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正值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三十周年，西方媒體為此熱鬧了一番。有些記者采訪了當年法國、德國等左派運動的一些風頭人物。據報道，他們大多已回歸主流社會，過起中產階級的生活。但是，他們大多無悔當年的作為。
這會使人產生不少聯想。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中國人，不免也會聯想到“文化大革命”。的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法國五月風暴與遍及西方的左派運動的一個誘因。當年一部分西方左派所效仿的是中國的紅衛兵運動，甚至自稱“毛主義者”。想到這些，有人便對這些塞納河左岸的極左分子表示不齒，指責他們對自己當年的左翼思潮缺乏反省態度。這種指責似乎有些牽強。
20世紀60、70年代的西方左派運動發生在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所造成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後果也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不同。經過這次衝擊，西方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許多弱勢群體的狀況得到了改善，社會變得更開放、更自由了。
當然，由此也產生了一係列問題。有關情況可參見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一書。我們也期待著看到其他的分析性著作，尤其是中國學者寫的有關著作。但是，無論如何，西方左派運動與中國“文化大革命”不能等同視之。
指責者是基於中國自身的痛苦經驗，對此人們可以理解，但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不應隨便地株連其他。
作上述辨析，是因為涉及如何理解五月風暴(廣義的)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其中包括如何理解和評價福柯的思想。五月風暴作為一個象征性事件是西方文化的一個分水嶺。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在此之後興起，其中的緣由是值得研究的。不考慮五月風暴，就不太容易理解此後的西方社會思潮。雖說福柯算不上一個典型的“68年人”，但是，“68年”確是福柯生平的一個重要時期。福柯曾經是左派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的思想也曾經(或者被認為)屬於左翼思潮(左翼思潮是形形色色的)。因此，我們看到福柯思想的某些極端性，應該不會驚訝。但是，如果簡單地用“左”還是“右”來評價福柯的思想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想，恐怕就失之偏頗了。
近年來中國讀書界對福柯的關注有增無減。福柯的著作陸續被翻譯出版。本書原在四年多以前出過一版，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垂青，這次得以再版。本書原有導讀之意。
但是導讀也可能誤導。好在讀者已經能夠看到越來越多的中文版福柯著作，本書也就可以成為一個展開對話甚至批評的文本了。
2000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