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
1910年9月末的一天，一幕如同兩千多年前的悲壯場景，出現在當世最新潮繁華的天津火車站前。
擔綱主演的，自然不是燕太子丹和荊軻，而是如今天下數得著的幾位清流名士，張佩綸、文廷式、張謇，還有楊度。
對，沒有看錯，在這個時空，張佩綸和文廷式還活著，雖然看上去蒼老蕭瑟，一副隨時可能歪倒的模樣，但看他們的眼神，卻能感受到一股依然旺盛的生機和鬥誌。
張謇自不必說，清末狀元之才，卻積極投身工商實業，十多年見，赫然聚集數千萬財產，成為天下清流文人當中首屈一指的金主，一力支持承辦了好幾種報紙，成立多家文社會所，名聲之隆堪稱一時之選。
楊度作為小字輩，在這裏頭卻不是添頭。
他本是被當成清流文人的新一代領袖人物，這幾年更親自主辦了《中國新報》，聯手梁啟超和劉揆一等諸多師兄弟，同誌友人，一起推動中國搞君主立憲，試圖重新恢複自古以來之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舊製。是反對大元首遲遲不肯稱製，還弄出什麼兩黨、在野黨、民主黨派等等汙七八糟政策製度的旗手先鋒。
不過在今天，他們四人卻都是可能一去不回的“荊軻”。
要去的地方，是在千年以來都被中原王朝的文人士子視為蠻荒之地的西疆伊寧，差一點就要發配到更名為“夷播海”的巴爾喀什湖畔。
從天津到那裏，妥妥兒的行程萬裏之遙，這要放古代的交通條件，基本上一輩子是回不來了。
如今雖說有直達列車，奔行十多天就能抵達，可一想到那遙遠的距離，對於這幫子文人魁首而言，跟前清時期流放唐努烏梁海，也沒什麼分別。
他們這些人之所以被丟到那裏去，自然是因為這幾個月來，大元首“引蛇出洞”，故意讓楊浩散播出去某些論點引起全國範圍內的大討論，繼而將這些躲在後台的大魚給釣出來，最終一網打盡的結果。
之前引發的大討論當中，焦點原本是局限在“當官要不要做事”，和“理學家並非造成中國文化倒退、導致中國遲遲不能進入現代文明的罪人”等寥寥幾個方麵。
其核心，也是圍繞著大元首一力倡導，經過十幾年的精心整理，即將向全國、全世界推行的中國傳統文化通行規範，進行的針鋒相對的駁斥和質疑。
因為按照新的文化規範所說，從《周易》源流而下的孔孟之學，作為中國文化核心要素，其本意除了讓儒家學子學會怎麼當官找飯碗，同時還要學會做事。或者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論勉強可以解釋。
而按照新規範的意思，結合大元首授意的言論，則可以歸納為：“合格的官員，首先必須是道德模範，其次要有真才實學，更要懂得民間疾苦，而非隻是坐在上層離著民眾幾千裏憑空想象，胡說八道。再次，官員要做事，不能光空談，考核標準也必須是所轄民眾的平等興複指數，而非製造種種祥瑞，編造各種謊言，搞什麼粉飾太平，處新紀錄的創造所謂太平盛世，糊弄領袖去當所謂的聖君，然後把這個當成自己功勞，寫進曆史記載當中。”
雖然沒要求他們跟範仲淹似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沒指望他們做到“為人民服務”“、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可最起碼的，你不能屍位素餐，光拿工資不幹活。
被拿來當反麵教材的，就有北宋那些宰相們。一個個拿著幾千萬的高工資，卻隻會在朝堂上勾心鬥角，往皇帝臉上噴唾沫，以幹預皇帝私事為樂，誇張到皇帝多跟哪個嬪妃上-床幾次，他們都要管！甚至還幹出把嬪妃從皇宮裏拉出去弄走的事情。
全國億萬人中出來的頂尖兒人才，整天圍繞著一個皇帝轉圈兒動腦子，可想而知天下大事會搞成什麼樣子。
新規範明確要求了文官應有的基本素質，那麼“嚴苛”的考核辦法，理所當然的引起廣泛的爭議和抵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