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曆史學家的意見，漢武帝雖然確定了獨尊儒術的政策，但當時儒術並沒有真正獲得獨尊的地位。直到漢宣帝，其治國之道仍然是“霸王道雜之”，而不純任德教，純任周政。漢宣帝還抨擊“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漢書·元帝紀》)，因而不堪重任。對他那位“柔仁好儒”的太子懷有深深的憂慮，認為亂壞漢家天下的，將是這位篤信儒術的太子。然而漢宣帝礙於個人情感，沒有換掉太子。後來，這位太子做了皇帝，就是漢元帝。
漢元帝不僅柔仁好儒，不達時宜，而且不懂實務，隻知信天聽命。他認為:“安民之道，本由陰陽。”所以由於陰陽錯謬，風雨不時，他竟下令讓“丞相、禦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二三人”，“於是言事者眾，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漢書·元帝紀》)對解決實際問題，則束手無策。他由於不懂實務，竟被宦官捉弄，使自己尊崇的老師下獄致死。《漢書》作者評論說，漢元帝“牽製文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矣”。(《漢書·元帝紀》)到了成帝“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漢書·成帝紀》)所謂“外家”，就是漢元帝皇後王政君的娘家。漢成帝即位之初，王政君的兄弟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政權、軍權都歸了王家。王家依權仗勢，為所欲為。不僅王鳳擅權，且“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麵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台，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直至不法僭上:“成都侯(王)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王)立父子藏匿奸猾亡命，賓客為群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漢書·元後傳》)對於這樣一個既犯上作亂，又禍國殃民的世家大族，皇帝卻不能將他們繩之以法，而隻能聽任他們為非作歹。
朝廷上有這樣一股不法妄為的勢力，必然與其他權勢集團發生衝突，特別是劉姓皇室集團。而朝廷上的衝突又造成朝政的混亂，本來就積累已久的社會矛盾不僅無法解決，反而加速激化。一些人認為漢家天下將要完結，企圖另尋出路。這時候，齊人甘忠可托言天命，造作了《天官曆》和《包元太平經》:
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漢書·李尋傳》)
《天官曆》內容如何，已不得而知。湯用彤先生認為《包元太平經》當是後來道教《太平經》的前身。參見湯用彤:《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第66頁。這部經書確實帶著濃烈的黃老色彩。真人之號多見於《莊子》，赤精子當是張良所追隨的赤鬆子一類人物。無論如何，這位天使不是儒者熟悉的神靈，其內容既為自創，也當與儒經大相徑庭。所以“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漢書·李尋傳》)
甘忠可死了，但他提出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弟子夏賀良等也還健在。漢朝的政治危機仍在繼續，也就是漢曆中衰的狀況並沒有多少改變。漢成帝死，哀帝繼位，司隸校尉解光又向哀帝推薦甘忠可書和夏賀良等。哀帝把此事交由劉歆處理，劉歆認為該書不合五經，不可實行。但解光說，劉歆是劉向的兒子，劉向上奏使甘忠可下獄，劉歆怎肯讚成此道?這時，長安令郭昌勸李尋幫助夏賀良。
李尋治《尚書》經，好據《洪範》說災異。投靠丞相翟方進，多次上書言事。王家那位“驕奢僭上”的王根輔政，也多次向李尋谘詢。李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向王根建議“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於是王根首先推薦和提拔了李尋。(《漢書·李尋傳》)
李尋本來就喜好甘忠可的書，又受到郭昌的鼓動，就向漢哀帝推薦了夏賀良。漢哀帝多次召見了夏賀良，夏向漢哀帝提出了他挽救漢家天下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