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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進及其局限(5)朱宗震新華出版社
孫中山作為領袖，他的理論有自己的係統。但是，他在解釋三民主義時，雖然曾說過：“今者中國以千年專製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須臾緩。”把滿族統治和列強侵略，均列為民族主義針對的對象。但在實際上，卻回避了國際關係上的民族主義，因而沒有明確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綱領，並把民族主義主要引向了國內關係，即梁啟超所說的小民族主義，把革命的對象界定為狹隘的滿族統治。這引起了梁啟超一派的疑慮。嚴複說：“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蓋民族主義，乃吾人種智之所固有者，而無待於外鑠，特遇事而顯耳。雖然，民族主義，將遂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也就是說，在國際關係上的民族主義，本來兩派具有共識的，但把民族自強的內涵壓縮成狹隘的排滿，中國能否自強成了一個疑問。反滿民族主義問題，我們將在第五章分析。這裏的問題還在於，革命黨人並沒有認真研究如何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問題，要他們普遍地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在民族問題的理論和實踐上樹立起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也許是困難的。許小青先生指出：“在20世紀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中，民族共同體認同危機的實質，就是傳統文化民族向近代政治民族轉型的困境。”普萊斯教授在《宋教仁與民族認同意識》一文中指出：“在歐洲，民族認同的問題已和文化緊密地聯係起來，具有別具一格的民族特征感，而且很少與血統聯係在一起。”對這一問題，值得研究，即中國傳統的文化民族、西方現代的政治民族以及新發展起來的文化認同的民族國家關係。普萊斯教授同時批評指出，孫中山後來的民族主義是“將家庭和宗族，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樣將個體的公民，作為中華民族的基本單位”。顯然，對西方現代國家觀念的nationstate從源頭上說，就不應該翻譯為民族國家，而應該翻譯為國民國家，要強調在公民權利義務的基礎上建立起現代國家。普萊斯先生在閉幕式上的發言中指出：“最近發表一些論文談到民族主義是由英語nationalism翻譯而來的。而我認為有一點不恰當的就是nationalism也可以翻譯成‘國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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