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全部撤離之後，聯軍並沒有掉以輕心。在萬世德——他大概是援朝曆任經理中最輕鬆的一位了——的主持之下，陳璘針對殘留在南海、錦山、乙山等地的倭寇進行了搜捕。這些被自己人拋棄的倭寇盤踞在深崖高山之上，試圖依靠地利進行頑抗。可惜大勢已去，他們再也沒有任何活命的機會。截止到七月份，陳璘所部一共砍掉了一千一百名倭寇的首級，送去了京城。
這一千一百名倭寇，很不幸地成為了這場七年戰爭的最後戰死者。
戰爭已經結束了，可是曆史仍在繼續。對於這場深遠影響了東亞局勢的戰爭，我們該有什麼評價呢？
或者說，我們該怎麼樣公正地評價呢？
曆代文人政客以及很多當代史學研究者都持這樣一種觀點，即萬曆三大征拖垮了明朝。尤其是這場朝鮮戰爭，它耗費巨大，讓大明的財政雪上加霜，間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這種說法究其根源，起於萬曆年間“爭國本”事件中的朝臣及文人之手，後來越傳越廣，幾乎成為一個常識。
但事實真的如此？
中國古代文人論政，少有以數據說話的，多以動機和道德為本。事實上，即使大略地去探究一下當時的財政數據，就可以很清楚地發現，這種說法其實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這次朝鮮戰爭，說起來曆時七年，看著好象時間很長，其實這七年時間裏，並非是一直在打仗的，在朝鮮的部隊，也不是一直有那麼多。其中絕大部分時間，雙方是在對峙和談判。
自一五九二年壬辰倭亂起，到六月祖承訓率數千明軍入朝，七月戰敗回國，十二月李如鬆才率大軍再次入朝。次年李如鬆飛軍直下三千裏，收複了朝鮮三都。然而這次入朝的總兵力僅三萬八千餘人，哪怕到後來劉綎等援軍入朝後，兵力也才四萬出頭。但李如鬆隨即就於八月率三萬多明軍陸續撤出朝鮮，僅餘數千明軍駐留朝鮮。期間真正的作戰時間，僅九個月。
再後來就得到一五九七年二月的丁酉再亂時，明朝才第二次大規模出軍，這次規模比較大，但總動員人數也不過十餘萬，時間也僅一年，次年秋，朝鮮戰爭徹底結束。
因此這場戰爭，真正的作戰時間僅二年左右，累計總動員二十二萬餘人。但要注意的是，這是累計的動員數，也就是明朝屢次下令征發的累計人數，實際上並未真出動了那麼多人。如壬辰時李如鬆出軍，總動員數為七萬人左右，兵部計劃入朝兵力四萬八千人，但真正入朝的僅三萬八千人，遼東、四川等地均有被征發的部隊因各種原因未能入朝。又如劉綎的五千人雖然最後趕到了朝鮮，但已是次年的年中，戰役基本結束，隻剩下行軍前往釜山的行動了。
這次戰爭的總人員和錢糧數的統計，應該說是比較複雜的。當時朝鮮方麵曾做過統計，《燃藜室記敘》十七卷裏對明朝此次戰爭的耗費數記載如下：“徵發浙陝湖川貴雲緬南北兵通二十二萬一千五百餘人，往來諸將及任事人三百七十餘員，糧銀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交易米豆銀三百萬兩，實用本色米數十萬斛，諸將賞銀三千兩，山東糧二十萬斛。”
如我們之前所說的各種原因，朝鮮人自戰爭開始，就一直對錢糧問題非常關心，其認真之態度甚至還甚於明朝。因此這個數字就算不是極準確，差異也不會太大，基本可以認為就是當時的總耗費。簡略來說，就是朝鮮戰爭總耗費為銀八百八十三萬五千兩，米數十萬斛。年均下來，約一百三十萬兩軍費開支。
那麼，這個數字是否在萬曆朝廷的承受範圍內？
答案是肯定的，完全可以承受，且並不困難。萬曆朝的前十五年，由於張居正主持的考成法、一條鞭法及清丈田畝等一係列改革措施，此時期的財政狀況史有公論，堪稱中興。僅萬曆五年，戶部歲入已達四百三十五萬兩，收支相抵後財政結餘八十五萬兩。到萬曆九年，張居正說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征解如期。
連續多年財政不出赤字，這哪怕是放到現在，也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有興趣的可以去查查政府工作報告，看看能有多少財政年度做到沒有財政赤字的。僅此一點，就可見明廷財政形勢如何。
到萬曆十年，明廷僅太仆寺一處的存銀就達四百多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不下七、八百萬兩，太倉存糧亦可支十年之數。這還隻是部分府庫存銀，別的府庫還沒計算在內。再說朝鮮戰爭這七年裏，不是光支出沒收入，日常的賦稅一直在收，因為即便有收支不平衡，即使隻以庫銀存量計算，以萬曆前期的庫銀結餘，應付起來也不是大問題。
