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朱一新這一具有強烈衛教情懷的指責，康有為首先非常感慨地說：“是何言歟！馬舌牛頭，何其相接之不倫也！”（康有為：《答朱蓉生書》，見《康有為全集》第一集，323頁。）然後他依此從三個要點對自己的主張作了進一步的解釋。首先，他從中國當時實際麵臨的處境談起，引出強國必須變法的主張，進而引出衛教必須變法的主張，而其中隱含的前提是強國才能衛教：“吾今且以質足下，以為今之西夷與魏、遼、金、元、匈奴、吐蕃同乎？否乎？足下必知其不同也。今之中國與古之中國同乎？異乎？足下必知其地球中六十餘國中之一大國，非古者僅有小蠻夷環繞之一大中國也。今以不同於匈奴、吐蕃、遼、金、蒙古之西夷數十國，其地之大，人之多，兵之眾，器之奇，格致之精，農商之密，道路郵傳之速，卒械之精煉，數十年來，皆已盡變舊法，日益求精，無日不變，而我中國尚謹守千年之舊敝法。……使彼不來，吾固可不變。其如數十國環而相迫，日新其法以相製，則舊法自無以禦之。是故香港割，諸行開，禦園焚，熱河幸，安南失，緬甸亡，俄不費一矢而割混同庫頁六十裏之地與之，乃至蕞爾之日本，亦滅我琉球，窺我台灣，而補二十萬焉，今高麗又將叛矣。是時才臣名將，布滿中外，然猶如此。甲申一役，法人僅以輕師遊弋海疆，而我天下震動，廢餉數千萬，至今瘡痍未弭。……試問異日若有教釁，諸夷環泊兵船以相挾製，吾何以禦之？……國亡教微，事可立睹。諸君子乃不察天人之變，名實之間，猶持虛說，坐視君民同滅而為胡虜，仆雖愚，不敢以二帝三王之裔，四萬萬人坐為奴虜，而徇諸君子之虛論也。周子亦言‘天下勢而已矣’，若吾力強，可使吾孔子之學，中國之聲靈，運一地球，吾不自立，則並其國與其教而並亡之。足下豈未之思乎？”（《康有為全集》第一集，323~324頁。）
其次，康有為一方麵指出“六經之道，日用所共由，如火不可缺”，其中所包含的義理並無中外之殊，特別是三綱五常，其“義理之公，因乎人心之自然，推之四海而皆準”；另一方麵則提出“西人學藝，與其教絕不相蒙”，因此，“以西人之學藝政製，衡以孔子之學，非徒絕不相礙，而且國勢既強，教藉以昌也”（《康有為全集》第一集，324~325頁。）。這裏的要點在於，康有為認為他所倡導的新法主要屬於學藝政製方麵，與教化不在同一層次，因此他的核心看法是，實行西人之學藝政製不僅無損於孔子之教，而且還是強國倡教的必由之路。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我們常常將“中體西用論”的提出者歸於張之洞，但實際上此處康有為為了回應朱一新的激烈批評所作出的申言已經使自己的立場落在中體西用論的地帶了。（在戊戌期間康有為代宋伯魯所作的《請將經濟歲舉歸並正科並飭各省生童歲科試迅即遵旨改試策論折》中，康有為明確提到了中體西用的思想：“臣竊維中國人才衰弱之由，皆緣中西兩學不能會通之故。故由科舉出身者，於西學輒無所聞知；由學堂出身者，於中學亦茫然不解。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康有為全集》第四集，306頁））
再次，康有為以“大道之行專問力”的看法來說明傳教的重要性，並申說傳教對於發揚孔子之教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其言可謂發人深省：“或者孔子道至大至中，不患不行，是亦不然。仆以為行不行，專問力而已。力者何？一在發揮光大焉，一在宣揚布護焉。凡物美斯愛，愛斯傳，此一義也。然名譽不聞，則美弗著，政俗已定，則美難行。今地球四洲，除亞洲有孔子與佛、回外，餘皆為耶所滅矣。使吾國器藝早精，坐令彼誘之而坐大，此不宣揚之失策也。夫吾孔子之教，不入印度，而佛能入中國，豈孔學不及佛哉？傳與不傳異耳。此其明征也。若教既交互，則必爭長，爭之勝敗，各視其力。先入為主，則國俗已成。尊奉既定，則難於改革。耶穌之教，所至皆滅，至於入土耳其、波斯及吾中國，則數百年猶格格不少行焉，所謂先入為主，難於改革也。然彼奉教之國未滅亞洲耳，若國步稍移，則彼非金、元無教者比也，必將以其教易吾教耳。猶吾孔教本起中國，散入新疆、雲南、貴州、高麗、安南也。以國力行其教，必將毀吾學宮而為拜堂，取吾製義而發揮《新約》，從者誘以科第，不從者絕以戮辱，此又非秦始坑儒比也。”（《康有為全集》第一集，325頁。）進而，康有為明言自己強國以衛教的動機，指出衛教正是自己提出種種政治和經學主張的核心關切，並申說早在《教學通義》中已經提出的“今最要是敷教之義”：“故仆之急急以強國為事者，亦以衛教也。沮格而歸，屏絕雜書，日夜窮孔子之學，乃得非常異義，而後知孔子為創教之聖，立人倫，創井田，發三統，明文質，道堯舜，演陰陽，精微深博，無所不包。仆今發明之，使孔子之道有不藉國力而可傳者，但能發敷教之義，宣揚布護，可使混一地球。”（《康有為全集》第一集，3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