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
我這一代人的世界眼光幾乎跟近代以來的中國曆史同命運。天下文明在鴉片戰爭以後受製受困於西方及其民族國家體係，閉關鎖國、全麵開放、崇洋媚外、中體西用……這種封鎖或自閉、開放或媚外，幾乎構成了我們的兩極。麵對西方或域外文明，我們中國的自處和相處之道經曆了曲折和反複，這個坎陷而不得不自強新生的道路是奇異的，又是屈辱的、險惡的。師生、敵友、異端、戰略夥伴關係……這樣的非常情緒影響了我們安身立命的狀態。
直到今天，我國的社會思潮動蕩仍跟對外關係有關。在反對外人妖魔化我們時，我們敏感的神經也難以健全平易。看著年輕一代人激進的民族主義宣言，作為過來人，我們有著一言難盡的感慨。
回憶我一生的世界眼光是有趣的。在冷戰時代，我們是封閉的，我們一方麵不得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麵宣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那時自顧不睱，談外談洋色變；我們自卑又自大，但為什麼我們一窮二白呢？朋友在哪裏呢？誰在妨礙我們發展呢？……從國家到個人，我們都離世界文明主流相去甚遠。
30年來的改革開放使得我們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我們度過了短缺經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個人也不再是計劃體製下的灰色人，而是跟國際社會近乎同步的文明的受益者。這一經驗隻是中外文明交往的一個小小案例，卻也雄辯地說明開放成全的可能性，而敵意、緊張等等則敗壞了文明。事實上，洋務運動、北洋時代、國民政府主政的黃金十年……凡是中國快速發展的時期，都是開放的。
我們富強後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繁榮起來的價值觀何在？我們服務於世界和人類文明的關鍵在哪裏？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尚未得以解答，我們社會反而陷入一輪又一輪的弱者情緒裏。我們對外尚未知人論世、平等相待，就再度想當然地以為他們有陰謀了，以為他們失落失態，以為他們也有如餘英時教授說的“嫉羨交織”之心了。
因此，看到餘世存編著的《非常道Ⅱ：20世紀中國視野中的世界話語》，我是認可並讚同的。從孫中山以降的政治家，到顧準、錢鍾書這樣的學問家，都明白開放心智的通感，都明白開放行為帶來的文明福祉。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這些話說得多好啊。
梁啟超說過，中國有著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的文明階段。我們現在處在第三階段的入口處，我們理應對國際社會的人物故事如數家珍，他們跟中國的曆史一道構成了我們的文明財，熟悉、了解他們，將有益於我們自身，有益於文明的健康發展。當今的世界文明也處於一體化進程的“深水區”，其狀態仿佛我國的春秋時代，《非常道Ⅱ：20世紀中國視野中的世界話語》是個性的展示，是每個人的“一家之言”；又是新的“國語”，它指向新的國家文明和個人文明。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