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日本人認為櫻花最美的時候並非是盛開的時候，而是凋謝的時候。櫻花花期不長，但凋謝有個特點，就是一夜之間滿山的櫻花全部凋謝，沒有一朵花留戀枝頭。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的耀眼的美麗中達到自己人生的頂峰，發揮自己最大的價值，之後毫無留戀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武士自殺並非因為輸不起，也不是因為失敗而感到羞恥才因屈辱而自殺，武士並沒有這麼脆弱，自殺是因為感到自己已經盡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願已經了結，自己的一生已經不可能有更大的輝煌了。這時候就應該像櫻花一樣毫無留戀地凋謝。
所以武士的“切腹”並非如我們所想的是要洗刷恥辱，或是輸不起，正相反這是源於其自己對自己生命的一種覺悟，一種對自己已經達到頂峰的一種判斷，是一種滿足，是對櫻花凋謝的淒美的一種向往。
武士道來自遙遠的過去，迄今為止已有千年的曆史，它是日本民族的“基因”，融在每一個日本人的血液裏，並為他們代代相傳。它對日本人而言就像氧氣對生物那般重要，它是一條看不見的脈絡，貫穿著日本曆史，滲透至日本政治、文化的方方麵麵。
武士道的目的與西方中世紀的騎士規章很相近：為戰士設定生存的理念，將他們由受雇的殺手的地位加以升華。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堅毅、簡樸、有膽識、講禮節、誠實、忠誠等種種美德。隻要武士忠於天職，就能得到榮譽。這種不計代價維護個人榮譽的信念，使得武士不會避開堪稱無謂的自我犧牲。被敵人團團圍住，仍然英勇廝殺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標準看，並非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樣的行為乃是武士由衷忠誠的具體表現。關於這一點，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不免有些奇怪，甚至會認為它是自殺的行為。事實上並非如此。比起歐洲的騎士精神來說，它一點也不遜色。
受到武士道深深影響的武士，在考慮自己下一步的行動時，根本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死對一切結果說，還在其次，讓自己行動發揮效果才是正道。奮力一試，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得一死，也比毫不嚐試來得好，因為武士完全不用考慮自己的得失，隻管奮勇向前。
不過，這種精神仍然無法阻止部分武士自陣中逃走（畢竟他們也是血肉之軀），武士道並非要人一味死戰，不管勝算多寡，將自己陷入困境。武士必須智勇雙全，無謂地丟命是錯誤而愚不可及的行為。像是經常出現的那城內守軍開城迎擊敵人的自殺行為，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審視一番。出城迎擊圍攻城堡的敵軍，不啻自殺行為，但要是能牽製敵軍，讓領主有時間擊退敵軍，就是忠義和英勇的表現，而不是自我毀滅的衝動。
1600年伏見城最後兩百名德川家守軍，開城不斷迎擊西軍，正是此類的英勇行為！當然，這種精神也能用來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有太平洋小島上的日本守軍高呼萬歲的自殺式攻擊。武士道仍長存於21世紀的日本陸軍及日本海軍心中。武士道，和其他行為規範一樣，也有負麵的地方。武士經常殘酷地對待俘虜，因為俘虜放棄了武士道。許多武士的敵人在作戰後僅僅因為這個原因而遭處決。不像中世紀的歐洲，貴族和騎士被俘（通常會被監禁數年）可以用贖金贖回，日本人的作戰方式從未采取用金錢換回俘虜的類似作法。武士或大名在戰場上被生擒，通常都會不光彩地死在俘虜者的手下。
武士道也有殘忍的一麵。《葉隱》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就令人發指。
山本常朝的異母兄山本吉左衛門，依父親山本神右衛門的指示，5歲時就得斬殺狗，{5歲時斬殺罪者。武士大眾，十四五歲開始實習斬首。如此武士從小帶刀成長。養成斬殺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義，如日本戰前教育敕語所教諭，以“義勇奉公”為最高原則，這是武士為“奉公人”的心理準備，說來非常殘酷不入道。舉例說，佐賀鍋島藩第四代吉茂，年輕時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討其喜歡的，即將關於此人之妻的壞話寫在扇上，交給近侍說：“你把此扇讓他看，再將那家夥作何反應呈報。”此家臣看了扇之後，並不知道是誰寫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將此呈報。吉茂公日：“將主人書寫的東西撕裂，乃是無禮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義的表現”。山本常朝也說，武士應盡的忠義，是以殉死為最高。
關於令人震撼的武士道精神，大家都看過反映“二戰”的電影中日本人集體自殺的場麵，而事實上也是如此，是什麼促使他們寧死也不可投降呢，答案隻有一個——武士道精神。相比之下，在那個時期的中國卻出現了無數的漢奸與幾百萬日偽軍，這也是中國當時挨打的原因之一。
有一個令人起雞皮疙瘩的故事。
江戶屋敷的看守倉庫者堀江三右衛門，偷了庫存的金銀，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後，上麵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於是先將他身體中的體毛燒光，剝他的指甲，切斷他的腳筋，用錐磨等工具給他種種折磨，但他不哀聲大叫，連臉色都不改變。最後就斬開他的脊背，用熱燙的醬油澆灑其上，他即軀體折彎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