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年僅20多歲的女共產黨員，打入敵人內部後，將數百份敵人的機密文件源源不斷地送出，使用權敵人的計劃屢屢撲空。在敵特機關機關臥底的女共產黨員還有很多，她們在完成張露萍烈士未竟的事業。
老帥親證 沉冤昭雪
張露萍等人的犧牲，也使她父親餘安民更加看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凶殘本質。早就不滿蔣介石政權崇洋媚外、政治上黑暗腐敗的餘安民，1949年秋與田頌堯共同接受了地下黨轉達的劉伯承元帥的建議，接受“中國民主聯軍第十縱隊”司令員的任命，與任星炳參謀長一起積極對胡宗南部隊進行策反工作。
打入軍統時，張露萍一度曾被蒙上了“叛徒”、“特務”的陰影。由於張露萍等7人從事的是黨的秘密情報工作，他們在獄中也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張露萍領導軍統電台特支的事跡不為人所知，他們更是與烈士資格無緣，“軍統電台案”也一度成了疑案。
新中國成立後，重慶人民舉行追悼大會，沉痛悼念在“中美合作所”犧牲的烈士們，遺憾的是張露萍等7位烈士未被列入《被害人士登記表》，隻在《白公館被難人員名冊》裏記載了他們是軍統電台工作人員，沒被列為革命烈士。更為不幸的是，餘安民已在“鎮反運動”中被打成“曆史反革命”，於1950年12月被鎮壓。
為了還曆史真相，曾在國民黨軍統局工作的沈醉開始為澄清這一疑案積極努力。沈醉1914年生，湖南湘潭人。國民黨陸軍中將，長期服務於國民黨軍統局，深得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信任，在軍統局素以年紀小、資格老而著稱。先後擔任少校行動組長、稽查處上校處長、28歲任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後來再任國防部保密局雲南站站長、國防部少將專員、雲南專員公署主任、中將遊擊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原國民黨雲南省主席盧漢扣押，參加雲南起義，後協助盧漢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數特務。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第二批特赦人員），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專員。
沈醉1962年寫了《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披露了張露萍等七烈士如何在軍統開展秘密工作，結果被軍統發覺而後犧牲在貴州息烽快活嶺的事實。“文革”中，沈醉因此被扣上了“美化軍統特務，醜化共產黨員”的帽子。麵對造反派的質問，沈醉淡定地說“這是我受了黨的多年教育和周總理的指示，如實地寫曆史，不能昧著自己的良心亂說”。隨後，沈醉在《我這三十年》、《軍統內幕》、《魔窟生涯》中，繼續披露這一軍統案的真相。“文革”結束後，當選為政協委員的沈醉，在第一次行使政協委員權利的時候，就提出了張露萍等七人的冤案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再次關注。
1980年，有關方麵經過調查證實，沈醉在盧漢起義通電上簽了字，發表了起義廣播，並親筆頒布命令，要下屬特務組織上交特務器材並到指定地點報到。根據黨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享受副部級待遇，並連續被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沈醉的回憶文章，應該是真實可信的。
除了沈醉，還有一些人為張露萍冤案而牽腸掛肚，韓子棟就是其中一個。韓子棟是《紅岩》中華子良的原型，也是當年息烽集中營秘密黨支部委員。當時的支委羅世文、車耀先在重慶被殺害，韓子棟幸存下來。他對張露萍等人的英雄行為讚佩有加，每年清明時節，他總要到張露萍等七烈士墓前祭掃。1980年春，韓子棟獲悉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查清在敵人監獄中遇難者問題的指示，立即寫了《關於張露萍等七位共產黨員在息烽集中營被敵人殺害的報告》。他最後寫道：“我作為獄中的中共地下支部負責人之一，完全可以為他們7人作證，證明他們確實是我黨忠誠的黨員，是傑出的愛國誌士。”這份報告受到了中央組織部和全國婦聯的高度重視。
