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張旭，我生在一個十八線小縣城的鄉鎮上。
從小到大，我平平無奇，上著村裏的小學，鎮裏的初中，縣城裏的中學，連讀個大學都沒有出省。
畢業後，我懷揣夢想，去到了省會城市打拚，結果錢難賺，屎難吃，工資都不夠付房租，堅持了一年，問父母拿了一年生活費後，我醒悟了，我隻是個小鎮青年，我應該回到小鎮上。
回到小鎮上後，拎著桶進了個電子廠，電子廠不大，股東卻錯綜複雜，在省會什麼都不是的我，居然在電子廠成了各個股東的拉攏對象。
原因無他，我是廠裏除了股東親戚之外的第一個大學生，第一個下車間的大學生。
那些關係戶都坐著辦公室，車間裏除了一些外來務工人員就是一些跟了老板們很多年的老人。
廠裏的勢力在我出現之前是一個平衡，大股東空降了自己的女兒做總經理，但她坐不穩那個位置，有兩個股東不服她，覺得她隻是投了個好胎而已，並沒有真才實學。
三個股東之下，還有兩個副總，一個管技術，一個管生產，直至今日，我都不知道他們分別屬於哪個陣營。
但是我進去以後，總經理，兩個副總，都對我投向了橄欖枝。
在這樣的境況下，我對工作，對生活，充滿了信心。
我談了女朋友，好了兩年，我向她規劃了我憧憬的未來，因為每個領導都答應我，年薪十萬指日可待，在我們小鎮，年薪十萬已經是高工資了。
但是兩年後，年薪沒到，我也在三個股東的勢力交錯中焦頭爛額。
那兩年，縣城經曆了棚改的高峰期，房價一路水漲船高，每年的那點工資，比起房價的漲幅來說是小巫見大巫。
我愛了她兩年，也養了她兩年，雖然她家的條件比我家好的多的多，但是我樂意，我也願意，但是最後她不願意，她父母不願意，他們要房，要車，要好多好多的錢，而不是要我那三瓜兩棗的工資，要我那被三個股東一年畫著一年的大餅。
我們分手了，盡管我們之間仍有愛意，但我們彼此都無能為力。
她說，不要和別人提及我們之間的故事，我答應了，所以哪怕付之筆端，我也僅僅隻是一筆帶過。
分手第24天的晚上，我睡不著覺，想她，想我的以後，想我到底能靠什麼去在這物欲橫流的社會立足。
我的父母隻不過是年老的我罷了，他們雖然辛苦了一輩子，但是拿不出多少積蓄。
我似乎隻能靠自己。
我打開了朋友圈，一遍遍的刷著。
有個好友發了一條朋友圈。
“感謝父母，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裏，送了我一件特殊的禮物。”
配圖是一張房產證。
我記得她，在學生時代，我憑著一米八五的身高，還算過的去的長相，高冷的人設，吸引了不少情竇初開的女生。
她是其中之一，她追了我整整三年，送了我不知道多少零食，禮物。
我答應她高考結束和她試著在一起，但是我食言了，高考結束，我就和另一個女生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