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期間，司馬氏集團在思想上的控製是非常嚴格的，對當時有名的知識分子采取的是又拉又打的方法。當時著名的“竹林七賢”開始時都不與司馬氏集團合作，但由於司馬氏集團對他們分化瓦解，沒過多久，“竹林七賢”中有的投靠了司馬氏集團，有的被找個借口殘酷地殺害了。
阮籍是“竹林七賢”中的著名人物，也是當時的人望所在，他當然看不慣司馬氏集團的所作所為，不願與他們合作。他誌氣宏達豪放、性格傲岸孤高，從小就有匡時濟世的抱負，但在當時人人惴惴不安的恐怖氣氛下，他采取的策略隻能是“至慎”、“口不臧否人物”，所以，司馬氏集團一直沒有找到借口來對他采取什麼措施。
曹爽專權時，阮籍曾被召為參軍，但他以病推辭，隱居鄉間。一年多後，曹爽被誅，人們都佩服他的遠見。他忘情於山水之間，對朝廷的征聘一直不予理睬。後來司馬氏掌權，他懾於其高壓政策，為了逃避當權者的迫害，才出任小官。但他“居官無官之意”，做官實在是有些胡鬧。實際上，他這樣做是為了韜光養晦，為了讓司馬氏集團以為他隻是徒有虛名而無實學的人，從而才能不被猜忌。
阮籍好酒是出了名的。當他遇到難題時，常常用醉酒不醒來躲避是非，但越是這樣，他的名聲就越大。司馬昭看到阮籍很有聲望，極力要把他拉到自己的營壘來，於是就派人到阮籍那兒，為他的兒子司馬炎向阮籍提親，如果二人做了親家，那阮籍就是司馬氏集團的人了。阮籍聽說後，十分惶恐。他不願和司馬氏聯姻，但是若要一口拒絕婚事，恐怕就會有性命之虞。於是，他又故技重施，聽說司馬昭派的媒人來了，他就拚命飲酒，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等提親的官員來到，隻見他呼呼大睡，怎麼推他、喊他，都醒不了，什麼話也講不成，隻好第二天再來，但他依然大醉不醒。後來司馬昭親自來提親，他仍是如此。接連許多次，弄得司馬昭一直沒有機會開口，婚事隻好作罷。
阮籍這次醉酒，整整醉了六十天，終於避開了這個難題。但還是有許多人想陷害他。鍾會心懷叵測，好幾次去找阮籍，提出一些問題來問他，想從他的話語裏找出破綻。阮籍看出他的用意，等他一來，就請他喝酒，自己也喝酒，邊喝邊聊，一喝就醉醺醺的，似乎什麼正經話都說不了，搞得鍾會對他一點兒辦法都沒有。盡管多次設圈套，卻不能抓到絲毫把柄。阮籍因此避免了遭受陷害。
一次，阮籍聽說步兵兵營的廚師善釀，還存有三百斛酒。他就主動請求去做步兵校尉，後人因此稱他為阮步兵。其實，他恐怕並不隻是為了貪杯，而是為了逃避當時殘酷的政治鬥爭。
然而，在政治鬥爭的旋渦裏是無法自全和自保的。後來，司馬昭即位，因為阮籍在當時的文才最好，名氣最大，如果他為自己寫了即位的詔書，對天下的士人很有號召力，於是，司馬昭要他寫即位詔書。他一拖再拖，但官員不斷地前來催逼，最終無法逃脫，還是寫了。他幹完了這件最不願意幹的事之後，就鬱鬱而死了。
當然，在“竹林七賢”中，最以飲酒著稱的還是劉伶。由於他既善於寫詩，又著意飲酒，並專門寫過一篇歌頌飲酒的《酒德頌》，所以，後人往往把他看做文人中的酒仙。劉伶身材矮小，其貌不揚，性格落落寡合，不隨便和人交往，隻有阮籍、嵇康等朋友，幾人經常攜手同遊竹林。劉伶性情曠達，不以家產有無為念，平生所好似乎隻有飲酒，他的生命與酒已經完全融為一體。他常常坐著鹿車，隨身帶著一壺酒，讓童子拿著一把鏟子跟在車子的後麵，囑咐他說：“如果我喝酒喝死了，你就隨地把我埋掉算了，千萬不要拘泥於世俗的禮節。”
與“竹林七賢”的其他成員一樣，劉伶是非常蔑視世俗的，表達方式甚至比“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嵇康還要激烈得多，縱酒任性，毫無拘束。有時在家裏喝得高興了，便脫去衣服，赤身裸體，一個人狂呼亂舞。一次，他正跳躍得高興，正好有人進來，看見他光著身子，便譏笑他不成體統。他不僅沒有感到不好意思，反而嘲弄那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褲，你們這些人竟然鑽到我的褲子裏來了，幹什麼啊？”結果弄得那人狼狽而逃。
劉伶飲酒無度，損壞了自己的健康，害了酒病，每當口渴得很厲害，便又向妻子要酒喝。他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器也全毀壞，哭著求他說：“你喝酒喝得太多了啊，這不是養生之道啊，你還是把酒戒了吧！”劉伶聽後說：“對啊！我應該戒酒啊！”他的妻子不相信，一定要他對鬼神發誓才可。劉伶對他的妻子說：“好吧！你趕快去準備酒肉吧，好讓我向鬼神禱告！”妻子信以為真，趕緊把酒肉備辦好，讓劉伶來發誓。劉伶跪下禱告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完，就拿起妻子準備的酒，又喝了個酩酊大醉。
劉伶和“竹林七賢”都不是普通的酒徒，他們或是借酒來逃避現實中殘酷的政治鬥爭，或是以飲酒的疏狂來表示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和憤懣，或是以酒來消解無以抒發的悲劇意識，總之，酒在他們那裏已經和他們的內在生命融為一體，他們也賦予了酒以聖明的品格。因此，用酒香熏陶出的魏晉風度一直成為後代文人向往不已的人格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