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略翻一下世界史，人們就會驚奇地發現，“農民起義是曆史前進的動力”這一規律隻在中國有效。西方的農民起義為數甚少。西歐從八世紀起，史書上才出現農民起義的記載，從那時起到十六世紀八百年間，幾十個國家裏數得上的農民起義總共不過七八次。
西方沒有一個王朝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西羅馬帝國存在了一千多年，內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銳，但沒有發生一次導致改朝換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國的農民起義使命是改朝換代，規模巨大，破壞力驚人。而西方農民起義則更像是一種社會運動，破壞性遠較中國為小。997年，諾曼底地區的農民舉行過一次大起義，一位編年史家記載說，這次起義的原因是農民要“按自己的法規來使用森林附屬地和水源”。1024年，法國布列塔尼起義，以恢複古老的村社製度為目標。1525年，爆發德國農民戰爭，主要目的是宗教述求，為了增進“上帝的榮耀”，實現“基督教弟兄之愛”。
如果把起義簡單地等同於革命，我們幾乎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關心政治的農民。
可事實顯然不是這樣。眾所周知，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強、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會不公正的一個群體。
這樣的人群甘願以生命為代價來選擇起義，解釋隻能有一個：走投無路。
農民和農奴的區別
中國農民被稱為“民”、“百姓”，而西方農民被稱為“農奴”。從字麵上看，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遠高於西方。然而，事實卻是相反。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被控製得最嚴密的一個群體。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時代，政治家們就已認定，隻有讓農民處於既不“轉死溝壑”，又無“餘粟”、“餘力”、“餘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們世世代代“死徙無出鄉”，才能保證天下太平。從極早開始，中國政治家們就發明了“戶口製度”和“保甲製度”這雙重控製體係，天涯海角內的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被毫無遺漏地織入帝國行政網絡之內。
在這個控製體係中，居民們一生下來就被登記注冊，不許隨便遷移，不許隨便改變職業，並且相互監視，實行連坐。一家有罪，鄰裏遭殃。
這種控製，實際上比西歐那種莊園農奴製度對農奴的束縛要嚴密得多。
與此同時，曆朝政府又堅持不懈地阻斷民間社會自發組織的渠道，厲行打擊民間的宗教組織和集會結社行為，使農民在政治上永遠處於一盤散沙狀態。比如元朝政府，禁止漢人劃龍舟、趕集、夜間點燈。靠白蓮教紅巾軍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後立刻取締了白蓮教。大清律則明確規定，百姓之間結拜兄弟是犯罪行為。
如此嚴密的社會控製，目的當然是為了“萬世一係”，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剝奪農民們的財富以供養自己。中國政權對農民征課的各種租稅，實際上總是遠遠超過官方字麵上的“十五稅一”、“三十稅一”之類的限額。
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隻有在農民起義後建立的新王朝初期三十年內，能夠溫飽之後，略有所餘。而其餘大多數時期裏，都處在為溫飽而奮鬥終生的處境之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很多。
據學者推算，中國農民去掉賦稅後，人均占有糧食通常低於六百四十斤。而在中世紀歐洲，一個農奴的年糧食消費量就達到一千零七十斤。而且，就連這低水平的生存，也多次被大的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所打斷。
專製權力發展的規律隻能是越來越貪婪。尤其是每當一個王朝進入它的中後期，龐大的官僚機器和官僚隊伍總是要像腫瘤一般進入無法抑止的膨脹階段。與此同時，人口越來越多，人均占有資源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線下。餓殍遍地，鬻兒賣女，是每一個王朝末期必然出現的悲慘景象。
刮人肉者如屠豬狗
在明末，農民們被逼到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落？
關於那時社會危機的記載和描述已經太多了，在這裏隻需要引用下麵兩例資料：
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官員吳應箕在一封信裏，談到他途經河南真陽的見聞：“今天走了四十裏路，這四十裏，都是廢耕之田，一望皆黃茅白草，兩邊的村莊都成了廢墟。我問當地人，問為什麼不耕種。幾個人同聲說：‘差役太重，承受不了，隻好逃亡去了。人走了，地自然就沒人種了。’當地人說，一家逃走了，他家的差稅就被歸到他本家或者親戚名下，久之，本家或者親戚也沒辦法，也逃了。剩的人越少，每家承擔的差稅越重，一來二去，全村都逃光了，就造成如今的現狀。”
在政府的過度榨取下，農民們無法承受農業稅的重壓，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這尚是承平年景所見。而災荒一來，農民就更無路可走了。
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yóu）進京會試，途經災荒地區，依據親身見聞，給皇帝上書：“臣自正月離家北上，出境二十裏，見道旁刮人肉者如屠豬狗，不少（稍）避人，人視之亦不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