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冠製，皇帝和皇太子用烏紗折上巾，沿襲唐朝所謂的翼善冠，但世宗因崇信道教而不戴普通的皇冠，改戴香葉道冠，成天把自己打扮成道士的模樣。世宗還命人刻製了五頂沉香木冠，送給夏言、嚴嵩等五個大臣。夏言是內閣首輔大臣，為當朝第一重臣，為人正直，不奉曲邪，他不肯戴世宗給他的沉香冠，認為這有違祖製，況且君臣都戴著這樣的帽子上朝議事，成何體統，豈不把朝廷變成了一群道士做法事的道場？夏言私下裏對世宗進諫，要他稍遠道教。
這自然使世宗極不高興。但嚴嵩卻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見他時，他不僅戴上世宗賜給他的沉香道冠，還在道冠之外籠上了一層輕紗，以示珍惜。世宗見了，自然大為高興。覺得嚴嵩不僅公忠體國，還公忠體我。
嚴嵩見夏言逐漸失寵，知道自己取而代之的機會來了，於是就精心設計了一套方案。他首先是對夏言表現得極其尊重，不論什麼場合，都不對夏言發表一句微詞。有一次，他請夏言到自己家裏吃飯，夏言拒絕了。嚴嵩回府後，不僅沒有怨言，還對著夏言的座位跪拜。這件事被夏言知道了，很感動，認為嚴嵩對自己真是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嚴嵩了，這就給嚴嵩留下了可乘之機。
嚴嵩對待皇帝派去的使者與夏言的態度截然相反。世宗派內臣到大臣家裏去傳達詔令，夏言總是擺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們當奴仆對待；而嚴嵩則對他們畢恭畢敬，且袖藏黃金，每次都慰勞他們。因此，這些內臣常在世宗麵前褒嚴嵩而貶夏言。
世宗猜疑心很重，他雖不像明朝的前代皇帝那樣大搞特務統治和恐怖統治，但還是對群臣不放心，經常派一些內臣到重要的大臣家裏或明或暗地察看動靜。嚴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來時，總是伏案翻看或寫作青詞。青詞是道士的祭文，因用青藤紙朱字書寫，故曰青詞。嚴嵩經常能得到太監的報信，在有人來監視時，他總是在審閱修改世宗的青詞手稿，常常到深夜還不休息。而夏言則不同，一則是因為他年紀大了，再則是因為他對道教不感興趣，所以，在嚴嵩發憤努力地為世宗撰寫青詞時，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這些情況一彙總到世宗那裏，世宗當然會得出了一個孰勤孰懶、孰優孰劣、孰忠孰奸的印象來。
世宗對祭醮道場的青詞非常重視。由於嚴嵩加倍用心，所寫青詞往往能花樣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歡心；而夏言則憊懶無趣，經常讓手下人代寫，寫完了他也不審閱就交稿，因此多有重複卑陋之處，世宗見了，愈加對夏言不滿。
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之下，嚴嵩覺得動手的機會成熟了，於是，他找到了夏言的對頭、錦衣衛都督陸炳，找了個罪名，奏告世宗，對夏言加以誣陷。這可以說是水到渠成之事，具體過程不必細述，反正世宗不問是非就將夏言罷了官。
嚴嵩在排斥異己、結交私黨方麵確有獨到之處。夏言是他仕途上的一塊巨大的絆腳石，於是就想方設法地除掉。嚴嵩先是取得了夏言的信任，然後派人誣陷他，致使夏言被罷官。後內閣大臣死去幾人，世宗就又起用了夏言入閣，位置仍在嚴嵩之上。嚴嵩見害不死夏言，自己無以升遷，便使用了絕招。當時，蒙古的韃靼部落占領了河套地區，曾銑總督陝西之邊的軍務，在夏言的支持下，曾銑提出要收複河套地區。這個收複失地的策略，放在哪朝哪代都是正確的，可到了嚴嵩的嘴裏，一下子成了罪惡的行徑。正巧，皇後去世，宮中失火，崇信道教的世宗驚慌害怕，以為是上天示警，不知應在何事。嚴嵩正好利用世宗害怕韃靼人的心理，說夏言、曾銑要收複河套是“窮兵黷武”，是“好邀邊功”，是傷了上天的“好生之仁”等等，所以上天以異兆示警。世宗一聽，立即下令逮捕了曾銑、夏言二人，這種莫須有的罪名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恰在這時，韃靼人又進攻陝西的延安和寧夏的銀川，世宗大驚，嚴嵩趁機說是因曾銑要收複河套激怒了韃靼人，他們才加以報複。世宗立即罷免了曾銑，嚴嵩接著誣告夏言曾受過曾銑的賄賂，世宗又下詔殺了夏言。
嚴嵩以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的身份入閣參與機務，此時他已六十多歲。但此人十分怪異，身體極好，顯出風華正茂乃至豆蒄年華狀，日夕隨侍在世宗的左右。世宗十分感動，越發寵眷他，讚他“恭順敏達”，是少有的忠臣。
嚴嵩在排除了最大的異己之後，就廣植私黨，從此專權二十多年。
嚴嵩之子嚴世藩聰敏能幹，嚴嵩當然依為爪牙，廣收鷹犬。他收了十幾個幹兒子，朝廷各主要部門的官吏大多出於其門。吏部和兵部是負責遴選官員和安排防務的重要衙門，嚴嵩便安置了兩名親信，吏、兵二部的文簿可以不奏請皇帝，由嚴嵩任意填寫下發。這二部幾乎成了嚴嵩私家的後院，主事之人幾乎成了他的管家，一文一武，時人稱之為“文武二管家”。
這樣一來，明朝的邊防就弛亂不堪，西北有蒙古人，東南有倭寇，終世宗一朝，邊亂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