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對中國人來說，曆史就是我們的宗教。中國人缺乏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國人不缺乏道德的堅守，不缺少人生意義的尋求，在其他國度或其他民族，用宗教提供的這一切，在我們這裏是由曆史提供的。換言之，當人家求助於宗教的時候，我們隻有曆史。我們不相信靈魂不朽，卻把立言、立功、立德稱為三不朽，就是相信在人類自身的曆史中能夠獲得不朽。在我們的精神版圖中沒有末日審判，卻有曆史的審判。我們不相信頭上有一個公正的上帝，卻相信有公正的曆史。我們沒有天堂、地獄的概念，卻有曆史中的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綿延不絕的史家傳統，保存了最完整的曆史記載，秉筆直書成為後人尊敬的傳統，包含道德褒貶的春秋筆法，為國人長期所認可。一句話，曆史裁判承擔著道德裁判的功能。支持文天祥從容赴死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晚年有詩：“青史憑誰定是非？”劉少奇留下的最後一句話也是“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
曆史是善良的、弱勢的、邊緣的一切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能夠逆趨利避害的本能行事的唯一寄托；是不幸的、含冤的、堅持良知選擇的人們全部的希望所在；也是令無比顯赫的強勢者不能不有所忌憚的無形威懾——“要上書（曆史）的”，“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越是身處逆境、絕境，我們對曆史就越會依賴。
有人說極權統治是曆史的大敵，因為極權統治總是要係統地、精心地改寫曆史，“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的過程就是用謊言淹沒真實，用勝利者的語言重寫曆史的過程，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在這裏達到了最可怕的登峰造極。這已經不是曆史，隻剩下恐懼的顫栗，對權勢的屈從和棍棒下的呻吟。顛倒曆史是可怕的，戲說曆史是可鄙的。曆史不容戲說。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曆史，就是瓦解曆史的道德功能、宗教功能，瓦解曆史裁判權。曆史不容遺忘，昆德拉有一句話說：“人類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鬥爭。”誠如胡平先生說的：“消解曆史的神聖性導致人們隻是‘活在當下’，以眼前的利害為生活的唯一準繩，因此它有利於權勢者而有害於反抗者有害於大眾，有利於惡而有害於善。對於缺少宗教的中國人，如果曆史不再神聖，那麼還有什麼神聖？如果中國人的人生失去神聖，那將是怎樣的人生？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對曆史心懷虔敬。”
然而到了近代，曆史承擔的已不是單純的道德功能。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新史學》一文，批評傳統史學的四大弊端：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二是知有個人不知有群體；三是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是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導致兩病，能鋪敘不能別裁，能因襲不能創作。他大聲地喊出“史界革命”的口號，認為“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自蔣廷黻、陳恭祿以來，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棟，各種解釋係統讓人應接不暇，半個世紀來最強化的主流說法是胡繩的“三大戰爭、三大運動”說，此外有陳旭麓的“新陳代謝說”，唐德剛的“二百年出三峽”說，李慎之先生臨終前不久，在寫給他同時代的朋友許良英先生的長信中，有意改寫中國近代史，並提出新的架構，他的第一個切入點是“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製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可惜天不假年，大綱還未完成他就撒手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