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以權力為主導，經濟上以國家資本為軸心的發展模式，被稱為中國模式。這個模式看似是個獨一無二的創舉，其實不是。中國近代1870~1911年的洋務運動，就是個官督商辦，政府主導的工業化發展模式。民國政府1927~1937年間，也是個政府主導經濟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當時的中國模式，也不是自創的、獨有的，而是在走德國、日本式自上而下的強權現代化道路。俾斯麥式的國有銀行主導的模式，日本明治政府“利用農民作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來源”(摩爾語)的模式，都是南京政府的榜樣。至於後來的全盤計劃指令、全盤公有的蘇聯模式，更是個政府取代市場的失敗模式。
國內的官商結合程度，似乎比拉美還緊密。以前講的“拉美模式”“東亞模式”“西非模式”等，國內都與之相似。腐敗成了發展的瓶頸，人治成了法治的障礙，是這類模式的共性。吳敬璉認為:“中國的發展曆程向我們表明，想用政府的強力管控來遏製腐敗是一種不可能成功、卻十分危險的處方。因為政府權力的擴張必然造成尋租基礎的擴大，而尋租基礎的擴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敗的蔓延。於是，就會陷入一種政府擴權和腐敗蔓延的惡性循環。從所有這些國家的教訓看，不能抽象地談論強政府的優勢和弱政府的劣勢，而是要弄清政府權力的邊界。在與市場的關係上，不能取代市場，不能利用公權攬買賣。”所以，放大市場，縮小政府，才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徑。
“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鄧小平語)。“中國能從一個封閉、收入水平相當低、全球經濟影響力非常小的國家，變成今天的模樣，一定有什麼事情是做對的”--周其仁說的沒錯。但做對的是什麼，做錯的又是什麼，眾口不一。歐債危機與美債危機的蔓延以及政府的救市幹預，給了一貫懷疑自由市場的人更多理由。然而，中國33年的經驗恰恰相反，不是政府調控的成功，而是放權讓利的成功。要說還有教訓，反倒是政府擴權，國企爭利的教訓。有人說，政府全盤掌控、國企全盤壟斷的模式，不是被證明是成功的嗎?陳誌武反駁說:那前30年掌控更嚴緊、壟斷更集中，怎麼會弄到連個溫飽都混不上呢?可見，做對的不是政府擴權，國企爭利，而恰恰相反，是放權讓利。要說33年來有什麼事情是做對的，那就是放權讓利，給人民自由，給市場自由是做對的。要說還有什麼事情是做錯的，那就是改革流產了，重返了擴權爭利是做錯的，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