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４年春，新聞大院來了位怪人。說他怪，就是有點神經兮兮的。
他中等身材，穿一件半舊的粗毛呢列寧裝短大衣。大衣顏色洗白了，斑斑駁駁的，依稀看出缺少兩顆扣子。他頭戴一頂破舊的鴨舌帽，帽子隱隱現出暗格子的質地，帽舌上結出亮亮的油垢。帽舌下有張方正的臉膛，清瘦、蒼白，略顯病態。他厚厚的嘴唇，唇線緊繃著，嘴不輕易啟開。一雙眼睛炯炯有神，睿智而深邃，眼泡有些浮腫。他常常凝視著一個地方，怔怔發呆，發呆時眼中的光芒便收斂起來。他不說話，也沒耐心聽別人說話，別人講話時，他常是腦門轉向一旁，一副木然、冷漠、孤傲、旁若無人的樣子。他身上有種把一切都看透了的漠然，又有一種胸懷丘壑的大智若愚。
縣委宣傳部特意交代我，給他安排一個單間。單間收拾好了，他便默默住進去，一連幾天不和大家來往，也不與人交談，吃了飯，他便一個人鑽在小屋裏，一支接一支抽煙。到深夜，又淩晨，他窗戶上的燈火通明透亮，他披著短大衣靠在被摞上，大口大口抽煙。小屋被濃重的煙霧填得滿滿的，他卻熬得住。
大約第五天，他突然在飯廳裏發現了熟人－－原高教部部長蔣南翔，原新華社社長吳冷西。
蔣南翔和吳冷西早來半個月，由組織部門接待，他們經常往從縣城搬到荒灘上的“抗大中學”跑，據說他們在對輝縣辦鄉村教育搞調查研究，這幾日下鄉剛回來。
他們看上去是老朋友，幾個人拉著手談個沒完沒了，高門大嗓，口若懸河。我這才發現他竟然那般健談，隻不過鶴鳴常向月，不和凡人交談而已。
“老蔣，你住在哪裏？”他問。
“東院，就是縣委大院。”對方回答。
“誰接待你們？”他又問。
“組織部呀！”對方又答。
他霎時啞默，臉色陰沉下來，再也不說話。
回到新聞大院，他突然攔住我：“請問，你們縣委為什麼不能一視同仁地看待人呢？我和蔣南翔都是來搞調查研究的，為什麼他住東院，我卻住西院？這裏麵是否還有等級差別？”
見他滿臉憤怒又嚴厲莊重的神態，我不知如何應對，便跑到宣傳部（政工組）去問根由。部長解釋：“你給他解釋一下，這中間不存在等級差別，也沒有另眼看待，考慮他是搞文學的，新聞大院住的都是文藝界人士，住在一起不寂寞，彼此有共同語言。蔣住東院，是便於和縣裏交流情況。如果他想住東院，就讓他搬過來吧。”
我把領導的話原原本本向他學了一遍，他沉吟片刻說：“如果我和他們不存在差別，我就住在這兒不動了。”
過了兩天，他又找到我，悄悄說：“我還想提個問題，首先聲明我不是懷疑縣委，而是懷疑上麵是否還有人揪住我辮子不放？我總有點不放心，怕表麵上說要解放了，暗地裏又有人在動手腳。為什麼蔣南翔由組織部門接待和陪同他去調研，而我卻由宣傳部門接待，還和一大批黑線人物混在一起，這不就是明顯的差別嗎？”
為了解除他的顧慮，我又去找領導請示。
領導解釋：“請他放心。‘縣革委’對他們這些人都是一視同仁的。對他們的安排，都是有上級明文指示的，本來準備由組織部門接待他，考慮到他是文藝界的老領導，由宣傳部門接待便於了解他的意見和要求。請他不要多心。”
我又把領導的解釋向他複述一遍，他聽了輕輕點頭，沒說什麼。但是我能覺察他那犀利的目光總是默默注視著周圍的一切，仿佛要看穿麵前的現狀後麵似乎隱藏著的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
過了兩天，他又把我拉到他的屋裏說：“專員，大家都說你急公好義，麻煩你再幫我打聽打聽好嗎？老蔣每天下鄉，都有專車護送，而我卻是搭大家的便車一起下鄉，這其中如果沒有什麼東西存在，怎麼會有差別呢？”
無奈，我隻好又去請示，反映他的思想顧慮。領導說：“蔣南翔、吳冷西是搞教育方麵的調研，教育局派人陪同，隨時交流情況，隨時向上級反映情況，別人不便摻和。他和文藝界同行一起下鄉，熱熱鬧鬧不好嗎？如果他實在有意見，你調整一下，盡可能給他安排專車！”
我反映說：“他不像是要求特殊待遇，主要是擔心上麵對他的政治態度。”
領導說：“請他放心，他來輝縣是中央組織部安排的，直到現在還沒有什麼變化。”
他聽我轉述了這話，稍稍安心，深深吸了一口煙說：“專員，你看到我這番疑神疑鬼的神態，一定感到很好笑吧！唉，我是被整怕了，不得不多長個心眼哪！我從湖北鹹寧到天津團泊窪五七幹校，真是嚐盡了苦頭，好容易盼到解放了，心裏輕鬆，一時興起，就寫了篇《笨鳥先飛》的報告文學，發表在新體育雜誌上。這一下又被點了名，本來自由了，又被立案審查！我清楚了，我不能說話，也不能寫詩，寫出來也不能發表。因為我和孫悟空一樣，頭上套有金箍哩！”
寫到這時，你也許明白，他是誰了吧？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詩人郭小川。
我和他開玩笑說：“你真像戰國時期的那個馮諼啊！”
他卻連連晃手，嚴肅地說：“我哪裏比得上馮諼！他唱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嚐君便給他魚吃。他唱長鋏歸來兮，出無車，孟嚐君便給他車。他唱長鋏歸來兮，無以為家，孟嚐君便派人供養其母。他馮諼不如意，可以仗劍而別，遠走他鄉。我呢，不會翻跟鬥雲，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我認真地說：“誰也否定不了，你是位了不起的詩人！”
“不，我是一個兵！”
他搖搖頭鄭重地說：“我是一個兵，從１９３７年赴延安參加八路軍，就成為三五九旅一名戰士。隨著部隊轉戰千裏，做過宣傳、教育、機要各種工作，我肩上沒有離開過槍杆子。１９４１年到延安馬列學院進修政治理論，也還是一個兵。１９４５年秋天重返冀中，在家鄉豐寧當縣長，領導清匪反霸和土改鬥爭，用槍杆子保衛抗戰勝利的果實。平津戰役開始，我隨軍入關，１９４９年又隨大軍進入天津。１９４９年５月隨軍南下，跨過長江，從北國到了南疆。這期間，我基本上沒離開過部隊，沒有離開槍杆子。之後調到中南局宣傳部幹上行政工作，手中的槍杆子變成了筆杆子。但是自從投入紅色士兵的行列，無暇從容地寫詩，也從來沒想過要當一個真正的詩人。我實實在在就是一個兵！毛主席的兵！一顆心似火，三寸筆為槍。我時時刻刻懷念部隊，懷念往昔的戰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