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心中，是故迕物而不懾，彼得全於酒。
“神全”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精神狀態，是一顆不攖外物的自由的心靈。莊子“齊生死”，破除外在的社會束縛，提倡“遊乎四海之外”、“無何有之鄉”，主張“乘物而遊心”，高唱絕對自由之歌。因此，不論中西，酒神都是自由之神，藝術之神。
在自由和藝術的契合點上，魏晉名士劉伶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歸宿，他以言行如一的生命實踐譜寫了一曲酒神頌。史載劉伶“誌氣放曠，以天地為狹，著《酒德頌》”，他如此寫道：“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惟酒是務，焉知其餘……無憂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劉伶式的“大人”就是要通過酒來解除外在的束縛，逃脫過於狹隘的宇宙，並且消除時空觀念，隻剩下一顆純粹自由自在的心靈“縱意所如”。這曲《酒德頌》，把自莊子以來的酒的哲學文化意蘊推進到了一個更深的層次。在這裏，劉伶已化為莊子的“至人”、“神人”，是處於絕對超越的自由精神狀態的情感體驗，是純粹藝術化了的人生感受，這正是典型的中國酒神精神。
酒的哲學文化意蘊在《酒德頌》中得到了概括和升華，酒作為消解悲劇意識的因素因此有了正式的名字，酒鬼、酒徒、酒仙、酒聖也有了明確的區別。自此以後，酒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國文化的大雅之堂。
酒，是自由的象征。中國人隻有在突破了重重的束縛之後，才能顯示出其無盡的自由的創造力，中國的文學藝術史就像一部濃烈的酒神頌歌。當年，王羲之曲水流觴，飲酒賦詩，“揮毫製序，興樂而書，……遒媚勁健，絕代所無”。但在酒醒之後，“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之”。杜甫稱“張旭三杯草聖傳”，李白則這樣描繪懷素：“吾師醉後依胡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朱耷更是隻有醉後才能作書，常是“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而酒醒之後，“欲覓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
畫家之中，亦多嗜酒者，據說畫聖吳道子每一揮毫，必須酣飲。“元四家”中的黃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畫”。至於鄭板橋就更有意思，別人求他的字畫，經常設酒肉款待，並以語相激才能遂願。鄭板橋明知對方的用意，但還是抵抗不住酒的誘惑，後來寫詩自嘲道：“看月不妨人去盡，對月隻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不獨純粹的藝術家如此，兼取政治的詩人也往往以酒來獲得藝術的創造力。南宋愛國詩人張元幹說：“雨後飛花知底數，醉來贏取自由身。”如此看來，因酒而自由，因酒而營造出美，也是中國的酒神精神在藝術中的偉力之所在。
據說，尼采的酒神精神因強調自我、自由、感性而導致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官能主義等；那麼，中國的酒神精神也可能成為放浪形骸和精神勝利的借口。不過，上焉者取其上，下焉者取其下，這本是難以兩全的事情。中國的酒神精神使我們從僵固的政治意識形態所設立的靈魂的柵欄中逃逸出來——哪怕隻是暫時的——具有了恒久的價值和意義。為此，我們應該不斷地祭起酒神的英靈。
（參見《莊子》、《晉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