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恭一到蘭州，就來看望鄧寶珊。鄧寶珊見傅作恭身材魁梧，濃眉大眼，談吐儒雅，修養有素，十分喜愛。每逢節假日，常常把傅作恭請到自己家裏，兄弟般相待。遇到水利工作方麵的難題，鄧寶珊就向傅作恭請教，認為這是一個人品學問都完全可以信賴的朋友。然而，運動一開始，這位來支援甘肅建設的水利專家，就成了階下囚……
鄧寶珊多次托人傳話，想見見傅作恭，始終未能如願1
1958年春天，傅作恭被開除公職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去“勞動教養”，在饑餓和勞累中死去。在夾邊溝，他給傅作義寫過一封信，反映他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盼望能予以援救。戎馬一生的傅作義將軍，竟不相信在新中國的大地上會有人間地獄，反而回信批評了他的弟弟！絕望的傅作恭，呼天不應，飲恨而終……
多年之後，當傅作義得悉實情，將傅作恭的下場告訴鄧寶珊時，兩人隻能相對而泣。
在紛紛落難的朋友中，令鄧寶珊痛心不已的還有與他同鄉的馮國瑞。
馮國瑞，字仲翔，號麥積山樵、石蓮穀人。生於公元1901年，比鄧寶珊小七歲。他自幼聰敏好學，早年受業於名師。1926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陳寅恪、李濟之、吳雨生，是國學大師梁啟超的高足。曾任東北大學、西北師大、蘭州大學教授及中文係主任。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過甘肅省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省文史館館員等職。這位才子型的學者，在金石、考古、訓詁、古典文學研究、詩詞創作、書畫藝術等諸多方麵，都有精深造詣和獨特成果。梁啟超譽稱其為“西州髦俊”，“其學於窮經解詁為最長，治史亦有特識，文章爾雅，下筆千言，旁及楷法，侵淫漢魏，俊拔儕儔。此才在今日求諸中原，亦不可多覯”。尤其在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等文物古跡的考證研究方麵具有開創性的貢獻。今日麥積山石窟名揚中外，馮國瑞功不可沒。
鄧寶珊與馮國瑞相交，已數十年了。馮國瑞的學術文化活動，無不得到鄧寶珊的關注與支持。鄧寶珊為甘肅出了這麼一位有全國影響的學者而引以為榮。每有文化名流出訪蘭州，鄧寶珊宴請他們時，總要請馮國瑞作陪。馮國瑞埋頭學問，不善在人前張揚，是觸犯了當局的哪根神經而獲罪落難的呢？而且，有消息傳來，連馮國瑞在天水老家工作的兒子，也定為“右派”……
鄧寶珊明白了：凡是同他親近的人，看來就在劫難逃！莫非由於他的存在，使甘肅成為運動的重災區了嗎？
萬幸馮國瑞沒有去夾邊溝，隻在蘭州就近的農場勞動改造。後來病倒，由鄧寶珊安排住進了醫院，於1963年3月病故。病危的日子，鄧寶珊幾乎天天去醫院看望，鄧寶珊問他有什麼事情需要囑托時，氣息奄奄的馮國瑞，躺在病床斷斷續續講述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關於邵力子先生捐贈給天水圖書館的那批圖書的保管問題。
1933年，邵力子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後，聘馮國瑞為省政府顧問，兩人“議政論文，頗相契合”。1936年底，邵力子調離陝西，去南京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函召馮國瑞也到南京，另行安排工作。次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形勢日趨緊張，馮國瑞提請邵力子將保存在西安的個人藏書，往大後方安全地帶轉運。經兩人商談，認為運到天水收藏，比較穩妥。邵力子即委派馮國瑞返回西安負責轉運。經鄧寶珊、水梓等時在南京的甘肅籍人士婉告敦促，邵力子決定將這批用自己的工資多年求購的珍貴圖書捐贈給天水。由於交通不便，運輸工具奇缺，幾經周折，這批圖書於1939年初才雇用鹽商的駱駝隊馱到天水。
1939年7月，天水縣圖書館成立，馮國瑞擔任館長。這批圖書經整理登記造冊，由馮國瑞編成《力學廬書目》一冊，共計五千二百四十二種，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六冊，合計其他冊幀照片等，在五萬卷以上。圖書館幾經搬遷，後遷至“漢忠烈紀將軍祠”——天水城隍廟內。裝書的幾十口大木箱，堆放在狹窄潮濕的城隍寢宮裏，極不安全。馮國瑞對此一直念念不忘，請求鄧寶珊日後敦促家鄉政府，設法解決。
第二件，是關於馮國瑞自己收藏的文物、字畫、書籍的捐贈問題。
1958年，馮國瑞在農場收到一封家信。說街道居委會要占用他家的宅院辦集體食堂，強令家人搬遷。問馮國瑞放在家裏的那些文物字畫怎麼處置？他當時認為，有朝一日他還會繼續從事學術研究，便回信告訴家人：將它們裝進木箱送到麥積山文物保管所，請代為保管。家人就把那批四處搜求得來的彩陶青銅、宋瓷漢瓦、明清字畫、手抄孤本……裝入八口大木箱，雇人拉運到了麥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