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記載說明，成吉思汗伐金的政治原因主要是由於成吉思汗對金朝的壓迫掠奪不滿，而他直接打出的伐金旗號卻是血族複仇。實際上，血族複仇不過是成吉思汗出兵的一個借口而已。因為他提出來為之報仇的兩個蒙古族首領都不是成吉思汗的直接祖先，反而是他仇敵的祖先。別兒罕即斡勒巴兒合黑，他是蔑裏吉部的祖先，俺巴孩汗則屬於泰赤烏部。成吉思汗在統一蒙古的戰爭中，早已把別兒罕的孫子殺了，“將蔑裏吉部百姓擄了”；俺巴孩汗的後代一直與成吉思汗為敵，也被成吉思汗斬殺或征服了。成吉思汗與蔑裏吉部、泰赤烏部的血緣關係早已被血族仇殺的鮮血淹沒了，哪裏還談得上什麼為他們的祖輩進行血族複仇呢？
因此應該說，成吉思汗打出為別兒罕、俺巴孩汗複仇的旗號，則是因為蒙古草原各部曾多年遭受金朝的掠奪和屠殺，受害者不僅有泰赤烏部和蔑裏吉部的祖先，而且在成吉思汗的臣民中還大有人在。從這個角度來看，成吉思汗伐金就不僅僅是為別兒罕、俺巴孩汗複仇，而是帶有一定的反抗民族壓迫的性質，因此才能獲得廣大蒙古戰士的支持。
成吉思汗力量強大了，遠非過去的蒙古乞顏部可比了，金朝還要他屈膝下跪，還要他年年進貢稱臣，這當然是成吉思汗絕對不能接受的。成吉思汗利用當時的民族矛盾發動戰爭，這是蒙古伐金的首要原因。
但對於戰爭的原因還不能隻從政治上去尋找，成吉思汗反金有解除民族壓迫的性質，然而北方的少數民族自古以來經常與中原王朝發生矛盾，力量小時是“擾邊”、搶劫，力量大時就企圖入主中原，這裏還有更深的經濟上的原因。這是居於遊牧圈的民族向農業民族的挑戰。遊牧經濟是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的經濟，水草豐美，發展很快；天旱風雪，畜群就會大量死亡。經濟上的乍起乍落，帶來了政治上、軍事上的乍盛乍衰。正如《蒙韃備錄》所說：“蓋北方之國，或方千裏，或方百裏，興衰起滅無常。”而且遊牧經濟又是比較片麵的經濟，牛羊馬駝可以給人們提供肉食、乳酪，也可以提供皮革毛絨，但牛羊馬駝身上卻長不出五穀雜糧，也長不出布帛綢緞，更長不出金銀銅鐵。因此，當其興盛時，就要求用自己的畜產品及其他土特產品與農業民族進行交換，一旦正常的交換不能滿足需要時就隻好用暴力進行搶劫，發動戰爭；當其衰弱時，也需要尋找生活出路，富庶的中原當然是令人神往的目標。幾千年剝削階級的統治阻礙了兩種地區正常的經濟文化交流，生活於大漠南北的少數民族為了生活的需要，經常用武力向中原挑戰，這也是一種在所難免的曆史運動。
成吉思汗進攻西夏得來的區區幾百匹駱駝，卻大大地刺激了他的野心。他覺得隻要不停地發動戰爭，將會得到無窮無盡的財富。這是蒙古當時的社會經濟和奴隸主貴族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是無需掩蓋的曆史事實。“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性）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是更榮譽的事情。以前進行戰爭，隻是為了對侵犯進行報複，或者是為了擴大已經感到不夠的領土；現在進行戰爭則純粹是為了掠奪，戰爭成為經常的職業了。”因此，應該承認，進行經濟掠奪是蒙古伐金的重要原因。
除以上兩條原因外，蒙古伐金還有第三條原因，即成吉思汗君臣企圖入主中原，爭奪對中原地區的統治權。早在蒙古初興時，成吉思汗就曾向弟兄們說過：“取天下嗬，各分地土，共享富貴。”盡管在開始階段，蒙古軍誌在擄掠，入主中原的意識還不太明確。但成吉思汗所說的“取天下”似乎應包括奪取中原在內。他們之所以要奪取中原，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中原地區“民物繁庶”，入主中原有利可圖。因此成吉思汗才不滿足於做草原的大汗，而要做整個中國的皇帝。正如後來金哀宗所說：“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逐鹿中原，爭奪中原的統治地位，是成吉思汗伐金的最高目標，這一目標越到後來越進一步清楚和確定。成吉思汗認為中原的皇帝不應由懦弱無能的衛王永濟去做，這也說明他南下伐金的目的是為了爭當中原的皇帝。柔弱鮮智能的永濟繼位稱帝，正好為成吉思汗伐金提供了有利時機，因此恰恰在這時成吉思汗才做出了伐金的戰略決策。
降伏獅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