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了查清在敵人監獄遇難者的問題的指示，指出：“搞清這個問題，不僅是對一百多名遇難者及其家屬負責，也是對現代史上一個重大曆史事件負責。”中央組織部還向四川省委組織部下達了有關查清中美合作所監獄遇難者問題的重要指示。接著，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從地、市、縣選派人員組成複查小組，經過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終於使一些埋名數十年，為革命流血犧牲的英烈得以正名。張露萍、馮傳慶等就是通過這次複查而重現英名的。四川省委組織部複查小組行程二萬五千裏，經過十二個省、市、自治區，走訪了一百多位有關人員，重閱了大量敵偽檔案，曆時一年零三個月，基本上查清了張露萍從延安被派回重慶和他們七人被捕原因及在獄中表現，證明了餘家英、餘碩卿、餘慧琳和張露萍，原是同一個人。
1983年7月10日，中南海葉劍英府第。時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在認真聽取原南方局雷英夫的彙報。
葉劍英和雷英夫已是老相識了。抗戰時期，他們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多年。物轉星移，當年在南方局一起工作的同誌已有不少先後作古，但過去那一段艱難的鬥爭歲月仍保存在他們記憶深處。當雷英夫彙報到四川省委組織部複查組對張露萍、馮傳慶等人的複查情況時，葉劍英聽後激動不已：“好啊！好啊！我想起來了，張露萍不就是那個‘幹一場’嘛？”
雖然已87歲高齡，但葉劍英的記憶還是清晰的。是的，當年活躍在重慶的那位紅色女特工張露萍給他的印象太深了。
在聽取雷英夫彙報之後不久，葉劍英又接見了複查組的成員，並證實：“四十年代初，我們有兩名同誌打入戴笠那裏，後來暴露了。一天，有一個人（即馮傳慶）找到周公館，我們決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給他一件皮大衣，並且把他送到江邊。但他來的時候已經被特務盯上了，後來被戴笠的人捕去了。”
1983年11月27日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展覽館（現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的陳列大廳裏，增辟了張露萍等烈士的鬥爭事跡，英名錄上增加了張露萍等七位烈士的名字。
至此，存疑多年的“軍統電台案”終於真相大白，七位烈士的英名載入了共和國最後一批解放前烈士的名冊。曆史是公正的，共和國不會忘記他們。1983年，張露萍被追認為國家級烈士。
1984年息烽縣委根據貴州省委有關重建快活嶺張露萍烈士墓的決定，已為張露萍烈士建好一座新墓，也為張蔚林、馮傳慶、楊光、趙力耕、王席珍、陳國柱等6位烈士修建了合葬墓。由於當年烈士們慘遭槍殺後，遺體被草草掩埋在這片亂墳崗子上，隻有1958年，張露萍的一位獄中難友曾來整修過一次墳頭。以後20多年政治風浪不斷，此處再無人過問，那本來就不高的土墳經過長年風雨衝刷，早已隱沒在野草雜樹叢中了。幸好息烽縣委的同誌查找到了當年參與做棺材並殮埋烈士的王老漢，才較快找到了七位烈士的埋葬地。經他回憶，當年烈士們都分別收殮入棺。入殮時，烈士們的隨身攜帶物品都放人了棺中，男的下葬在大坑裏，女的則單獨下葬小坑。這樣，根據遺物和其他特征，烈士們的墓被一一找到，有關部門將他們的遺骨重新安葬。
張露萍父親餘安民的“曆史反革命”問題，直到1984年6月才得到徹底解決。1984年11月1日，在成都磨盤山公墓大廳，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為餘安民舉行了追悼會。會上，成都市民革辦公廳秘書長喬曾希致悼詞。悼詞中提到，餘安民先生因不滿蔣介石政權的崇洋媚外、政治上的黑暗腐敗，在1930年左右與孫壺東同誌等一道參加國民黨改組派。1940年先生的親生女兒餘慧琳烈士（化名為張露萍）被捕後先生曾多方奔走進行營救……
這就再次證明餘安民是張露萍的父親這一事實，而不像有不少文章中說的餘安民是她大姐夫。
現在可以告慰張露萍烈士的是，她的英勇事跡，已經在烈士紀念館展覽，同時有不少人寫文章和創作文藝作品紀念她，懷念她。在1985年她就義40周年之際，她的丈夫李清同誌在貴州省委領導陪同下，親自到息烽快活嶺張露萍的墓地，舉行了隆重的掃墓儀式。最近又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張露萍烈士傳略——七月裏的石榴花》，蘭健同誌為這本書寫了序。她在序中寫道：“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將張露萍怎樣從一個富貴人家的小姐，成長為一個堅貞的革命者的全過程告訴人們，這對我們年青一代去追求完美的人格和理想一定有所裨益。”
曆史畢竟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烈士們也已找到了新的歸宿，她們當年為之奮鬥的理想正在中華大地上實現，她們的英雄業績彪炳史冊，為青年一代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正如葉劍英同誌所說：“張露萍的事跡是南方局曆史的一部分，要歌頌她，學習她，她是我黨的好女兒。”“把張露萍同誌的事跡整理出來，不僅是對烈士的最好紀念，而且是為了教育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