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
湖北有著廣闊的鄉村田園，湖北的鄉村有著深厚的文化根基。那些散布在平原和山間的村莊裏，有相當多的文學愛好者。他們熱愛文學，癡迷寫作。無論社會如何變化多端，也無論觀念如何新舊交替，更不顧生活如何艱難辛苦，他們都不肯放棄這份對文學的熱情。為了寫作，有人甚至賣了房子賣了牛，寫下的廢稿紙摞起來比人還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滿，兒女吵鬧，他們都絕不回頭。一寫一輩子，自嚐其苦，也自得其樂。
初知這些情況時，我很覺驚訝，覺得不可理喻。在一些場合發言，甚至還力勸這些鄉村的作家們最好還是先顧及生活。生活安定，寫作便無後顧之憂。
後來作協秘書長高曉暉跟我說，農民作家有自己的想法。他們認為自己雖然貧窮，但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和需要，應該同有錢人一樣。他們願意這樣生活。
這話真是讓我警醒。是呀，這樣的生活難道就不應尊重？
在現今這樣一個浮躁的社會，瘋狂賺錢和縱情享樂，是許多人的生活狀態。鄉間的文化生活更是無從說起。如此的背景之下，我們的農民作家，卻仍然甘願獨坐燈下，認真讀書，逐字寫作。或許他們的背後，有人冷笑，有人譏諷，有人打擊，他們都不介意。他們隻是沉浸在自己的內心世界，全身心地對著稿紙，盡情傾訴和表達。他們對精神的需求遠遠高於他們對物質的需求。沒有強大的內心力量，何曾能做到這一點。他們的寫，是他們的人生，他們寫出的，也是他們的人生。
對於這樣執著的寫作者，作家協會應該伸出援手，給他們以幫助。我想這也是作家協會存在的意義。一個村裏，有一個人寫作和沒人寫作，全然不同。這樣的寫作身影，無形中還能為青少年作出示範。
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們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開辦一個農民寫作培訓班並鼓動農民作家把自己的生活寫成長篇小說。作協則負責幫助他們出版。三十多位農民作家參與了培訓，十位農民作家進入了這一項目。我們為每一個農民作家指派了一名老師進行跟蹤輔導。從寫作到出版，時間定為三年。
改革開放三十年後，農村變化可謂天翻地覆。現今的鄉村生活，與柳青的《創業史》時代，與浩然的《豔陽天》時代，與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時代，有著顛覆性的改變。它與我們以前通過閱讀所了解的農村完全不同了。那麼今天的鄉村是怎樣的呢？今天的農民們在想些什麼呢？甚至，今天的勞作方式、生活觀念、人際關係、日常起居以及價值判斷與過去相比，又有著怎樣的差異呢？
三年過去了。現在這十本書已經擺在我們麵前。十位農民作家，在指導老師的助力下，幾易其稿，拿出了他們的傾心之作。每一本書都從不同角度講述變革時期的鄉村生活，告訴我們今天的農民的所思所想。或許他們不前衛不時尚，形式上沒有花招迭出，更談不上文體革命。他們隻是一老一實地寫來，寫得動心動情，誠懇踏實。從這些書的字裏行間，我們能讀到他們真實的情感，能觸到他們熾熱的內心，能感到他們充沛的力量，以及他們對家鄉的無比熱愛。我想，這已足夠。
我們幫助農民寫作，也並非要推出一部或幾部驚世的作品。而是希望通過他們的寫作，向生活在鄉村的人們傳達一種生活方式。那便是：在農村，業餘時間除了看電視看錄像賭博打麻將之外，還另有一種活法，就是讀書寫作。這是一種更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
這比推出一部偉大作品更加重要。
記得培訓班初辦時，我在報上讀到記者采訪農民作家周春蘭的文章。記者問她為什麼寫作。周春蘭說為了尊嚴。
這個回答，讓我永難忘記。
幾年之後，道喜叔回想起來，後來發生的一係列驚心動魄的事件，都是從那一天開始的。那天的清晨，他剛剛打開門窗，就感覺一股難聞的臊氣，絲絲縷縷地從曠野漫向繆家莊村子。道喜叔走出家門，在房前屋後轉悠了一圈，背了钁頭，準備到雞鳴窪墳場左側的自留地裏，把土刨鬆，播種點洋芋，待到來年開春時，接濟春荒。剛走到村頭那棵神樹下，就見村主任繆龍低垂著頭，鬱鬱寡歡地從村子西頭往村子東頭走。道喜叔心裏明白，繆龍在任村主任的這幾年裏，村裏的財務虧空越來越大，尤其是修了村裏幾條土路，建了學校後，總虧空已達一百三十多萬。這激起了全村老百姓的憤怒，組成了以春生銀發昌耀和自己為首的村民告狀代表，和村幹部打起了官司。想到這些事，道喜叔準備繞開繆龍，免得碰了麵覺得尷尬，抬頭卻見銀發全全幾個正蹲在不遠處的瓜田邊，在議論什麼，便向他們走去。
剛走了兩步，又立定腳，回頭望了一眼空蕩蕩的村道。村道上彌漫著一層薄薄的霧氣，使村道仿佛一株漂浮的湖藻。繆龍在村道上踽踽而行，就像一條長長的蟲子，爬行在這株青灰色的湖藻上。稍頃，村道上迅速彌漫起一大團黑黑的濃霧，不時變幻著各種形狀，似龍，似虎，抑或又變成別的什麼形狀。時而凝聚，時而飄散，仿佛在演繹著一種暗示，在繆龍身前背後騰挪翻轉，而繆龍渾然不知。這幅奇異的景象，讓道喜叔感到十分訝異，甚至萌生了一分恐懼。他奇怪自己怎麼會有這種感覺，這是不是自己神經過敏。他自嘲地笑笑，欲繼續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