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裏夫人說：“我相信我們應該在一種理想主義中去找精神上的力量。這種理想主義要能夠不使我們驕傲。而又能夠使我們把我們的希望和夢想放得很高。”
修橋教子
在清朝最鼎盛時期，有一位封疆大吏告老還鄉。在那個時代所有高官都不能在家鄉任職，這位封疆大吏總想為家鄉的建設貢獻一份力量，在任上時卻不能做到。歸隱後他想用一生的積蓄為家鄉建一座橋，但是子女們卻不理解。子女們說：“您常年不在家鄉，做了一輩子的封疆大吏，卻沒有給我們帶來一點實惠，如今好不容易盼到您回來，您卻仍然不考慮我們的生計。”這位封疆大吏不為所動，仍然用盡一生的積蓄，曆時多年，終於修成了大橋，取名“毓秀橋”。橋修好後家鄉的人們非常高興，紛紛感謝。這時，這位封疆大吏深情地對子女們說：“我沒能為家鄉作出實際貢獻，心中非常慚愧，如今告老還鄉用全部積蓄修橋，就是對家鄉的回報。同時，我還想用這個行為讓你們明白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做主，自己的生活要自己創造，靠天靠地靠父母，不如靠自己，自己的路終究要自己走。”為了更深刻地教育子女，讓子女形成獨立的性格，這位封疆大吏最終以十五兩白銀的價錢把用全部積蓄建造的橋賣給了當地官府。
這位封疆大吏就是康熙年間的貴州巡撫劉蔭樞。他的行為對子女形成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最終他的子女們都成了對社會有用的人。
勵誌感言
言傳不如身教。對孩子來說父母的行為遠遠大於道德說教，身為父母者品行端正對孩子的影響是至為深遠的。作為子女的我們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勤於觀察父母的行為，從中學習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和處世能力。
談遷與《國榷》
我國是一個史學發達的國家，曆史著作浩瀚無邊，對曆朝曆代都有明確的記載，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在那些史學著作的背後，隱藏著許多感人的故事，其中《國榷》一書作者的遭遇就感人至深。
《國榷》的作者是明代遺民談遷。
談遷（1594—1657）。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先世居住河南開封，南宋末定居鹽官（今浙江海寧）棗林。明亡後他改名為遷，字孺木，號觀若。曾自稱“江左遺民”，著述等身，撰有《北遊錄》、《棗林集》、《棗林雜俎》、《棗林外索》、《棗林詩集》、《海昌外誌》等，其最重要的著作是記錄明代史事的《國榷》。
談遷遠祖生活在國破家亡之時，受家族熏染，談遷對亡國之痛深有感觸，在這種曆史背景下談遷成為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學家。在談遷的著作中，充分表現了亡國之痛，寄托了對曆史、對人生的深刻感悟，在談遷的心目中，大史學家司馬遷是其最為景仰的人物。談遷自幼立誌成為史學家，記錄亡國之痛，因此刻苦好學，遍覽群書。由於家庭貧困，隻能靠替人抄書、代人寫信或為別人做記室（秘書）維持生活。為完成心中宏願，談遷訪求邸報、檔冊、各地方誌和多種遺聞，撰寫私史。談遷著述不計報酬，不慕虛名，隻為展示曆史的真實。因此，談遷一生貧寒，卻錚錚鐵骨，可以說是極具使命感和責任感的史學家。
談遷好學不倦，博覽群書，尤善諸子百家，精研曆代史籍，遍索明代掌故。有感於亡國之痛，談遷立誌編寫一部詳盡真實的明代曆史。從天啟元年（1621），他27歲開始，以曆朝實錄為基本材料，兼采雜史一百餘種，曆時二十餘年，“六易其稿，彙至百卷”，終於完成編年體明史《國榷》，全書500萬言。艱難完成《國榷》之後兩年，既清順治四年（1647）手稿被竊，時已53歲，談遷“悲悼者累月”後發憤重寫，又經四年艱辛努力，於順治十年（1653）完成新作，攜稿入京，前後寫作時間累計達35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