了二十餘天，大荔縣的一位朋友來看我，硬要我到他家去住，說他新置了一院新宅，有好幾間空餘的房子。於是連成親自開車送我去了渭北的一個叫鄧莊的村莊，我又在那裏住過了二十天。這位朋友姓馬，也是一位作家，我所住的是他家二樓上的一間小房。白日裏，他在樓下看書寫文章，或者逗弄他一歲的孩子；我在樓上關門寫作，我們誰也不理誰。隻有到了晚上，兩人在一處走六盤象棋。我們的棋藝都很臭，但我們下得認真，從來沒有悔過子兒。渭北的天氣比戶縣還要冷，他家的樓房又在村頭，後牆之外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大平原，房子裏雖然有煤火爐，我依然得借穿了他的一件羊皮背心，又買了一條棉褲，穿得臃臃腫腫。我個子原本不高，幾乎成了一個圓球，每次下那陡陡的樓梯就想到如果一腳不慎滾下去，一定會骨碌碌直滾到院門口去的。鄧莊距縣城五裏多路，老馬每日騎車進城去采買肉呀菜呀粉條呀什麼的。他不在，他的媳婦抱了孩子也在村中串門去了。我的小房裏煙氣太大，打開門讓敞著，我就站出在樓欄杆處看著這個村子。正是天近黃昏，田野裏濃霧又開始彌漫，村巷裏有許多狗咬，鄰家的雞就撲撲楞楞往樹上爬，這些雞夜裏要棲在樹上，但竟要棲在四五丈高的楊樹梢上，使我感到十分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