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兄近治南海之學，撰成《敷教在寬》一書，囑我作序。乍聞此言，心下甚是惶恐，蓋自忖己之資曆與學識，實不足以為之序。唯以餘亦治南海，數年前，嚐草就一書，其中稍涉南海之孔教思想，遂不揣淺陋，率爾應承下來。然因時間逼迫，遽成此文，實不足以究文明書之旨奧，不過稍據己意，聊備讀者一哂而已。我與文明兄交往有年矣。戊子年夏，初見文明於紹興，聞其斥五四為妖孽，即深契其說，心下遂引為同道矣。其後，彼此往來過從甚多，頗服文明識見之卓與弘道之勇，以為真聖門之龍象也。近年來，文明與我皆致力於南海之研究，時有交流，則我得蒙序其書，誠中心所願也。晚清以降，吾國屢敗於外夷，一時豪傑之士皆欲變吾數千年舊學，其於西方之新世界，莫不心向往之，而南海尤其卓者也。然吾國之技藝、物質誠不若人，而數千年教化傳統，則未始稍遜焉。觀乎南海一生，千變萬變，其終始不易者，正在於此。蓋儒家素以化民成俗為政治之根本，此實為“孔教”之古義。漢人懲於嬴秦滅學之失，乃崇六藝之典，而儒家以其善於此，遂專獨尊之勢。其後兩千餘年，儒家之地位能屹然不倒，實與古代政治重教化之精神有關。然傳統國家不免有“一盤散沙”之弊，近代以來，吾國之衰頹，根源在於此，是以吾國不能不一變而為現代國家，此誠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然現代國家長於禦外，而短於內治，方今國際形勢，莫不以爭勝為務，外夷如此，中國則兼救亡之痛，“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尤當以抗衡列強為急矣。
其先，南海據其公羊三世之說，斷秦漢以來兩千餘年之中國為據亂世，然西人已臻於升平、太平世矣，如此，未來中國自當以西方為目標。至於趨向西方之道路，亦由此而定，即摧毀吾國數千年君主專製政治，而實行君主立憲，乃至民主共和。蓋自南海視之，君主專製造成吾國“一盤散沙”之格局，實不足與列強爭勝，若西方之政治製度，則有利於舉國之一體，乃至“萬眾一心”，此實為現代國家之根本要求。其後，中國的革命黨人，無論是右翼之國民黨，抑或左翼之共產黨，皆有共同之目標，即借助政黨力量，團結全國人民，內則建設新中國，外則扞禦西方列強。就此種任務而言，儒學或儒教之於中國，尚未至其時也。
儒家之傾覆於現代，蓋以其不契於現代國家之要求也，是以儒家之見尊於古代，誠然符合傳統政治即君主製之要求，此亦不容諱言也。晚清至民初，甚而至於今日，毀儒者莫不以此為口實，而右儒者亦莫不諱言儒家與君主製之關係。然或毀或右，兩種立場皆可溯源於南海。蓋南海一則欲推倒君主專製，藉此而將中國建成現代國家；一則欲保全儒家，蓋以為儒家頗有契合於當今社會者，而儒家之教化傳統，即其一端也，此乃文明兄所欲揭示者。
就南海而言，方其一意推倒君主製之時，卻使儒家之最大製度保障亦因之消亡，今日儒家之衰頹，實肇始於此。考諸古代中國，儒家除此君主製度之政治基礎外，尚有科舉製度之保障，此為儒家之教育基礎也。又有家庭與宗族之保障，此為儒家之社會基礎。南海素有高遠之理想，不獨以宗族無益於現代國家，至欲摧毀家庭而後已，雖然，雅不欲付諸施行。然至1930年代前後，共產黨始實施土改，使耕者得自私其田，遂使宗族瓦解，而儒家之社會基礎亦隨之崩塌矣。其後，家庭雖存，然以父子為軸心之家庭格局遂一變而為以夫妻為軸心，如是，儒家之基本倫理，即孝道，亦隨之搖動矣。至此，家庭漸不複成為儒家之社會基礎矣。揆諸今日之現實，種種製度基礎皆不複存在，則儒家之命運，較諸陳列於博物館中之遺物，誠不絕如線，徒具一抽象之形式耳。
是以儒家種種製度基礎之消亡，南海實頗有力焉，雖然，南海猶欲建立孔教，使儒家宗教化，其意則在保全儒家舊日之地位也。然而，孔教之為宗教，是否有取於西方之基督教，抑或本於吾國固有之精神，實為文明兄此書欲探討之基本問題。蓋自文明視之，南海建立孔教，至於尊之為國教，泰半與西方宗教無涉，不過回歸中國古老之政治傳統而已。
通觀文明兄之書，可謂新見迭出，令人深思。大略言之，有如下數端：
首先，學界對南海孔教思想之研究，素來集中在其晚期，即1912年後南海與陳煥章發起的孔教運動。文明則認為，南海之孔教主張，實貫徹其整個一生，前後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890年會晤廖平之前，即今學立場確立前之孔教思想；第二階段，戊戌變法前之孔教主張；第三階段，流亡時期之孔教思想；第四階段，辛亥革命後之孔教運動。文明更多從其早年思想來理解南海之孔教主張，甚至認為，南海不同階段的孔教思想，實有一以貫之的精神，即“師法上古、三代，而恢複敷教之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