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您1913年出生，是個世紀老人，一生經曆了眾多的曆史事件。
杜潤生:我從上世紀30年代就參加革命，到現在已經七十多年了，確實經曆了太多的曆史事件，其中許多是關係到改善農民經濟政治地位的事情。最早可以從土改算起。
馬國川:土改開始時，您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秘書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土改委員會副主任。
杜潤生:1950年初，中央決定召開全會，土地問題是議程之一。為起草土地改革報告，我兩次被召到北京，列席了中央準備通過《土改法》的會議。會前毛澤東還找了部分新解放區的幹部了解情況，我介紹了中南局討論過的土改要分階段:第一階段是清匪反霸、減租減息，主要是摧毀反動政權。第二階段是建立政權，先建立農會，再分配土地。毛澤東說，這個安排很好，他還讓我們回去寫個報告。後來毛澤東對該報告作了批示，並以中央名義發出。以後我們又提出，土改應分為三個階段，增加了土改複查與組織建設階段，對此毛又批示說:"將土改過程明確地劃分為三個階段是很必要的，各新區均應教育幹部照三個階段的各項步驟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躍。"
馬國川:《土改法》是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的，從此土改有法可依了。
杜潤生:那次會議是毛澤東主持的，記得當時有一位老同誌講到土改中要注意教育農民節約，分田後大吃大喝不好，應該防止。毛澤東插話:"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興之餘，吃喝一次，在所難免，此後注意就是了。"此話既講理、又講情，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劉少奇在會上作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新的土地改革法和劉少奇的報告，把過去好的經驗都肯定下來了。確定了土改應該依照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及方針、政策和步驟，有領導、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在政策方麵也應按新民主主義的戰略方針，保留富農，保存私人工商業，保護中農。還照顧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允許各地對民主革命程序自行決策。特別對於西藏，允許1957年以前不搞民主改革，對內蒙古也實行特殊政策。會議傳達下去，全黨一致表示擁護。
馬國川:那麼在執行過程中主要有什麼問題?
杜潤生:各地方在運動中特別是在運動高潮中，總是麵臨一個難題: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和正確執行政策這兩個方麵如何協調?如何找到一個平衡點?從抗日初期到解放前，幾個階段都是反"左"出右，反右出"左"，來回反複，一直延續到解放後。比如在富農問題上，《土改法》明確規定"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毛澤東也說過，"富農放哨，中農睡覺"，保存富農有利於刺激中農的生產積極性。但是，中央全會卻又同意個別地區可以因地製宜處理這一問題。結果，中南、西南兩大區全部消滅了富農經濟。這種做法是有缺陷的。如果說今天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有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必要，那麼，在土改中消滅富農的政策就需要重新評價了。事實上，在華東地區一些地方，實行"中立富農"的政策，土改的阻力就小一些，富裕中農也比較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