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浙江興業銀行當年的營業大樓，中西合璧、別具風格，曾經是杭州的標誌性建築，曆經八、九十年的風雨考驗，仍安如磐石地屹立在十字街頭。作為中國最早出現的商業銀行之一，浙江興業銀行在整個中國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掌舵人蔣抑卮的名聲雖然不如陳光甫、張公權、周作民那樣顯赫，但同屬近代的銀行家群體。他們在近代文明轉型過程中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蔣抑卮的口頭禪“撥伊銅錢”，也許我們已經久違了。
一 “撥伊銅錢”
1909年2月，魯迅和弟弟周作人在東京一起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這是周氏兄弟生平第一次的文學努力，此舉得到蔣抑卮的支持，先墊出印刷費，否則，魯迅當時不可能有錢印書。初集印了1000冊，二集隻印500冊，可惜回音空蕩，初集在東京群益書店隻賣出21本，二集賣出20本，在上海蔣家開的廣昌隆綢莊寄售，這本書的命運也是差不多，據說也賣出20冊上下。因為收不回本錢再印第三集，於是隻好中止。剩下的一部分書就保存在杭州的蔣廣昌綢莊和上海的凡將草堂藏書樓。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有一篇就叫《蔣抑卮》，對此有詳細追憶，大約1908年初冬，蔣抑卮到日本醫病，長住一段時間，夫婦倆一時沒租到房子，最初就是魯迅兄弟把自己租的房子讓給他們住。蔣抑卮，名鴻林，“本身是個秀才，很讀些古書以及講時務的新書，思想很是開通”。在日本期間，白天無事，他經常跑到魯迅的住處談天，“因為人頗通達，所以和魯迅很談得來”，周作人“那時隻是在旁聽著罷了”，“他一聽譯印小說的話，就大為讚成，願意墊出資本來，助成這件事，於是《域外小說集》的計畫便驟然於幾日中決定了”。
蔣的上代也是紹興人，似乎他父親這一代還是的，少年時代因為家貧，經常背著布匹包裹，串門走巷做生意，由此起家，開了綢緞莊，到了蔣抑卮長大時，還開起了銀行，已經是浙江興業銀行的一大股東。蔣抑卮平常有一句口頭禪，凡是遇到什麼稍有窒礙的事，常說“撥伊銅錢”（紹興話就是“給他錢”的意思）就行了吧。魯迅因此給他了個綽號叫“撥伊銅錢”，其中毫無惡意，“隻是舉出他的一種特殊脾氣來，做一個‘表德’罷了。天下事固然並不都是用錢便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這‘格言’如施用得當，卻也能做成一點事情來，這裏他隻墊出了印刷費二百元之譜，印出兩冊小說集，不能不說是很有意義的事情。”（《知堂回憶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68頁）
蔣抑卮早年讚助的事業還有《浙江潮》，那是1902年浙江籍留日學生創辦的期刊。他捐款100元作為開辦費，當時他在日本留學，結識了魯迅、許壽裳等人。1904年，他因病回國以後，和魯迅書信往還不斷，1904年8月9日，魯迅在仙台寫信給他，表達他們真摯的友誼，其中有“所聊慰情者，廑我舊友之筆音耳”等語。
從1912年到1928年，魯迅日記中至少有42處提到蔣抑卮。1915年7月15日，“得蔣抑卮信並明刻《嵇中散集》一卷。”魯迅當時熱衷於收集嵇康的資料，蔣提供了許多幫助，魯迅在日記中多有提及。他們的友誼一直保持到1936年魯迅去世後，蔣抑卮送去了“文章千古”的挽幛，悼念千古一人的老朋友，並資助出版《魯迅全集》。
蔣抑卮的“撥伊銅錢”之名不虛，對圖書館等文化事業多有扶助，他的“凡將草堂”藏書樓，收集了大量江南名門望族的族譜，有一些還是明代的抄本或刻本。1939年，張元濟、陳叔通、葉揆初等在上海發起合眾圖書館。1940年，已在生命最後時光的蔣抑卮還念及此事，捐了5萬元股票作為圖書館的創辦費，以及97593卷、共34463冊圖書。他對主持此事的顧廷龍說：“舊書應該歸到圖書館，讓社會上從事這種學問者利用，一人的搜求是有限的，終是要靠互相通假的，所以圖書館是藏書的歸宿。”他明白捐書要及身完成，否則後人將視為財產，不好實踐。顧廷龍的回憶證實，蔣抑卮“實為讚助本館最出力的第一人”。（在他身後，剩下的全部藏書200箱都捐出來了，前後共計捐出古籍5.5萬多冊，已歸入上海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