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
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
——龔自珍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中國民諺
要怎麼收獲，先那麼栽。
——胡適最喜歡題寫的話之一
18世紀，伏爾泰如此說：
“倘若偉大是指得天獨厚、才智超群、明理誨人的話，像牛頓先生這樣一個10個世紀以來傑出的人，才是真正的偉大人物；至於政治家和征服者，哪個世紀也不短少，不過是些大名鼎鼎的壞蛋罷了。我們應該尊敬的是憑真理的力量統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來奴役人的人。”
20世紀中葉，波普爾在傳世之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指出，人們平常所說的人類史往往就是指政治權力史，“沒有人類的曆史，隻有人類生活各個方麵的無數的曆史。政治權力的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曆史”。在他看來，“這是對一切得體的人類概念的冒犯”，“再也沒有比把貪汙史、搶劫史或放毒史當作人類史更糟糕的事。因為權力政治學的曆史不是別的，而是國際犯罪和集體屠殺（它當然包括某些掩蓋它們的企圖）的曆史。這就是在學校中講授的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頌揚為曆史的英雄”。
為什麼人們會把權力史看作是人類史，而不是選擇宗教史或詩歌史？他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權力影響每一個人，其他的東西比如詩歌隻影響一部分人。第二，人們有權力崇拜的傾向。第三，是掌權者喜歡受人崇拜，並且能將他們的意願強加於人，許多曆史書本來就是按掌權者的意誌書寫的，是在皇帝、將軍和獨裁者的監督下寫作的。權力崇拜往往導致對惡的崇拜，這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也是人類的一種奴性，是牢獄和奴役時代的一種遺跡，這種崇拜產生於恐懼。這種根源於恐懼的心理，導致我們長期以來隻以成敗論是非，隻以成敗論英雄，也就是以權力的是非為是非，從而將文明史簡化、畸化為爭奪權力的曆史。
文明的過程是一個從神到人的過程，古老的專製者總是習慣於將自己神化。
文明的過程是人不斷自我確認、給自己的生活賦予意義的過程。
文明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消除恐懼、超越恐懼的過程。
在本質的意義上，文明不是超人的大腦在密室中設計、策劃出來的，而是在千百萬個人的努力中生長出來的。文明是常人（而不是救世主、超人）一點一滴創造出來的，文明進程是靠更多的常人推進的，文明是一種製度，也是一種生活，文明之路就是人類免於恐懼、通向自由的道路。一部文明史是由一代代的伏爾泰和他的讀者們一起書寫的，而不是路易十六書寫的。從這個角度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我總是想起“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要這麼收獲，先那麼栽”這些諺語和格言。
波普爾還寫過一本《曆史決定論的貧困》，他清楚地認識到，“隻有少數的社會建構是人們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而絕大多數的社會建構隻是‘生長’出來的，是人類活動的未經設計的結果。”他深知，那些被遺忘的、不知名的個人，他們的憂傷和快樂、痛苦和死亡，才是迄今為止人類體驗的真實內容，但這樣的曆史往往不存在。“一切現存的曆史，偉人的曆史和權力的曆史，至多是一場膚淺的喜劇，是一場在現實之後的權力所表演的小醜歌劇（就像荷馬的小醜歌劇，奧林匹斯諸神的權力存在於人類鬥爭的場景背後）。我們最壞的本能就是對權力、對成功的偶像崇拜，它使我們相信這就是實在。”對於曆史唯一理性的態度，就是我們自己承擔起曆史的責任，“在同樣的意義上，我們承擔起創造我們生活的責任，惟有我們的良心才能對我們加以裁決，而不是世俗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