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邀我立即跟他會談。跟他在一起的有馬歇爾將軍和李海上將。到目前為止，我們隻打算用可怕的空中轟炸和大量軍隊的進攻來攻擊日本本土。我們所想到的是日本人以武士道的精神，拚命抵抗，到死方休。不僅在對陣作戰是如此，而且在每一個洞穴，每一條壕溝裏也都是如此。我心中有著衝繩島的景象，那邊有好幾千日本人不願投降，等他們的領頭莊嚴地實行切腹禮以後，就排成一隊，用手榴彈毀滅自己。
登陸衝繩島，戰鬥中的美軍士兵
要一個人一個人地消滅日本人的抵抗，一寸土一寸土地征服那個國家，很可能需要喪失100萬美國人和50萬英國人的生命——如果我們可以把更多的人運到那邊，損失還要大，因為我們決心要同美國共患難。現在這一個可怖的夢境已經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在一兩次劇烈震動之後整個戰爭結束的景象——似乎真是光明而美麗。我立即想起素以勇敢使我敬服的日本人，自從這種幾乎不可思議的武器出現以後，或許會從中找到一種借口來挽回他們的麵子，並且脫卸他們戰至最後一人的責任。此外，我們不需要蘇聯人了。日本戰事的結束不再倚賴於他們的大軍源源參戰以從事於最後的和曠日持久的屠殺。我們無需乞求他們的恩惠。
隔了幾天，我寫信給艾登先生說：“事情十分清楚，美國現在不希望蘇聯人參加對日作戰了。”因此那一連串的歐洲問題，可以就他們本身的利弊並且按照聯合國的大原則來處理。我們似乎突然得到了上帝恩賜的良機，可以減輕東方的屠殺，並且在歐洲得到了幸福得多的前途。我覺得毫無疑問，我的美國朋友的心中也有這些思想。無論如何我們從來不曾花一刻工夫來討論到底應否使用原子彈。為了避免大規模的無止境的屠殺，為了結束這場戰爭，為了使世界得到和平，為了使苦難中的人民得到安撫，而不惜付出幾次爆炸的代價，來顯示一種無比的威力，這在我們曆盡一切艱辛危險之後，不失為一種拯救生靈的神奇事跡。
在實行試驗以前，英國對於這種武器的使用，已經在7月4日在原則上表示同意。現在作最後決定的，主要在於擁有這個武器的杜魯門總統，但是我始終沒有懷疑過他會作出什麼樣的決定，事後也從沒有對他做法的正確性表示過懷疑。對於應否使用原子彈來迫使日本投降的決定，從來就沒有人提出爭議過，這是一個永不改變的具有曆史意義的事實，後代必然會加以判斷的。至於在當時的會議桌上，大家是一致的、自動的和毫無異議地讚同這樣做法，我也從來沒有聽到有人做過絲毫的暗示說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1945年7月26日，美國總統、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和英國首相發出一個最後通牒，要求日本軍隊立即無條件投降……這些條件遭到日家軍事統治者的拒絕，因此美國空軍訂出計劃，準備在廣島和長崎各投一個原子彈。
我們同意對於居民們給以一切準備機會。實施的程序都詳詳細細地擬出來。為了盡量減少生命的損失起見，在7月27日散發傳單警告11個日本城市，它們將遭受猛烈的空中轟炸。下一天其中6個受到襲擊。7月31日另有12個城市受到警告，其中四個在8月1日遭到轟炸。最後一次警告是在8月5日發出的。到了那個時候，據稱超級空中堡壘每天散發了150萬張傳單，還有300萬份最後通牒。到了8月6日方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密蘇裏”號上代表日本簽署了投降書（佚名拍攝）
在對日戰爭收場的時候，我已離職，我隻簡單地把它們記下來。8月9日，繼廣島一彈之後，第二顆原子彈落在長崎市。次日，日本政府不顧一些軍閥極端分子的叛亂，表示：如果不損害天皇作為一國元首的特權，同意接受最後通牒。盟國政府，包括法國在內，答複他們，天皇應該受盟軍最高統帥部的節製，他應該授權並且保證降書的簽訂。盟國的武裝部隊將留駐在日本，直到波茨坦會議所提出的目標達到為止。這些條件在8月14日都被接受。艾德禮先生在半夜把這個消息廣播出去。
盟國的艦隊駛進了東京灣，9月2日早晨在美國戰列艦“密蘇裏”號上日本簽訂了正式投降書。蘇聯在8月8日對日宣戰，離敵人崩潰隻有一周。然而它照樣要求交戰國的全部權利。
對於執行投降條件，我們不容許有任何拖延。馬來西亞、香港和荷屬東印度的大部地區仍然在敵人手中，還有其他地方的一些孤軍可能不顧天皇的命令而繼續作戰。因此占領這些廣大地區成為當務之急。蒙巴頓將軍自緬甸戰役以後，即一直在準備解放馬來西亞，並且已經為在瑞天鹹港（巴生港）附近登陸作好一切準備。9月9日實行登陸。9月初占領其他港口時，沒有戰事，到了9月12日蒙巴頓在新加坡舉行了一次受降儀式。
一個英國軍官，海軍上將哈考特，在8月30日抵達香港，9月16日接受了該島日軍的正式投降。
在美國有些人相信多多利用以中國或以西伯利亞為基地的空軍力量，可以更經濟地擊敗日本。他們主張單憑空軍的行動，一樣可以切斷日本的海上交通，並且摧毀它本土的抵抗力量，而不必從海上作耗費很大的長途跋涉以進行進攻的序幕戰，空軍中先進的代表人物主張其他地區像緬甸、馬來亞及東印度群島的政治目標可以暫時放棄，等到空戰取得勝利以後，可以不戰而得。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卻不讚成這些意見。
