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泰州期間曾和兩位浙江朋友邀他與我們一起下揚州。從泰州到揚州，一個多小時的汽車，自然他得當導遊。他端著相機說，你們要在哪裏照像，我聽你們的吩咐。然後無話。隻是遙見公廁時，便如牧童遙指杏花村似的指著那個不可或缺的所在：“要不要方便？”我說這好像是你這個導遊惟一會說的一句話。他說這是他的責任，嘿嘿嘿。這種笑，又是從喉頭發出的，不是心裏發出的。他快活不起來。既不會遊玩，又不會悠閑。隻是在揚州大明寺的鑒真紀念堂，如弟子叩見大師般提神，說鑒真和尚原主持大明寺，後由大明寺東渡，前後11載，雖雙目失明而“何惜生命”，第六次東渡時終於抵達日本，傳授戒法，弘法興化。鑒真巳圓寂近1500年。
我忽然看到他麵孔肅穆如鑒真大師塑像的楠木，他聲音低沉空蒙好似從1500年前傳來的。
敦牡，生命，於艱難處見浩大。然而人們往往容易隻看到別人的成功，個中人的個中滋味隻有、也應該由個中人自己去體味。他在青年時代把多少精力拋擲在學習做人，讓這個世界容納他。如今整個泰州都認為他成功了。譬如他個人畫展上的一幅畫《江南舂雨》，他不過倒點顏色，倒點水衝衝，沒畫幾筆麼，可就是能叫你聞到、摸到、感覺到那朦朧朧、甜絲絲的江南春雨。美國一位教授隨他開多少價也要買下。他不賣。不想賣，不願賣，不賣就是不賣。他可以不賣，但又不可以不送畫。20萬人口的小城泰州，人們戲稱：“一條街道兩座樓，一個蝥察管兩頭，一個公園兩隻猴。”他不可能記住所有見過一次的人，但是人們記得他。“名氣一大，就不認識人了。”於是路上有人喊他一聲楊玉琪，他就作熱情狀，作朋友狀。但是對方到底姓甚名誰？自己什麼時候見過此人？“你現在是名人了。”人家說。這就是說，他楊玉琪今後更加要處處小心。“你現在的畫難要了吧？”不不，當然不能難要。楊玉琪在一次次的“嗬嗬嗬”、“是是是”之後，一年要畫400來張應酬畫。這兩三年他的上千張畫作了無私奉獻。我回京後和北京科技界一個朋友說及我剛去了趟泰州。他說他想起來了，他有泰州那個畫家的畫，那畫家叫什麼來著？是別人跟那畫家要來的畫送他的，他也不懂畫，也不知那畫塞哪兒了。我另一個好友曾經從離泰州一百多裏的寶應縣驅車到泰州來看我，楊玉琪送他一本《楊玉琪畫集》，同時送了一本給這位朋友的司機。這畫集是楊玉琪自己花錢買的，60元一本。兩本畫集的價格正好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工資。我說就這麼送畫集？他說如果不送司機，萬一人家誤以為不把他一視同仁呢？楊玉琪從小最敏感的就是受歧視，如今最看不得、最受不了的是別人受委屈。
或許，這正是一種被苦難升華了的境界？
我說你這樣下去，分這麼多心畫應酬畫，你就毀了！可又想，不這樣應酬，是不是也會毀了？他實在一點不認為他算什麼成功。可他要這麼對人說，誰信？他看著時間從他眼前匆匆走過，踏著嘀嗒嘀嗒的響亮的腳步聲。他43歲了！以前他老想把下半輩子借來先用著，少活20年沒關係，如今到了上半輩子和下半輩子的交界線了，他又想拋卻舊的自我，去獲得一個新的自我。他正在經受出生前的大痛苦。當人們認為他轟轟烈烈，認為他到哪兒都是中心的時候，很難想像他內心竟是何等的孤獨。或許孤獨正是一種還未被他認識的需要，然後才能深思、求索、大徹、大悟。
我終於讀懂了他。他顫動著手，流著淚。之後他說他好後悔在我麵前流了淚。他當“壞人”被吊被打都沒有流淚，隻在他的老師去世時流過一次淚。過幾天他又對我說，他這輩子，其實還流過一次淚。他和麗君沒有愛的自由隻有愛的必然的時候，有一次愛的傾訴，愛的傾盆大雨。所以他一直沒把這當作流淚。
我一到泰州直奔他家。他家組合櫃上空空蕩蕩。我說你怎麼什麼東西也沒有？他說一個人太喜歡東西的時候就有點不務正業了。妻正做晩飯。我說你倆怎麼長得這麼像？其實細究五官一點不像，但是自有一種共同的神韻。楊玉琪說妻今年27歲，比他小16歲。這位小妻子大概著意使自己“老化”，盤著頭，也穿著粘土般的西服裙，身上沒一點亮色。我快離泰州前，勸她把頭發放下。她披下了柔軟光澤的長發，襯出一張滋潤潔白鮮亮的臉，冰清玉潔。玉琢的臉上是兩汪清泉般的眼睛。天！她為什麼一直把美藏起來？
1966年。19歲的楊玉琪不知怎樣才能使娘哪怕有一會兒忘卻自身的重壓。這天他回家對娘說，街頭有人戴著一二尺高的紙帽，手裏柃隻簸箕當鑼打。打一下喊一句打倒自己的口號。娘聽了隻不吭聲。不知過了多久，娘淡淡說了句話，好像一潭死水上飄落了一片枯葉。她說：我今天也在街頭站了一整天，戴著高帽，掛著牌。
好像有一個鑼錘“當”的一下打在楊玉琪心上。娘身邊放著一頂高高的紙糊的帽，帽上寫著“現行反革命、反革命家屬俞釗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