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的失勢，使得一幫善於鑽營投機的官員執掌了南明小朝廷的朝政，這樣的人，其品格道德也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說他們肯定不會把全部心思用在治國之上了。尤其是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等人坐收“定策”之功，而朝廷中的大臣又紛紛拉攏這些武將形成奧援，這就造成了南明小朝廷文武交訌、將領紛爭、內耗既烈、無暇他顧。
尤其是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刻，南明如果想要有番作為，就一定要保持內部穩定。縱觀整個大明朝的曆史，無論是文官、武將，還是太監，隨便哪一方得勢，可朝廷的威信卻總是至高無上的。尤其是明朝皇帝，他們總是把皇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從武將這一方來看，直到崇禎末年，除了吳世恭、左良玉、吳三桂等寥寥幾人，文貴武賤的傳統卻一直積重難返。可是當南明的武將們發現他們已經翻身，於是他們的“翻身農奴的高歌聲”就唱得異常響亮了。
由於史可法在定策問題上猶豫不決，導致朱由崧乞援於武將。使得弘光既立時，那些武將坐收“定策”之功。而那些武將們既視皇帝為傀儡，朝廷也徒擁虛名，軍閥操縱朝廷的局麵業已形成。
於是在南明小朝廷的內部，逐漸形成了四股軍閥勢力。他們都割據一方，根本罔顧朝廷諭令，飛揚跋扈，隻想著自保實力，魚肉地方。對此。已知鑄成大錯的史可法等人，還想著竭力挽回這種局麵。可是那些軍閥已經是尾大不掉了。
而當弘光朝一成立，朱由崧就召見史可法、高弘圖、薑曰廣等人。讓他們迅速議定用人、守江、設兵、理餉的事宜。於是史可法上奏本，除了重申設立四鎮外還談到了督師問題，他說：“有四鎮，不可無督師，應駐揚州，適中調遣。”這時候的史可法他們還想要用文臣節製住那些武將。
而弘光朝廷決定封高傑為興平伯，鎮守徐州、泗州地區；劉良佐封廣昌伯。鎮守鳳陽、壽州地區；靖南伯黃得功加封侯爵，鎮守滁州、和州一帶。左良玉封寧南侯，鎮守安慶這一帶。並且分兵一部鎮守淮安、揚州地區。
從這個兵力部署來看，史可法提出的四鎮駐地和所謂進取之基，都是在南直隸境內，而督師駐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的揚州。所以當時的一些人士。都已經看出了史可法的毫無遠圖。隻是意在保住江南。
而在當時，汝寧軍主力已經全部北上京城，而山東的魯軍也被剛入境俘掠的清軍打得是元氣大傷，而且對歸順南明還是大平朝是態度不明，因此，弘光朝廷足可以聯絡劉澤清部歸順甚至攻略，奪取山東。而汝寧軍所占領的湖廣地區更是兵力空虛。可是南明的軍隊根本不敢去攻打山東、河南和武昌、襄陽等湖廣之地，隻是龜縮在長江防線。一心隻想維持目前南北朝的局麵。
當然，史可法這些人未必不能看到這一點。可是他們做出如此決策，無非是有著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因為吳世恭身為前明勳貴子弟，又曾經是前明舊臣，再加上他還是被劃為了東林黨一派的武將，所以與南明的許多勳貴和官員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因此，弘光君臣認為吳世恭是可以“爭取”的。他們甚至還腦洞大開，認為吳世恭現在的稱帝可能隻是“權宜之計”。可能會如同北宋滅亡時的張邦昌一樣，最後會歸順弘光朝的。
就是退一步來說，兩國如果能劃江而治，弘光君臣也可以接受。因此，他們甚至派出了使者至北京，探尋“罷兵議和”的可能性，希望自己能夠苟安一方。
其次，由於前明是亡於農民軍和清軍之手，所以弘光君臣對於農民軍和清軍即是恨之入骨，又是懼如虎狼。所以他們幻想著吳世恭的大平朝可以抵擋住農民軍和清軍的聯合進攻，為南明建立起一道屏障。最好這三方最後是三敗俱傷，讓南明能撿個桃子。
第三，由於有阮大铖等一些親汝寧軍的官員進入弘光朝廷，再加上揚州商團和江南商團資助的官員作為喉舌，所以弘光朝廷中的許多官員都不主張主動進攻吳世恭的大平朝。
如果說，以前那些官員對汝寧軍的政策還不怎麼了解，現在可是對大平朝的國策了解得通透了。說到底，就算是大平朝攻了過來，隻要那些官員及時“反正”，他們依然是高官得做，家財得保。就如同當年周瑜對孫權所說的一樣：眾臣子皆可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