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成了40歲，中間流經了多少事，路過了多少人？
可我總感覺，這跨度僅相當於一個白天和一個夜晚。生物鍾恍惚，不能如實地體察光陰，會出現這樣的矛盾：一個人童心未泯，而心靈之外的器官早已背叛了年少。這是個讓人傷感的落差。
很少有事讓人變成自己的曆史學家，編個人文集算是一個。你要盤點一下精神身世，這些年都做了什麼，路有多長，書有多厚，夢有多遠……我的寫作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集體理想主義即將落潮的前夜，一個紙質閱讀和筆寫的年代，精神也是手工的。寫得慢，寫得用力，刻石一般，但不妨礙寫得澎湃，寫得激情浩蕩。從上世紀末被稱為思想界“新青年”，一晃十葉春秋，每個人都在移動，都在成長和脫落，青年已不敢再稱，黑馬也漸漸額白……互聯網來了，博客和信息共享時代來了，資訊空前繁榮，每個人都有表達的機會，都有成為作家的潛力和資質。精神資源的私有化年代一去不返，彰顯和言說勇氣的歲月也差不多結束，很多人都比當年“新青年”更新銳，思考力和感受力毫不遜色……我在想，哪些表達非我不可？一次寫作怎樣才成為必要、必需和非你莫屬？
新的年代，靈魂出口豐富了，精神義務和生命職責也有了更多承擔方式，寫作不是唯一。我漸漸慢了下來，在投身媒體和公共職責之餘，我選擇了閱讀生活，也體會到了做讀者的樂趣和幸福。
還有，我失去了最親密、最隱蔽的讀者：父親。
我是不知不覺中失去的。現在，我還會出現幻覺：他還活著。他是醫生，怎麼會死呢？我——這個和父親那麼親近和相像的人，活得好好的，他怎麼會不在了呢？
我常常忘了父親去世這件事。
把父親獨自留在山岡的那個傍晚，回城的車燈將路照得雪白，我心裏低低地說，對不起，父親……隻有那一刻，我確信父親不會出現在家裏了。
老家的院裏，兩株石榴，一樹紅，一樹白。那年夏，花開得洶湧異常。即要返京的那個下午，我站在院裏，對妻子說：今年的花開得真好……我似乎忘了父親的事，忘了這些花失去了最重要的照料者。往年這時候，給家裏打電話，末了都忘不了問父親一句：石榴花開了嗎？
我不承認死是虛無。它隻是一種不做聲罷了。
父親走後，一本新書問世前後，我都會強烈地想他。父親從不當麵看我的書。母親告訴我，我離家的這些年，父親每晚都看我的書。我知道，父親是想知道這個從小就把自己關在屋裏的兒子在想什麼，走出了多遠，然後用他60多年的風風雨雨判斷兒子說話的風險……所以，出版這套文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父親，心裏的獻辭也是“獻給我的父親”。
北京是個能把所有人還原成正常人和普通人的地方，這對隱身、對平息內心的騷亂很有用。
有人問，一個作家介入新聞職業是什麼感覺？
我想了想：就是每天醒來——覺得全世界都和你有關係。這感覺有時很好，多數時很糟。其實，自由，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就是能選擇哪些事和自己有關或無關。但這行當不行，每天都要把自己獻給全世界，時間長了，生命和精神便陷入了被動，我稱之“被動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