其實明代朝野對朝鮮戰爭抱怨不絕，最大原因有二。
一是絕大部分朝臣及清流都認為此事和明朝無太大關係，因此態度極其消極，一直到開戰，北京朝中也就萬曆和石星兩人是明確表態支持的，其他幾乎全是反對態度。在這種情況下，錢糧不夠靡師耗餉的言論當然充斥了大明整個朝野。
再一個原因則是，萬曆朝“爭國本”等一係列政治事件的爆發，導致萬曆和整個外廷形成對立，於是形成了幾乎隻要萬曆支持和主導的，外廷和清流輿論就當然要反對，就說不好，至於真正的實際情況，沒多少人關心。而當時記錄這一戰爭的文人筆記，又大都出自與萬曆對立的清流一派，對朝鮮戰爭的主流評價是什麼樣，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明一代，皇帝花錢是一直受外廷製約的。如萬曆七年萬曆向戶部申請十萬銀給光祿寺，以備禦膳開支，結果被張居正打回，不但不批，還停了宮裏上元節的花燈和煙花費。
萬曆在張居正死後，開始向各地派太監征收礦稅銀，這事很有名。
萬曆收的這錢，是直接入內庫的內帑，是皇帝的私房錢，外廷管不了。這其實是對外廷製約他花錢的一種反抗。因為明朝時候，皇室除一些皇莊田產之外，並無其他專項財政來源。如內庫的主要收入金花銀，其實不能算皇室專項用銀，因其來源是江南等地的田賦，也屬戶部管理的範疇。一直到明末，戶部一直都可以也確實對此在進行幹預和管理。
曆代文人對萬曆征收礦稅銀的做法都大加鞭撻，說其橫征暴斂搞到民不聊生，那麼萬曆到底收了多少錢呢？這裏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自萬曆二十四年到三十二年，總共收了三百萬兩；一說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合計收白銀五百六十萬，金一萬二。
這兩個數字，低的年均為四十餘萬兩，高的數字也就一年收五十六萬兩白銀，金一千二百兩。如果加上浮動的加權數，差異不大，應該是合理的均數。
這個數字很大麼？不算大，這事的性質按現在的說法，叫政治影響惡劣，社會輿論反應強烈。萬曆真正搜刮的錢財數目，對明朝整個財政來說，其實倒並無太大影響。我們經常看見的說其對經濟數十年的摧殘導致了惡果雲雲，其源頭基本都來自明朝對萬曆怨念巨大的那些文人們沒經過計算的主觀臆測。如搜刮億萬這種誇張的文學修辭記載，就更不用說了。
那麼，萬曆收上去的這些內帑，是幹什麼用的呢？
其實挺簡單，首先是用於皇宮吃飯和各種生活開支。據邱仲麟先生對光祿寺宮膳底帳《寶日堂雜鈔》的整理和考據，發現除負擔整個宮廷所有人員含皇帝、後妃、宮女太監的吃飯問題外，萬曆還得請客。如每天“外廷入內工作的翰林院官、文華殿官、醫官、教習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這些人的工作餐，也是要歸萬曆開支的。
以萬曆三十九年正月為例，宮廷膳食此項開支為一萬兩千餘兩，日均下來是四百二十一兩，吃飯人數為一萬人左右。月人均一兩二的膳食，確實吃得比一般老百姓要好。
這其中，萬曆本人的消耗又是多少呢？《寶日堂雜鈔》的記載很清楚：“豬肉一百廿六斤，驢肉十斤，鵝五隻，雞三十三隻，鵪鶉六十個，鴿子十個，薰肉五斤，雞子五十五個，嬭子廿斤，麵廿三斤，香油廿斤，白糖八斤，黑糖八兩，豆粉八斤，芝麻三升，青菉豆三升，塩筍一斤，核桃十六斤，綠筍三斤八兩，麵觔廿個，豆腐六連，腐衣二斤，木耳四兩，麻菇八兩，香蕈四兩，豆菜十二斤，回香四兩，杏仁三兩，砂仁一兩五錢，花椒二兩，胡椒二兩，土堿三斤”——題外話，明朝皇帝可以吃到時鮮菜，譬如筍之類的，比那些不給吃時鮮的皇帝們要幸福。
同時記載裏還說“文華殿官周繼祖等四員酒飰二桌，每桌每日豬肉十一斤，雞一隻，菉筍一斤，香油四兩，花椒一錢，胡椒五分，豆粉四兩”，可見萬曆請客的工作餐標準不低。我想明朝那些沒肉吃的清官們，尤其是家裏吃肉會成為朝廷新聞的海瑞，應該會很高興去吃這個工作餐。
這還是新年的正月裏，萬曆日均消費為四斤豬肉、一隻雞、兩鵪鶉、兩雞蛋和幾兩其他肉類，蔬菜是豆腐青筍香菇木耳等，主食為麵食。
四斤豬肉……早飯節約點不吃肉，你總不好意思叫皇帝吃剩菜吧？這樣的話中晚兩餐也就各兩斤，炒個京醬肉絲就得半斤肉，剩下的也就夠做碗梅菜扣肉了，那隻雞還得剁開兩爿做兩頓打算。所以無論怎麼看，我覺得都算不上奢侈，也就是個一般富商的消費水準。如果跟石油公司存的那些酒比的話，這簡直就是樸素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