認為日本的命運決定於原子彈是錯誤的。在第一顆原子彈投下以前，它的失敗已經注定，而造成這個局麵的是壓倒一切的海上威力。隻有這個使我們有可能奪得海洋上的基地，從那裏進行最後的攻擊，並且迫使它的京畿軍隊不打一仗即投降。它的船隻已遭到摧毀。它開始投入戰爭時有550萬噸以上的船隻，後來由俘獲和新造所得，噸位有所增加，但是它的護航製度和護送艦隻，力量不足，並且組織得也不好。
被擊沉的日本船隻超過850萬噸，其中有500萬噸是被潛艇擊沉的。我們是一個島上的強國，同樣依靠著海洋，可以從中吸取教訓，假如我們不能製勝德國的潛艇，我們自己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波茨坦會議上，我們麵臨著的問題之中，對日戰爭的勝利既不是最難的問題，也不是影響最大的問題。德國已經被打垮了，歐洲必須重建起來。士兵必須回家，難民隻要可能，必須回國。尤其是，各國必須謀取和平，使大家能在和平中一起生活，即使得不到舒適，至少應有自由和安全。
我不打算把我們在正式會議和私人談話中，關於壓在我們身上的許多迫切問題所交換的詳細意見加以複述。其中有許多到現在還沒有解決。英國為了波蘭而戰，但波蘭現在既不自由，又不平靜；德國還是分裂的，同蘇聯還不和睦。蘇聯取自波蘭的土地，波蘭取自德國的土地，德國和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我們的討論中，這些是淩駕一切的話題。
我們在雅爾塔曾有約定，蘇聯的西部邊界應該推進到波蘭境內的寇鬆線為止，因而一向承認波蘭也應當大體上從德國領土取得補償。問題是取得多少？它應該在德國挺進到多遠？關於這個問題，頗有不同的意見。斯大林要把波蘭的西部邊界沿奧得河推進到與西尼斯河合流處；而羅斯福、艾登和我堅持應該止於東尼斯河。三國首腦曾在雅爾塔公開約定，把這件事情與波蘭政府商議，並且留待和平會議作最後解決。
我們竭盡全力隻能做到這個地步。但是在1945年7月裏，我們麵臨著一種新的局麵。蘇聯已經把她的邊界推進到寇鬆線。
據羅斯福和我的體會，這意味著住在這條界線另一邊的三四百萬波蘭人不得不向西遷移。現在我們遇到的一些事情比這些情況要壞得多。受蘇聯支配的波蘭政府也已經向前推進，不是到東尼斯河而是到西尼斯河。這個地區裏，大部分住的是德國人，雖然已經逃跑了幾百萬，還有許多留在後麵。我們怎樣來處置他們？遷移三四百萬波蘭人已經夠麻煩的了。我們是不是還要遷移800萬以上的德國人？這樣的遷移即使認為可以完成的話，剩下的德國土地也沒有足夠的糧食來養活他們。德國的糧食大部分就是從波蘭人奪去的那片土地上得來的。如果這片地不給我們，那麼留給西方盟國的隻是已經遭到破壞的工業地帶和饑餓而膨脹的人口。就歐洲未來的和平來說，這是一個大錯，那個阿爾薩斯—洛林和但澤走廊問題，跟這個比較之下，顯得渺小了。總有一天德國人會要回他們的領土，而波蘭人將無法阻止他們。
7月24日下午3時15分，以貝魯特總統為首的波蘭臨時政府的代表們到環行街我的寓所裏來。艾登先生和我們駐莫斯科的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以及亞曆山大元帥都和我一起參加會見。
我一開頭就提醒他們，英國是為了波蘭不受到侵犯而參加戰爭的。我們一向非常關心波蘭，但是現在人家提供給它的，顯然也是它自己所要得到的邊界，意味著德國將失去它在1937年所擁有的可耕地的1/4。有八九百萬德國人將必須遷出，這樣大量的移民，不僅震動了西方民主國家，而且也使英國在德國的占領區直接受到危害。因為我們不得不維持到那邊求庇護的難民的生活。結果將是波蘭人和蘇聯人握有糧食和燃料，而我們隻有吃飯用的嘴巴和生火用的壁爐。我們反對這樣的分割，而且我們深信波蘭人向西推進得太遠，正像他們一度向東推進得太遠一樣，是危險的。
我告訴他們還有別的事情使我們感到不安。如果要消除英國輿論對波蘭問題的疑懼，那麼選舉應該做到真正自由而不受限製，一切主要的民主黨派應該有充分的機會來參加，並且宣布他們的政綱。波蘭應該盡量容納所有溫和分子參加它的政治生活，而不應該把一切不符合極端分子的主觀成見的規定的人都加上罪名。
在目前歐洲這樣混亂的局勢中，任何有權力的人都可以打擊他的對手並定他們的罪，但是唯一的結果是把中間分子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要成為一個國家須容納各種人在內。波蘭還經得起國家分裂嗎？它應該力求廣泛的團結，既和蘇聯朋友攜手，也同樣和西方攜手。例如，基督教民主黨還有國家民主黨裏麵沒有同敵人積極合作過的一切人士，都應該參加選舉。我們期望報紙和我們的大使館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觀察和報道在選舉以前和選舉期間所發生的情況。唯有通過容忍，甚至有時還需要相互寬恕，才能使波蘭繼續得到西方民主國家的尊重和支持，尤其是英國的尊重和支持。
我的呼籲歸於無效。我所預言的“嚴重後果”有待於世人去衡量。最後這一次“三大國”會議的命運是“挫折”。我不打算把我們曆次會議中所提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全都加以敘述。