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對這部書研究有年．大抵的結論是滿紙謊言。
是雍正白說自道。文過飾非。然而．《大義覺選錄》的史學和資料價值。我看是毋庸置疑的。
很多國外的讀者隻是耳聞其書，沒有見過這部著作的原本。它的刊發和它的銷毀，速度都是極快。幾乎數月之間，全國所有的縣府道省藩集學垣、訓導教諭乃至生員孝廉，各個衙門及各個官員學人突然間人手一冊。
如《四書》般成了必讀書，大小坊間盈庭積楝印得鋪天蓋地。待雍正死後不久，乾隆突然下旨收繳銷毀，於是又反過來操作一番，那銷毀的勁頭也是毫不遜色，雖不明言，也是當做逆書的規格來禁止的。現存的《大義覺迷錄》，當是流到極深山野窮壤中去的，或者被不讀書的窮人當燈台墊子用的也未可知。不經意保留了下來。
學界對這部書研究有年，大抵的結論是滿紙謊言，是雍正自說自道，文過飾非。至於乾隆下令收版焚毀，則又說是因為暴露皇室秘史過甚，其中曾靜、呂留良和嚴鴻逵的反清言論頗不避諱，有“泄露國家機密”之嫌。
參照看去，這兩說有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既是謊言，就無所謂“泄密”；泄密是真，那麼本書就大體是實。然而，學界我看就是這樣，隻說“事兒”是怎樣的，或者“我估計”是怎樣怎樣的，言來鑿鑿有據。聽去依舊糊塗。比如這本書，我就懵懂：很多學者寧可相信《東華錄》、《雍正檔》、《年專輯》之類經了別人刪削的春秋資料，卻不肯相信雍正本人親自述作的原始版本？曾靜反清一案，發生在雍正六年(1728年)。這個湖南書生命弟子張熙投書川陝總督策反嶽鍾琪，事發被捕，收禁京師後，因為他的背逆言論激發了滿朝文武的“忠君義憤”，一致主張“碎屍懸首”以謝天下。雍正卻另有一份“出奇料理”，竟以帝皇之尊與這個土秀才攀談問答，借爾口中話，言我心中事，成了這麼一部千古奇書——在《雍正皇帝》小說裏，這件事我幾乎是實錄了的。
《大義覺迷錄》的史學和資料價值，我看是毋庸置疑的。起碼比《清史稿》要生動翔實得多，更遑論《清稗類鈔》、《野史大觀》之類的書了。就我的淺薄閱曆看來，一個人若是心無骨鯁之話，行無可議之為，學無欲表之見，思無繞床悲懷，吃飽了撐得發昏，突然從生計百忙之中抽空兒寫書，那他肯定有病更別說他是日理萬機的皇帝，何況他是政務忙得七葷八素的雍正!為了這書張揚周知，他下旨——……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
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他說的也真懇切，要讀者“問天捫心，各發天良，詳細自思之。朕之詳悉剖示者，非好辯也”，求一個“天下後世自有公論”。這裏頭的無奈、憤懣、期盼、渴望，書中在在處處俯拾皆是。
外國我不敢說，綜觀中國從秦始皇起至辛亥革命，還沒有見過如此一部自我辯謗書。我看這部書透露出雍正一朝及雍正皇帝本人生平政治活動的信息量，大大超過了所有有關資料的總和。然而，我不是從曆史學家的眼光和角度去審量、考證它的。我找的是文學角度的故事和我對雍正的感覺。說實在話，我對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態度是懷著有保留的敬意的。更不能苟同這樣一個“公式”：——封建皇帝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必定青麵獠牙，或兩麵三刀滿口柴胡；——雍正不可能以真誠示天下，一定假話連篇。
他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解釋裏，確實玩弄了一些花哨言辭。比如太阿交替之際，呼吸性命之間，他對父親康熙，對鬩牆兄弟的處事原則、親情交往，都“光明正大”得叫人瞠目，活像孔子的頭號弟子顏淵那般毫無瑕疵。康熙逝世後傳位詔命、授受交接的事情，和其他資料的記載有“對不上卯”的情節。對清室“得統之正”的表述，分明在強詞奪理，起初我讀它時覺得新奇，再閱就疑竇叢生：你真個那麼好？別人就那麼差勁？繼而再思，又複歎息，雍正隻能說是個實幹家，太老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