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幹警喜歡刀子的女孩，一個人想成為什麼，也許比他（她）是什麼更為重要。
——何大草題贈在扉頁上的一句話
沙莎的故事，本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是我突然收到一個包裹。
這些天，經常收到陌生讀者的來信。這些讀者，都是看了沙莎的故事後有感而發，不吐不快，於是寫來信，表達各自的困惑和思考。
他們覺得像沙莎這樣的留守孩子，在中國鄉村還有很多；像沙莎父母這樣離開土地進城打工的農民，也遍及中國的大小城市——如此龐大的一個留守群體，誰來代替父母們的愛？是不是非得要像沙莎那樣，犯了罪，進了管教所，再來重視和關注？再有這些孩子的父母，他們在城裏討生活，幹的是最累最髒的活；他們沒有城市戶口，孩子跟著他們不能正常上學；雖然家裏還有房子，還有土地，但是他們多年不回去了，他們的未來會怎樣？……翻檢這一封封讀者來信，我心情沉重。我沒有料到一個“沙莎”，會牽引出那麼多的“問題”——而真正的尷尬是，我能拿這些“問題”怎麼辦？
征求領導意見後，我特意在報上辟了一角“讀者來函”，每期摘要刊登讀者的精彩聲音，算是給了這些來信一個交代。作為“沙莎故事”的延伸，我還在“特別報道”欄目陸續做了“人離開土地後怎麼辦？”“關注西部農村教育”等等話題的討論。
隨著“新聞點”的轉移，關注沙莎故事的讀者來信漸漸稀少，我也在忙碌中將這事拋在了腦後。盡管沙莎也好，家美也罷，時不時會在我腦海裏跳出，可一旦忙碌起來，總有開不完的會，編不完的版，直至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個包裹，才猛然記起，我已經有一段日子沒有沙莎的音信了！
包裹是何大草寄來的——就是那個寫《刀子和刀子》的作家。沙莎曾在給我的信裏表達過一個願望：希望認識他，有機會想“拜他為師”。沙莎的信見報後何大草恰巧看到了，他正要出門去外地。異地回來後，他按報社地址給我寄來了包裹。
我拆開沉沉的牛皮紙包，是一堆書，有別人的也有他自己寫的。還有兩本他手簽的《刀子和刀子》，一本送我，一本請我轉送沙莎。何大草還特地為沙莎挑選了他自己喜歡的三本書：戈爾丁的《蠅王》、塞林格的《麥田裏的守望者》和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他在給我的信裏說：希望將這些書轉送給喜歡看書的女孩沙莎，也請我轉告她：如果有機會，一定和她見麵；自己的書能贏得如此共鳴，他感到莫大寬慰……何大草在給沙莎的《刀子和刀子》扉頁上，寫下了這麼一句話：
喜歡刀子的女孩，一個人想成為什麼，也許比他（她）是什麼更為重要。
我當即放下總也忙不完的工作，手機裏翻出柿園子少管所周幹警的電話。
周幹警對我還能記起沙莎表示感謝，我心懷歉意地“領受”。周幹警問候完在電話那頭沉默，我忙問：是不是沙莎出什麼事了？我腦海中立即跳出一張瘦弱、蒼白和叛逆的臉。周幹警沉吟半晌說：這些天，我一直在猶豫，是不是要打個電話告訴你，因為你是媒體記者，和別的“大筆友誌願者”還不同……你今天來電話，還是告訴你吧——前陣你報道了沙莎的事後，我們這裏反響很大，當地政府還派專人來調查，和所裏的留守小孩座談，傾聽他們的心聲。所裏也加大了扶助力度，特別為留守孩子開通了免費熱線，隻要有父母電話，他們可以一周兩次給家人打電話，增加交流感情的機會。所裏還策劃了一次留守孩子和大筆友見麵的活動，邀請願意來的“大筆友”來我們柿園子少管所參觀，和結對的“小筆友”麵對麵……這些，都要感謝你的那篇報道——因為你的關注，給我們這裏很多孩子帶來了溫暖和笑聲。但是，對沙莎，真不知該怎麼說……周幹警斟酌著，好像拿不準是講下去呢還是就此打住。
我趕緊對周幹警說，如果不打攪工作，很想知道得詳細些，至於我這“媒體”身份，放心，我不會隨意寫的！
周幹警另約我下班時間聯係。
整個下午，我人在辦公室，心卻一次次遊離——我想象著很多種可能——這段時間來，我忙著手邊工作，竟沒想到給沙莎寫一封信，打一個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