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一點時間給談話，也許你會發現，你從中獲得的收益和樂趣遠超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娛樂項目填滿。如果你能試圖在談話中討論一些問題，那麼你的談話質量無疑又提高了一步。再下一步，如果你的討論不是僅停留在事物的表層，而是逐漸進入事物背後的深層，那麼你就比較容易擺脫個人情緒，而專注於探討事物的深層邏輯。
這樣的討論，無疑是對思維能力的極好訓練。這樣的談話進行得多了，你也許會發現，你的個人素質在不知不覺中得到了提高；你會發現，你的視角不再那麼單一，而是開始習慣於多種視角和思維；你不再停留在情緒化的表層，而是開始深入到事物的深層，並發現其中值得深入探討，而絕非一個簡單的結論就能打發的種種複雜元素。當你發現自己的這些變化時，你又會發現，你開始變得冷靜了，甚至變得深刻了。這一切折射到你的行為上，那就是：你不再容易那麼簡單化地為一件事情下結論，你也不再那麼情緒化地一味指責對方，而是時常會陷入沉思。
如果當我們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們，或至少是精英階層中的大多數人們，都慢慢學會、養成了這樣一種談話、討論和思考的習慣，那麼我們的公共討論也就有了開啟的契機和成長的空間。
因此，一切的一切，無不從學習談話和學習討論開始。
反過來說，要學會和養成這樣一種討論的習慣，不可能希望“天上掉餡餅”，而是需要一些實際訓練的機會，那就是在我們的公共媒體上，應當逐漸多一些這樣的公共討論。
由於環境的限製，今天的我們顯然還不可能就一些重大而敏感的問題展開討論，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多元以及互聯網技術的進步，我們生活中每天充斥著那麼多的公共事件，令我們好奇而又忙亂，興奮而又迷茫，無論是孔慶東罵人事件還是方舟子、韓寒大戰，抑或以後還會發生的更多的類似事件，無不如此。這時候，我們真的需要一些思想大家的指引。
也許你會說，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思想大家了，我承認這一點；也許你又會說，今天的中國民眾並不需要一種統一的思想的指引，對此我也可以同意。但是，每當我們的社會發生公共事件，我們的情緒產生紛擾時，如果能有一些知識界的朋友勇敢地走出來，不是參與“圍觀”或紛爭，也不是做一些低層次的解讀，而是能高屋建瓴地指出民間情緒的紛擾所在及其背後更為深刻的原因，繼而幫助民眾理清自己的情緒，明了事物發展的根本邏輯，那將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工作。如果我們的民間和輿論能在這一基礎上，再展開多元、深層的公共討論，長而久之，那不就是思想啟蒙的種子嗎？
不要把思想啟蒙看得太虛、太高深、太抽象，其實它就在我們每天日常的生活裏麵，就看我們是否有高度和深度，將它挖掘和提煉出來。
二、中國需要一大批冷靜自省之士
既然思想啟蒙並非那麼的抽象和虛幻，而是可以實實在在地體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刻裏，那麼就讓我們再進一步，看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甚至在我們每天進行的談話和討論裏，我們可以建立一些什麼樣的思維和行為習慣，以使得我們能建立起健康的公民精神和文化。
我認為，這裏的關鍵是建立一種理性的思維習慣。我們常說要建立這個價值觀或那個價值觀，我倒是認為在這方麵要非常小心才行。在一個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裏，價值觀絕對不是靠一些人拍拍腦袋就可以建立起來的，而是需要通過社會大眾的共同努力而自然形成。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那麼它就帶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相當程度的從眾性和盲目性。
當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對“小悅悅”見死不救是不對的，但同時又對因救人而被反咬一口心存顧慮時，我們必須對這樣的現實和大多數人的顧慮抱有一份理解；但如何從這一“死循環”中走出來，則又需要我們有一個更為開放的氛圍，需要展開一場公共討論。
因此，區別一種價值觀究竟是否成熟，要看它在形成和成長過程中，究竟是否經曆過多元討論的洗禮。而多元討論的精髓，除了多元本身之外，就是各種觀點都必須具有理性的基本特征。
因此，理性與多元一樣，往往是一切成熟價值觀成長所需的必不可少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