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重要的是，在論文結尾處，福柯突然轉向了尼采:“尼采的工作應該被視為最終對關於人的問題的了結。上帝之死實際上不是表現為雙重謀殺嗎?即在結束了這種絕對之物之時也殺死了人本身。因為有限之人是同無限之物不可分割的，人是後者的否定與昭示。……(康德的)‘人是什麼?’這一問題的軌跡通過這種哲學領域最終獲得一個回應並消解這一問題的答案:超人。”
Miller，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p89。這段論述與福柯1966年問世的《詞與物》最後一節極其相似。
“人的死亡”這一說法並不是福柯的獨創。阿爾杜塞在1946年的一個未發表的手稿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都銘記著馬爾羅說過的話:‘世紀末，老尼采曾宣告上帝之死。
現在輪到我們問問我們自己關於我們自己的情況，問問我們自己，人是否從此已經死亡。’我是憑記憶引述的，可能不是原話。”馬爾羅的這番話是在194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大會上講的。而且他早在20世紀20年代寫的小說《西方的誘惑》中就表述過這一思想:“為了摧毀上帝和摧毀了上帝之後，歐洲人的思想摧毀了一切能夠同人作對的東西。在完成了這一努力之後，它所發現的隻有死亡。”從在巴黎高師讀書時起，福柯就非常熟悉馬爾羅的作品。可以想見，無論福柯是從阿爾杜塞那裏間接地聽到，還是從馬爾羅的著作中直接看到這一說法，他肯定受到強烈的震撼，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See
Macey，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p90。但是，與阿爾杜塞一樣，福柯賦予這一說法的含義不同於馬爾羅。馬爾羅仍然站在傳統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憂慮西方文明麵臨的虛無主義和野蠻態度的威脅。而福柯則站在批判西方傳統主流思想的立場上，宣告以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為依托和保障的抽象的人的觀念的死亡。經過幾年的“尼采式求索”，福柯終於選定這一說法作為自己的主題和時代的主題。他的確抓住了時代的一個主題。他也有能力來闡發這一主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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