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賭博在美國的處境，有點像二三十年代酒品的處境。雖然法律明令禁止賭博，但隻要想賭，人們總能找到各種方法。首先是內華達州和新澤西州先後開放賭博，造就了西部的拉斯維加斯和東部的大西洋城兩大賭城。它們分別招攬了來自鄰州、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巨大客流量。其他尚未開放賭禁的州，則坐視自己州的人去兩大賭城貢獻滾滾稅源，肥水盡流外人田。
在那些暫時沒有開放賭禁的州，人們想要找到打牌的地方也很容易。首先，他們可以找到私人牌局；其次，如果在州內有專門為印第安人劃定的保留區，那裏很可能就有賭場。如果兩者都沒有，你還可以找到盤這樣的俱樂部式撲克室。
原來，美國為了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特意允許他們組織開設俱樂部，玩有他們民族或者國家特色的牌戲，可以帶一點賭博性質而不違法。當然，21點、百家樂這種通用的賭博形式是不可以的。盤俱樂部就是猶太人開設的俱樂部，其開設之初聲明俱樂部主要組織“盤”牌戲，但是開的時間長了，各種撲克形式都進來了，政府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跟當年對待禁酒令大同小異。不僅如此，俱樂部還受到當局的保護，每天都有警察在附近巡邏，不是抓賭的，而是抓醉酒鬧事打架鬥毆的，為確保賭徒們有一個良好的賭博環境貢獻了很大力量。
因為不是明令掛牌的賭場，盤俱樂部不能抽水。俱樂部的盈利主要靠跟發牌員的小費分成—發牌員們在一天結束後要分給俱樂部一半的小費。當時撲克剛剛開始流行，短期內也看不出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大家都不知道小費應該給多少。比如，一鍋30美元，通常能給出5美元。其實，這一鍋30美元裏麵有他自己的10到15美元，盈利也就15到20美元，再給出5美元，百分之二三十的盈利可就都給出去了，這樣下來是絕對不可能長期盈利的。可是玩家不管這個，他就圖個高興，俱樂部當然把這些玩家當寶貝供著。
羅蕊還教了我一些日常管理和運作的事情，比如怎麼安排發牌員的當班順序，怎麼預測第二天、下一周的客流量以便排班，出現牌手糾紛時怎麼解決，怎麼核對賬目，怎麼組織比賽，等等。對，那時候已經出現了比賽，但是比賽形式也是有限德州，而且隻有周末才有，人們對比賽的熱情普遍不高。
被趕鴨子上架，充任發牌員
第二天，羅蕊安排我見了一下俱樂部老板—老麥。老麥是一個60多歲、看似貌不驚人卻聲若洪鍾的猶太老人，我差點被他的大嗓門嚇到。我一直都認為，說話聲音大是人真誠坦率的表現，後來才知道，老麥有點耳背，所以講話才那麼大聲。老麥平時基本不怎麼來俱樂部，因為他還有其他生意，據說是一個銀行的董事，還是若幹保險公司的大股東。但我能看出來，老麥也很喜歡我，或者說，他信任羅蕊，因為他馬上就同意了讓我上任，而且把羅蕊跟我講的預期薪水又提高了一截。
到了周六，我就走馬上任，幹上了兼職經理。開始幾個禮拜，羅蕊還來跟我一起上班，後來看我幹得還不錯，有時候幹脆就放我一個人在那裏，她則美滋滋地享受休假去了。
正如羅蕊所說，牌室經理這活，其實一點也不難，至少對於有心人來說不難。平時我打牌的時候，就經常觀察羅蕊是怎麼運營管理的，到了這時正好派上用場。我對所有發牌員都和顏悅色，他們也都樂意跟我打交道。跟發牌員搞好關係是很重要的，因為牌室有時候生意突然好起來，就要緊急叫上一兩個本來不當班的發牌員來補班，理論上講，這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但將心比心，誰願意在休息時間被叫來工作？這時候私人關係就很重要。很多發牌員都跟我說：“大衛，我來補這個班，不是為了牌室，是為了你。”對這些兄弟，我都心存感激。
有時候趕上發牌員突然生病請假，一時間叫不來補班的，我隻能親自上陣發牌。按道理說，發牌員是要經過1到3個月的培訓，才能上崗執業的。我這純屬趕鴨子上架，早就做好了被別人看笑話的準備。但是一場牌發下來卻出奇地順利，洗牌、發牌、掌控全桌進度、數籌碼、在高低牌戲中分鍋，我都做得有板有眼。這部分歸功於我平時在牌室的細心觀察，但很大程度上還要歸功於我在家喜歡模擬牌桌，自己經常一角多用，同時充當發牌員、自己和對手。本意是練習牌感和研究對手，無意中把洗牌發牌也練熟了。
返鄉送別母親
1989年底，我接到二哥從廣西打來的電話，知道了母親病重住院的消息。我心急如焚，稍微交代了一下飯店和盤俱樂部的事情，就立刻買了機票回國。一路上我又著急又愧疚，又苦悶又抑鬱。著急的是母親的病情—伴隨她幾十年的哮喘已經讓她吃盡了苦，不知道她能不能再熬過這一關。愧疚的是，所謂“父母在，不遠遊”，雖然是古人的觀點，但我在美國這一晃11年，確實沒有也無法盡孝道，二老有點什麼事情，隻好靠守在老人身邊的哥哥姐姐們，我定時寄回去的美元代替不了親情。苦悶抑鬱的是，母親指望我出人頭地衣錦還鄉，我雖生活無憂，但距離出人頭地還遠得很。更重要的是，我竟然沾染上了母親最為不齒的賭博惡習！一想到這些，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向母親開口。唉，撲克不是賭博，頂多是有技巧、可以贏錢的遊戲，這些事理我懂，可是母親懂嗎？她能接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