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上，因軍權過大遭逐被殺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春秋戰國時期，燕昭王為了報齊國的入侵之仇，築了一座求賢台，裏麵貼滿了黃金，作為招納賢士之用，人稱黃金台。天下賢士見燕昭王求才心切，就紛紛前去投奔，魏國的樂毅也來到了燕國。燕昭王很器重樂毅，樂毅也把燕昭王引為知己，於是，燕昭王就派樂毅帶兵進攻齊國。樂毅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率兵攻齊，結果勢如破竹，攻下了齊國的七十多座城池，連齊國的國都臨淄都攻了下來。齊王跑到了莒城，樂毅奮力攻打莒城和即墨，由於兩城防守堅固，三年沒有打下來。這時，燕昭王死，他的兒子燕惠王即位，燕惠王由於跟樂毅素有嫌隙，又怕樂毅勢力太大做了齊王，再回兵攻打燕國，就在陣前撤換了樂毅，讓騎劫代替了樂毅的職務。樂毅知道臨陣換將，必無善意，就沒敢回燕國，跑到趙國去了，總算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至於才大壓主，那就更有意思了。所謂文人相輕，恃才傲物，普通人之間尚且互相瞧不起，更不用說君臣之間了。其實，在中國曆史上，絕大多數皇位是從祖宗那裏繼承來的，幾乎沒有幾個是靠自己的真本領爭來的，即便有幾個所謂的雄才大略的開國皇帝，也多是流氓或豪強出身，至於文采智計，也並非樣樣都能高人一等。然而，嫉妒是人的本性之一，如果臣下不懂得謙遜退讓，不懂得韜光養晦，而是處處張揚自己的才華，弄得君主或是上司經常難堪，那你也就好景不長了。
在官渡之戰中，袁紹殺田豐的例子也極有意味。當時，袁紹帶領冀、青、幽、並等州的人馬七十多萬，前往官渡，進攻許昌，袁紹的謀士田豐從獄中上書給袁紹說：“現在應當靜守，以待天時有利於我，不可隨便興兵，否則恐有不利的事情發生。”田豐分析當時的情況，敏捷地看到袁紹兵雖多，但人心不齊，長途征討，如果被破襲了糧草，局麵是不堪設想的。關於這一點，袁紹的另一位謀士沮授也曾提出過，可是袁紹驕橫粗蠻，根本不聽。田豐的對頭逢紀又趁機進讒言說：“主公征伐曹操，是仁義之舉，田豐為什麼要說這種不吉祥的話呢？”袁紹大怒，就想殺了田豐，眾官苦苦哀求，方才作罷，他還是憤恨不休地說：“等我破了曹操，再來治田豐的罪！”
果然不出所料，袁紹被曹操劫燒了烏巢糧倉，又中了曹操的許多計謀，被殺得大敗而回，去時帶了七十萬人馬，回時隻引八百餘騎。看守田豐的獄吏聽說袁紹吃了敗仗，心想袁紹一定會放了田豐，便來與田豐賀喜說：“袁將軍大敗而歸，您將來一定會被袁將軍重用的。”田豐苦笑了一下說：“我是死定了！”獄吏吃驚地問道：“人們都在替你高興，你為什麼說死定了呢？”田豐說：“袁紹外表顯得很寬厚，實際上內心裏忌恨刻薄，不愛考慮別人的忠誠和恩惠。如果他這次打了勝仗，心情好，又證明我是錯的，他是對的，也許能赦免了我；如今徹底失敗，他一腔怨怒，再加上事實證明我的話是正確的，他的做法是錯的，他怎能忍受別人比他高明呢？我豈不是死定了嗎？”獄吏們都不相信。
不久，袁紹派的使者來到獄中，帶著袁紹的劍和信，要取田豐的首級。獄吏們這才相信。田豐說：“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複何足惜！”於是自殺而死。
在曆史上犯了“三忌”的忠臣良將固然大有人在，但隻要得遇明主，又能恰到好處地處理自己和君主的關係，還是完全可以善始善終的，這樣的人也為數不少。唐初的宰相房玄齡就比較典型。
房玄齡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直至七十歲病逝。他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終，尤為難得。房玄齡生於北周武帝建德八年（579年），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齊為官，其父房彥謙是當時著名學者，與朝野之間的才俊多有交往，他雖長期在隋朝做官，但以自己的政治敏感覺察到隋必定長久不了，就想辭官不做。在任上他曾積極地為民眾謀福利，深受當地群眾的愛戴。
房玄齡出身於這樣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逐漸確立了治國安民、造福民眾的誌向，也養成了敏銳的政治洞察力。還是在隋文帝時期，大多數人都稱頌隋朝的功德，房玄齡卻看出了其中潛藏的危機。他說：“隋朝本是篡奪了人家的權位，對百姓並沒有建立什麼功德，隻不過一味欺騙百姓而已。現在兄弟之間又互相爭奪皇位，貴族們競相享樂，鉤心鬥角，甚至骨肉相殘，這樣的王朝，其滅亡蹺足可待。”後來的事實證明，房玄齡的看法是極有預見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