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反向歧視”論不僅給韋伯限製凱澤工廠的黑人工人取得技術進步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為整個美國的黑人利用廣泛的就業機會設置了重重障礙，並將黑人的基本人權置於白人的友好態度而非法律原則的基礎之上。許多年來，眾多公司或就業機構對於自己該在肯定性行動中扮演什麼角色沒有明確的認識。這種狀況的存在無疑不利於推行肯定性行動計劃，也就不利於黑人狀況的改善。
再次，政府機構與黑人社區間的信任感是保障黑人與白人平等地享有簽約、獲取有用的知識、就業和追求幸福這些基本民權的基礎，但在精英教育原則下，個體白人能夠憑籍其相對於黑人在就業和教育上的先天優勢、利用政府手段限製或剝奪黑人就業和受教育的自由和權利，並有可能淩駕於整個黑人社區之上，為所欲為，致使黑人的正常社會生活受到嚴重衝擊，黑人社區政治、經濟、社會狀況的改善停滯不前。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狀況的出現使政府機構在黑人社區的威信大打折扣，廣大黑人對政府改善其經濟狀況的誠意產生懷疑，黑白關係緊張在所難免。
總之，美國最高法院依據精英教育原則作出的“反向歧視”裁決對於黑人的未來發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它使黑人的基本人權和民權得不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反向歧視”論剝奪了黑人的依法應享有的美國經濟和社會利益的公平份額，使黑人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道路變得更加曲折和艱難。
20世紀50-60年代的民權運動，美國黑人在法律層麵和一定程度的實踐層麵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黑人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得到明顯改善。約翰遜總統於1964、1965和1968年先後簽署了《民權法案》、《選舉權法案》和《1968年民權法案》等三個民權法案，禁止公共場所實行種族隔離，明確保障黑人和白人一樣享有旅館、飯店、娛樂場所等公共設施的平等使用權，取消學校的種族隔離；保護黑人的選舉權；開放住房，禁止在住房方麵實行種族隔離。這些法案的相繼通過從法律上徹底摧毀了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社會中實行的種族隔離製度，並對清除美國人們心中的種族歧視塵垢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黑人在民權運動過程中和之後所取得的進步表現在各個方麵。最顯著的是黑人的政治地位有了改善，參政人數明顯增加。黑人獲得實際的選舉權後，參政熱情迅速提高，擔任公職的人數不斷增加。美國黑人官員1963年時不足100人，1970年為1479人，1980年為4963人。1990年時，美國有314黑人擔任市長，如紐約、費城、巴爾的摩、新奧爾良、亞特蘭大、克利夫蘭、紐黑文、洛杉磯、底特律等都是黑人擔任市長。黑人還首次成為弗吉尼亞州的州長。這在以往簡直之無法想象的事情。另外，美國曆史上還出現了首位黑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柯林·鮑威爾將軍)、首位黑人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有四位黑人部長，這也創造了曆史最高紀錄。在1992年的國會換屆選舉中，有38名黑人當選國會眾議員。黑人羅納德·布朗還擔任過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一職。這也是黑人所取得的創曆史紀錄的重大勝利。
美國黑人參加政治活動，不僅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而且對美國政治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對內政策上，黑人利用自己手中的選舉權迫使國會和政府照顧黑人的利益；在對外政策是上，黑人選民迫使美國政府在1978年開始對羅德西亞(即現在的津巴布韋)實行種族歧視實行製裁；在1987年對南非實行經濟製裁，同時還督促美國政府增加對非洲的經濟援助。
在經濟方麵，黑人的就業環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就業人數明顯增加，就業範圍也有所擴大，並逐漸形成了人數達100萬的中產階級階層。約有1/3的黑人家庭年收入超過3.5萬美元。黑人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比此前都有了較明顯的提高。
在文化教育領域，民權運動基本上摧毀了教育體製中的種族隔離製度，廣大黑人青少年有了更多的上學和深造的機會。黑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顯著增加，如攻讀學位的大學生人數從1960年的22.7萬人上升到1981年的108萬人，稍低於黑人在美國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在觀念層麵，種族平等開始逐漸深入人心，種族歧視的氣氛大為弱化。這都有助於美國黑人更真實地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生活當中去，對他們的生存和發展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促進作用。雖然這個過程還是很緩慢，但是，畢竟曆史的車輪在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