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業銀行把中心放在支持民族工商業上麵，總放款占50%以上，到1925年放款額已達2000萬元，1931年4000萬，1934年達5800萬元。得到支持的民族工商業有600多家，涵蓋紡織、醫藥、絲綢、麵粉、造紙、煤礦、印刷、火柴以及化工、鋼鐵等重工業，如漢陽鐵廠、漢冶萍公司、天津久大精鹽公司、永利堿廠、上海閘北水電公司、商務印書館、杭州胡慶餘堂國藥店、穆藕初的紗廠、榮氏家族的麵粉廠、南通大生紗廠以及長興煤礦、北票煤礦等許多著名的民營企業。
從1907年到1922年，興業銀行至少5次給張謇的大生紗廠貸款扶持。1918年，這位年邁的狀元實業家專程祝賀浙江興業銀行上海總行喬遷之喜，親筆書寫頌詞，並半開玩笑地對蔣抑卮說：“我這個狀元公還得你這個秀才郎多多扶持呢！”
在興業放款的600多家企業中，有20多家在瀕臨倒閉時得到幫助。1935年，劉鴻生的企業集團幾乎瀕臨倒閉，到中國銀行貸款，受到宋子文的當麵嘲弄：“O·S·（劉的英文名字縮寫）的股票現在連草紙都不如了。”氣得這位“火柴大王”說不出話來，結果靠了興業銀行的支持才得以起死回生。他後來多次在公開場合說：“浙江興業銀行才是我們企業自己的銀行。”
1934年，國民黨南京政府準備修建鐵路、公路兩用的錢塘江大橋，預計借款550萬元，興業應鐵道部要求出麵籌集部分款項，與中國、交通、浙江實業和四明一同組成了築路銀行團，借款200萬，興業一家承擔1/2，期限6年，並專設辦事處，派人配合施工進程撥款。當時他們的想法就是不讓外國銀行插手，損害路權，或許想起了二三十年前的爭路權運動，想到了浙江興業銀行的由來。此舉使興業銀行成為“金融支工”的榜樣，受到中外交通界的稱許。茅以升設計的錢塘江大橋三年後建成通車，70多年後還在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蔣抑卮在內，浙江興業銀行的掌舵人物，沒有人在1927年血泊中浮起的國民黨政權中擔任要職，這一點同時代的其他銀行家就很少做到，“北四行”的吳鼎昌、“南三行”的陳光甫，更不用說張公權等人，先後都踏上從政之路。興業的興衰背後我們可以看出它與政治的關係，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它保持了金融機構的獨立性，這一點在江浙財團中尤其難能可貴。蔣介石上台後，向上海各銀行攤派嚴重，引起蔣抑卮們的反感，堅持不讓官僚權貴的資本插足興業，因此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擠壓，逐漸走下坡路，1927年後存款逐年減少，到1936年已跌到同行業的第6位。
1935年國民黨當局將鈔票發行權集中到中央、交通、中國三行，勒令其他銀行將已發行的鈔票及準備金全部上繳。興業自晚清以來，發行鈔票已有近30年曆史，損失慘重，資本實力一夜間削弱了差不多1/10。在無情的政治壓製下，興業的黃金時代無可挽回地過去了。等到抗戰爆發，許多企業貸款收不回來，興業銀行幾乎成了空殼。1940年11月18日，蔣抑卮在上海病故，他在這個熱愛的世上活了66年。世上已無蔣抑卮，作為金融報國的代表人物之一，還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撥伊銅錢”，徜徉在杭州中山中路或積善坊巷，可還有人記得中國第一代銀行家的這個口頭禪？
本文主要參考書目：
1．《浙江近代金融業和金融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陳國強主編，《浙江金融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3．黃鑒暉，《中國銀行業史》，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
4．朱之華編撰，《浙江興業銀行簡史》、《浙江興業銀行史料》，《北京金融史料》銀行篇（二），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誌》編委辦公室編，1990年。
5．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河北敎育出版社，2002年版。
6．《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