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傑
知道開嶺是上世紀90年代，山東某期刊忽然連續刊登了他一連串“火力猛烈”的篇章——《我們能發出那個聲音嗎》《向“現場直播”致敬》《“我比你們中任何一個更愛自己的國家》等。2000年夏天，在古運河畔開嶺的住所，當我把自己的思想苦惱一股腦傾給他之後，天已微亮了。那年冬，《激動的舌頭》出版了，和它所屬的“新青年叢書”一道在京舉行了首發式，也因這本書，開嶺被稱為中國青年思想家三駕馬車之一。接下來，《黑暗中的銳角》《跟隨勇敢的心》《精神自治》《精神明亮的人》等幾本書我都認真讀過，加之後來的來往和交流，我覺得自己漸漸算得上了解這個用心靈說話的人了，也終於為他那些思想與唯美的文字找到了一種我認為的背後邏輯——作為一個讀者，再沒有比經過長期揣摩而讀懂另一靈魂更愉悅的事了。
有人批評說，中國很多作家似乎特別喜歡把文學和文學身份神聖化、使命化、專業化、朝堂化，同時又解決不了視野封閉、命題陳舊、自我和本土精神資源透支、創造力虧空等問題，乃至使自己和文學雙雙陷於尷尬。這確乎是事實，至少是某些作家的事實。其實，和時代的其他領域相比，中國文學對時代的追擊速度顯然太慢了，它甚至把目標給丟了，隻好在自己的圈子裏繁殖目標，在自己的曆史中搞循環，文學似乎已不打算向時代捐獻任何有價值的命題了。究其因，我以為，是意識形態話語習慣、文學的傳統任務和邏輯、小農思維方式在作祟。一個顯著特點是，世界上最先進和最落後的思維會同時出現在一個人筆下，他往往會以最極端的方式談寬容、以最感性的方式談理性、以最土著的方式談國際、以最鄉下的方式談時尚……做散文，和民間博客的創造力沒法比，但還是固執地捏散文；做小說，網頁上的新聞個案鮮活得讓其慚愧，但還是埋頭編小說……文學，文壇，似乎就是一幫人幹著純屬這幫人的事。
記得有人詫異過：王開嶺身上怎麼似乎找不到文壇和專業的痕跡？他的選題、他的筆法、他的動態，你好像都沒法歸類，沒法預測，也沒法把他和別人輕易地“合並同類項”，他自由得好像從未進入過文壇一般。
在文學刊物上發東西卻不被文學規定、身處一地域卻幾乎不受地域影響，他是怎麼獨立生長的呢？在開嶺的語彙裏，有兩個重要的詞，一個叫“減法”，一個叫“越過”。在地域生存係統中他使用“減法”，在文學生存法則中他使用“越過”，他繞過既定的文學和擁擠的文壇，和最遠的詩意烏托邦、和最緊迫的時代情勢與矛盾直接對話——從而一下子把複雜給簡單化了，把深邃給純真化了。
開嶺在獲得了這種純真後，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與任何事物打交道，可直麵19世紀俄羅斯的群星璀璨、法蘭西的狂熱與理性、美利堅的精神紀念碑，也可突然扭頭拜訪孔子老聃及他們的春秋戰國；可務虛於最縹緲的星空、形而上的哲思，也可突然凝視起最現實的環保、醫患、慈善、住房……就像一個孩子，憑願望突然指認感興趣的東西，且懶得滯留，懶得炫耀，拋出最重要的發現後就迅速跑向下一站，不沉湎，不貪功，不居奇……恢複文學的“業餘”和表達的本能，跳出“專業”遊戲的纏繞和常規命題的窠臼，我覺得這是開嶺之所以成為他自己的主因。事實也如此，在山東，開嶺除了極少幾個寫作朋友外，幾乎與文界無甚瓜葛，到北京後，他延續了這一習慣，幾乎和整個文壇不打交道。不張望，不糾纏，不入圈，不聯盟，他獨立得幹幹淨淨，徹底的“業餘”，我不知道這種生存風格是否奠定了一個獨立思考者的底色，至少有關係吧。他來北京是應邀到央視新聞頻道做欄目指導，負責對每天即時的新聞事件作出精準的價值判斷和評論，這種“轉折”也是讓習慣書齋練功的人感到吃驚的。為了方便介紹，在很多場合，他幹脆直稱自己為一個電視新聞人，仿佛文學、藝術真的與他無關一樣。把寫作當作愛好和消遣，把思想視為正常的呼吸，他用這種方法使自己獲得一種“文學局外人”的清醒和從容——事實上我覺得這樣反而離真正的文學精神更近，離文壇生活更遠。把自己送回去——回到一個人正常的生活位置，把文學送回去——回到文學最早出發的地方，他說文學不是生活的中央，而隻是你頭頂上的一顆星……他說一個人要努力還原真實、還原自我和世界的真實，要做一個精神正常和精神明亮的人，而不要追求非常態、非本能的唯美與深刻……他還說，別把自己太當回事，也別把文學和思想太當回事，為什麼有些老作家越往後寫得越好，就是把那些曾高高舉起的東西放了下來……應該說，正是這些心得，確立了一個謙卑而誠實的思想寫作者角色，與當下那些比嗓子和證書的明星寫作者相比，他繞開了很多遊戲和場合，顯得寂靜而隱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