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夢醒來是早晨。陽光如舊燦爛地照著，哪有什麼絞刑架的影子？再回過頭看看，那些曆史上的“非索引派”哪一個不是身首俱全地得到了上帝的請柬！卡氏的狂言何必當真。
約翰?格蘭威爾（John Glanville）曾嘲諷所謂的“索引之學”（index learning）的膚淺：從索引中僅能學得可憐的知識。想在他人的寶藏中成為富有是十分可憐的抱負。
威廉?沃史（William S.Walsh）有趣的《文學獵奇手冊》（Handy-Book of Literary Curiosities）中，征引了一些著名的“非索引派”的言論。
斯威夫特（Swift）的《木桶紀事》（A Tale of a Tub）中有一個已成經典的比喻：
索引掌握並調動全書，就像魚受製於它的尾巴。想從正門步入學問的宮殿需要時間和樣子，因此匆忙之人、不拘小節之人樂意從後門進入。由於藝術都是來去匆匆，所以從後部進攻更容易征服它們。也正是這一緣由，醫生們隻需察探人體後部所出之物，即可發現整個身體的狀況。
詩人蒲柏（A.Pope）亦譏“索引之學”是“抓著科學之鰻的尾巴”。值得慶幸的是，在讚同與嘲諷不休的往返中，索引的價值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體認。這點可以從17世紀的出版常規中略見一斑。一個作者出版了一部沒有索引的重要著作，他必此地無銀地聲明一番：本書之所以不置索引，乃是由於書中每一頁文字都是微言大義俯拾即是。設若集如此之多的關節所在成索引一編，結果勢必會多加一倍的篇幅，喧賓奪主。
不見刃的武器
有趣的是，除去索引為讀者提供導引的便利之外，它還被別有用心之人用來當做武器，其殺傷力不見得小於那神聖的正文。有兩個例子不可放過：
一個是英國大律師諾衣（Noy）執審作家普瑞恩（Prynne）時，指出被告著作的索引條目中有“基督是清教徒”的例子。
另一個是1705年，當議會的托利黨人威廉?布若雷（William Bromley）競逐議會發言人時，他的對手別出心裁地使出了一招——再版了他12年前出的一部遊記，並附了充滿惡意幽默的索引，如：
8幅畫像比同樣尺寸的16幅畫像少占空間。2月是看庭園的壞季節。巴洛那，法國海岸上的第一個城市，坐落於海岸邊。
隱藏於這樣的索引背後的政治意圖是不言而喻的：善於出此陳腐之言者不配做議會的雄辯發言人。布若雷氏還是吉星高照地走馬上任了。但索引的這種政治殺傷力也不能不使史家麥考利（Macaulay）大有10年怕草繩之慨：“別讓討厭的托利黨人為我的曆史編加索引。”
寫到這兒，前麵感歎我們對待索引的態度是不是也要收回來？我忽然意識到，我們竟也是一個被埋沒了的“索引”大國哩！自古至今的一樁樁文字公案不都是最典範的樣板？！而我們的那些個“索引”大師的功夫，即令布若雷氏肯決心破財買它一件刀槍不入的防彈背心，怕也難以招架吧！
話又要說回來。我們的出版界若有先見之明，正不妨從吃緊的文化盈餘中慷慨地撥筆款子出來，建那麼一座勸惡從善的佛廟，使數量可觀的“索引”大師們放下屠刀，專修正果。我們的索引編寫事業說不定會搶先走向世界，抱個諾貝爾什麼的瞧瞧，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