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元
初次見到小琥，是在2005年，他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小琥雖然個子不高，但非常可愛，對誰都是樂嗬嗬的。後來雖然我們不常見麵，但也一直沒有斷了聯係，小琥時常會把自己新寫的小說發到我的郵箱裏，也會跟我聊聊對電影的看法。我知道他是個超級影迷，這一點從他的文字就能看出來，他的文字具有很濃烈的影像感。
我剛看到這部書稿的時候，小琥給它取的名字還叫做“奪命金”。我們知道杜琪峰有一部電影也叫《奪命金》，那是一部既沒有很明顯的黑社會，也不是講述真正罪案故事的影片，它講述的是整個世界經濟的動蕩以及在這種動蕩之下香港股票市場與地下錢莊的黑幕，是一部非常有野心的電影。小琥既然能將小說的名字取作“奪命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想他也是希望能夠與杜琪峰抗衡一把。這部小說也是一部帶著“混不吝”精神的野心之作。
這樣的野心不隻表現在小琥表述故事的能力上，還在於他對題材的選擇。小說雖然圍繞著“借錢”發生，但錢隻是這個社會的一個藥引子。中國經曆著在數字上高速發展、由貧入富的階段，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錢也給某些人帶來了困惑。毫無疑問，這種處境下人的生活一定是沸騰的、有溫度的，卻也是混亂和扭曲的。小琥把矛頭對準了這個時代的人，體現出他作為創作者的敏感。
但即便是槍口對準了，也難免會放出啞彈。我們經常用一句話來表述一本書或者一部電影的好壞：我能不能看得進去，這個東西距離我們有多遠。這種距離並不是單純地說作品反映的生活離我們有多遠，即使是南美洲的故事，隻要它反映的心理和人性是真實的，我們依然會覺得切中肯綮。在我看來，小說的創作就是用文字去接近真實的一個過程，與真實的遠近能夠衡量寫作者表述的力量，而這種真實，一定是關乎人性的。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小琥做得很了不起。
據我所知，《教父》是小琥最喜歡的電影，我這裏也用一個關於《教父》的故事作為類比：《教父》當初在籌拍時幾經周折，科波拉拍出《教父》第一部之後，製片人看到樣片非常不喜歡，想要換掉科波拉，但又擔心失策，就找了好幾個人來一起看樣片，馬丁·斯科塞斯是其中之一。據說馬丁·斯科塞斯看完樣片之後，說科波拉拍得太好了，並且說這可能會是科波拉拍得最好的電影。為什麼科波拉的《教父》會產生爭議？是因為他將小說裏恢弘的氣勢、複雜交織的線索簡化了，而且用了一種近似紀錄片的視覺風格去完成電影的表述，這樣的手法讓《教父》變得更加真實、更加人性化、更接近美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係。當然，小琥的小說還比不上《教父》那樣偉大，但是它同樣帶有人性的關照，同樣將切入點選擇得很小，內涵卻很充分。這種對人性的挖掘和敘述的節製感，是許多寫作者所難以做到的。
單單是從類型寫作這個層麵上看，小琥能夠在小說的章章回回中都鋪陳著懸疑，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國其實挺缺少《奪命債局》這樣的故事，懸疑小說在日本、美國、歐洲都有很大的市場，斯蒂芬·金自然是其中翹楚，村上春樹的新作《1Q84》實際上同樣帶有強烈的懸疑色彩。在電影體裁上亦是如此，希區柯克就是一個永遠也不可能撼動的大師。但在中國，懸疑還不是一個大的門類，原因之一就是懸疑並不是要簡單地給人以驚恐，如何真正將懸疑的色彩托起來，而不是讓讀者或觀眾在謎底揭開之後一笑置之，還是需要一定的大智慧來完成的。
身邊的年輕人們漸漸都有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這讓我覺得非常欣喜，也不禁讓我回憶起自己拍攝第一部電影的時光，雖然一晃這麼多年過去了，但那依舊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並時常憶起的時刻。我覺得文藝青年們到最後總是要邁出堅實的一步，成為一個作者，就像小琥這樣，無論你寫了多少新聞稿，做了多少專訪，一個年輕人最終還是要完成一次敘事。在我們那個時代，要完成這一步真的挺難的，多少人都有一個詩歌夢或文學夢，又有多少人感受過被退稿的沮喪。現在出書相對容易了，但看到真正的好書也難了，從小琥的作品裏我很容易地看出來，他是具有文學理想的一個青年，熱愛寫作，並且做得不錯。這在當下，似乎已經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趁自己還年輕，為理想奢侈一把，這是一件很有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